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事件与秩序:一种社会形态变迁的解释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6-09-18 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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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内容提要:如果以“事件”分析框架来探讨事件性质、类型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社会秩序大致经历从稳态到亚稳态、亚稳态到新的亚稳态、新的亚稳态到新的稳态的渐变过程。在事件与秩序的理论模型中,通过厘清事件在秩序转换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有助于为社会形态的变迁做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健康、平稳发展提供一种理论分析思路。

   关键词:事件/秩序/稳态/亚稳态/社会形态变迁

  

   自霍布斯发出“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哲学追问以来,社会秩序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哲学讨论的核心议题。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和霍布斯思想的崇拜者,孔德将这一命题确立为社会学亘古不变的中心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孔德之后的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等社会学大师也都是在回应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有论者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因社会转型而生的现代社会学[1]7-8源于西方思想家对社会秩序的关注并不为过[2]24。其实,对社会秩序的孜孜探索并非西方思想家的“专利”。如张德胜所言,“秩序情结”一直是贯穿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条主线[2]110。无论是主张“礼治秩序”的儒家、“强制秩序”的法家、“自然秩序”的道家还是强调“尚同秩序”的墨家,都是在回答社会秩序如何维系这一核心问题[2]24-86。而对社会秩序的深度思考和关切源于他们自身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抑或说社会过渡期,如诸子百家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德、涂尔干等人所处的神学长时间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面对社会秩序的失调与混乱,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终其一生都在探求重建新秩序的途径。

   无论是西方哲人提出的“社会秩序为什么是可能的”这一智性问题,还是中国古代先贤试图要解决的“如何建立社会秩序”这一规范问题①,他们在学理上或多或少都触及这样一点:一种社会秩序向另一种社会秩序过渡或变迁的动力是什么?或者说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秩序之间的转换?孔子的“礼崩乐坏”,霍布斯的订立契约、建立国家以摆脱“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3]94,孔德的政治、经济与才智等各部门的矛盾,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帕森斯有关社会系统的紧张与失调以及达伦多夫等人的冲突论视角都从各自领域来阐释社会秩序的变迁问题②。由于本身所内含的巨大张力,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既“古老”又“常新”。尤其是对于目前的社会转型期而言,对“秩序”的关注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做的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事件”出发,通过探讨事件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在微观的“事件”与宏观的“秩序”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以此为社会形态的变迁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视角。

  

   一、何为“事件”?事件何以成为“事件”?

   “事件”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词汇,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意义还远值得我们挖掘。这一点在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已经得到证明③。通常认为,事件是“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4]1153,不过事件也可以是年鉴学派所言的“个人接触的日常生活”[5]51。而在我们看来,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并不在于其本身的“大小”,而在于它对利益相关人或所处社会的连带意义。一个事件可能具有很多连带意义[5]51,也正是在意义这一点上,事件本身就具备了成为一种社会秩序转换中介的潜能。譬如以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视角为例,国家实现社会秩序的转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一系列对社会秩序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单位制与全能型政府职能改革背景下所兴起的“国家—社会”解释框架中,事件已成为国家与社会相互联结的桥梁。另外,一系列的人类学著作也在这方面树立了可供借鉴的模板。例如黄树民先生在《林村的故事》中以叶文德书记的生命史为主线,透过他的生活经历、故事以及各个时期的社会事件,展现了林村的社会变迁并“由此侧见中国历史上骚动不安的一页重要篇章”[6]前言18。因此,本文认为,事件以及相应的事件分析方法在社会秩序转换与变迁方面有着较强的解释能力。

   如上文所述,事件分析并非一个新概念,在很多学科尤其是历史领域已经有了诸多应用。通过对事件的分析,从关注事件本身转向对事件背后的社会制度、结构和关系的探查。这样事件也就成为了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敞开事件④,并由此获得一种事件性质与社会秩序的分析视野。当然,像法国年鉴学派,如布罗代尔等人对事件分析方法基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事件在其研究视域中处于被忽视乃至被遗忘的状态,因为他们致力于追求的是一种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长时段有其自身的优势,但需要调用的资源多、成本过高则是其致命伤。相对而言,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的研究方法,事件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在社会学研究中运用,甚至实现转化和创新。

  

   二、卡尔•曼海姆的追问:怎样的事件?理性与否?

   我们试图以事件为出发点来探讨社会秩序的转换机制,著名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对“事件”的理解可以成为厘清这一叙述主题的关键索引。曼海姆将“事件”区分为“已经形成的事件”和“正在形成的事件”两种类型[7]113-114。按笔者的理解,“已经形成的事件”并不只是针对历史中已经发生的社会事实,而同样指向现实与未来,指涉诸如例行化的、科层制中反复出现的事情。这种类型是“木已成舟”,亦即当类似事情发生的前兆都已具备时就会出现一种结果。换言之,在相同的社会机制中会出现同样的事情结果,并导致同样的社会秩序。而“正在形成的事件”则不是指涉惯例结果,而是指向一种变异、改良或革新,出现了许多外界涌进来的、不同往常(或之前社会机制无法掌控)的要素,因而其结果是未知的,导向何种社会秩序也是暂时未知的。这种事件是一种过渡性事件,并未被一个组织、科层或共同体所完全接受、内化。

   曼海姆之所以展开这样两种事件分类,实际上是试图对“行政”与“政治”进行区别[7]114。行政是一种例行化的表现,而政治是波诡云谲的,因而一个公务员的日常工作只能算是行政而非政治。“已经形成的事件”是“行政”,而“正在形成的事件”是政治。此外,曼海姆还有另外一种引申,即两种事件类型分别对应“理性”⑤与“非理性”[7]115。前者对应马克斯•韦伯所喻的科层制式的现代理性,是一种既定的、有轨道的图示,后者则对应曼海姆自身所热衷的没有固定方向的社会秩序。

   当曼海姆将“理性与否”与“怎样的事件”进行勾连时,我们实际上获得了一种判断事件性质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分析视野。如果一个社会本身相对稳定,具备了维持社会秩序的规则、规范,那么在这一秩序框架下发生的事件也多为“已经形成的事件”。相反,当某种事件本身具有变异性,不在既定轨道之内时,研究者应该警觉的是,当下发生的事件为何与以往不同?它将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和以往发生事件、处理事件的既定轨道、规范和框架产生怎样的挑战?如果说一个社会已经具有理性系统,但当这种理性系统面对异质性的因素尤其是异质性来自外部时,是不是更加可能发生“正在形成的事件”⑥?

   需要强调的是,曼海姆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不会对某种事件类型情有独钟。辩证、严谨的思维使其同时对两种事件类型进行了柔性的界定,即两种事件没有绝对的意义,二者之间是可以转变、互换其“事件”特质的[7]114。这对于具体分析将获得的启示是:当一个“正在形成的事件”被原本的社会规范体系识别之后,事件所带来的观念冲击、规范调整也将被整合进原有的社会秩序中;当然,如果事件本身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力量足够强大,那么原有的社会秩序也可能面临崩溃⑦。

   曼海姆对事件类型的划分以及事件与秩序之间关系等方面的分析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发。这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事件与社会秩序的联系,肯定了事件在秩序转换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也使我们隐约看到了事件作为一种动力对社会秩序变迁的潜在影响。此外,事件尤其是对秩序可能造成影响的。“正在形成的事件”一般也会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并对其固有的知识体系进行部分否定。而思维观念、意识形态上的改变通常是一种新秩序开启的先声。例如我们都熟知的王海事件。正是王海这样一个知假买假“专业打假人”的出现,才使更多的人认识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记住了“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要加倍赔偿”这一惩罚性条款。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则以湖北青年孙志刚的生命为代价,促使国家废止了实施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这两起事件在唤醒人们法律意识的同时,也以一种里程碑式的历史符号无形中推动着中国法治秩序建设的进程。

  

   三、事件与秩序的张力: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在动力之一

   由上述微观事件扩展开来,以在更宏观的层面探讨事件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及其秩序转换的动力机制是研究这一问题的目标所在。

   (一)一种理想类型划分:稳态秩序与亚稳态秩序

   众所周知,一种稳定秩序向另一种稳定秩序的转换或变迁有多重历史因素的影响。以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为例,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显然不容忽视⑧。此外,整个社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的转变也起到了一种先导作用。当人们普遍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神学、形而上学提出质疑和挑战时,思想革命作为历史的推手显示出极为强大的能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从精神、道德和观念等层面对社会变迁的动力、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孔德的“实证精神”⑨、“道德情感”和“人道宗教”,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职业道德”,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无不反映了这一点。他们试图通过这些思维观念、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策,建立一个现代性的“美好”方案。

   孔德、涂尔干等人所处的是一个规则庞杂、观念混乱的时代,但不容辩驳的是,被他们所否定、抛弃的封建社会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在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规则完备,社会运行井然有序。同样,他们欲将迎接、拥抱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稳定平衡的社会,我们不妨将这种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称之为“稳态秩序”⑩。这种稳态秩序可大至一种社会形态,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小至一个历史阶段,如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期(11)。在稳态秩序中,社会规则和意识形态相对稳定,社会控制体系健全,人们行为的可预见性强,各种事件在现有框架下基本都能得到妥善解决。与“稳态秩序”相对应的是“亚稳态秩序”,它是一种稳态秩序向一种新的稳态秩序过渡的必经阶段,犹如上述孔德、涂尔干等人的动荡时代。很明显,在亚稳态秩序中,社会规则的稳定性较差,规范变化相对较快,社会控制体系不够健全,行为的可预期性较弱。由此各种越轨行为也就相对较多,随时可能有新的事件在现有秩序框架下溢出,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但作为两种稳态秩序的中间过渡阶段,只有经历过一系列的亚稳态秩序之后,才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稳态秩序。由此可见,秩序、规则、事件等从来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鉴于此,相对于亚稳态秩序,本文将稳态秩序归结为三个特点:稳定性、完备性和合法性。所谓稳定性,即在稳态秩序的框架下,社会处于一种良性运行的平衡状态。社会规范变化相对缓慢,人们的行为彼此之间有较为稳定的预期。所谓完备性,指社会控制体系健全,所有的事件在这一秩序框架下基本都能得到解决。此处的事件也多为曼海姆意义上的“已经形成的事件”或“结构性事件”,即它们在既定秩序的理性控制系统范围内。而处于亚稳态秩序时,由于规范、规则的不完备,时常发生事件、纠纷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换言之,会时有作为异质性因素的“正在形成的事件”或“结构化事件”的发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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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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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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