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作为方法的还原

——“篱笆外”与“篱笆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学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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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 (进入专栏)  

最近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呕心沥血写出了《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论语还原》(上下册)《屈子楚辞还原》(上下册),均在书名上标示“还原”二字,将“还原”作为方法论对待。“还原”的要义,是返回历史存在的原点,直接面对原始经典,将之视为古代智者的生命痕迹,从历史现场上窥探诸子的人生、人性、人心,叩问“你是谁?”“为何把书写成这个样子?”“书的字里行间存在着何种生命基因和文化密码?”因而这个还原系列的深处,隐藏着“以史解经典”“以礼解经典”“以生命解经典”的方法论。

为了阐明“作为方法的还原”,我想从鄙人在哈佛讲演整理稿《借问庄子您是谁?》谈起,兼及在《文史哲》杂志上揭载的《先秦诸子发生学》。从发生学谈论庄子,首先要清理“庄子的国族身份”,因为那里蕴含着庄子的家族文化基因和国族文化生命的秘密。根据《史记》庄子传交代:“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司马迁只讲庄子是蒙地人,并没有因为汉人多指认蒙地在宋国,就说他是“宋蒙人也”,这在《史记》记述诸子的篇章中是一个特例,是一种异变。《史记》对于先秦诸子都交代他们的国族,如“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甚至连一笔提到的“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唯独庄子没有提到他的国族,只说是“蒙人”,这是经过经典细读和对读后,发现明显的异变现象。司马迁没有说庄子是“宋蒙人”,省去一个“宋”字,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地把庄子当成“宋人”对待。那么庄子的国族归属是什么?庄子传结尾处讲了一个故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个故事123字,占全部庄子传281字的43%。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叙事的高手,他在庄子传结尾的这段补叙,是大有深意的,不可等闲视之。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庄子还未得势。那时是黄老的天下,老庄的天下是魏晋,所以司马迁就把庄子传放到《老子韩非列传》中作为附传。要明白庄子是谁?就要解开三个“庄子疑案”:第一,庄子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是贵族教育,学在官府,典籍也为官府守藏,民间无有。庄子写书在知识上是无所不窥,他认为“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推重“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而且中国最重要经典的“六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天下篇》又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说明《庄子》对这个经典系统是熟悉的。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与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同时出土的《六德》也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此墓属于战国中期,可见在庄子时代楚人已知“六经”。不过,这是当时楚太子属官的墓,在经籍存于官府的时代,庄子的知识来源就是一个大问题。庄子作为宋国蒙地一个穷得借粟下锅的“涸辙之鱼”般的穷人,从何获得属于贵族特权的教育资源呢?人们常说,孔子一个大的贡献,就是把官学变成私学,有教无类,但是孔门再传弟子并没有招收庄子为徒,孔门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却没有人写出一部《庄子》这样妙不可言的书。

第二,庄子具备什么资格去跟那些王侯将相对话?比如去见魏王,穿得破破烂烂,魏王问他:“何先生之惫邪?”他却回答得非常傲慢无礼:“贫也,非惫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徵也夫!”魏王居然没有发怒,没有令人挡驾,或将他赶跑、拘留,似乎是乖乖地听着他高谈阔论。他有何种身份、资格,做到这一点?

第三,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聘任庄子做官,不仅《史记》有记载,《庄子》书也有两次记载,一在《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住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一在《列御寇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这二则记载,与《史记》所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可资相互参照,底子相似,措辞相异。史书注重年代,强调是“楚威王”聘请;《庄子》记载则在职位上留有分寸,不说“许以为相”,只说“愿以境内累矣”。然而楚国那时是一流大国,区区一个宋国的漆园吏,不见有何政绩,写的文章也没有安邦定国的效能,楚王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请你当大官呢?而庄子还偏偏不愿意去,说自己不愿当牺牲的牛,似乎这邀请还不能排除杀身之祸的潜在危险,宁愿当在河沟里拖着尾巴打滚的乌龟。那两个使者居然也心照不宣地说“还是当乌龟吧”,并无强迫他赴楚的意思,这里又蕴含着何种政治文化密码?

可能有人会说,庄子寓言都是编出来的,不足取信。但事关个人身世生涯,编撰寓言也要有底线,这是起码的常识,没有底线就是骗子。信口雌黄,那只算是低级的招摇撞骗;要是凭着一点儿底子或影子,添油加醋,“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托意于荒唐谬悠之说,以玩世滑稽,瑰丽纵横,甚至自我标榜一番,这倒不失人之常情。指认身世寓言有底线,是对庄子人格尊重的体现。

关键在于对庄氏家族的姓氏来源,建立一个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最明确地记述庄氏来源的文献,是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其中说:“生有爵,死有谥,贵者之事也,氏乃贵称,故谥亦可以为氏。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宣氏者,鲁宣伯之后也。”其后又具体解释:“庄氏: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郑樵特别标示,庄氏是楚庄王的后代,也就是说,楚庄王的直系子孙是楚国的国王,旁系或者庶出的子孙,到了孙子这代,就可以用祖宗的谥号作自己的姓氏。郑樵,是12世纪福建莆田人。年轻时就在家乡的夹漈山搭建草堂,闭门苦读三十年,谢绝人事。接着出外访书十年,遇藏书家必借住,读尽乃去。自称:“樵生为天地间一穷民而无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见尽天下之图书,识尽先儒之阃奥,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郑樵遍读唐以前的书,广搜博引,“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写成《通志》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因此他说庄氏出于楚庄王,应是有唐以前的牒谱文献为据的。当然,“庄”是一个美谥,春秋战国之时,以“庄”为谥号的国君有十几个,但庄氏的出处具有特指性,特指和泛指是迥然有别的。因此郑樵言之凿凿地说庄氏出自楚庄王,应是有唐以前的谱牒作根据。这种判断,在唐宋人的姓氏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庄子是楚庄王的支系后裔。

郑樵毕竟是南宋人,距离庄子已经千余年,对他的说法有必要回溯到《史记》,作进一步的考实。《史记•西南夷列传》里面记载了庄蹻,“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沿用了这个说法。司马迁在这里无意中透露了破解庄子身世之谜的线索:楚国庄氏出自楚庄王,庄子与庄蹻一样是楚庄王之后,可能出自不同的分支。这一点跟《史记》庄子传中,称庄子为“蒙人”而不标示“宋”,结尾处补记楚威王派使者聘请庄子,在认证庄氏的国族上,有着互动互补的潜在契合之处。二者又与《通志•氏族略》形成了一条有效的证据链。这条证据链的有效性,在于证明楚庄王的直系传承王位,就是楚王,他的旁系在三代以后就可以用他的谥号作为姓氏。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他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他曾经兼并了汉水流域的许多小国,把势力范围拓展到黄河洛水流域。在洛阳郊区举行阅兵式,问东周的九鼎轻重。“问鼎中原”,是和楚庄王有关的成语。所以楚庄王的后代用他的谥号作姓氏,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从楚庄王到庄子,过了200多年,应是八代以上,庄氏家族已经是一个很疏远的贵族。总之,以上梳理,构成了一条硬性的证据链:1,《史记》庄子传认为庄子是蒙人而隐去“宋”字,明确记述楚威王派而大夫迎聘庄子——2,《通志•氏族略》明确记载庄氏出自楚庄王,战国有庄周——3,《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庄蹻是楚庄王苗裔。尤其是《通志》的说法,不是泛泛而论,具有专指性质,且有唐前谱牒为依据。

既然庄子是楚庄王之后,为何会居留在宋国?这里需要以历史编年学,从楚威王派人迎接庄子的材料入手,进行严密的考证。在楚威王初年(公元前339年),庄子大概30岁左右,从这个时间节点往上推42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吴起变法。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开发了江南即洞庭以南的地区,都成了楚国的疆域。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三代以上的贵族是不能世袭的,要充实新开发的土地。这把那些老贵族得罪透了。到了楚悼王一死(公元前381年),这些贵族就造起反来,攻打吴起。吴起就跑到了灵堂里,趴到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疏远的贵族大闹灵堂,乱箭射死了吴起,也射到了楚王的尸体。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所以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继位之后,灭了70多家。庄氏家族应是受此事件的株连而逃亡的。要是我们对战国的地理形势比较了解的话,宋、楚之间,是墨子弟子们的根据地。比如墨者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封邑。阳城君参与射杀吴起事件而逃亡后,墨家巨子就为他守卫阳城封邑,自然也会将楚国同案要犯偷偷送到宋国。庄氏家族逃到宋国十几年之后,才生下了庄子。

经过以上的国族认证和家族流亡的考证之后,前面提到的庄子身世的三大谜团就迎刃而解。庄子为什么无书不窥?因为他出身贵族,接受的是楚国富有传统的贵族家庭文化教育。《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向申叔时问教太子之法,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乐》”,“教之《语》”等等,这就从楚庄王开始形成了贵族教育的“申叔时传统”,推动了楚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庄子于学无所不窥,得益于这个“申叔时传统”。他依凭什么资格那么傲慢地和王侯将相说话?因为一流大国的楚王可能还会请他回去委以重任,楚国还有他的不少亲友故旧。在吴起之变四十余年后,隔了两代国王了,庄氏家族以及那些疏远贵族的关系毕竟盘根错节,不断有人在楚威王耳边给这70个家族喊冤叫屈,呼吁落实政策,主张将他们的贤子弟迎聘回来,委以重任。楚王因此“闻庄子贤”,才派二大夫到濮水迎聘庄子。《史记》专门提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齐、魏这二位以好客驰名的国君都没有聘请庄子,偏偏没有好客名声的楚威王聘请他,还郑重地派两个大夫请他,并委任重要的实职,这种破格之举,为列国罕见。庄子对家族悲剧未能忘怀,又顾忌楚国政局变幻,还是顺着自己心意,“自适其适”,拒绝了楚国的聘请。从地理学角度看,濮水在楚、宋接壤之处,与庄子、惠施观鱼的濠梁,及墨家巨子活动的阳城相离不远,都在今天安徽西北部。

从老聃到庄周归本于道,都是非议和超越礼制的,实际上乃是非议和超越旧有的处在崩溃中的制度规矩。他们认为礼是忠信之薄,致乱之首;反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主张“法天贵真”,不应屑屑然拘束于世俗之礼。正是在老子追求“天道之真”的基础上,庄子进而追求“人心之真”,以此为出发点,庄子“得至美而游乎至乐”,把他的哲学高度审美化或文学化了。他的文学思维,最无匠人气。他以汪洋恣肆、诡异多姿的旷世文章,如百川灌河,如月光泻地,磅磅礴礴又委婉清俊,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为中国文化提供了超越性的审美空间和想象方式,以自然的和方外的人生意象,形成了一个灵气荡漾的“庄生世界”。孟子游说诸侯,凡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亦泰乎?”与孟子同时的庄子,是没有这番派头的。但庄子的思想文章,具有不可磨灭的“青春性”。中国人每当面对“天下何其嚣嚣”,而想返回文化源头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往往都选择这个富有魅力和灵性可人的“庄生世界”。庄生之道,滋生禅悦。

联想到19世纪后半叶,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在《古典学术史》的开篇对古典学的性质、对象和方式表述:“古典学术的对象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及其存在的每一个方面。该学科的任务是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对先秦诸子的反本还原,宗旨也在于走近诸子,激活那个已逝的世界。春秋战国诸子的思想原创,为何能够如此旷世独立而又彪炳千古?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深厚沉积的原始民俗资源和口头传统,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士人的文化解释系统,在撞击王官知识系统时产生巨大的思想爆裂力量。庄子感受到这种爆裂的冲击,以自由精神对民俗信仰和自然百物进行心灵感应,以如梦似烟的寓言抒写了他的诗性哲学。

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庄子作出生命验证。发生学的第一个关键点,是深化对先秦诸子的生命的验证。研究先秦诸子的发生学,必须接近和把握先秦诸子的生命形态,尤其是他的学术生命形态。学术形态,必须在生命形态中获得验证和说明。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口头传统,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资源,用多维或全息的方法,包括历史考证、简帛释证,还有民族学、家族制度、姓氏制度(姓氏制度很重要,因为,先秦的姓氏制度和汉以后的相沿至今的姓氏制度是不一样的)、民俗学、礼学制度、年代学诸多研究方法,尽可能地透过历史的烟尘,包括材料的聚散、解释的龃龉所形成的碎片,去追问诸子是谁,这是发生学的第一关键点。就是说,书是人写的,有人的生命痕迹。

具体到庄子,朱熹就感觉到:“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清末民初的学者刘师培,写了一篇《南北文学不同论》,就把老子、庄子,归为南方的学术,把荀子、韩非归为北方的学术。他说,庄子是宋人,思想是楚国的思想,理由是宋国离楚国比较近。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也说庄子是宋人,但思想是楚国的思想。这使我们有很多迷惑,宋国人怎么有那么深的楚国情结?太史公写《史记》的时候,庄子不显,因为西汉前期是黄老的天下,将老子和黄帝结合在一起,阐发为帝王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讲《六家要指》,认为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讲的是黄老道术,而不是魏晋以后的老庄道家。所以庄子在《史记》里就没有专传,甚至也不是合传,只是列入《老子韩非列传》中作为附传,对庄子的祖宗脉络,就没有交代清楚,只交代他在蒙地做过漆园吏,漆园吏就是种漆和制漆的地方作坊里的小官吏。但是在《庄子》书中,并没有种漆和制漆的专业性记载。

人文学者考证庄子的国族、家族身世,不只是为他填一张履历表,而是为了触摸思想者的体温,破解《庄子》书的生命密码,或文化DNA。既然把《庄子》书,当成庄子本人和他的学派的生命的痕迹,我们就可以通过《庄子》书的文化DNA的取样检测,反证庄子的国族、家族身世。上面以《史记》《通志》等文献作证,属于外证;而从《庄子》书的文化DNA取样检测,属于内证。内外两个证据链的贯串吻合,就可以形成相对周圆的证据环。

对《庄子》文本进行文化DNA的取样,需要我们架起精神现象学的显微镜。这就是从《庄子》文本中撷取他的心灵脉动的样本,考察他在遭遇世界时如何表达自我意识,实现他的个体性的生命形态、生存趣味和表达策略,集合所有这些环节、要素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丝缕,重建庄子自我诉求、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的主体同一性。提取的第一个样品是,《庄子•秋水》里,写了一个凤凰鸟和猫头鹰的故事。这只凤凰鸟叫做“鹓鶵”。《山海经•南山经》说:南禺之山“有凤皇、鹓雏”。郭璞注:鹓雏,“亦凤属”。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说:“凤之类有五:其色赤者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鸑鷟也。”庄子这个故事很有名,说是有只凤凰鸟非甘泉不饮,非竹实不吃,高贵得很。猫头鹰抓了一个死老鼠,怕凤凰鸟抢它,就吓唬那凤凰鸟。在这里庄子自比凤凰鸟,这是楚人的图腾认知,因楚人是崇凤的。楚人崇拜凤凰,有荆州出土文物为证,那里的博物馆藏有漆雕虎座立凤、虎座凤架鼓,丝绣图案也有凤斗龙虎纹样。

关键在于庄子是如何讲故事的?如何讲,是对讲什么的精神因子进行编码。庄子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这只凤凰是南方的鸟类,“生于南海,飞于北海”,跟庄氏家族的根系和迁移轨迹可以合璧。故事是对老朋友惠施讲的,惠施因为促成了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不是今徐州,是滕州东南的舒州)相会,互相承认称王,就当了魏国的相二十多年。魏惠王后元一年(前334),惠施当相不久,听说庄子要谋他的相位,就在大梁搜查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就跟惠施讲了这个猫头鹰用死老鼠来吓凤凰鸟的故事。此事离楚威王元年(前339)派使迎聘庄子,遭到庄子拒绝,才有五年,惠施曾与庄子结伴濠梁观鱼,是知道庄子此事的。庄子的意思是:惠施老友,我是南方的鹓雏,楚国请我都没有应聘,还会谋你的死老鼠吗?以鹓雏自喻,是楚人的习俗。庄子的远祖楚庄王解释谜语“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说是“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屈原《九章•抽思》,自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王逸注:“屈原自喻生楚国也。”因此庄子以“南方有鸟”的鹓鶵自喻,属于楚文化的DNA。

提取的第二个样品,是《庄子•至乐》的著名故事“鼓盆而歌”。庄子的老婆死了,惠施去凭吊,看见庄子非常放松地叉着一双脚丫子,敲盆唱歌。以往解释“鼓盆而歌”,就觉得庄子对死亡很超脱,庆祝自然辩证法的胜利。但是从发生学上考察,“鼓盆而歌”是楚国的风俗。《明史•循吏•陈钢传》载:“楚俗,居丧好击彭歌舞。”这种楚国风俗起源非常原始,在唐宋元明的笔记中都有记述,湖北中西部县份和江南许多省县的地方志,都有记载。现在南方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还可以看到在办丧事时,敲锣打鼓,唱歌演戏的风俗。湖北神农架地区的《黑暗传》,就是丧礼时请歌师“打丧鼓”,唱出来的。它以生动通俗的七言句子,歌唱着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盘古、女娲、伏羲,甚至“四游八传神仙歌”。这就是以地方志、民俗志为原始材料,考察行为发生学。

《孟子•滕文公上》:“丧祭从先祖。”有两种仪式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一是祭祖仪式,另一个是丧事仪式,这两种仪式必须要遵从祖宗的制度,要不然鬼神不认领。庄子作为一个楚人,死了老婆,按照祖宗的制度,应该怎样办?他应该去请一个巫师,召集亲友,来给他老婆敲锣打鼓唱歌。但是庄子很穷,请不起巫师;流落异邦,举目无亲,所以只好独自敲起盆,唱起歌。惠施是宋人,后来在魏国当官,他不懂楚国风俗,就说:你跟人家结婚生子,现在人家死去了,不哭还鼓盆而歌,太过分了吧。庄子就给他讲了一个道理,他说天地间,开始时本来没有生,也没有形,也没有气。后来在混混沌沌之间变出气来,气聚合起来就是生,气散了就是死,这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转,大化流行。他根据楚国的风俗,提炼出天地运行、生命聚散的哲理。把原始的风俗信仰仪式转化为原创思想,这是先秦诸子创造哲理的重要模式。因此,庄子丧妻,鼓盆而歌,也蕴含着楚文化的DNA。

提取的第三个样品是《庄子•应帝王》中的浑沌故事。浑沌是中央之帝,天地中心最高的神。南海之帝叫做“儵”,北海之帝叫做“忽”,他们经常在浑沌的地盘上会面,受到浑沌很好的招待。儵和忽就商量怎样报答浑沌的大恩大德,他们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东西和呼吸,浑沌却没有七窍,我们就试着给他凿出七窍吧。”他们“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是楚人的信仰。所谓“三苗”,高诱注《淮南子》、《吕氏春秋》,说是浑沌、穷奇、饕餮,在中原人看来属于凶残的怪物,是三苗的祖源。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禹贡》的荆州、扬州之间,江州、鄂州、岳州、长沙、衡阳皆古三苗地。在楚人看来,浑沌是本土部族的祖先,并且由此衍化成一种族源信仰。浑沌信仰,讲究顺乎自然,融入自然,如果用人工的斧凿,比如知识、技巧、名利的斧凿为之开窍,就可能使混融一体的自然丧失生命。

儵、忽,作为南海、北海之帝,它们的词义是迅速得如闪电般奄忽。儵忽,应是楚国方言,中原文献罕见,而《楚辞》中反复出现。《天问》说:“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九章•悲回风》说:“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儵忽而扪天。”《招魂》说:“往来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远游》说:“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视儵忽而无见兮,听惝怳而无闻。”《九辩》说:“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难当。”有时“儵”与“忽”二字似断还连,如《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儵忽”一词在先秦时代的《楚辞》六篇中出现了七次。属于先秦典籍的《吕氏春秋•仲秋纪•决胜》也出现“儵忽”一词:“怯勇无常,儵忽往来,而莫知其方。”但《吕氏春秋》材料来源复杂,吕不韦编书的门客也来自列国,如李斯就当过他的门客。从来源明确的多条证据看,“儵忽”应是楚方言。也就是说,《庄子》浑沌寓言,是以楚方言讲楚人信仰,因此楚文化DNA的印记甚深。

检索《庄子》书,可以发现有十几个楚国故事。也就是是说,除了上述的三个样品之外,还可以提取十几个样品。庄子笔下的楚人,都是很神奇悟道的。这是庄子的祖辈、父辈告诉他的那个遥远的失落了的故乡故事,带有乡愁情结,“月是故乡明”。乡关之思,在流亡异地的庄氏家族中传承,在《庄子》书中凝聚成异样精彩的乡关故事。

第一个故事“郢匠挥斤”,见于《庄子•徐无鬼》。郢,是楚国的首都,郢都一个名叫“石”的工匠,拿着一把大斧头,“运斤如风”,运转起来像风快,能够把别人鼻子尖上,像苍蝇的翅膀那么薄的白泥巴砍掉。这个挥斧头人很了得,这受斧头人也很了得,他们简直不是用眼睛,而是听着风声挥舞斧头的。讲述故都工匠的神技,是足以使庄子傲视向他请教这个故事的宋元君的。

第二个故事“痀瘘承蜩”,驼背老人用竹竿抓蝉,见于《庄子•达生》。这是孔子在楚国的林野中看见的。孔子看见这位身体有缺陷的驼背老人,用竹竿抓蝉,就像随手捡来一样,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道”?老人说,是有道的。用竹竿去抓蝉,杆子顶上放两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那么他去粘蝉,十有七八能粘下来;如果放三个石头丸子都不掉下来,再去粘蝉,十个能粘下九个;如果杆子顶上放五个石头丸子,都不掉下来,再去粘蝉的话,就像随手拈来一样容易了。自己伸出手臂,就像枯枝一样,虽然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但我只知道蝉的翅膀。用世界上万物来换蝉的翅膀,我都一点也不分心,还有什么理由抓不到蝉呢?孔子称赞,这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这位楚国老乡不是以敏捷的身手,而是以精神的力量把庄子粘住了。

第三个故事,是“汉阴抱瓮丈人”,见于《庄子•天地》。汉阴,就是汉水的南面。有个老人,凿出隧道,抱瓦瓮到井里,吭哧吭哧地打井水来灌菜园子。子贡问他:为什么不用桔槔打水,那样不是用力少,见效大吗?老人忿然作色,嘲笑说:我听老师讲过:“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这类机事机心,会破坏自然的浑沌而使生态失衡,搅乱内心的纯白而使心神不定,道也就丧失了。孔子说,这就是“浑沌氏之术”。这是与《应帝王》篇的浑沌故事,一脉相通的。浑沌而称“氏”,可见是从三苗部族首领传下来的。其旨趣就是不要用机巧的东西,破坏自然的混沌状态,不要用机巧的心妨碍道的本源。这种楚人故事,蕴含着相当本色的楚文化DNA。这十几个样品构成了内在的证据链,它们与《史记》《通志》等文献的外证据链,内外贯串吻合,形成了相当周圆的证据环。内外证据链合观,证明庄子是楚人居宋无疑。

在内外证据链之外,还须考察庄子所讲的“宋国故事”。这是前述内外证据链所组成的证据环的复审和超越。复审和超越,可以更加落实庄子楚人居宋的确凿无疑,又可以发现楚人居宋后出现的新精神空间。庄氏家族流亡到宋国,《庄子》书又是怎么样讲宋国故事呢?庄子笔下的宋人都是很笨拙,甚至是机心巧诈的。这是因为庄氏家族未能融入宋国社会,宋国并没有坦诚接纳他们。以庄子的智慧才华,才当个小作坊的记账先生,连衣食温饱都保证不了。所以他对宋人,是有心理隔阂的。

《庄子•逍遥游》说:宋人准备了一批商朝老祖宗的“章甫”帽子而到南方的百越之地去买,但是越人断发文身,根本就不戴帽子。商人从商,却全然不顾营商的对象,可哂也。《逍遥游》还有一则故事,“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宋国有个家族,发明了一种使手不皲裂的药膏,世世代代都涂上药膏去漂洗棉絮。这里用了“洴澼絖”的象声方言,极尽讥讽之能事。有个客人想用百金买他们的药方,他们就开家族会议讨论,觉得世世代代“洴澼絖”漂洗棉絮,就得那么几两金,现在一出手卖药方,就得到一百两金,何乐而不为?结果,那位客人拿着药方游说吴王。碰上越国侵犯吴国,吴王就任命他当将军。冬天打水仗,用药使士兵的手不皲裂,把越人打得大败,他因而受到吴王的裂土封爵。而宋国这班老兄,还在那里“洴澼絖”吭哧吭哧地漂洗他们的破棉絮。宋人封闭狭隘,使他们只看到一点蝇头小利,不懂得如何使自己的专利权发挥更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宋国使者曹商的故事,见于《庄子•列御寇》。曹商为宋王出使到秦国,带着几辆车去,由于得到秦王的欢心,回来时车子增加到一百辆。回到宋国就去见庄子,说:“住在贫穷狭窄的巷子里,困顿窘迫地编织草鞋,一副蓬头垢面的模样,这是我曹商所短缺的。一旦使得万乘之主醒悟,得到百辆车子,这就是我曹商的特长了。”这种自鸣得意的显摆,是伤透了庄子的自尊心的。庄子就说:“秦国的国王有病找医生,能够把他的疮里的脓挤出来,可以得一辆车。如果给国王舔他的痔疮,就可以得五辆车,治病的手段越肮脏,得到的车子越多。大概你是经常去舔痔疮吧,不然怎么得到这么多的车子呢?你给我走开吧!”这个故事叫做“吮痈舐痔”,就是阿谀奉承,卑躬屈膝,干着舔痔疮这种恶心的勾当。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窥见庄子在宋国穷愁潦倒的生存困境,而逢迎巴结的曹商小人得志,还要跑到庄子面前显摆,这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这则故事收入《庄子》杂篇,从叙事口吻看,是庄子后学记述的,但后学能从庄子口中听到这个故事,可见庄子对宋国曹商式的人物,是何等的深恶痛绝!也就是说,居留在宋国的庄子,与宋国得势人物之间,具有排异性。

实际上,先秦诸子对宋人,都没有太多的好感。这是什么缘故?宋国是一个不太大的“大国”,又是不太小的“小国”,国力介于大国、小国之间,作为周初安置殷遗民,使它能够延续商朝香火的地方,地位比较特殊。宋国夹在晋、楚、齐这些大国的中间,常有亡国的威胁,所以它不接受客卿,也不敢把权力交给他人,害怕大权旁落。只要清理《左传》的材料,就会发现,宋国掌权人物,都是自己的公族。金代李汾《感寓述史杂诗五十首》其一赋“苏客卿秦”云:“游说诸侯获上卿,贾人唇舌事纵横。可怜一世痴儿女,争羡腰间六印荣。”可见游士客卿也是以唇舌求富贵的,朝秦暮楚,宋人自会提防。还有齐威王、宣王,建稷下学宫,若邹衍、田骈、淳于髡,皆号客卿,此类客卿制度,也不是宋国财力能够支持的。

诸子在列国之间流动着,从孔、孟以下,多受过宋人的冷遇或恶遇。游动列国间的诸子,对宋人的封闭性很是反感。孟子的“揠苗助长”,是宋人;韩非子的“守株待兔”,也是宋人。庄子在宋国待了一辈子,以旷世的才华,仅当了个漆园吏,甚至要借粟度日,卖草鞋充当补贴,实在是斯文扫地。因此,庄子对宋人,连他们古里古气的章甫帽,“洴澼絖”的漂洗衣物,直至曹商舐痔的做派,都是鄙视或蔑视的。

然而宋国的蒙地,是一个相对偏僻的沼泽地,是大夫宋万弑宋闵公(前682)的蒙泽之地。庄氏家族流亡宋国,落脚于此荒野之地。这倒是给庄子的灵感,提供了许多来自自然生态的资源。对于庄子出生的宋国蒙地,进行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分析,应能触及庄子灵感得以发生的根源。沼泽地上,草木蒙茸,虫鱼繁生,最宜做梦。在这个地方,庄子做了很多梦,使他成为先秦诸子中写梦最多、最好的一人。在诸子中,庄子的祖师爷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没有“梦”字。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虽然孟、梦同音,但是《孟子》三万四千字,一个“梦”字也没有。《论语》中有一个“梦”字,就在《述而》篇,孔子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做的是政治梦。朱熹说:“‘梦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见得圣人真一处。理会一事,便全体在这一事。”古人绘有《孔子梦周公图》《庄生梦蝴蝶图》。但是庄子写了十一个梦,他思考着,到底做梦的时候是真的呢,还是醒过来的时候是真的呢?这真实的分界,生命的分界在哪呢?庄子做的是生命体验的梦。最有名的是“蝴蝶梦”,《庄子•齐物论》说:“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到底是庄周梦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庄周?万物就在这种如沐春风的境界中,相互化入化出,实现人与自然的生命交流。明代杂剧《霸亭秋》说:“一枕梦周公,周公不见了。庄生扑蝴蝶,蝴蝶吱吱叫。”这里存在着一种“吱吱叫”的生命呼唤,庄子由此开了一个传统,用梦来体验生命。

湿地风物,使庄子潜入自然,他不是厌烦了都市大邑而回归自然,而是他的生命本来就与自然浑然一体,处于浑沌未凿的生生不息的状态。庄子写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大树,写了很多活泼精灵的动物。《庄子》草木虫鱼繁茂,简直是一部博物志,一部“诗化了的博物志”。庄子作为流亡家族的孩子,小时候没有邻居伙伴一块玩,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个“独”字连着庄子的生命形态,他独自一人在深林河沟里来回逛荡,或者在街头上痴迷地看风景。他呆呆地看人家杀猪,燎猪毛,连藏在肥猪腋下的虱子也难逃一劫。或者到摊子上看着老头耍猴,说上午给三个橡栗,下午给四个橡栗,猴子不高兴了;改口说上午四个橡栗,下午给三橡栗,猴子就兴高采烈。他有时去河沟里去看鱼群从容出游,或者到深林里看螳螂捕蝉,黄鹊在后。就如庖丁解牛,开头所见无非全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牛刀用了十九年矣,解牛数千,刀刃如新。三刀两刀,就撂倒那么大的牛,皮肉像一堆泥土那样摊在地上。然后提刀四顾,踌躇满志。庄子精神的震撼感,是小孩看大人三刀两刀宰掉一头庞然大物的牛的感觉,大人难得有这种感觉。

《庄子•则阳》讲了一个蜗牛角上的战争故事,说是蜗牛有两个角,左角是触国,右角是蛮国,经常为争夺土地开战,伏尸数万,追逐败军十五日才收兵回来。蜗牛有两个角,恐怕博学如孔夫子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博物学的知识不发达,没有上过生物课,怎么知道蜗牛有两个角呢?蜗牛的角,平时都缩在蜗牛壳里,要看到蜗牛伸出角来,得等待很长时间。蜗牛两个角左右摆动,就设想是触国和蛮国在打仗,旷日持久,伏尸数万。这是小孩子的想象,大人可能看不见蜗牛有角,看见了也不会把两个角的左右摆动,想象成两个国家在打仗。所以庄子是以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体验自然,激活自然的生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自得其乐地跟天地精神玩耍,玩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庄子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河沟里的鱼、草丛里的蝴蝶、树林里的猴子教给他的,不是从家门到校门从书本里学来的。从小在河沟、草丛、深林逛荡的童年记忆、体验和经历,影响到他终生的哲学、文学思维方式。如果没有这种记忆、体验和经历,长大了之后才到河沟、草丛、深林里面去摸爬滚打,就乐趣顿消,很难感受生命趣味了。

通过先秦姓氏制度的考证,获知庄子是楚庄王疏远的旁系后代,这有助于揭示《庄子》书所蕴含的文化DNA。即便是蒙泽的草木虫鱼,庄子也是以楚人自由无拘束的想象,进行富有生命灵性的体验的。这与中原以礼为节制的想象方式存在着根本差异。如王国维《文学小言》所说:“南人想像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像,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像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像之产物。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像,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庄子•人间世》与《论语•微子》,都记述了楚狂接舆的“凤兮歌”,虽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重叠,但《庄子》却多出了“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卻曲,无伤吾足。”可见庄子从国族上,对楚国充满乡愁;但从政治上,觉得楚国“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甚至要躲避“伤吾行”“伤吾足”之祸。因此,他拒绝楚威王之聘,是不无政治考量的。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说:“《庄子》‘楚狂之歌’所谓‘迷阳’,人皆不晓。胡明仲云,荆楚有草,丛生修条,四时发颖,春夏之交,花亦繁丽。条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为‘迷阳’,其肤多刺,故曰:‘无伤吾行,无伤吾足’。”可见楚国迷阳草多刺,可以刺伤人脚,阻碍道路的。《庄子•则阳》写士人游楚,楚王没有接见,他们评议说:“夫楚王之为人也,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因而主张“其穷也使家人忘其贫”,“其于物也,与之为娱矣;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归居,而一闲其所施。其于人心者,若是其远也”。这里是否透露了庄子穷而忘贫,娱乐万物,归来过“父子之宜”生活的心愿呢?读《庄子》书,自然会感受到庄子胸襟的超旷,但他对政治并非毫不介怀,他对魏国的文侯、武侯、惠王对待士人的态度,观察得很细。如果完全无意于政治仕途,你为何对宋国邻近的魏国历代的政治观察得那么细?这样来分析庄子,是可以触摸到他的体温,把握到他的文化上的DNA的。这就是发生学的第一个关键点,对诸子的生命进行验证,弄清楚诸子是谁,为何把书写成这个样子。

近时拜读一篇文章,说我的《论语还原》的参考文献除了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外,其余一部也未列举。这又令我怀疑,如此自称严谨的匿名之辈是否认真读过我《论语还原》,因为此书的《参考文献举要》列举了129种参考文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排在第80。自称严谨的匿名之辈算是博学,罗列了如罗根泽、冯友兰、任继愈、关锋、葛瑞汉(A.C.Graham)、武内义雄、H.D.Roth、李学勤、刘笑敢等在《庄子》研究上的卓越贡献,尤其对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推崇备至。但此君除了对名人仰脖子仰得发酸之外,却陷入了“鬼打墙”的迷魂阵,看不出他有何学术发现或创见。

前面之所以如此长篇大论地谈论《庄子》,无非为了说明,尽管我的这些见解被申斥为“代表的不但不是优秀的中国学术,反而有当前中国学术研究中最值得反省和摒弃的部分”,却是直接面对原始经典,把“还原”作为方法来运用的。对名人仰脖子仰得发酸,因而陷入了“鬼打墙”的迷魂阵,是自作自受地把自己围困在“篱笆内”。鄙人敬谢不敏,乐得置身于篱笆之外,自由自在,激活先秦诸子经典的生命。非要把我生拉硬扯到他的篱笆之内,按照陈陈相因的规矩板起面孔来对我表达他的“震惊”和“反省”,实在令我不知所措,只好反过来也“震惊”和“反省”一下。于是发现,篱笆外和篱笆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学术天地:

1,篱笆内有车载斗量的名人名作,让置身其间者“点赞”不已,忘记了自己还有独具个性的学术创造的责任。篱笆是用竹、苇、树枝等编成的围墙屏障,有樊篱、篱落、篱墙、篱栅、篱障、篱垣等词组。对此类围墙屏障的崇拜,往往会窒息人的天性和创造能力。篱笆外就海阔天空,可以暂时搁置汗牛充栋的名家名作,直接面对原始经典,将之视为古代智者的生命痕迹,叩问“你是谁?”“为何把书写成这个样子?”“你的书中字里行间隐藏着何种文化生命的密码?”从中获得原创性的洞见,然后再反过头来与历代五花八门的解释者进行平等而深入的对话。如此获得的结论是鲜活的,而非陈套的,是创造性的,而非拾人牙慧的。

2,篱笆内有不少出色的版本目录学家,但他们往往按照宋元以后雕版印刷“一版定乾坤”的造诣来辨析书籍篇章的真伪,而甚少考究真伪缝隙中的原委。许多“真伪”之论,往往被出土简帛文献耍弄得相当尴尬,比如被博学的老前辈反复论证的《孙子兵法》为孙膑所著,孙武、孙膑是一个人,武是其名,膑是其绰号,结果被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不攻自破。篱笆外在直接面对经典时,参证出土简帛提供的信息,强调东周秦汉书籍制度与宋元以后“一版定乾坤”不同,存在着口传和转抄交叉并进的过程。典籍形成存在着过程性,这就出现了类乎考古学中“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的特征。《庄子》书也存在着“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的状况,并非简单地考证内篇为庄子所作,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作就了事。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地层叠压”,也存在着叠压的“打破”。后学记述的庄子之言,或许是庄子至为刻骨铭心之言,并不因为它出现在外篇、杂篇而降低了价值。

3,篱笆内的学者可以利用扎实的文献根柢,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迈步,“接着讲”,推进学术进程,但很难广泛汲取当代思潮和当代智慧,提出崭新的命题,展现学理大气象。篱笆外的学者以广阔视野瞭望新时代的思潮波澜和智慧萌芽,直至融合世界上新兴的批评理念和方法,从而提出崭新的学理命题。这种崭新的学理命题就像高能磁铁,吸引原始经典中大量的材料碎片,以科学理性的严密逻辑,组合成创造性的学术生命体。这就类乎考古文物学上把出土的古陶罐碎片,按照其出土地层、结构形制、纹饰走向、断口形态,以严密的科学态度组合复原成完整的古陶罐,给人以古文明震撼人心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缀碎为整”的硬功夫,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震撼人心的文化珍品,依然是躺着仓库里的杂乱无章的碎片。以“缀碎为整”的硬功夫,创造出来的崭新的学理命题生命体,将会大放光芒,照亮大国学术风范的通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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