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倾向性与真实性之相互作用

——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四十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9 次 更新时间:2017-03-16 01:57

孙凤武 (进入专栏)  


(一)


1、人、人类在面对大千世界的万物时,总要力图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的规律,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决策和行动。这里的把握本质和规律,就体现了真实性,而这里的需要,就显现了倾向性。两者在正常的、正向的关系上,应是相互作用乃至相互促进的。古希腊哲人在追寻万物的本原时,朦胧地谈到过“水”(泰利斯)、“火”(赫拉克利特)、“原子”(德摩克利特)等,而在探讨人的需要时,朦胧地意识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哥拉)。不过,从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直至中世纪,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人或人类活动范围有限,哲人们把研究目光的重点还是放到了客观事物即客体的本身上,而对人或人类本身即主体的知、情、意的研究却很不够,这就使得在认识论领域中,真实性问题似乎压倒了倾向性问题。到了近代,由于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或人类活动范围的迅速扩大,哲人弗朗西斯·培根就看到了,人的智力并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感情灌注在里面的。不久,哲人笛卡尔就初步建立起主体性哲学,倾向性问题便被突出出来。到了黑格尔的时代,人们已认识到,人总是趋向于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加以理想化,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他还特别指出,人总是从事物对人的有用性、效用方面去考察它们的。到了马克思那里,事物不只是人的认识的对象,而且是人的“需要的对象”、“欲望的对象”,恩格斯更明确地指出,人总是从自己的功利目的出发,来观察事物的,这样,事物的呈像,只能是有利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而人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光线在蚂蚁的眼中是什么样子。这也正应了流行于欧洲的一句諺语:如果几何公理触犯了人的利益,人也要推翻它的。难怪即使在科学主义盛行于欧美大地之时,诞生于1859年的三位哲人本格森、胡塞尔、杜威,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打响了人本主义的雷声,分别提出或深刻阐述了生命哲学、现象学、实用主义等哲学思想。从现象学派衍生出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肯定地说,即使最纯粹的理论,也不曾甩开一切情绪,批判的理性主义者鲍波尔则明确地指出,知识在各种主观形式中,都是有倾向性的,连做为科学主义者、实证主义者的莱伊,也承认“真理是有倾向性的”!


2、那么,在认识论的领域中,真实性与倾向性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一定视角上可以说,真实性是人的认识的基础,而倾向性则为人的认识提供了动力和导向。如果人的认识不能体现出真实性来,人的认识活动及其结论,便没有意义,或只有消极的意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了世界,才能正确地改变世界,从而达到人类自己的目的。而如果没有从人的需要出发的倾向性,就不可能找到科学认识自然界和社会事物的正确方向。恩格斯曾指出过,人的思维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他还曾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后来,列宁在评论鲁巴金编的一本书时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很明显,脱离实践需要的理论,即没有对人的功利倾向性的“纯粹客观”的理论,不可能是真实的,因而也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对于这一点,在世界各国的科学界和哲学界中,大体上已取得了共识。人们普遍认为,科学理性固然是非理性主义的解毒剂,但做为非理性的情感、意志也是理性主义的解毒剂,因为科学理性如果过分地被强化起来,陷入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主义”或“客观主义”,就会使人们脱离了人的“生活世界”的实际,造成人之认识世界事物的片面性。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家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启示了人们:在对世界事物进行科学认识并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人的情感、意志及其体现出的倾向性的重要作用。当然,片面强调人的需要、情绪的意义,就会走向主观主义这一极端。人的利益需求是具有复杂性的,从时间上看,有暂时性和长远性之别,从空间上看,有局部性和全局性之别,从与人的关系上看,有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之别,从实践后果上看,有功能性和非功能性之别,等等。


3、在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中,理论家、思想家们注意到了这样两种不同的倾向性:一种倾向是,着眼于当下社会的稳定运行和稳步发展,即在维护现存基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对其中的矛盾取调解和调和的态度,使离开正常轨道的社会现象得到矫正,并使某些非基本的制度得到修补或改良,从而使社会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得到逐步发展。这种理论思想或学说,可称为保守型。另一种倾向是,着眼于当下社会的矛盾和快速发展,即在揭示现存社会的种种矛盾的前提下,断言这些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不可调解和调和,并必然导致该社会的基本制度灭亡,由一种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所取代。这种理论思想或学说,可称为变革型。比较这两种类型,应当说,只要是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特别是当前社会实际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学说,便都是较为科学的社会思想理论,都有一定的价值。保守型的社会功能是,巩固和完善已取得的人类文明成果,而变革型的社会功能是,迅速创造出新的人类文明成果。当某一社会的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已充分暴露,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尖锐激烈,不迅速变革,社会就不能进步,甚至会出现倒退危险的时候,变革型的价值、功效就会突出起来,变革型所揭示的真实性,便成了“显性”,而保守型则变得落后了,甚至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它所含有的真实性,便成了“隐性”。但是,当某一社会的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并未充分暴露,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并不显见的时候,保守型的价值、功效就会突出出来,保守型所揭示的真实性,便成了“显性”,而变革型则因过分超前,导致了人们在实践上的急躁冒进,甚至会成为一种破坏的力量,而它所包含的真实性,便成了“隐性”。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一些“主义”、派别兴衰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必须把一种社会思想理论或学说,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对其做出评价来。就保守型与变革型这两种社会思想理论来讲,在一般意义上,是不能谈论其高下与优劣的。那种流行多年的“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或革命的理论,高于、优于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或非革命的理论”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因为地位、利益的不同,往往对保守型和变革型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取不同的态度,但对此不可绝对化和划一化。在这里,真实性常常表现出对倾向性所起的“制衡器”和“矫正器”的重要作用来。对于某种社会思想理论言说,人们首先纳入视野的应为其是否真实,其次才是对那个政治集团有利。在揭示和闡述社会历史事件时,必须将真实性放在首位,而将对派别、政党是否有利放在第二位。这既是对整个社会利益负责的表现,也是留给后人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表现。可见,防止和克服一个时期以来相当流行的把“对谁有利”,是否符合某个党派的利益放到首位的思维惯性,是完全必要的。(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二、三、十六、十七、三十九)


(二)


1、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初期,一些思想家、政治家乃至学者、民众,就已经认识到阶级现象的存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已经提到了“阶级”这一概念。古代中国的《诗经·伐檀》中,已经表现出了人们对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在经济关系、财产占有上的重大区别的感知和感愤。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欧美先进国家进入了十九世纪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界限明朗起来,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愈来愈从阶级关系这一视角,来观察重大的社会问题。这里,人们注意到两种倾向:一种是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侧重于两大阶级之间的一致与合作,一种则是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侧重于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而在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也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主张用和平方式进行变革,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普鲁东、拉萨尔等,一种是主张用暴力方式进行变革,如布朗基、魏特林、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等。当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与恩格斯逐渐主张把和平方式与暴力方式结合起来,以何种方式为主,就要以时间、地点、条件而定。这两种方式,分别被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瑞典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成功地实行了。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当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要潮流的时代到来时,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才逐渐认识到,原来,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都是阶级社会中的两大客观存在,两者皆可成为历史的发展的动力,而在资本主义还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时,阶级合作的历史意义便突显出来,正象在前此的以战争、革命、对抗为主要潮流的时代,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曾突显出来一样。在变革的方式上,也以和平方式为主,而不以暴力方式为主了。至于在承载这种变革的力量的问题上,工人阶级已不象先前时代那样,具有独到的、排它的作用了,这已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了。


2、当然,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是容易接受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而处于社会上层的群体——资产阶级或握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是容易接受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在十九世纪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趋向于变革型社会思想理论的工人阶级,由于在文化程度和文明教养上的局限性,使之在总体上,既不能表现出对社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也不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在四十年代,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造成了“无产阶级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与此同时,恩格斯曾实地考察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指出了那里流行的愚昧、落后乃至道德堕落的事实。他们坚决反对“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现象。指出,即使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也不是“社会的绝对的方面”,而其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通向新社会的一种过渡。当然,与某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方面,即它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他们本人也积极地参加到了工人运动中去。二十余年后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致力于启发、教育广大工人群众,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同时,多次批评了英国工人阶级对革命的消极态度。遗憾的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家常常忘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尽管也曾认为,无产者“也有劣根性”,但他还是高估了无产者的觉悟,认为一旦革命成功,广大工人就会自觉地大干社会主义。他的夫人有一天到某工厂去了解到这样一种情况:该厂工人开会时,大家说,现在革命成功了,工厂是我们工人的了。于是研究决定,放假一个时候,以便工人们做些家务活,做完后再来上班。列宁了解到,这类现象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使整个苏维埃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由是,他在改变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某些看法的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对工人阶级的某些看法,加强了劳动纪律,甚至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在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就曾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中国各阶级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析,但他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却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过分夸大了,且称其为“大公无私”,与此同时,贬低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与思想道德水平。在“文革”中,他要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向大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派驻“工人宣传队”,结果遭到了失败。很明显,工人阶级的革命倾向性,只具有相对的性质。这种倾向性对于认知社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优越性,并不必然带来真实性,而且这种优越性也是在变化中的。在世界处于和平、发展、合作为主要潮流的时代,更是如此。至于对其它劳动阶级,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有所批评,但总的来说,还是推崇过多,称只有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阶级,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为它们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广大知识分子往往做为“皮上之毛”,而被贬低了,直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由于“从事脑力劳动”而被划入了工人阶级,才被重视起来。至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被说成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则在总体上被排除在“创造历史”的行列之外。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经依据唯物辩証法和唯物史观,说地主阶级在“一定时间内”是“生气勃勃”的“真老虎”,但他没有给出过解释。马克思与恩格斯尽管在前此一百多年讲过资产阶级的重要的历史作用,并专门做过解释,但认为这种历史作用在十九世纪中叶即已开始逐渐消失了。这一点被后来的列宁所肯定,这使他在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碰了大钉子,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资产阶级的方法”。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不但在当代的世界,而且在当代的中国,也在继续发挥着。难道中国在近几十年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不正是包含有“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运用吗?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的经济、科技不是有了飞速发展了吗?可见,被认为是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倾向性,并不是必然与历史的发展进程的真实性相悖的,而是充满着复杂性、相对性、多变性的。事实表明,任何阶级在总体上对社会事物的认识的真实程度,主要不是该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而是由其文化程度、思维能力、活动领域和整个时代特征决定的。


3、前苏联著名哲学家米丁在三十年代发表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强调了阶级倾向性对阶级社会的真实性的作用,认为只有站在当代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站在当代的反动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是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家、思想家乃至学者和宣传工作人员,并被写入大量的教材中。连刘少奇这样优秀的、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1939年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述了米丁的这类说法。虽然刘少奇在该书1962年的新版中,已经删掉了这一段引文,但这一引文所表现出的思想却未能得到清理,直至今天,许多人还在宣传“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带有片面性的观点。应当指出,在当下的中国,诚然,包括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都应当“心存大众”,了解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需要乃至感情生活,并努力在“开启民智”、“培育公民意识”中为之服务。这种崇高的倾向性,是人性之使然,道德之使然,而这又与真实性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和提升。但是,社会中的其它阶级、阶层、群体,亦应是服务的对象,不可岐视与怠慢,这也是一种崇高的倾向性,也是人性之使然,道德之使然,也与真实性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和提升。要在这一过程中,既致力于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又致力于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水平,并使当前过大的差别,缩小起来。如果继续要求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倾向性来改造包括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在内的公职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倾向性,就不但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在实践上会导向虚假!(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


(三)


1、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倾向性十分明显的社会科学理论,这种倾向性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上。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由马克思与他的“第二个我”(比他小两岁)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宣称他们的理论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科学。恩格斯在1845年使用了“党性”这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的词汇,马克思虽未使用过这一词汇,但他多次把当时的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称作“我们党”。可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解放而创立自己的理论的。马克思本来是学法律的,恩格斯本来是经商的,但他们所在和曾在的德国、法国、比利时国、英国的社会现状和他们所体验到的工人的遭遇,使他们立志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献身,并认为这是解放全人类的必要条件,从而创立出一种崭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他们的这种阶级的、革命的倾向性,有助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变化规律的深刻认识,促使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工人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即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重要的真实。这样,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在科学上不但超过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布朗基、魏特林、普鲁东等具有变革倾向的、优秀的社会学家或革命家,而且超过了伏尔泰、卢梭、康德、黑格尔、斯密、李嘉图、边沁、穆勒等具有保守倾向的、优秀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这种倾向性,却又使他们有可能忽视了另一种社会真实,并在事实上陷入了一定程度上的片面性,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平静、稳定的方面,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蕴藏的强大生命力这一真实。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不久爆发的1848年欧洲革命,很快就失败了,但资本主义在欧美地区却迅速发展起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巨大进步,广大工人、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也有所提高。1849年从德国流亡到伦敦的马克思,曾经不甘心于他所参加的这一次革命的失败,一度倡导“不断革命”,甚至预言他创办的《新莱茵报》,只出两三期,“世界大火”就会燃烧起来。他对五十年代欧洲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所做的“革命临近了”的估计,都落空了。他听说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革命,就断定的“中国革命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也没有发生。他在六十年代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也未能实现。他在七十年代所热情赞颂的巴黎公社革命,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很快被资本主义世界扑灭了。马克思在八十年代去世后,做为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恩格斯几次预言革命会迅速胜利,甚至曾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898年就会夺取政权,也都没有实现。至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主义者所犯的急性病,更是人所共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倾向性所必然带来的缺陷,必须具有足够的认识,而这又是与对于社会科学理论乃至真理所必然带有的局限性的认识直接相关的。必须摒弃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科学理论乃至真理神圣化的传统偏见,以及至今还在广泛流行于思想界乃至政界、宣传界、教育界中的把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左倾错误说成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结果的言说。其实,急躁、冒进等左倾表现,正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带有阶级性、革命性的倾向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与生俱来的弱点。而任何社会科学理论乃至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地的全部真理,都是有自己的弱点和缺陷的。由是,我们既没有理由苛责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又没有必要把他们的学说当成永恒真理或绝对真理。


2、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行程中,不难看到做为一种较为科学的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所经历的兴衰轨迹。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支最主要、影响最大的思潮,也被公认为是最著名、成效明显的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在九十年代恩格斯去世后,这一理论阵线内部出现了重大争论和斗争。先是贬低乃至否定阶级斗争理论的伯恩斯坦同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倍倍尔、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列宁等人的争论,后是惧怕乃至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考茨基、普列哈诺夫等人同主张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卢森堡等人的斗争。伯恩斯坦虽然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中年以后长期住在阶级斗争较为缓和的瑞士与英国,深受那种“阶级合作”氛围的影响,使他在青年时代曾经萌生过的“阶级和平”思想复活并发展起来。他把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的“工人阶级可以和平取得政权”的思想,加以修正,变成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这种修正,在他1899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扩展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今天看来,伯恩斯坦的这本小册子,是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的,它体现了出了一定的务实主义和逻辑力量,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的、革命的倾向性所含有的缺憾,是有先觉的,并给后人以某种启发。但他却走向了另一种片面性。他在英国的安定生活和他在活动范围上的狭窄,使他忽视了他的祖国德国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俄国的阶级斗争之方兴未艾。他试图用康德哲学来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偏颇之处,试图用维也纳经济学派的理论来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进行纠正,是无力的。这样,在这场论战中,伯恩斯坦的理论就败下阵来。随着历史进入到了二十世纪,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帝国主义”和“战争”这样两个带有危机性质的现象。在要不要利用此种机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原来共同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几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之间,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和斗争。考茨基等人不赞成利用一战(欧战)之机进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列宁等人则坚决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发动工人、士兵、农民实行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列宁在一战中间(1917年)发动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不久解散了立宪会议,镇压了反对十月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党人和一批资本家、知识分子,宣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对此,考茨基极为愤怒,在1918年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激烈攻击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只是马克思偶然使用过的一个“词儿”,并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后人在读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时,一方面看到了他真诚地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感受到了他对民主的恳切的召唤,可以说,他对民主的社会一般性的闡述,至今还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列宁骂他是“叛徒”,是没有道理的。但他把十月革命后俄国所处的内外形势,估计得过于简单了,否定了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所具有的阶级性。这样,他的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便自然遭到主张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拒绝,这些左派在列宁的旗帜下,纷纷建立起有别于第二国际诸多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成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此时,第二国际已因“护国主义”而支离破碎,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陷入了低潮,而第三国际则名声大振,列宁的共产主义甚至影响到了一些前资本主义国家。不但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就是象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左倾,其中一些人信奉了比马克思主义更具阶级性、革命性的倾向性的列宁主义,甚至认为列宁主义就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适应了以战争、革命、对抗为主要潮流的时代特征的,这正是它所以能高歌猛进以致指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欧亚地区的一些国家的革命并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民主主义(二战后又多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此时所取得的成绩较小,以“马克思恩格斯主义”为指导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不同于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别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未能在世界范围内发生重大影响。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二战结束,世界在整体上逐渐进入了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要潮流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所固有的阶级性、革命性的倾向性,在总体上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便逐渐走向了低谷。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这一低谷,便在全世界显现出来,直至中国“文革”的失败和苏东的剧变,列宁主义连同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被打入了冷宫,而在另几个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改变了原貌。在全世界众多的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现今只成了一门“学问”、“学说”,被少数知识分子研究着。这种情况,是不值得奇怪的,甚至是很正常的。正象不能如有人那样,把当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说成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的谋略(甚至攻击为“阴谋”)的结果一样,也不能如有人那样,把苏东剧变说成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立钦背叛(有人甚至归结为“和平演变”)的结果。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中也受到了冲击,只是冲击得小些,以致众多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连戈尔巴乔夫都在苏联共产党解散后,组建了社会民主党。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之陷入低谷,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虽然具有高度科学性但又具有明显缺陷的理论,遇到了时代特征的变化所致。这不是以那个人,那个集团,那个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常态,也是真理发展的常态。对此,不必过分的感叹,也不必硬是否定“低谷”的现实,更不应当虚张声势,把明明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上发挥着重大功效的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样来“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毫无意义的。


3、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揭示了“文革”中奉行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而在苏东剧变之后,又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了反思。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创立了被邓小平称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并实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聚集了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取得了许多的成果。一些学者披肝沥胆,正在编辑和出版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七十卷本。这不但需要参考原苏联和东德出版的老版本,而且要鉴别其中的正误,更要搜集一些遗漏的文献,包括草稿、初稿、手稿,以及新发现的信件。更多的学者在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问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一些热点问题,写出了一批小册子,较为恰当地回答了干部和群众中的某些疑虑。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指导思想上,相当多的学者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绝对真理或永恒真理,是如当年列宁说的那样“万能”和“正确”的,是应当“坚定信仰”,而不能怀疑和质疑的,是只能说其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接好地气”,而不能说其中含有错误,或说其中有些已经过时,需要在原则上调整其叙述框架,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有人还否定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共同性,要求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有人还把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说的基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解释成为是基本原理不可改变,只有个别原理可以修改。其实,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揭示的真理,都是具有过程性的,都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方面或阶段,都是有缺陷乃至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但做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方面或阶段,是包含有片面性乃至错误的。与此同时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与具有科学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是有诸多共同性的。例如它同自由主义就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崇尚人的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或许称为人人自由主义更为准确些,因为追求人人自由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本意,而这一点也正是高于一般的追求“个人自由”的地方。“人人自由”的提法,也许能祢补“共产”(共同占有财产或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提法之不足,因为当代先进分子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不能完全用“共产”主义来表达的。难怪现代著名思想家罗素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旁支”呢!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站在了十九世纪人类思维的制高点上,但他们不可能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创立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玻尔、海森堡等人的量子力学,以及其它现代科学所引发的新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当年,爱因斯坦在读了伯恩斯坦寄来的恩格斯的手稿《自然辩证法》后,评价并不高,原因即在于此。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片面性乃至错误,又是同真理、社会科学所固有的倾向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倾向性既是推进真实性的动力,又是离开真实性的旁因。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具有不同倾向性的理论,会对社会历史发生不同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以战争、革命、对抗为主潮的时代,与在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作用,是完全正常的。至于谈到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指的应是马克思主义者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进步,使自己原来信奉的理论,得到改正、发展,这是一个正直的学者所应具有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格,而不是理论本身有什么“与时俱进”的特点。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理论资源,任何时代的人们都能以从中找到“依据”、“出发点”,未来世界信仰它的人会越来越多,最终全世界都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统天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至于“基本原理”的提法,可参考当年黑格尔在谈到本质具有相对性时的提法,指明“基本”与“非基本”也是相对的,即某一原理“时而是基本的,时而是非基本的”。当然,即使在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不能随意解读,随意套用,如有些人把严格审查、掌控报刊出版的做法,说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表现。熟悉马克思著述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一生很少谈论新闻出版事业,早年在重点谈论时,也是着眼于批判当时普鲁士王国的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姑且不论“严格检查”是否正确和恰当,把当今中国实行的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的表现,是不符合事实的。现今,有些贪腐的高官,在认罪时,把自己的堕落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够坚定的结果,这也是牵强附会、不够准确的。这一切表明,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对真理、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具有辩证的认识。有必要在理论研究、宣传教育、编写教材、讲话授课时,增加历史感和现实感。要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它的真实性与倾向性,它的优长与缺短,它的功能的可变性,它的进入高潮和陷入低谷的时代必然性,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它在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时代所仍然具有的某种功能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联。总之,不能再把它归结为某种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的若干条文,来让人们信仰和熟记了。也不能忘记它的真实性与它的倾向性的正常的、正向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真实性是倾向性的某种矫正器。更不能明明是已经根据实践需要纠正了它的某些错误(如对私有制与计划经济的评价,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评价等),却硬说是坚持、发展并创新了它。


(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一、四、二十八至三十一,发表在《爱思想网》作者专栏的《理论的尴尬与出路的探索》、《重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重议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对马克思主义两个基本理论的反思》,发表在《价值中国网》上的2009年12月5日的作者论文《“六个为什么”一书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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