姚树洁 汪锋: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先进思想体系

——新常态下落实“四个全面”路径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0 次 更新时间:2015-07-31 12:24

进入专题: 四个全面   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依法治国   从严治党  

姚树洁   汪锋  

 

【摘要】“四个全面”让中国的富强之路,获得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支撑,将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最重要的国家战略,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思想战略基石,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总纲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四个全面作为党指导经济社会建设的根本指针,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历史背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运用经济学理论解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联系,为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参考,是一项重大的跨学科理论课题。

【关键词】“四个全面” 小康社会 深化改革 依法治国 从严治党

 

先进的思想体系是国家民族富强的本源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在东亚地区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从人口和产出来看,直到清朝中期,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占全球总量的近30%。但在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之后,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科学技术和人均产出上的差距迅速拉大。回顾历史,中国在农业社会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紧密相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治理结构保障了中华民族近2000年的文明发展。而西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出现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形成的思想哲学体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由此可见,思想体系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源动力,由思想体系发展引发的创新和实践活动是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根本方法。同时,思想体系的发展也不是凭空出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同时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也会反过来不断修正和发展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基础,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化之后逐步僵化,无法适应基于商品贸易的社会大分工和工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基础之上,对政治制度、国家治理体系迅速做出了调整,形成一整套先进的西方文明体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饱受列强入侵,国家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急剧衰落。从戊戌变法到北洋政府、从北伐战争到建立民国,中国人尝试了各种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然而由于缺乏思想基础,这些探索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时起,实现国家富强,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工业国的梦想仍然是全体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史和建国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在吸收引进外来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能及时发现其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特征不相符之处,并通过实践予以修正,进而发展出适应中国实际的思想体系。中国革命最终的胜利离不开从井冈山走出来的毛泽东思想,摒弃了盲目学苏联革命经验试图依靠大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在“如何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这一关系到中国如何富强的关键命题上,沿袭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靠集中全国之力突破工业化的重要关键点,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基本建成了完整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体系,保障了国家安全。依靠强有力的国家动员能力,完成了现代国家行政治理框架的构建,使基础教育、基本卫生医疗、交通通讯电力等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深入到国家最基层的每个角落。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6岁,上升到1978年的65岁,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但在全球技术进步加速,社会分工加深的背景下,计划经济体系,及其背后的国家发展思想体系已经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在中国需要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关键时间点,提出并不断完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体系,找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阻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改革开放,适应全球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的新形势,妥善利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将中国社会经济推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轨道。

一个国家生产潜力的发挥离不开一整套完善的、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制度设计和安排。邓小平理论,以及其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重要的思想体系着眼于通过不断“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释放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生产要素的发展潜能来发展经济,并逐步建立起适应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治理体系和制度,将计划经济时期模糊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边界清晰化,使企业和政府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发挥组织社会生产、消费和分配的角色。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使中国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改革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推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通过自身的智慧去解决问题,然后向全国推开几乎成为改革的常态。改革缺乏明确目标、制度安排缺乏顶层设计,广大老百姓不理解、不明白政府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手段,使得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常常受到质疑。一些不了解中国的人不时提出“中国崩溃论”,虽然事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但也严重干扰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带领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信心。

“四个全面”重要思想的提出,为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建立起了目标框架和实现手段,从思想体系和理论高度强调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一个国家的发展,财富的创造源于全体人民的辛勤工作,而发展的成果也理应惠及全体人民,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更多的GDP数量指标,还应包括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经济建设和制度安排要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帕累托改进为目标。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除了依靠全体老百姓的辛勤工作以外,制度建设被提到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样重要的位置。制度建设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原有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深刻反思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加快制度更新,破除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和阻力,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正义;二是通过推进法治建设,将成熟的制度设计法制化、规范化,依靠法律制度替代官僚作风,减少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三是突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向腐败和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党、全国利益的少数分子宣战,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领导力量的先进性。“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手段,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中国制度建设的发展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体系保障。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和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经历的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每个中国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长期经济增长带给自己和家庭的巨大变化。对比祖辈、父辈在相同年龄能够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为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而激动不已。而与世界先进的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从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人均收入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中国已经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是理解“四个全面”重要思想的基础。

讨论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无法绕开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之初,是一个人均产出很低的农业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品十分缺乏,并大量依靠进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对如何完成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认识不足,沿袭苏联的经济建设思想,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的组织模式,将绝大部分经济资源控制在国家和政府手中,使用计划指令而不是价格机制来组织社会生产。如果仅从产出来看,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速度并不慢,GDP年均增长6.14%,人口由建国之初的5.4亿增长到1978年的9.6亿,第一产业占比由1952年的51%下降到1978年的28%,第二产业占比由1952年的21%上升到1978年的48%,基本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国家行政治理结构建设,取得了核武器研制、人造卫星发射等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都不逊色的科技成就。但计划经济时期产出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居民消费的增长,每年新增产出的绝大部分被计划经济体制用于增加物质资本投入,而不是增加消费和改善人们生活条件,人民普遍生活贫困。高积累低消费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并带来工业企业缺乏盈利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价格信号扭曲、商品短缺、限制人口流动的农村户籍制度安排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逐步放开对经济资源的国家控制,按市场经济规律组织生产,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GDP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63.64万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36年实际增长了近30倍,不仅远远超过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优于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腾飞阶段所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进出口贸易额,城市化率等经济指标也实现了高速增长,贫困人口迅速减少,使所有国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将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及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堪称世界经济史上最璀璨的经济增长奇迹。

与韩国、台湾等亚洲其他直接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和外向型经济,完成由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经济体相比,中国在通过对外开放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主导的工业以实现经济起飞的同时,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起来的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和科研教育体系,加上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地区间经济协作机会,因此能够在完成经济起飞之后的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实现由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关键飞跃,从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在发展的初期主要依靠吸引大量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为目的的外向型经济,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几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深圳市依靠向内地转移原有产业,吸引全国优秀人才,已经成功转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科技工业产品研发和生产基地,高新技术工业产值位居全国前列,并有可能成为引领中国工业部门自主创新的领头羊。

中国经济增长是后发优势的典范。后发优势是指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由于人均物质资本水平低,受资本报酬递减的影响相对较小,工资水平低,能够通过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引进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实现低成本技术进步和国家工业化,进而实现比经济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后发优势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人均产出差异存在缩小的趋势,但世界范围内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未出现缩小的现象,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等发挥了后发优势,成功地由发展中经济体跃升为发达经济体。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仍然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外国资金和技术,无法实现经济的起飞。南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利用后发优势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和融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但由于不太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缺乏足够的自我创新能力,产业无法升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几十年而无法自拔。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方面取决于建国以来不断积累起来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制度能否不断做出适合经济发展水平的改革和调整。如何激发资本、劳动、知识、技术和各种自然资源的最大生产潜能,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没有一套高效运转的社会制度,后发优势就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世界上仍然存在如此众多欠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相对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或引进国外资源来实现经济起飞,经济制度通常来源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其转变往往是缓慢的,并且很难将他国业已成熟的经济制度照搬到本国使用。“四个全面”着眼于制度建设,符合中国现阶段和今后长时间发展的需要,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最关键的战略思想。

中国经济“新常态”和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随着资本要素报酬递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步缩小,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调整,经济增长将由要素投入增加驱动的数量规模扩张,转变为技术进步驱动的质量效率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计划经济遗留的制度设计安排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之间存在的矛盾日益突出。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5年,最重要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补充。“邓小平理论”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制度建设和改革问题上,从容易的做起,进行增量改革,将争议大的难点留待经济发展之后再来解决。这一策略在改革开放初期是行之有效的,能够迅速释放生产力,实现经济起飞。但随着经济的深度发展,容易改革制度的发展潜力逐渐释放完毕,原有体制中的改革难点已经越来越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存量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事实上,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补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已经初步涉及到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内容。无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抓大放小”国企改革、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财政分权改革,还是本世纪前十年的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改革步伐从未停止,并为下一步的改革做好了铺垫。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对充分就业、财政收支平衡等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另一方面充分暴露出被高速经济增长掩盖的体制机制问题,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提供了机会。在经济“新常态”下暴露出来的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投资率高,劳动收入占比低。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中国的投资率就很高,大量的产出被用于资本积累,而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占比长期偏低,劳动者的收入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居民消费增长,使城乡物质匮乏成为计划经济的常态。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引入了市场经济和价格机制,但大量劳动力供给和仍然稀缺的资本,造成投资率偏高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经济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对GDP数量的追求,使追逐资本投资成为赢得GDP锦标赛的重要手段。基于经济高速增长预期背景,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将大量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其他行业,尤其是创新产业的投入。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投资率)由1982年的32%上升到2013年的48%,其中,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50%。大量的投资使中国工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迅速向世界一流国家靠拢,但资本都是要求回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度投资会压低投资回报率,使投资在财务上不可持续,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高投资对应于低消费和劳动收入,使国内市场消费不足以支撑新形成的产能,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投资率偏高和过度投资既是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发展的动力来源,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制约中国经济减速提质的关键点。

产权制度安排,以及政府、国企的边界。产权明细是市场经济和价格信号发挥作用的基础。计划经济将整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没有明确的产权制度安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源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重新安排。随后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都是在不断明晰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产权界限,从而不断强化价格信号作为市场经济调配资源的关键作用,进而不断激发普通劳动者的生产热情,提高经济活动效率。中国从计划经济不断向市场经济转变所做的改革,一直强调先易后难,对关系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土地产权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时间表。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产权制度缺位,被资产增值所带来的收益所掩盖,而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新常态”之后,产权不清晰问题有可能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以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为例,当前大量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于国有土地出让收益,而土地产权不明确使土地增值收益无法被社会各阶层分享,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往往成为引起社会矛盾的关键点。新形成的基础设施同样存在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对于使用道路的普通消费者而言,中国高速公路几乎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交通基础设施,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为出发点的道路收费行为,被不明确的产权严重扭曲,占据公共资源兴建道路的经营主体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必然宣称自身亏损严重,需要持续占有收费权。

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之初进行增量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的出发点。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人的确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实现了富裕的目标。但不可否认,在产权制度不明晰的制度背景下,也存在一部分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攫取了不应当属于自己所有的社会财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过大的0.4的标准。中国现阶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动和其他要素投入分配的合理部分,同时也存在制度设计不完善、产权不明晰带来的不合理部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按照劳动者自身付出的劳动和努力获取报酬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同的基本经济活动准则。市场经济允许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以激励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强调公平交易,那些利用产权漏洞,通过非法手段攫取不应属于自己的社会财富的行为破坏了市场经济赖以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反映了普通百姓对宽裕、殷实理想生活的追求,也包含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能否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解决在前期增量改革中一直回避的制度设计和明确产权界定的问题,处理好先富和共富的关系,解决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问题是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

改革的顶层设计。要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制度设计和产权界定问题,依靠增量改革,利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来规避不断出现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难以延续,中国面临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问题。改革有两种路径,一是“自发”形成的改革,过去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的改革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在逐步释放被原有制度安排束缚的生产力的过程中,通过经济特区先试先行,将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改革方案逐步向全国铺开,实现增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目标;二是基于先进的思想体系和现实问题的认识,提前布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在社会经济发展遇到关键瓶颈,渐进式的“自下而上”的增量改革无法达到使制度安排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特征时推出,帮助经济突破关键制度障碍,为长期可持续增长打下基础,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总理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有先进的思想体系作为指导,可以在关键领域、关键时间点形成一点突破、全盘皆活的作用,辅以对制度安排进行修补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能够形成持续的释放社会生产力的驱动力。因此,“四个全面”中“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以“四个全面”先进思想体系为指引,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小康战略目标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完善中国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明确各级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使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基础。

法律作为制度安排的基础作用。“自下而上”的改革由于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往往与已有的制度安排不兼容,需要不断调整作为经济活动基础的制度安排,这给各类经济活动留下了灰色地带,一些合理但不合法的经济行为被政府默许并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改革推进,而一些合法但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并为部分人利用,攫取社会财富。制度安排的灰色地带使社会矛盾激化,不同主体对制度安排的不同解读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冲突。法律是规范化的制度安排,不允许灰色地带的存在,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相比,严格按照正式的法律条文行事,可以增强老百姓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都可以做,法律规定的事情都必须做,将法治作为政府和市场各自行事的边界,有助于理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旦明确了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自上而下”的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突破点,那么“四个全面”中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制度安排固化下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过程中,以立法为先导,以严格执法为手段,避免灰色地带的产生将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是保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基础。也可以这么说,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世界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由于产权制度不明晰、法律体系不完善、经济活动的灰色地带和政府对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过度干预,一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攫取了非法的财富。这些情况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反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发展和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引领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并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大批贪腐官员落马,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官员自身品质低下,另一方面是治党不严所致。腐败严重损害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是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的一大推手,是中国社会经济长期而健康发展最大的拦路虎。当前严厉的反腐败斗争对于恢复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意义重大,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与此同时,根除腐败存在的制度设计上的灰色地带,以明确的法律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避免政府官员干预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是关乎中国共产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四个全面”中的“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仅是单纯一时的反腐败斗争,更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提出的宏伟发展目标。

“四个全面”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纲领

从字面意思上看,“四个全面”很容易被片面地理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途径。实际上,详细梳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能够发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反映了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背景下,先进的思想体系对“如何实现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升级?如何从片面强调GDP向关注民生和社会公平正义转型?”作出了科学回答。

通过进一步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全面制度建设,提高内生经济增长的动力,全面发挥国内现有技术、劳动、资本、土地、知识及各种其他自然资源的生产潜力,特别是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增长趋同潜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建立一整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是“四个全面”的重要思想内涵。例如,通过“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使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通过交通、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增长趋同,盘活全国所有地区的要素资源。通过将改革的成果形成法律条文,依据法律减政放权,将市场的权利还给市场,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一方面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充分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增加政府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在经济增长调速的背景下,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用好“双引擎”,力推中国经济爬坡、转型和技术升级,确保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增长质量的不断提升。

“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方略非常具体,让老百姓听起来有血有肉,容易理解,使大家明确努力的方向不仅仅是共同富裕,还有保障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设安排。这些制度安排逻辑严密,环环相扣,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

“四个全面”不仅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同时也不回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从制度建设的高度为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改革和法制化建设,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调动全国人民的力量,全面激活和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把经济社会建设推进新的、更高水平的发展轨道,坚定信念去奋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富强。

 

作者简介

姚树洁,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创建院长,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学原理、制度经济学。主要著作有《Economicgrowth,incomedistributionandpovertyreductioninChinaundereconomicreforms》等。汪锋,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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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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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7月上,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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