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作为方法的还原

——“篱笆外”与“篱笆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学术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 次 更新时间:2016-07-04 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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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 (进入专栏)  

   最近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呕心沥血写出了《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论语还原》(上下册)《屈子楚辞还原》(上下册),均在书名上标示“还原”二字,将“还原”作为方法论对待。“还原”的要义,是返回历史存在的原点,直接面对原始经典,将之视为古代智者的生命痕迹,从历史现场上窥探诸子的人生、人性、人心,叩问“你是谁?”“为何把书写成这个样子?”“书的字里行间存在着何种生命基因和文化密码?”因而这个还原系列的深处,隐藏着“以史解经典”“以礼解经典”“以生命解经典”的方法论。

   为了阐明“作为方法的还原”,我想从鄙人在哈佛讲演整理稿《借问庄子您是谁?》谈起,兼及在《文史哲》杂志上揭载的《先秦诸子发生学》。从发生学谈论庄子,首先要清理“庄子的国族身份”,因为那里蕴含着庄子的家族文化基因和国族文化生命的秘密。根据《史记》庄子传交代:“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司马迁只讲庄子是蒙地人,并没有因为汉人多指认蒙地在宋国,就说他是“宋蒙人也”,这在《史记》记述诸子的篇章中是一个特例,是一种异变。《史记》对于先秦诸子都交代他们的国族,如“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甚至连一笔提到的“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唯独庄子没有提到他的国族,只说是“蒙人”,这是经过经典细读和对读后,发现明显的异变现象。司马迁没有说庄子是“宋蒙人”,省去一个“宋”字,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地把庄子当成“宋人”对待。那么庄子的国族归属是什么?庄子传结尾处讲了一个故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个故事123字,占全部庄子传281字的43%。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叙事的高手,他在庄子传结尾的这段补叙,是大有深意的,不可等闲视之。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庄子还未得势。那时是黄老的天下,老庄的天下是魏晋,所以司马迁就把庄子传放到《老子韩非列传》中作为附传。要明白庄子是谁?就要解开三个“庄子疑案”:第一,庄子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是贵族教育,学在官府,典籍也为官府守藏,民间无有。庄子写书在知识上是无所不窥,他认为“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推重“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而且中国最重要经典的“六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天下篇》又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说明《庄子》对这个经典系统是熟悉的。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与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同时出土的《六德》也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此墓属于战国中期,可见在庄子时代楚人已知“六经”。不过,这是当时楚太子属官的墓,在经籍存于官府的时代,庄子的知识来源就是一个大问题。庄子作为宋国蒙地一个穷得借粟下锅的“涸辙之鱼”般的穷人,从何获得属于贵族特权的教育资源呢?人们常说,孔子一个大的贡献,就是把官学变成私学,有教无类,但是孔门再传弟子并没有招收庄子为徒,孔门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却没有人写出一部《庄子》这样妙不可言的书。

   第二,庄子具备什么资格去跟那些王侯将相对话?比如去见魏王,穿得破破烂烂,魏王问他:“何先生之惫邪?”他却回答得非常傲慢无礼:“贫也,非惫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徵也夫!”魏王居然没有发怒,没有令人挡驾,或将他赶跑、拘留,似乎是乖乖地听着他高谈阔论。他有何种身份、资格,做到这一点?

   第三,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聘任庄子做官,不仅《史记》有记载,《庄子》书也有两次记载,一在《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住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一在《列御寇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这二则记载,与《史记》所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可资相互参照,底子相似,措辞相异。史书注重年代,强调是“楚威王”聘请;《庄子》记载则在职位上留有分寸,不说“许以为相”,只说“愿以境内累矣”。然而楚国那时是一流大国,区区一个宋国的漆园吏,不见有何政绩,写的文章也没有安邦定国的效能,楚王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请你当大官呢?而庄子还偏偏不愿意去,说自己不愿当牺牲的牛,似乎这邀请还不能排除杀身之祸的潜在危险,宁愿当在河沟里拖着尾巴打滚的乌龟。那两个使者居然也心照不宣地说“还是当乌龟吧”,并无强迫他赴楚的意思,这里又蕴含着何种政治文化密码?

   可能有人会说,庄子寓言都是编出来的,不足取信。但事关个人身世生涯,编撰寓言也要有底线,这是起码的常识,没有底线就是骗子。信口雌黄,那只算是低级的招摇撞骗;要是凭着一点儿底子或影子,添油加醋,“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托意于荒唐谬悠之说,以玩世滑稽,瑰丽纵横,甚至自我标榜一番,这倒不失人之常情。指认身世寓言有底线,是对庄子人格尊重的体现。

   关键在于对庄氏家族的姓氏来源,建立一个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最明确地记述庄氏来源的文献,是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其中说:“生有爵,死有谥,贵者之事也,氏乃贵称,故谥亦可以为氏。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宣氏者,鲁宣伯之后也。”其后又具体解释:“庄氏: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郑樵特别标示,庄氏是楚庄王的后代,也就是说,楚庄王的直系子孙是楚国的国王,旁系或者庶出的子孙,到了孙子这代,就可以用祖宗的谥号作自己的姓氏。郑樵,是12世纪福建莆田人。年轻时就在家乡的夹漈山搭建草堂,闭门苦读三十年,谢绝人事。接着出外访书十年,遇藏书家必借住,读尽乃去。自称:“樵生为天地间一穷民而无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见尽天下之图书,识尽先儒之阃奥,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郑樵遍读唐以前的书,广搜博引,“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写成《通志》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因此他说庄氏出于楚庄王,应是有唐以前的牒谱文献为据的。当然,“庄”是一个美谥,春秋战国之时,以“庄”为谥号的国君有十几个,但庄氏的出处具有特指性,特指和泛指是迥然有别的。因此郑樵言之凿凿地说庄氏出自楚庄王,应是有唐以前的谱牒作根据。这种判断,在唐宋人的姓氏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庄子是楚庄王的支系后裔。

   郑樵毕竟是南宋人,距离庄子已经千余年,对他的说法有必要回溯到《史记》,作进一步的考实。《史记•西南夷列传》里面记载了庄蹻,“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沿用了这个说法。司马迁在这里无意中透露了破解庄子身世之谜的线索:楚国庄氏出自楚庄王,庄子与庄蹻一样是楚庄王之后,可能出自不同的分支。这一点跟《史记》庄子传中,称庄子为“蒙人”而不标示“宋”,结尾处补记楚威王派使者聘请庄子,在认证庄氏的国族上,有着互动互补的潜在契合之处。二者又与《通志•氏族略》形成了一条有效的证据链。这条证据链的有效性,在于证明楚庄王的直系传承王位,就是楚王,他的旁系在三代以后就可以用他的谥号作为姓氏。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他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他曾经兼并了汉水流域的许多小国,把势力范围拓展到黄河洛水流域。在洛阳郊区举行阅兵式,问东周的九鼎轻重。“问鼎中原”,是和楚庄王有关的成语。所以楚庄王的后代用他的谥号作姓氏,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从楚庄王到庄子,过了200多年,应是八代以上,庄氏家族已经是一个很疏远的贵族。总之,以上梳理,构成了一条硬性的证据链:1,《史记》庄子传认为庄子是蒙人而隐去“宋”字,明确记述楚威王派而大夫迎聘庄子——2,《通志•氏族略》明确记载庄氏出自楚庄王,战国有庄周——3,《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庄蹻是楚庄王苗裔。尤其是《通志》的说法,不是泛泛而论,具有专指性质,且有唐前谱牒为依据。

   既然庄子是楚庄王之后,为何会居留在宋国?这里需要以历史编年学,从楚威王派人迎接庄子的材料入手,进行严密的考证。在楚威王初年(公元前339年),庄子大概30岁左右,从这个时间节点往上推42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吴起变法。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开发了江南即洞庭以南的地区,都成了楚国的疆域。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三代以上的贵族是不能世袭的,要充实新开发的土地。这把那些老贵族得罪透了。到了楚悼王一死(公元前381年),这些贵族就造起反来,攻打吴起。吴起就跑到了灵堂里,趴到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疏远的贵族大闹灵堂,乱箭射死了吴起,也射到了楚王的尸体。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所以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继位之后,灭了70多家。庄氏家族应是受此事件的株连而逃亡的。要是我们对战国的地理形势比较了解的话,宋、楚之间,是墨子弟子们的根据地。比如墨者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封邑。阳城君参与射杀吴起事件而逃亡后,墨家巨子就为他守卫阳城封邑,自然也会将楚国同案要犯偷偷送到宋国。庄氏家族逃到宋国十几年之后,才生下了庄子。

   经过以上的国族认证和家族流亡的考证之后,前面提到的庄子身世的三大谜团就迎刃而解。庄子为什么无书不窥?因为他出身贵族,接受的是楚国富有传统的贵族家庭文化教育。《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向申叔时问教太子之法,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乐》”,“教之《语》”等等,这就从楚庄王开始形成了贵族教育的“申叔时传统”,推动了楚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庄子于学无所不窥,得益于这个“申叔时传统”。他依凭什么资格那么傲慢地和王侯将相说话?因为一流大国的楚王可能还会请他回去委以重任,楚国还有他的不少亲友故旧。在吴起之变四十余年后,隔了两代国王了,庄氏家族以及那些疏远贵族的关系毕竟盘根错节,不断有人在楚威王耳边给这70个家族喊冤叫屈,呼吁落实政策,主张将他们的贤子弟迎聘回来,委以重任。楚王因此“闻庄子贤”,才派二大夫到濮水迎聘庄子。《史记》专门提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齐、魏这二位以好客驰名的国君都没有聘请庄子,偏偏没有好客名声的楚威王聘请他,还郑重地派两个大夫请他,并委任重要的实职,这种破格之举,为列国罕见。庄子对家族悲剧未能忘怀,又顾忌楚国政局变幻,还是顺着自己心意,“自适其适”,拒绝了楚国的聘请。从地理学角度看,濮水在楚、宋接壤之处,与庄子、惠施观鱼的濠梁,及墨家巨子活动的阳城相离不远,都在今天安徽西北部。

从老聃到庄周归本于道,都是非议和超越礼制的,实际上乃是非议和超越旧有的处在崩溃中的制度规矩。他们认为礼是忠信之薄,致乱之首;反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主张“法天贵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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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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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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