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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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武 (进入专栏)  

  

   (一)人们经常谈论的“从实际出发”,指的主要就是从现实情况出发,只有从实际出发,即主要从现实情况出发,才有可能做出科学的决策,采取正确的行动,这就是现实主义。它的基本要求是,勇于并善于直面现存的世界或事物,努力认识其属性与关系,从而把握其本质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找到这“本质和规律”同人的功利需要与实践活动的直接联系。这里,人的思想结构和“认识图式”是否科学以及科学的程度,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知识丰富和阅历深广,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较高,具有健全的情感和意志的人,能以较好地践履现实主义的要求。而一个知识贫乏和阅历浅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较低,情感怪癖、意志薄弱的人,即使想要做到实事求是,也难以达到现实主义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被国内外普遍尊为现实主义大师的邓小平,为人们做出了榜样。他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历练,在六十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经济困难的时期,表现出了强势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大胆摆脱了当时流行的所谓“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之类辩护词语的束缚,直面严重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普遍存在的饥荒问题,同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一起,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他几次引用了流行于四川的那句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通俗地说明了调整生产关系的必要性,说明了只要是对恢复生产,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有益的措施,就可以采用。这一谚语所蕴涵的思想,与他在日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和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弘扬现实主义精神,就要防止和克服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甚至以某种成见和偏见来歪曲事实的思想行为。这一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斯大林时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不顾当时社会现实情况,对农民群众进行强迫命令,造成了三十年代初的农业减产,甚至出现了大饥荒的恶果。这种恶果影响到了以后几十年苏联经济的发展,直至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运动,无视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广大群众的意愿,靠少数人的热情,“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造成了五十年代末生产力的大破坏和经济生活的大混乱。波尔布特在七十年代推行的“柬埔寨共产主义”,强令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居住和耕作,光在去往农村的路上就有多人累死和饿死,造成了城市凋蔽,农村荒芜,民怨沸腾,终于导致“红色高棉”的灭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教训,是同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缺陷有直接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属于变革型,它所必然带来的重视变革,轻视保守的片面性,被列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以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革命者常常犯急性病。看来,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的同时,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以矫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偏颇之处,是完全必要的。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中,重视发扬现实主义精神,使自己的决策在总体上符合了现实实际,并随社会现实的变化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地加以改进。例如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承续了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肯定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便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基本路线,补充和修正了十二大的某些提法,去掉了“高度”二字,使之更贴近了中国的现实,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如何使自己提出的和实行的目标,切合现实状况,是现代管理科学中的“目标管理”的基本要求。实现这种要求,对于防止好高骛远,克服常见的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的做法,是十分必要的。人们不难看到,在当今的思想教育工作中,脱离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实际,提出一些空洞的、过高的要求,例如要求人们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做法,仍然是存在的,其结果就是欲高不实,欲速不达。(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二十五)

  

   (二)人总是既要满足又要发展自己的需求的,这就要有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是理想主义精神。普列哈诺夫说过:“只有有益于人们的东西,才是‘理想的东西’,而任何社会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仅仅是以自己的需要为指导。”(普列哈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02页)这种理想在不同的个人、群体中,有不同的表现,且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从历史与现实看,凡是有识之士,有识之众,都是有明确的理想的,理想就是希望,理想就是方向,理想就是力量,理想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就说过:“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993年版第372页)个体的理想,同群体的理想,既有同一性,又有区别性。以今天中国的现实来说,每个有识之士都在为争取自己未来的自由幸福而奋斗,这就是个体的理想,而广大有识之众为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共同奋斗,这就是群体的理想。个体的理想是在获取群体的理想的过程中实现的,而群体的理想的获取又有赖于个体的理想的实现,这就是两者的同一性。但个体的理想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中,还会与群体的理想产生差异乃至对立,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性。群体的理想高于个体的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志向高于个人的志向,是每个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都要遵循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做为当今社会先进代表者的共产党来说,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是应以整个社会的“需要”为前提的。这就要在对社会现实状况进行具体深入地刨析时,既要看到平静、稳定的方面,又要看到运动、发展的方面,如果说前者主要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客观依据的话,那么后者则主要是理想主义的客观依据。共产党人在制定自己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时,必须正确地对待“客观现实”,而不能以“客观性”为由,拒绝理想。当年恩格斯曾经批评过德国一些打着“客观性”旗号,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指出这些庸人“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56页)当年列宁曾经批判过俄国一些打着“现实主义”旗号,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解放派”,指出这些庸人“除了爬行的现实主义以外,不知道其他的现实主义。”(列宁全集第9卷第135页)既然真正的理想主义不是空想和幻想,更不是不着边际的梦想,因而与现实主义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理想又是有层次的,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建设共产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如何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结合起来,是需要认真研究与解决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党和政府当前努力发展经济,着力抓好民生,大力改善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别,创造平等和公平的社会氛围,就已蕴涵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的因素了。今天,党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中进行理想主义教育,努力改变在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的只看眼前,只着眼于个人的“理想”的心理习惯,是完全必要的。至于是否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来做为最高理想,是可以进行讨论的,并且可以因人而异,特别是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之异。因为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自古以来中外人士在用语上就众说纷纭,而其中的先进分子总是把“人人自由”的社会当成最高的理想社会。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以前的时代,先进的人们多把目光投向了经济、财产的领域,其中有些人还特别投向了所有制的领域,强调“共产”、“公有”,这是有道理的,但这里还是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需要今人和后人进一步的研究。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肯定“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的同时,也提到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遗憾的是他与恩格斯直到晚年也没能解释这“个人所有制”指的到底是什么。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瓦解后,就很少使用“共产主义”一词,以致他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说:“‘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述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它实际上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3页)只是到了列宁的时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一派,为了同组成第二国际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便拾起了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和其他一些人(魏特林、克利盖等人)使用过的“共产主义”的口号,将布尔什维克一派的工人阶级政党称为共产党。中国在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时,经过一番讨论和争论(陈独秀就在正式建党前使用过“社会党”这一名称),确立了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取名为共产党。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人人自由的理解,已远远超出了经济、财产的领域,而对政治、文化领域中的自由显出了更多的关注,例如对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的关注,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众多有一定财产的劳动者,对于“共产”、“灭私”是有相当顾虑的,这也是在苏东剧变后,欧美一些国家广大劳动群众疏远共产党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把理想模式化和极致化,并用强力来推行,背离了现实主义,是不可取的。黑格尔就说过:“如果一个理想太美妙了,以致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想本身就必定有缺陷。”(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47页)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认为,完美的社会视野,靠政治权力强制实施,会导致如俄国思想家兼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一部小说中描述的“古拉格”岛上那种灾难的出现。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在人的认识和决策中,如何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人类理性有这样的弱点:“顾此”,往往“失彼”。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顾“现实”,而为了“发展”,又不能没有“理想”。但人类在面对现实时,往往过分注重世界事物的平静、稳定的方面,采取过分审慎的态度;而在追求理想时,往往过分注重世界事物的运动、变化的方面,表现得过分热情。这样就会出现罗素在谈到古希腊“酒神”巴库斯时所说的那种情况:“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分,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没有趣味;有了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是危险的。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全部历史的冲突。”(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页)这和近代社会所经常出现的“服从首长、组织”与“服从正义、真理”,这两个原则之间的悖论,颇为相似。人们常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这命令不正确,还要不要服从呢?共产党人常说,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同中央保持一致,但这组织、中央不正确,还要不要服从,保持一致呢?看来,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审慎与热情之间,“服从首长、组织”与“服从正义、真理”之间,存在着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一种悖论。在解决这种悖论时,辩证思维和现代科学方法论或许能以提供可用来参考的思路。辩证思维的大师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所阐述和实行过的“时而突出这一个,时而突出另一个”的原则,是有重要价值的。现代科学发展中出现的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即哥本哈根学派首领玻尔提出的“互补(并协)原理”,数理逻辑中的哥德尔提出的“不完全定理”,即形式数论的系统一致性的证明不能在形式数论的系统本身中实现,以及经济学中的阿罗提出的不可能定理,如效率与公平两者之间不可能两全的原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解析了这种悖论。对于同一类问题,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二难选择中,如何找到其间的结合点,使之互相补充和渗透,搭起“由此及彼”的桥梁,并保持一定的张力,以便在适当条件下由“这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并在以现实主义为主时要兼顾理想主义,而在过渡到以理想主义为主时兼顾现实主义,是完全必要的。在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如何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关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很明显,如果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发展,改革也不能顺利进行,维护稳定,人人有责。但是,面临着落后的、僵化的体制,没有改革就不能有社会的迅速发展,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稳定的任务。而要改革,就不能不引起一定的社会震动。怎么办?这就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使之具有一定的弹性。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消极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深层次的和持续的根源,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着力进行反腐败斗争,成了当务之急。这当然会引起局部的、暂时的、表层的社会震动,但这并不可怕。这是社会消极能量的有序排放,是从根本上解决稳定问题、改革问题、发展问题所必需的。把“稳定压倒一切”做为临时性的口号,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做为一个长期的方针,则是不妥的。中共十八大不再提“稳定压倒一切”,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一方针易造成忽视法制,阻碍改革和发展的后果,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掌权者也正是利用它来为自己拒绝或歪曲改革,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行径辩护,甚至是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辩护,宣称只要是维护了(表面上的)稳定,什么手段都可以采用。这一口号如改为“法制压倒一切”也许好些,但“压倒一切”之说,总是片面的、有缺陷的,亦应慎用。看来,在现代科学治理和科学决策中,坚持互补论、兼顾论、过渡论,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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