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鲁迅与左联三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0 次 更新时间:2015-04-02 11: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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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 (进入专栏)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开成立大会,至今已经80周年。80年后还要认真地谈左联,可见左联对于读解现代中国文学品格与命运,具有不容忽视的本质性的价值。讲现代文学史,不涉及其本质则已,若涉及本质性的阐释,就不能回避左联了。这本来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常识。同时应该注意到,以当时思想文学界的第一人鲁迅为左联的盟主,无疑提升了左联的文化档位和社会影响力,并且通过联合创造社、太阳社而成为政治性文学团体,在对抗统治当局的文化专制中,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格局、审美品格和历史命运。因此,文学史往往把1928-1937年这个红色潮流翻卷的年代,事出有因地叫做“左联十年”。

   “十年”这种历史时段划分,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发展中的意义非常特殊,十年往往成为发展中的一个坎儿,说明中国社会与文学的转型,处在与按部就班的修修补补迥然有别的动荡的激进时期。“左联十年”恰好处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中段,因而适逢其时地成了现代文学为辛亥革命进行文化启蒙的补课,转换到为新中国的到来进行社会反抗的动员的“枢纽性时代”。文学有点亢奋、有点慷慨地牺牲自己的审美风度,而成全了自己挺身担当的政治诉求。而且这股亢奋之气在文学领域横冲直撞,强烈地宣泄社会不平之气,它由此获得一批带点“愤青色彩”的读者之时,付出了浑厚沉着的传世魅力的代价。毋庸否认,政治性乃是现代文学的一种强势的性格,研究现代文学而回避政治性格,或者对政治性的关联只做简单化的褒贬,或者以翻烙饼方式轻易谈论所谓“解构”或“颠覆”,痛快也许痛快矣,但总是令人感到多少有损于学术的历史感的厚重和深化。左联与鲁迅的命题,是牵涉着现代文学基本性格和历史命运的重要命题,它关联着文学、政治和现代性的深度解读,关联着现代文化发展的沉重体验。如果不能胜任这种体验和解读,又何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上有能力、有分量的学者?

   历史是尊严的,历史因与现实发展的深度联系,而获得现代价值的尊严。对左联、对鲁迅的纪念和研究,也应与时俱进地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深度关联脉络,采取开放的心态,接纳和回应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上重要而新鲜的问题。学术研究的炒冷饭,总是乏味的。《说文解字》引《左传》:“反正为乏。”乏字在篆体中,是把正字反转过来。只有摒除那些缺乏新意、缺乏兴味的套数,我们才能回归学术文化的正道。我觉得,关于鲁迅与左联的研究,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关注:一,左联研究与文学现代性;二,鲁迅思想与现代国学;三,鲁迅在接受新兴思潮的过程中对文学本质的追问。本文想就这三个问题提供一些看法,以就教于现代文学界诸位师友和同行。

   初章 左联研究与文学现代性

   为什么以“三章”为题呢?章的本义是乐章,“乐竟为一章”,后来引申为文章,即诗文的单元。既然现代学术史告诉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不能回避左联的。而且每当现代文学要认识自身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和历史命运的时候,总是把左联研究作为重要的学科命题。那么,我们就要认真考察文学史的这一章是如何翻开,如何定调的。在当下,就要思考如何进入左联,分析它的声部、旋律及现代性回响,而不是回避或弱化左联研究,对历史的声音充耳不闻,那样的研究是肤浅的、隔靴搔痒的。然而回顾学科的历史建构便知,1950-1960年代,何尝不是高度重视左联,何尝不是高调地把左联的成立,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但那时的左联,还是没有充分历史化的左联。其多数成员出生于20世纪之初,此时正当盛年,或居政治体制中的文坛高位,手握重权,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刺于马下,成了阶下囚。因而对左联的解释,现实的政治标准往往大于历史的存在。标准大于存在,也就是主观大于客观,这是高歌猛进的历史背后隐藏着的学术的悲哀。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首先要解决的是“文革”中、甚至“文革”前的文学政治标准的倾斜、扭曲和崩毁,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学人生悲剧。拨乱反正的“正”,备受关注的是政治的“政”,一时还轮不上文学本体的“正”。这或许与左联的历史化的充分程度,还留有缺口有关。

   不过,左联研究毕竟已经逐渐获得相对充分的历史距离了。其后左联作为一个政治性的作家社团,在引入文学社团研究和政治学研究角度的过程中,获得诸多值得注意的创获,但也受到所谓纯文学视角及形形色色思潮的阐释、解构和贬抑。在“现代性”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流行术语,甚至到了几乎无人不操弄现代性腔调的时候,左联研究也受到了腔调的试炼。于是左联研究与文学现代性,在纷纭众说中,也就成了具有丰富的、甚至是多义的文化内涵的文学史命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博士生对中国期刊数据库的检索,改革开放以来,1980-2009年的30年间,中文期刊发表的研究左联的文章1622篇,其中核心期刊571篇,高于一般被视为自由主义社团的新月派(114篇,核心38篇),约在14—15倍。在21世纪初的十年“现代性”概念大为流行的历史时段,核心期刊上研究左联的124篇文章,也比研究新月社的10篇文章多上12倍。这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除了一些“发扬革命传统”的纪念文字之外,已经开始运用学理思维,是透过左联、而不是回避左联,来透视中国新文学在这个特殊阶段的现代性特殊形态。在认真清理左联史料的基础上,学术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一是在理论方式上,考察隐藏在“意德沃罗基”(Ideologie)、“奥伏赫变”(Aufheben)、“艺术的武器,武器的艺术”,以及“壕堑战”、“韧的战斗”背后的自身现代性的存在形态和发展形态;二是以开放的眼光,考察1930年代国际性的“赤潮”,包括“拉普”、“纳普”和欧美部分作家左倾,它们作为一种国际文化生态与左联的思潮、创作的互动关系;三是对左翼作家作品,对当时的文坛论争、翻译及其与文化思潮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研究在多种维度上舒展开了,虽然良莠不齐,深浅有异,但对于真实全面地了解现代中国精神谱系的完整结构和变化过程,对于重绘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地图,都是很有裨益的。

   对于左联现代性、以及鲁迅与左联的关系的考察,既要广搜细辨左联成员、机构、活动、决议及其内外的复杂派系较量的原始材料,在此基础上抽绎出坚实的学理和可靠的结论,又要高度关注鲁迅在成立大会上讲演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决不可如同当时在场的原创造社、太阳社某些成员那样,认为“这老头子还在老调重弹”(参看陈早春回忆冯雪峰的文章《为鲁迅代笔》)。因为讲演凝聚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对社会新旧势力较量和文学者在较量中种种变异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当时左联内部需要警惕的人事及思想上潜伏着危机的关切和焦虑。它的思想告诫性大于政治宣言性。鲁迅本是抱着“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甘做人梯,而加入左联(《致章廷谦》,1930年2月27日)。鲁迅从五四时期声称如《说唐》英雄洪阔海那样扛着黑暗的闸门,释放青年到光明自由的天地,到左联时期甘为人梯,催生中国英俊——他始终置身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诉求的前列。出于一个思想家的敏锐眼光和独立人格,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不是空泛地唱高调,以博取个皆大喜欢,而是充满忧患,洞幽察微,发为警戒,提出拯救和发展左翼事业的方略。在新的韧性的壕堑战将要开始之时,良言入口的味道是苦中含辣的。值此艰难时世,所谓现代性能无苦辣滋味吗?这种苦辣的现代性思想,正是鲁迅在左联的独特价值所在。

   现代性是一个历史范畴,世界上大概是找不到一种与历史不发生联系的现代性的。既然此性名曰“现代”,它就只有在时间链条上和地理方域上进入历史,不自悬于虚无缥缈的半空,才能获得有血有肉的踏踏实实的生命,若其不然,它只不过是一个飘荡无凭的幽灵。鲁迅的老辣之处,在于他冷峻地审判了这个飘荡无凭的幽灵,同时也审判了作为左翼知识者群中之一员的自己。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首先提出了“‘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么一个命题。这在与会者精神兴奋,颇以加盟左翼为荣的现场,大概有一点令人醍醐灌顶之感。鲁迅还专门借用了一个西方术语“Salon的社会主义者”,指称那些靠着本本来高谈阔论,或者靠着教条来冲锋陷阵的革命新生代。这种借用中的隐喻,在场的与会者,尤其是原创造、太阳二社的成员,到底有多少人于心戚戚焉,无从考证。鲁迅又举例讲了苏俄革命的“同路人”,尤其是讲了20世纪初南社的革命文人,“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把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从讲演整理稿这种既古典、又幽默的语句来看,它是鲁迅仔细推敲过的。鲁迅崇尚的乃是真实中国的脚踏实地的现代性,并且毫不留情地戳穿革命幻想的乌托邦的肥皂泡。在他的思维哲学里,左翼和右翼并非绝对的、凝止的二元对立,其间的相对性依据,就存在于高调空幻岂能经得住沉重现实的质疑。他由此还质疑海涅所幻想的上帝给诗人准备的糖果,而且以此讽刺某种革命文学家幻想革命成功后,有劳动阶级给他捧上牛油面包。职此之故,鲁迅在把文学现代性的思路引向真实中国的同时,增加了现代性的民间性色彩。民间性本是鲁迅文艺思想的基本维度,在时代的转换中,他推进了民间性与左翼文化思潮的融合。这既使民间性得到提升,又使左翼性得到落实。或者说,1930年代的文学左翼化,乃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民间性在遭遇政治介入后,产生了合力的逻辑延伸。

   然而只要回到真实中国,就会发现,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构成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型的。它所复合的文学成分,在政治倾向上有不同的趋向,在文化雅俗上有不同的层面,在思潮渊源上有本土和外来的不同方式的借鉴。比如左翼文学较多地借鉴苏俄,自由主义文学较多借鉴欧美,但它们均不同程度地转借于东邻日本。而且这种复合型的各种成分,不是等值或均质的。文学现代性的多元成分配比,存在着主次、轻重、前后、左右的区别,形成了非均衡性的错综复杂的合力机制。其中重要的文学势力,除了左翼文学和与之接近的民主主义文学之外,还有与外来影响联系深刻的自由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统治势力联系密切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以及与市民读者、商业运营结下因缘的通俗文学。可以说,这六种不同成分的文学力量,形成不等边的六边形合力机制,而且是一种充满竞争或斗争的动态的合力机制。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合力机制中的博弈,意味着左联存在和发展的艰巨性,某些左翼作家“右倾”的可能性,因而也证明了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的深刻性。

值得深思的是,当时的统治势力虽然拥有行政资源,却未能制造出文学上的强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夸口“使几被赤色笼罩的中国文坛弥漫着青白的曙光”,只不过是精神恍惚时的一种幻觉。而通俗文学却拥有众多的读者,在左联成立当月开始连载于上海报刊的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制造了“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的大量粉丝,连鲁迅也在上海买了此书,远邮北平孝敬母亲。在六边形合力机制中,左翼文学虽然处在“被围剿”的情境,却在与社会历史相契合中激发出强劲的文学发展推动力。而当时比较成熟的文学作品,则由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作家创作出来的为多。大概可以看出,陷身激流漩涡,过分急于告诉读者一个观念、一种未及寻思的愤愤不平,是不太容易产生精致的传世之作的。倒是那些关注潮流,却又能反思潮流的人,有可能进入历史文化的潜流和审美体验所需的从容淡定。这些道理,都是需要进入社会文化的深层细加辨析,才可能通晓,绝不是漫天夸口现代性具有万国普适性的人,就能够非肤浅地、而是深入地把握得了的。面对着如此复杂多样的文学现代性构成,就连中国一个十年的构成都是六边形的动态合力机制,那么西方中心主义所宣扬的现代性普适通用的标准,就可想而知,难免是一种有缺陷的、不周全的标准。换言之,文学现代性如果有什么国际标准的话,就不应该是单边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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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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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京)201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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