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6 次 更新时间:2014-11-19 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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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据我所知,管理学家通常看不上经济学家,但反过来也一样。经济学家看管理学的东西觉得简单,管理学家却说:“经济学那么复杂有什么用?”对此,经济学家的回答是:根据消费行为的研究,人们在收入低的时候消费有用的东西,但收入越高消费的东西越没用。我开始以为经济学就够没用的了,刚才听黄卫伟教授讲演,才发现还有更没用的,那就是哲学、悖论。“理发师只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些,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收入越高,对于没用的东西可能关注就多一点。(笑声)

今天彭剑锋老师让我讲讲宏观经济形势,这个东西就没什么用。形势再差,有很好的企业;形势再好,也有很差的企业。企业搞得好不好,跟宏观经济形势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对于多数企业来说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金融的、全球的企业例外。但彭老师说讲一讲,我就讲一讲。

其实,这个形势现在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的,就是一个问题:下行。

今天我过来一看,这么一大屋子人,说明现在这个形势好像还不坏。经济下行,当然是有很多数据的,现在有些地区、行业、企业,真的是相当的困难,那就是刚刚杨杜老师讲到的死法的问题。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经济来看,真正难受的,还不是经济速度在往下走。最近的数据大家都看了,PPI、CPI还在往下走。真正令中国经济难受的,是我们“从高位运行到下行”,而不是日本那种下行。日本是“增长2%变成增长1%”的下行,所以虽然难受,但没有我们这么难受。中国的GDP季度数折成年率,在2007年曾超过14%,而现在就只有7%,今年很大可能是7.5%以下。从14%到7%,下降了一半啊。这个还是个平均值,那么分摊到有的行业、有的地区、有的企业,那真是哗啦哗啦的了。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高位下行”呢?我一直认为,“高位下行”比“低位下行”难对付,因为有巨大的惯性。曾经有一些省份GDP增长14%、15%,甚至有些GDP增长20%多,持续了很多年却一下变成7%,这是很难受的。经济有很多惯性,我们也有很多的期望和预期,有不少人,不少公司、企业领导人、地方领导人,都希望这个经济再回到14%去,这种失调速度是很难受的。

 

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来理解这个“高位下行”。

如果你不理解“高位下行”,就不能很好地对付它,那样就会更难受。“高位”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增长10%以上、11%以上、12%以上,反正战后没有看到这样的数。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呢?当然首先是这一点,包括在座的各位。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中国人一直很努力,包括在改革开放前,有了劳动积极性,却没有充分发挥。但是,为什么过去没有这么好的经济成长的成绩呢?这种“高位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坑,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化的势能的释放。所以,这不完全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中国人的努力”放在“全球舞台”上的评价所带来的。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不做这种评价。关门、封闭、冷战,关门、底子薄,就导致了长期贫困。我们现在才理解,开放对于中国多么的重要。一个农民就是收入低,一个工人的收入也低,实际上就是成本低。关起门来却成本低,白白低了一回,关门就只是中国公司自己之间的竞争。而开放后,就成了全球评价,中国人、中国产品、中国工人、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管理者、中国的企业,都在全球舞台上评价,这一评价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势能。

这是为什么呢?冷战以后,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海平面。战后以工业化最发达的7个国家为代表,他们都不关门,互相投资、互相贸易。所以,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国际投资主要也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他们打成一片。紧接着,战后的技术革命、和平环境,让这些国家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我们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都没错,错的是搞阶级斗争。人家没有搞这一套的,就上去了,其参照系就变了。

什么叫工人、蓝领?他们一年收入应该是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工人,多少年来都一个月50块人民币。虽然全世界的工人、蓝领在名义上都是相同的,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开门我们才发现,同样是蓝领工人,同样是干活的,有人竟收入这么高。我们看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人家就生在发达国家,就是念完书以后到公司上班、买房买车,他们生产一个产品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里就含着工人收入,含着资本的回报。这完全是两个海平面,冷战造成的这两个海平面相差多少?拿中国的参数来看,他们人均收入是我们的100倍。1980年我们说要在2000年翻两翻,达到人均800美元,没翻之前是200美元,一翻400美元,两翻就800美元。在我们人均200美元的时候,美国是多少呢?美国是人均13500美元,这样算虽然不到一百倍,但是别忘了还有收入分配。我们是穷国,要搞知识积累,所以我们落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要比美国收入分配落到个人口袋里的钱要少很多。我们要挤出钱来、勒紧裤腰带搞国家积累、搞两弹一星。所以,在个人收入方面,不要说农民对于农民,就是制造业工人对于工人,也跟人家都差80倍到100倍。

1979年修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是由于改革开放引外资进来,不能请对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标准的hotel。宾馆里所有的硬件,甚至连水龙头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一个香港厨师来工作,工资相当于100多位中国员工薪水的总和。相差一百倍的工资也得付,人家不来,我们就只能继续穷下去。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秩序。

邓小平的开放起了什么作用?他把两个海平面之间打了一个通道。当海平面不一样中间不通,势能就不能释放出来,而一打通通道,实现对流,资本技术哗哗地就到中国来了。为什么资本会进来呢?这是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同样的资本,跟美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人结合,或是到中国来,回报哪一个高?这就是外资逐渐地进入中国的一个基本经济道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要改善,观念要改变,法律要修正,“批资本主义”要去掉。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只想来一点外资,跟我们劳动力结合;来一点技术,改变我们的落后,让中国发展快一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大的产出可以出口。1980年,中国这么一个出口额99亿美元的出口大国,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源性产品为主,包括大庆油田开发的石油,当时石油在国内没有什么需求,像是抓一个大龙虾出口,中国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外汇来买设备。这个是当年中国跟国际的来往方式。

外资、技术、商业模式、想法等一进来,再跟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一结合,是会有这么多的东西的。上海洋山港现在是第一大港,我曾去访问过,那个老总九十年代到鹿特丹学习的时候,简直就是吴下阿蒙,什么都看不懂。看到国外这么发达的港机,他跟我讲,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上海港也能有一台;现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两百台排成一条线,单位速度第一,总量世界第一,超过新加坡港。那用来运什么东西呢?“Made in China”。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刚才报幕说我是人大教授,我不是人大教授,我是人大学生,北大教授。我在下乡的时候考的大学,年龄大,我想北大不会要我,人大有要年龄大学生的传统,所以我就报了人大。可能是心里有个结,所以,从海外学习回来的时候,北大招教授,我想,当年没有当成学生,当老师也不错。我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天天听的就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就是中国国情。把农业变成制造业,变成多少亿产业工人,这个是开放的结果。

一开放,有现成的市场;一开放,有大量的资本进来;一开放,我们可以学到过去难以学到的东西,这是“高位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标志事件是:1999年,中国签WTO,5年预备期,2002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随后,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就在这个档口爆发。我们从多少年来的可怜流量的贸易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生产国家。在危机冲击之前,我们贸易顺差相当于GDP11.7%,达到了最高。而创造外向主导模式的,当年是日本,日本最高的时候顺差占其GDP5%。

所以,“高位增长”是有一个由来的,是有中国人努力的原因,但这个努力是放到了“全球评价、高海平面评价”上,才带来了高位增长。同样一个东西,美国工人做,是个什么价?这个其实我们自己算过,20年、30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很高,但没有把父辈的积累算进去,其实我们前一辈穷了很多年。50块、60块拿了很多年,我们都没有算过。把这些一起算上,其实没有那个奇迹。

 

三种力量,促使中国经济“高位下行”

冷战、封闭让改革开放发生的很晚,到1980年才开放,而一开放就把战后形成的这个全球化的势能释放出来,这就是高位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又下行了呢?

首先:高度依赖全球市场。这能不受全球需求的影响吗?我们好多的时候进出口相当于GDP66%、67%,而大国没有这个数。这样,美国经济一旦出事,我们怎能不受影响?2006、2007年,出口影响20%、30%,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一来,下跌20%,里外里50个百分点,这个是当年为什么4万亿放到经济里面去,却没有见效。因为美国进口一萎缩,我们的出口就萎缩,沿海、农民工、GDP、财政、稳定,全部都会有问题。再拖一拖,4万亿加上9万亿的信贷,一下就爬上去了。但是,我们经济毕竟主要是靠对外的,而国际经济就根本没有好转。虽然,美国政府的救市让美国没有陷入1929年、1933年那种大危机,因此我们就以为还“有戏”,但其实是欧债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政府出了问题。这个(欧债)对于全球信心打击非常大。市场出问题政府救,那政府出问题了谁救呢?只能熬,但这一熬就没有头了。所以,欧债危机对于全球的投资经济发展的信心冲击,比美国金融危机还大。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全球化能够得到好处,但全球化受挫的时候,也会首当其冲。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由于经济连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就得调控。上一届政府忙了10年,基本上都是忙调控:房价、地价等。为什么呢?这有个宏观环境。美元进来了、顺差进来了、外国投资进来了。美元在中国不能花,花人民币要跟谁兑换?当然是跟商业银行换。商业银行都是变成了美元在手,这怎么在中国做生意?这就要在外汇市场,把美元投换成人民币。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就产生了一个政策目标——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人民币在中国都是成本:雇工人、交税,买电,都是用人民币,做出来的产品出口,要美元起价,人民币对于美元升一分钱,出口企业成本压力就是上来了。2010年,我跟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聊过一次。他说对于他的企业已经有很大的收入来自于国际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是不得了的。由于华为的设备在全球的生产基地还是中国,成本是人民币做的,产品是美元计价。人民币对美元一升,那么,中国政府、央行就要维持人民币对于美元汇率的问题。维持这种稳定就有代价,什么代价?进来1美元,你说我汇率稳定,7块对不对?那7块人民币就出去,你要变成6块出去就是升了。可是进来不是一块美元,一天进来好几十个亿美元,每天这样进。所以,我们大量的基础货币,跟商业银行去换汇,就变成了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储备一条线地往上升,看起来很好。朱镕基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80亿美元,来了以后搞了汇率并轨一年增加320亿美元,这就是500亿,后来很快就是5000亿、1万亿、2万亿、3万亿、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机制是什么机制?主要都卖给央行。央行拿什么买?拿基础货币买。这样,基础货币就进入了市场,中国就进入不差钱的时代。货币太少了是不行的,太多了也是要出问题的。货币供应超过了商品、资本、服务的增长,物价就是涨。这个热那个热,这个涨那个涨,这样就要调控。不调控。好多中国人就过不去,因为他们工资没有涨,消费没有增长怎么受的了。而调控,在我们这个转型的体制,说是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实际上做不到,一定要用大量的行政手段。行政手段这个东西,中国是个政府非常强势的经济体。你说好就是好,你说问题它就是问题。一调控,行政部门一起上,一个部委发文件不管用,五个部委联合发。增长太快出问题,就要勒制,要控制房价、控制地价等。我们这个行政控制就是要进入经济体,但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滞后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宏观稳定要加强调控,到了下面的部门、处,这些都是有权力的,就需要各种审批,不要小看审批这个事情,这是会上瘾的。

这是我们国家“高速增长”当中的一个代价: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高速增长没关系,可一下行就发现:到处装着刹车、吸铁石,到处都在消磨企业家精神。由于过去穷,不办企业不可以;而现在都生活过得去,办企业太麻烦,企业家的斗志就下来了,企业家精神就被衰减了。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中国是“债权经济”,而非“股权经济”。像中国这种经济,如今改革改了30年,我们还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为主,而银行就是一个债权。这个“债权为主”的经济,就是上去、下来都会放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债务是一个杠杆。经济热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未来看好的,借贷需求非常的旺,因为物价都是在涨,物价减掉以后,真实利率是负的,谁借钱谁合算。借了钱买房,房价涨的都会超过利息,很多家庭都懂得这个道理。借钱买资产,资产涨得快,是很合算的。这个杠杆作用在好的时候会放大,而坏的时候,物价指数一下来,名义利率哪怕不变,真实利率就迅速转正。这是现在很多企业和地方困难的根本原因。股权为主的经济体,没有这个问题。股权这个东西,放进去不能退,好就是分红,不好就是一起赔,这是“股权为主”经济的特征。但我们是债权为主,好的时候会比好还要好,而差的时候呢?最近很多的行业财务成本上升,所谓财务成本大部分就是还债。很多人为什么跳楼了,就是想不通自己怎么借了这么多的钱。他们忘记了好的时候借钱是很划算的,但市场一翻脸就发现借了很多的钱。因为曾经利率是负的,而现在利率转正了,很多的行业、企业都被顶的很难受。

我所讲的就是,以上这三个力量把中国经济拉下来了。

 

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块石头”

而中国经济一被拉下来,三大块石头就浮出水面了。这就是我在2012年11月所讲的判断:水落石出。

第一块是,成本。成本就是企业的开支,问题是什么时候开支?钢铁企业库存什么时候买的?都是大家都是看好的时候买的。即使钢价、矿石价还在涨,但涨也是有人买。等到钢铁价一下去,过去买的库存就能顶死企业。如果是借钱买的,那就死的更快,因为要还息。企业雇的人是什么时候雇的?大家抢人的时候雇的,价钱肯定好,价格不好,人就不会来。当你卖的产品下去了,你能马上削减工资吗?这是很难的。因此,成本是第一块石头。

债务,是第二块石头。由于债权合约都是在好的时候签的,随着真实利率的转正,债务就成了第二块石头。

第三块,过剩产能。好的时候,市场这么好,就会出现抢货,你也上,我也上,国家也上,国务院开会都讲7大新兴战略行业。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个传导机制,怎么可以这样来定事情?聪明的农民,现在县长让他种什么他是不种的。可是,我们在大项目里面还是一说上一起上,好产业都会被做成了不好的。其实,是市场和政府两个力量一起推动了过剩产能,等到市场“一拉脸”,外需没有了定单,可钱已经变成社会的了,这时你是撤还是不撤?你是停还是不停?有的行业还有连续性,不能随便说“没订单就关门”,所以还要接着做,这是很难受的。

以上这三块石头,就把国民经济顶住了。

 

变被动为主动:消化资本、重组债务、消化过剩产能

那么,这个时候,宏观经济要怎么应对?

首先,就是要知道“高位下行”是由不得你的。虽然有一些因素是我们可以通过“审批制度改革”来控制,这种变量是在中国内部。然而,外需不在我们的手里,是由不得我们的。“欧债危机”这个冲击力什么时候好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则是刚刚有一点起色,后来又不行了。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在困难的时期,其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造业逐渐在发展起来。这是由于,中国的相对成本变化让很多美国公司回到本土去了,这就是新的全球格局。

我们需要改革,但改革没有那么快。国务院已是很着急,开始放松审批。但到企业一问,这对他们有影响吗?回答是没有影响。国务院已经宣布去掉了几千项,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还剩多少项。企业要跟“还剩的”去打交道,经常是把含金量小的放放。总的来说,改革不是那么快的。

如今的这个既得利益,中央做了决定,国务院也推行,然而这样的大国要实现“政策落地”,还要有个过程。至于“真实利率”,这一把刀是很厉害的,这个需要经济学大量研究。

至于通缩,通常市场一翻脸就由“通胀”变成了“通缩”。90年代我们遇到过一次,通货膨胀达到24%,朱镕基大刀阔斧杀通货膨胀,在1997年突然开始出现通缩。这是什么道理?就是我们这个基本的金融结构里有一个麻烦:过度的依赖银行债务。我们说要发展股权、发展资本市场,目标提出来了却没有落下来。现在,直接融资占整个社会总融资的比例没有比20年前增加多少。那这个经济结构遇到波动,就会有派生的情况出现。所以,难受是肯定的。

有几种措施,可以把我们国家从这种情况下拉出来:第一,消化资本;第二,重组债务;第三,消化我们的过剩产能。

现在,很多人的经济预期都很有意思,一看情况不好,觉得什么都不行了,这种预期就会互相传染,悲观情绪就占主导地位。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很茫然,实际上是看错了时机,在不好的时候,反而是投资的时候。对此,要冷静地分析。

 

对外升级:新兴市场大有可为

全球化地考虑,发达国家的市场一时半会儿不会回到2007年以前去了,这个判断大概不会错。

但是,在危机之后,全球的总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兴市场的份额大幅度地提高。最发达七个国家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7个最厉害的新兴市场国家放一起,总量哪一个大?当然是后一个大。然而,我们的“外向经济”到目前为止,很大程度还是习惯于最发达的那个市场,因为其购买力现成、出价高、基础设施完备、金融服务良好、物流非常顺畅。我们接单子生产,于是我们就成了世界的工厂。但很多新兴市场特点不是这样的,比如有购买力但市场不成熟,要买货但基础设施不够、电量不够、港口不够、铁道不够等。所以,中国现在提海上、陆上两个丝绸之路,APEC会议宣布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个就是重大的战略。

新兴市场这个板块还是中空的,我们实际上铺了多少货在新兴市场?几年前我去印度看,很热但没几家用空调的,这两年才好一点。面对印度这个空调的新兴市场,中国这样物美价廉的空调市场,却没有在印度打进去多少。而俄罗斯的市场都是欧洲货,日本韩国货都少,就更不要说中国了。资源广大的新兴市场,毕业生包括我们北大的毕业生都看不上,一讲就是美国、巴黎之类的地方。刚刚有一张图我看了很感动,华为打世界怎么打?阿富汗怎么去的?那是要死人的,炸弹是会掉下来的。我们在这些市场上去耕耘、开拓的真正的商人还是很少。大学生总说没有就业,今年700万毕业生的签约率看了让人焦虑。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我总说,下一个时代,是要小语种人才的时代。小语种的需求会极速升级,因为新兴市场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印度尼西亚有1亿人,这是很大的市场,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看不上。

因此,外需不是没有市场,国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我们回想一下,1980年欧洲资本市场是怎么进中国的?中国当时什么也没有,欧洲为什么借钱给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自由外汇,不是“中国借这个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而是全部用来买德国设备,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工业设备都是德国设备的原因。今天我们的4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就不能倒过来做呢?为什么不能做外方信贷?没有电为什么不能去建电站?没有铁路为什么不能修铁路?为什么不借钱给别的国家,倒过来做BOT?当年我们的铁路、高速公路,外资为什么跑到大陆来修?就是为了20年的收费权,20年后再送给中国政府。我们现在要重新复习“80年代初外国资本进中国”那些经验,并将它倒过来用,来开拓国际市场,等待欧美市场进一步复苏。总之,我的看法就是外需还是大有可为的。

 

对内升级:改变观念,在冬天投资

对内呢?我们说的过剩,是大路货过剩,与进口货同样的东西,我们应该改进品质,这还有很大的市场。大家看看现在进口的情况:阿里巴巴网站上,很多东西都是进口的。为什么进口的东西多了?因为收入提高了以后,人们对于产品品质要求也高了。国庆节期间,我有一个朋友到德国去,回来带了一个双立人牌的指甲刀,那个指甲刀让我感叹:剪完以后怎么这么舒服?仔细看一下,它有两个弧度。这就是发达国家的产品品质。而我们的产业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品质,还早着呢。中国的制造,尤其是精密制造,这个市场的发展空间非常大。我们为什么要买进口货?那些东西中国人都是可以造的,只是品质要差一点。就目前来看中国的好企业,比如华为,按它手机业务的发展趋势,过几年,发达国家就麻烦了。

当然,现在可以改善的东西:一个是对外升级,一个是对内升级。对于国内市场,我们的空间布局还早着呢。今天,还是65%的总人口是农村户籍人口,其中17%已经到了城市常年居住。这样的空间布局里面,就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我们现在要学会的是“跑马征地”,也就是政府主导的这个“跑马征地”,真正地让这些骨头挂上肉,变成现在的城市生活,有无数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的看法是:当前困难是困难、转型是转型,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越冷的时候,越是要调整预期。就是,要在所有人都说不好的时候,把未来谋划清楚;就是,要在很多人说不行的时候,勇敢地决定投资;就是,要在很多人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在冬天投资。等人们都醒过来的时候,买啥啥贵,也就没你什么事了。很多人上一个周期被咬了一口,被“三块石头”顶得难受,想要放弃。但若真的放弃,5年以后一定会后悔。因为这两个海平面,从100倍缩减到现在,还是剩下10倍的。现在,很多人说“是人工把我们顶死了”,但发达国家怎么生产?苹果的工人什么收入?双立人是德国生产的产品,照样活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要认清形势。当然,这一点国家也在进行部署,深化改革。然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界、企业界、第一线怎么认清楚现在这个形势,抓住这个战机。

所有优秀公司,都是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然后准备下一步的。等到别人看见的时候,就是5年以后的成败得失,5年以后的市场份额,5年以后的风光云影。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文为10月31日周其仁在“2014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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