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杨义，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叙事学》、《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文学地理学会通》等40余种，论文500余篇。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等19种69册。本文为2013年4月25日在哈佛大学的讲演。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入藏杨义著作57种。
时间：2013年4月25日
地点：哈佛大学中国文化工作坊
庄子的国族身份
司马迁无意中透露了破解庄子身世之谜的线索：楚国庄氏出自楚庄王
上次在哈佛讲演“中国叙事学”，还与学者们交谈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这次主要讲演先秦诸子还原的问题。我每次出国，都带上一本耐读的书，在牛津、剑桥、哈佛，都带过《庄子》，读来读去，大概是书读得深了，读到文字背后去了，于是发现生命的呼唤，发现“庄子是谁？”这是一个两千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史记》庄子传交代：“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就是说司马迁只讲庄子是蒙地人，并没有因为蒙地在宋国，就说他是“宋人”。《史记》对于先秦诸子都交代他们的国族，如“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甚至连一笔提到的，“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唯独庄子没有提到他的国族，只说是“蒙人”，这是经过经典细读和对读后，发现明显的不同之处。司马迁没有说庄子是“宋蒙人”，省去一个“宋”字，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地把庄子当成“宋人”对待。那么庄子的国族归属是什么？庄子传结尾处讲了一个故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叙事的高手，他在庄子传结尾的这段补叙，是大有深意的，不可轻易放过。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庄子还未得势。那时是黄老的天下，黄帝和老子，而不是老子和庄子，老庄的天下是魏晋，所以司马迁就把庄子传放到《老子韩非列传》的中间，作为一个附传。庄子是谁？司马迁没有深入考究。《史记》中记载庄子是蒙地的一个漆园吏，蒙地在宋国，现在的商丘北，漆园吏是一个地方作坊的记账先生——这不说得很清楚了吗？但我就要问一问，第一，庄子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是贵族教育，学在官府，典籍也为官府守藏，民间无有。庄子写书在知识上是无所不窥，他认为“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推重“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那么要同这样的对手辩论，也需要“学富五车”，什么学问都要知晓。比如作为中国最重要经典的“六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虽然我们可以考证出孔子见老聃之时，尚未治《易》和《春秋》，但庄子把“六经”放在一起说，说明他对这个经典系统是熟悉的。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与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同时出土的《六德》也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此墓属于战国中期，可见在庄子时代楚人已知“六经”。不过，这是当时楚太子属官的墓，在经籍存于官府的时代，庄子的知识来源就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庄子具备什么资格去跟那些王侯将相对话？比如去见魏王，穿得破破烂烂，魏王问他：“何先生之惫邪？”他却回答得非常傲慢无礼：“贫也，非惫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魏王居然没有发怒，没有令人挡驾，或将他赶跑、拘留，似乎是乖乖地听着他高谈阔论。他有何种身份、资格，做到这一点？
第三，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聘任庄子做官，不仅《史记》有记载，《庄子》书也有两次记载，一在《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住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一在《列御寇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这二则记载，与《史记》所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可资相互参照，底子相似，措辞相异。史书注重年代，强调是“楚威王”聘请；《庄子》记载则在职位上留有分寸，不说“许以为相”，只说“愿以境内累矣”。然而楚国那时是一流大国，区区一个宋国的漆园吏，不见有何政绩，写的文章也没有安邦定国的效能，楚王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请你当大官呢？而庄子还偏偏不愿意去，说自己不愿当牺牲的牛，似乎这邀请还不能排除杀身之祸的潜在危险，宁愿当在河沟里拖着尾巴打滚的乌龟。那两个使者居然也心照不宣地说“还是当乌龟吧”，并无强迫他赴楚的意思，这里又蕴含着何种政治文化密码？
可能有人会说，庄子寓言都是编出来的，不足取信。但事关个人身世生涯，编撰寓言也要有底线，这是起码的常识，没有底线就是骗子。你说自己是干部子弟，或者联合国秘书长要请你任职，没有这回事，信口雌黄，那只算是低级的招摇撞骗；要是凭着一点儿底子或影子，添油加醋，“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托意于荒唐谬悠之说，以玩世滑稽，瑰丽纵横，甚至自我标榜一番，这倒不失人之常情。身世寓言的底线，是人格的体现。因此有必要对庄子的身世寓言，进行生命痕迹的取证，透过幻象窥其底细。
那么，庄子到底是谁？根据我的考证，庄子是楚庄王的后代。宋人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两次讲到，庄氏出于楚庄王，战国时有庄周，“著书号《庄子》”。郑樵遍读唐以前的书，广搜博引，写成《通志》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因此他说庄氏出于楚庄王，是有唐以前的牒谱文献为据的。当然，“庄”是一个美谥，春秋战国之时，以“庄”为谥号的国君有十几个，但庄氏的出处具有特指性，特指和泛指是迥然有别的，“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宣氏者，鲁宣伯之后也”，这是记载得清清楚楚的。
郑樵毕竟是南宋人，距离庄子已经千余年，对他的说法有必要回溯到《史记》。《史记·西南夷列传》写云贵川等地的少数民族。这是司马迁的大贡献，他把边远民族写进了我们的正史，以后的史书都有“四夷传”，要不我们的少数民族就缺少了基本的官方记载。《西南夷列传》里面记载了一个人，庄跷。庄跷是楚国镇守西部的一个将军，他带兵到了云南滇池，后来秦国将军白起占了巴郡和黔中郡之后，阻断了他的归路，就变成了滇王。司马迁写道：“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跷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跷者，故楚庄王苗裔也。”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沿用了这个说法。司马迁在这里无意中透露了破解庄子身世之谜的线索：楚国庄氏出自楚庄王，庄子与庄跷一样是楚庄王之后，可能出自不同的分支。这一点跟《史记》庄子传中，称庄子为“蒙人”而不标示“宋”，结尾处补记楚威王派使者聘请庄子，在认证庄氏的国族上，是有着互动互补的潜在契合之处。二者又与《通志·氏族略》形成了一条有效的证据链。
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他将楚国的势力发展到靠近洛阳一带，在东周都城洛阳郊外搞阅兵仪式，问周鼎的小大轻重，征服北方几个小国。“问鼎中原”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朱熹说：“楚庄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有一种记载，“楚庄王灭陈为县，县之名自此始”，中国有县的建制，是楚庄王的一个创造。其实，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就有“初县之”的说法，这比楚庄王灭陈为县早90年。应该说中国之有县的建制，是秦、楚二国率先创造的。《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向申叔时问教太子之法，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乐》”，“教之《语》”等等，这就从楚庄王开始形成了贵族教育的“申叔时传统”，推动了楚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楚庄王的直系传承王位，就是楚王，他的旁系在三代以后就可以用他的谥号作为姓氏。问题是从楚庄王到庄子，过了200多年，应是八代以上，庄氏家族已经是一个很疏远的贵族。
既然庄子是楚庄王之后，为何会居留在宋国？考证这个问题，要从楚威王派人迎接庄子的材料入手。在楚威王初年（公元前339年），庄子大概30岁左右，从这个时候往前推50年——要是过了100年或更长的时间就不用操心了，“新鬼大，旧鬼小”啊！——上推到40多年的时候，出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吴起变法。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开发了江南地，洞庭以南的地区，都成了楚国的疆域。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三代以上的贵族是不能世袭的，要去“上山下乡”，充实新开发的土地。这把那些老贵族得罪透了。到了楚悼王一死（公元前381年），这些贵族就造起反来，攻打吴起。吴起是军事家，孙、吴并称，他就跑到了灵堂里，趴到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疏远的贵族大闹灵堂，乱箭射死了吴起，自然，也射到了楚王的尸体。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所以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继位之后，灭了70多家。庄氏家族应该就是受到此事的株连而逃亡的。要是我们对战国的地理形势比较了解的话，宋、楚之间，是墨子弟子们的根据地。比如墨者巨子孟胜，与楚国阳城君相好。阳城君参与射杀吴起事件而逃亡后，墨家巨子就为他守卫阳城封邑，自然也会将楚国同案要犯偷偷送到宋国。庄氏家族逃到宋国十几年之后，才生下了庄子。
经过以上的国族认证和家族流亡的考证之后，前面提到的庄子身世的三大谜团就迎刃而解。庄子为什么无书不窥？因为他出身贵族，接受的是楚国富有传统的贵族家庭文化教育；他为什么可以那么傲慢地和王侯将相说话？因为楚王可能还会请他回去主事，楚国可是大国啊！在吴起之变40余年后，隔了两代国王了，庄氏家族以及那些疏远贵族的关系毕竟盘根错节，不断有人在楚威王耳边给这70个家族喊冤叫屈，呼吁落实政策，主张将他们的贤子弟迎聘回来，委以重任。楚王因此“闻庄子贤”，才派二大夫到濮水迎聘庄子。濮水在楚、宋接壤之处，与庄子、惠施观鱼的濠梁及墨家巨子活动的阳城相离不远，都在今天安徽西北部。好像庄子对他们家族的流亡路线，还有几分留恋。
朱熹对庄子的身世有着很好的直觉，他一眼就看出，“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朱熹没有做专门的考证，但他对先秦学术流派是一清二楚的。透彻的直觉，往往比含混的“博学”离真实更近。
破解《庄子》的文化基因
在庄子的笔下，楚人都是非常神奇的。月是故乡明，爷爷奶奶讲的失落了的故乡故事，最能拨动人的心弦
一个人文学者不同于人事干部的地方，在于他破解庄子的家世，不只是为了填一份履历表，是为了更好地破解《庄子》书中的文化基因；而且通过破解《庄子》书中的文化基因，又可以反过来印证庄子的家族渊源。这就是知识发生学的研究，在循环论证中揭示庄子的真实生命。庄子和惠施是好朋友，惠施在魏国大梁为相，前后总共20多年。刚当上梁相的时候，有人造谣，说庄子要谋他的相位，所以惠施在大梁搜查庄子三天三夜。我们都知道庄子讲了一个猫头鹰和死老鼠的故事，猫头鹰叼着一只死老鼠，很宝贝，担心凤凰抢它的死老鼠。你看庄子是怎么讲的——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这和庄氏家族的迁徙路线是一致的。楚人崇拜凤凰，《山海经·南山经》是把凤皇、鹓雏并列为同类的。庄子以凤凰（鹓雏）自拟，暗示着楚国聘请我，我都没有回去，还会来谋你那个死老鼠的职位吗？惠施，你可是老朋友，你应该明白的啊！这就是庄子拿自己的身份经历，以寓言方式与惠施说话。
甚至连《庄子·逍遥游》所说的鲲鹏展翅，“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也联系着楚人崇凤的原始信仰。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九说：“鲲化为鹏，《庄子》寓言耳。鹏即古凤字也。宋玉对楚王‘鸟有凤而鱼有鲲’，其言凤皇上击九千里，负青天而上，正祖述《庄子》之言也。”这就在楚人崇凤的信仰上，将《庄子·逍遥游》与宋玉《对楚王问》关联在一起了。文字学上“鹏”字与“凤”字、“风”字相似，甚至相通，也得到甲骨文和出土简帛文献的支持。
《庄子》书又有浑沌信仰。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在中原之地认为这是四凶。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说：舜帝“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但在楚地，浑沌是三苗的祖先。庄子故事中，浑沌是中央之帝，倏和忽是南北之帝，觉得浑沌待他们很好，看到混沌没有七窍，便“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是楚人的信仰，倏和忽是楚国的方言，在先秦的书中，只有楚辞有倏忽。用楚国方言，写楚人的信仰，这蕴含着庄子刻骨铭心的乡愁。
《庄子》书中写了十几个楚国的故事，在他的笔下，楚人都是非常神奇的。月是故乡明，爷爷奶奶讲的失落了的故乡故事，最能拨动人的心弦。有一个故事叫“郢匠挥斤”，楚国首都的一个工匠，拿着一把大斧头，“运斤成风”，可以将你鼻梁尖上像苍蝇翅膀一样薄的白泥巴砍掉，这个匠人很是厉害，那个受斧头的人也很是厉害。第二个故事是汉阴抱瓮老人，汉阴就是汉水以南，有个老人不用桔槔，挖了一条隧道到地下打井水浇地。子贡就问他，为什么不用桔槔，这不是事半功倍吗？这个老人就讲，有机械就有机事，有机事就有机心。他不能用机械破坏自然的浑沌状态。孔子说这是浑沌氏之术。还有一个故事“痀偻承蜩”，就是驼背老人抓蝉。他说我的竹竿子上要能顶着两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那十个蝉就能粘住五六个；要是能搁三个石头丸子在竹竿顶上掉不下来，那抓蝉时，十个里面能粘住八九个；要是能有五个石头丸子累在竹竿上不掉，那抓蝉就如探囊取物一样了。这是讲专心致志可以通天地之道，“与天为一”的神秘力量。苏东坡称赞吴道子画人物，“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文天祥说：“累丸承蜩，戏之神者也；运斤成风，伎之神者也。”这些都是用了庄子所讲的楚人故事作比喻。这些楚人故事，证明庄子道术连通着楚人信仰。信仰的连通，是生命之根的连通。
宋国蒙地与庄子的生命哲学
庄子没有融入当时宋国社会中，当地人不接纳他。他小时候，在沼泽地里孤独游逛而没有伙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庄子居留在宋国蒙地，但他似乎对宋国相当隔膜，甚至反感，他笔下的宋人都很笨，甚至有些卑劣。庄子经常嘲讽宋人，加上经常与宋人惠施辩论，嘲讽就更加尖刻。宋人是殷商的后代，总有一点经商的智慧吧，但是庄子说：“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宋人拿着商朝老祖宗的“章甫”帽到越国去卖，但越人是断发文身的，根本不戴帽子。做买卖也不顾客户的需求，只能赔掉老本。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鹓雏以死鼠也。”用的就是《庄子》典故。
《庄子》还说：“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但是只能“世世以洴澼絖为事”。“洴澼絖”就是漂洗棉絮，大概是用了宋国的象声词方言，有点向辩论对手惠施调侃的意味。有客人想用百金购买他们的偏方，他们就聚族商量：“我们世世代代都在洴澼絖，一年的收入也不过数金。如今卖个方子，就可以拿到百金，不如成交了吧。”但那个客人拿着方子，游说吴王。越国来侵略，吴王就任命他当将军，冬天与越人水战，手不龟裂，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他当大官。庄子评议说：能够一样制造不龟手的药，有人靠它封官，有人不免于“洴澼絖”，是他们使用的方式存在着差异的缘故。
其实，诸子都不太喜欢宋人。为什么？通览《左传》可以知道，宋国掌权的都是自己的公族，他们怕权力被游说之士夺走，因而不接受客卿。孔子经过宋国，受到宋司马桓魋伐树的威胁；孟子游历到宋，受到宋君不见的冷落。墨子阻止楚国对宋的入侵，归途过宋，守闾者不予接纳。庄子在宋国也只能当个芝麻大小的漆园吏，这么有才华的人，起码也应该在政府中成为管理图书、起草文件的大夫。秦国、楚国、齐国，都接纳客卿，宋国不接纳，诸子对它的保守姿态很反感，所以《孟子》的“拔苗助长”是宋人，《韩非子》的“守株待兔”也是宋人。
庄子没有融入当时宋国社会中，当地人不接纳他。他小时候，在沼泽地里孤独游逛而没有伙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看见蜗牛的两个角，想象其中一个是触国，一个是蛮国，互相打仗，打了半个月，死了五万人云云——这是小孩子的想法。清人吴梅村有《满江红》词曰：“鹬蚌利名持壁垒，触蛮知勇分旗鼓。只庄周为蝶蝶为周，都忘语。”我想，孔子这么博学，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都不知道蜗牛有两个角，当时的博物学还没有那么发达。你要盯着蜗牛看很长时间，它才会伸出两个角来，只有小孩子有这份耐心。庄子还到集市看耍猴，欣赏着耍猴人给猴子分配橡栗，说朝三暮四，猴子就生气，说朝四暮三，猴子就高兴。还有“庖丁解牛”，一个屠夫像合着乐舞那样挥舞着出神入化的刀，两三刀就干脆利落地将一头牛杀倒了，只有小孩子看时才觉得震撼，大人就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庄子凭借自然界的草木虫鱼和民间卓绝的技艺，引发他的神思妙想，书写着“诗化的哲学，哲学化的诗”。
庄子的生命哲学，写得最独特的，一是关于死，二是关于梦。庄子老婆死了，他“鼓盆而歌”，这是楚人的风俗，即《明史·循吏列传》所说：“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此类记载在唐、宋、元朝的笔记，以及湖北等地的地方志中，可以找到不少，现在南方还有这种风俗，可谓流风久远。按照“丧祭从先祖”的规矩，庄子在亡妻丧俗上，应请巫师和亲友击鼓歌舞。但他既穷请不起巫师，家族流亡异地请不来亲友，只好自己鼓盆而歌了。庄子的高明之处，是他能够从楚俗中，升华出哲理，“通天下一气耳”，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死者又回归自然。以此他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生生死死，来去潇潇洒洒。
先秦诸子写梦写得最好的是庄子，他写了11个梦。《老子》《孟子》没有“梦”字，《论语》有一次写到梦，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讲的是一个政治梦。《庄子》最有名的是“蝴蝶梦”：“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多悟鸟兽草木之灵。他用梦来思考生命的界限，“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人与鸟、鱼、蝶，孰真孰梦，梦与醒的界限在哪里？在边界朦胧中，所谓“庄生晓梦迷蝴蝶”，他写了一个生命与梦的春天，给人一种轻盈的美丽，与物为春，逢春化生。庄子作品的诗意，就来自这种几分惊奇、几分超逸，混合着几分楚人乡愁的记忆，令人神往，构筑着一个中国人可以“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以此角度解读《庄子》，我们就会体验到，一个破落流亡的楚国贵族后代在宋地作楚思的活生生的情境。我们考证庄子身世，进行文化还原，就是为了恢复这些经典本身应该具有的生命。还原诸子生命，既是对诸子的尊重，也是对研究者能力的尊重。中国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文化之根的资源，如果我们的解释是陈陈相因，或随波逐流，就很难提升与一个现代大国相称的思想原创能力和文化解释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