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经济为何下行?怎样正确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3 次 更新时间:2016-04-24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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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4月20日在浦干院中浦讲坛的演讲。(略有删减)

主题:经济为何下行,怎样正确应对

吴敬琏:今天讨论一个当前大家关心的问题。

前年末中央提出引领新常态,去年着重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热烈讨论,今年第一年执行。如何理解?理论界、大众、干部中有不同认识,执行任务的过程会出现步调不一致甚至偏差。

我讲讲自己的认识,问题都存在很多争论,需要讨论。


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

八中全会提出的论断还是很准确的,一是战略机遇期,又是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如何应对?

两年多前中央作出判断,当前三期叠加,就是矛盾叠加:

经济增长处在换挡期,就是减速期;

经济结构阵痛期,减速时通常很大问题,就是优化结构,需要付出成本,是很困难的。

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减速在本世纪以后就出现了压力,对待减速,占优势地位的意见就是刺激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张性的,刺激后速度回升,带来副作用,需要消化。

矛盾表现:

去年中央提出四降一升,经济增速、工业品价格、实体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与三期叠加的第三期有关。前期刺激政策大量发行货币、扩展信用,杠杆率上升,出现还账还不了的风险上升,判断是准确的。对全国都是,有的严重,有的轻一点。

核心问题是经济趋势性下行,GDP进入下行期,是趋势性下降,不是周期性,周期性是过一段会自动回来。如果没有很强有效措施,就不会回来,是我们碰到的严俊挑战的地方。

1、解读经济下行原因的不同理论框架和对策思路

特别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两种思路:

分析经济发展趋势的两种理论框架:即需求侧因素分析,供给制因素分析。

哪一种分析框架合适存在争论。

这里讲的是恒等式,经济GDP总量=消费+投资+净出口

假定价格是及时调整的,凯恩斯发现价格滞后,有时总需求会大于或小于GDP,在价格不是随着货币量调整,这个时候,凯恩斯说可以用政府宏观政策去收缩或扩张,就可以做到相等,加上财政货币政策,与总供给一致。凯恩斯分析认为总供给决定于总需求。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对付长期问题没有用。长期问题是从供给方面分析。GDP增长是由供给侧哪些因素决定?

三个因素,劳动,新增劳动,劳动力在增长中的贡献,第二是资本的贡献,资本形成,第三早期十九世纪没有注意到,二十世纪中期研究才注意的,是效率的提高。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苏联经济学的效率指标不同,全员产出,投资国家给的,跑部钱进,劳动效率显得很高,其实不高,资本效率很差。我们现在用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综合看生产率高还是低。充分利用了,达到GDP潜在增长率。

当经济增速下降,来研究这个问题,不同人选用不同方法,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是三驾马车。

09年后成为流行说法,为什么经济增速下去,是三驾马车力度不够。这是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一种延伸出来的方法,个人认为不正确。

为什么08后增速下降?消费、投资、出口需求力量不够,得出的应对:扩需求保增长,09年正式说保八,后来保七。最强一次就是09年用了四万亿,09和10年两年4万亿投资,贷款出去9万9千亿,将近十万亿,用这么大的需求保增长。这个方法在经济学界很多人不同意,理论上站不住。少数人认为凯恩斯主义就是不对,更多一点的人认为不对不是全盘否定凯恩斯,本人也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对付短期问题是有用,但是凯恩斯本人都说过,他们讨论的短期问题,不是长期问题,长期,我们都死了。凯恩斯的反对者是自由主义,市场自动会调节,生产过剩,经过危机,弱势的都淘汰了。每次经济下行后,都经过筛选,长期来说,是这样,短期,我们都死了。短期要用人为方式。我们面临的不是周期性的,而是趋势性问题,就无用了。

用来对付我们这个问题,没有用。

09年来一直用这个办法,副作用大。一方面,正作用越来越少,没有什么正能量;另一方面,副作用越来越大。经济学有个原理,投资回报递减规律,多种因素决定某一个东西,只提高某一因素,对变量的影响会越来越低。09年4万亿下,马上增长率提高四点几个百分点,维持两年多,保八了,快到十了。后来每一年几乎都有一次刺激,但是作用小了。很担心,一月份、一季度刺激强度比09年还要强,GDP又下来一个百分点,那么强的刺激强度。

副作用主要表现,货币超发,信用扩张造成资本市场泡沫,负债率推高。两个指标,一个是负债率,整个资产中负债的比率,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分子是债务,分母是一年的GDP总量。中国有些单位喜欢用负债率,强调负债率,只要有净资产就没有问题,但是国际通用杠杆率。净资产不见得能变现,要还钱的时候负债率就没有用,通常用杠杆率,高了,出现资金链断裂跑路,偿债上升,偿债危机是有传导效应的,相互传染,担保的,都会出现问题,系统性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出的事,日本90年就出现系统性问题,金融危机。

11年我们开始国民资产负债表研究,12年觉得有风险,但是还可控,13-14年,增长很快,15年就很多人担忧,好多地方研究,麦肯锡15年2月发布,07年金融危机杠杆率增长快,14年达相当高的水平,15年继续增长,16年一季度继续增长。中国还不算高,日本还高,总杠杆率400%。我们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承受能力差,有些高速增长快,投资超过GDP,用自己财政还欠债,中央+杠杆取代自己还债,把当年的先还了。

更大的问题,负债主要集中在企业。14年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125,抵抗冲击能力更差了。欧盟要求成员国非金融企业不能超过90%。

正面作用越来越差,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对这种办法支持低。

另一个方面,从供给方面分析。

有三个因素:

经济学增长函数;

总量由三个因素决定,索罗余量资本*劳动*效率;

人均产出由资本一个因素决定。

投资决定增长,投资率越高,增长率就越高,索罗56年提出怀疑,说如果是这样,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因为投资回报递减,维持一定增长率,投资率就会不断提高,而投资率不可能一直提高,因为人要消费。美国前四十九年资料,增长率并未下降,投资率并未提高,提出假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总量增长减掉劳动贡献和资本贡献,一定还剩下一个东西,成为索罗余量(残值),是技术进步,就是效率提高。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09年后认为三驾马车不对,应该用供给侧因素来分析。就是从劳动、资本和效率状况进行分析。新增劳动、新增资本和效率提高三方面。

15年3月斯坦福青木昌彦分析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前景,分析中国趋势,不能用三驾马车,应该从供给方面进行分析,日本说法叫供给侧,我们叫供给方面。我们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苏联人60年代提出要转变生产发展方式,也是用这个方式。一般投资在GDP比重25%左右,大跃进后三十多,这个东西不能持续。第一个提出批评的是马克思。大家都记得政治课上讲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基点就是投资率太高,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总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产能不断增加,而需求不足,产生经济危机。资本投入增加。劳动对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矛盾尖锐化,成为资产阶级掘墓人。斯大林说这种增长模式是马增长模式,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中国一五开始。马克思说的那些毛病都出现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不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继续保持高增长,没有出大跃进以后的问题,投资率比大跃进那时还厉害,中国47%,美国19%,韩国29%,俄国20%,印度30%,效率很低,产能过剩,劳动者收入过低,贫富分化。学者认为长期不能持续。改革后,情况有改善。保持高投资,但是同时效率的贡献也有提高,改革前基本靠投资,改革后效率贡献提高了,基本靠改革,改革前城乡工业化隔绝,政府从农村拿到资源,到城市进行工业化,尽量限制。改革后城乡市场一定程度打通,允许投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资源,土地,劳动力,拿到城市,提高了效率,增长中效率提高的贡献增强了。库次涅次过程。

还有,就是开放。开放后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一下子效率提高。各种先进技术让效率提高,总的贡献多。但是这个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大致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04、05或06年,这个效率也在下降,劳动增加这方面也走到了晚期,人口红利消失(社科院副院长蔡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情况不存在了),资本的投资回报递减副作用增加。关键是效率提高的贡献下降了,两个原因,一是21世纪初期,库次涅次过程中国已经到了末期,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高效率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现在还有1亿农村人口移到城市,主要妇女儿童。二是一般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没有过多差别,买设备、买技术的甜头不大了,就是购买技术了,也要加上自己的创新,才能提高自身给水水平,过去是跟随者,现在已经成了领跑者一员了,或者是伴跑者了。

21世界第一个十年就出现前段生产率下降,得出结论,要迎接挑战,解决面临的困哪,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善供给质量,提高效率的贡献,优化结构、技术创新、效率提高等等。总之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为什么强调进行结构性改革

能否成功转型,关键在改革

一改革开放就提出了。80年华国锋不兼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搞了一个研究,提出今后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十大方针是围绕一个问题,就是效率问题。81年12月人大批准,成为政府文件,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95年研究制订九五计划,引进苏联60年代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口号。超英赶美,三个五年计划后,GDP差距缩小,增长速度减慢,技术和生活水平差距还拉大了。认为增长方式有问题,主要靠投资投入,西方主要靠效率提高。资本论第二卷粗放增长(外延增长)、集约增长(内涵增长)。95年想起来了,认为有道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粗放到集约,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后者是前者基础。有所进步。

十五计划大规模造城运动,重化工业投资运动。走了回头路。十一五计划规定,重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一五期间各项工作的红线,没有取得很大进步。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内容一样,12年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收入的解释不大好懂,陷阱显然有机制性东西。生长函数解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某些中等收入阶段的动力已经减弱或消失,如果不能找到新的驱动因素,就会停留在那个阶段,主要靠投资和劳动。新的动力,还是创新和提高效率,如果不能活跃创新活动,中等收入陷阱就过不去。14年提出引领经济新常态,产生大讨论,没有弄得很清楚。两个特征:高速到中高速;数量扩张、考投入支撑的增长到靠效率驱动的经济增长。两个转向的速度不对等,第一个转向已经转到了,第二个还没有到。引领就是要把短腿赶紧弄上去,还是回到老问题,讲了二三十年还没有解决的症结在哪里?十一五计划的结论是对的,十五有回头,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量投资,很多死城、产能过剩。05-06年热烈讨论。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手里掌握主要资源,普遍把GDP增长看做政绩主要标准,各级政府官员把配置资源的权利营造政绩,粗放的方法,要提高效率,要有好的体制,很困哪,不向投几个亿马上出来。十六届三中全会:仍然面临许多体制性障碍。在重要方面要求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十一五期间的决定,回头看,改革仍然推进很少。中央决议,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提出新口号,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

中央提出方针叫结构性改革,有一种倾向,叫结构性调整,而且是政府去调整。这是误导。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很少用,发达国家常用。G20宣言讲20国都要搞结构性改革。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的改革,特别是对政府职能进行的改革。不能把结构性改革与调结构,即主要用行政方法进行的“结构调整”混为一谈。

具有长期效应,短期有部分人要承担代价。长期有更多人福利得到改善,政府补偿少数人付出的代价。政府去调结构好还是通过改革改善?

2014年经济学人建议英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什么叫结构性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对政府的监管行为进行改革。民粹主义盛行。

我们不要因为有“结构”两字就认为是调结构。

正确的应对方略:

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集中主要力量励志推进改革,依靠具有活力的体制机制提高供给侧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的问题

3、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

l 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债务

l 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

l 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偿投资

l 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

l 停止刚性兑换

l 对资不抵债企业实施破产和重整

l 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大量楼盘)

辅之以短期政策运用:

l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应当发挥辅助作用,以便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

提高赤字率上限,用赤字增加需求:增加支出;减少收入。主要应该减少收入,不要增加支出。已经作了结构性减少,应该是普惠式减负。

l 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去杠杆还应当是总的方向

l 财政政策要适当提高力度:指向提高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降低税负

4、成败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提高供给效率主要靠市场

l 靠市场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l 市场主要功能: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建立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l 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l 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主要靠市场发挥作用

降成本就是靠市场激发企业家和职工积极性,指标不见得管用。有些文章对上一次去产能去库存的故事有片面性,九十年代上海走在前面,97年朱镕基三年脱困,98年上任后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执行第一炮就是纺织业为突破口,限产压锭,压缩一千万纺锭,上棉九厂,取得很大功效。没有这个,就没有21世纪发展。这个历史说的片面了。几十万纺织工人下岗(不是失业),执行再就业工程,上海先行,每个行业建立再就业中心,分批进入培训,再就业,97年全国推广,98年发生问题,上海有浦东开放,全国没有那么多岗位。四月份开会讨论怎么办。劳动部提出每个厂建立再就业中心,被否决,与原来一样,没有岗位,天天学习。要开源,发展中小企业。朱镕基当场接受,宣布国家经贸委建立中小企业司,中央通知四大银行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再上浮10个百分点(20%)。十五次代表大会,把私营企业从补充提升到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了大问题。政府决心决策有作用,更重要的是发展市场力量克服问题,有很大启发作用。

推进改革,使市场发挥决定作用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l 简政放权和实现法治rule of law

l 金融改革

l 财政改革

l 竞争政策的实施

l 国有经济改革

l 农地改革

l 自贸区试验及其推广

自贸区改革需要加快,对外开放是国内市场化延伸,一定是全面开放的市场,世界面临贸易规则升级关键时期,自贸区试验中接近,再推广、创效。不同过去特区建设,自贸区就是要求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行商环境。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国内也要搞负面清单,意义重大,听说有难度。中央相当多的部委不愿放手。

政府应当“有所不为”

主要表现为调结构问题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明确自己的职能,提供公共品,不是直接插手微观决策。

技术由市场检验。

市场准入,原意是市场禁入。行政许可,因为公共利益,某些进入需要行政许可。法无禁止即可为,负面清单。而过去政府一直用各种手段设立行政许可,破坏竞争。最近扶植高新技术产业,各部纷纷建立扶植基金,这是有倾斜的,还有直接补供方。电动车十城千辆计划大失败。各地都申请,要求中央补贴,但是补贴办法出了问题,补给自己所属企业。撒了胡椒面,转不起来,去年改了,12月份发现问题,说业绩极好,产量增长300%,12月发现,诚信很差,供需勾结,以买车者名义申请补贴,双方分成。财政部查骗补。

政府应当“有所为”:

l 良好的制度环境

l 宏观经济稳定

l 基本社会保障

l 良好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

l 用PPP方式进行共用性技术和一般性技术的“竞争前开发”,原来主要用于准公共品

l 对节能、环保产品的“需方”进行补贴以消除“外部性”影响,如减排用交易方法转为罚款方式,

l 因势利导,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政府不可能知道哪种结构是最好的,去产能,好多过剩产业都是过去政策倾斜的产物,光伏,上一轮的扶植新兴产业,大量过剩,LED,电动汽车,一定要吸取教训。

落实主体责任,使改革措施落地生根

防止改革空转、文件不落地消极现象发生,有人讲专家造新词,不太同意。

贯彻深改组第20次会议1月11日和21次会2月23日的要求,拧紧责任螺丝,把改革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使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各项改革决定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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