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认同形塑及其“陌生化”诗学

——论鲁迅小说中的启蒙姿态与“自反”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1 次 更新时间:2016-03-12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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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  

摘要:鲁迅的小说中贯穿了启蒙精神以及实践, 在这种启蒙的背后意味着可能的认同形塑, 而启蒙过程中的自反策略又形成了一种可能独特的诗学———陌生化诗学。为此, 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考察这种启蒙姿态中潜在的复杂张力: 1、知识分子的自反; 2、怀旧与疏离: 扎根土地的提炼; 3、看客再现的吊诡。


毋庸讳言,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已经贯穿了启蒙的实践与理念,在后来的文章中得以总结,在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一文中,鲁迅表明了他创作小说的意图,“我要抱着 ‘启蒙主义’改良社会, 改良人生, 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而著名的“铁屋子”和荒原意象则相当经典的呈现出启蒙的努力与部分效果:启蒙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艰难前行以及呐喊、奔走呼告中的无限寂寞。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采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思维来处理这种启蒙实践,如先觉者与群众[1],独异个人与庸众[2]等等;或者在某些理论流行起来后,如叙事学(Nar-ratology),相关研究往往为叙述人等概念所包围[3],借此探询小说中的叙述者与对立面之间的距离。

上述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我们对鲁迅小说启蒙叙事策略的认知,但同时,在我看来,也不乏简化之嫌。夏济安曾经很独到地指出并论证了鲁迅作品中的某些阴暗面(darkness)[4],而鲁迅自己也曾经提及身上有鬼气[5],或者是更经典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

基于此,本文将目标锁定为鲁迅小说中的启蒙姿态及其“自反”策略。自反一词来自于德国社会学家贝克 (Ulrich Beck)、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和拉什(Scott Lash)提出的“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论,虽然他们各自对“自反性”的理解有所差异,如从政治、传统和美学层面各自表述,但是自反性无疑是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的关键主题之一。在本文中,“自反”更强调如下意义:它并不是仅仅指其反思性 (reflection), 而同时是指自我对抗(self- confrontation)。[6]回到本文中来,也即,它不仅仅是对被启蒙者的观照,同时,也是对启蒙者自身的考察。显然,在叙事距离上也存在类似的张力。

若能跳出叙述人等琐细切分的纠缠,而将小说中的启蒙实践归结为不同的精神指向,则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这种启蒙介入姿态的背后是否也意味着可能的认同形塑?而启蒙过程中的自反策略是否又形成了一种可能独特的诗学?比如,陌生化诗学[7]。需要指出的是,认同(Identity)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8],而吉登斯在他著名的论述《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不仅给出了自我认同的概念(“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个体依据个人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还指出了现代性语境所造成的个体认同的焦虑下,自我认同形塑与全球化等的复杂关系,以及其自身的语言特征,与身体、耻辱感、尊严感、自豪感和理想我之间的关系。[9]

在本文中,认同的概念可分为三个层面:1、自我的确立与形成;2、对他者的观照和差异性的尊重;3、上述二者的混杂。对应的,有关分析对象也主要划分为三类:1、知识分子的自反;2、怀旧与疏离:扎根土地的提炼;3、看客再现的吊诡。

一、孤独与反讽: 知识分子的自反

有论者指出,“后结构主义强调,主体不是一种自由的意识或某种稳定的人的本质,而是一种语言、政治和文化的建构。只有通过对人和事物的联系方式的考察才能理解主体性。”[10]同样,身份认同的形塑也类似于这样的操作过程。

坦率而言,鲁迅并非“五四”文化运动的“主将”,但这个37岁才发表惊世骇俗小说《狂人日记》的作家却有着同时代干将所无法比拟的冷静、深邃和复杂。他不仅为实现“立人”理想痛斥国民劣根性,也毫不容情的批判/剖析自我,而同时,他也将一种敏锐的自反精神贯注到对启蒙者的种种期待和塑造中。

(一)分身术:孤独与彷徨。

鲁迅的深刻之处如果从小说的功用来看,就是它并没有提供廉价的解决问题的伟大方略(比如十七年文学中常见的各阶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走向光明),而是深入探寻人生的苦痛与曲折幽微,借此呈现出鲁迅式的复杂乃至晦涩心境。如其所言,“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 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坟·娜拉走后怎样》)

如果考察鲁迅小说中启蒙者的实践历程,不难发现,结果往往都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药》中的夏瑜不仅惨死———人血变成迷信中治疗痨病的秘方,而且,在启蒙过程中及以后都成为怪异表现和可笑的谈资;《头发的故事》中革命和理想往往被遗忘,甚至是在推行过程中不得不采用令人悲哀的方式———比如,杖打被启蒙对象———才能获得革新的必要尊重;《长明灯》中的理想———“熄掉他”、“我放火”———最后成为儿童歌谣中的戏语等等。

其中,尤为典型的则是两篇抒情性很强的小说———《孤独者》和《在酒楼上》。整体而言,两篇小说都可谓是认同失败的故事。启蒙者最后不得不向革命或战斗的社会低头,从而得以暂时苟延残喘的故事(当然最后仍然可能死掉)。

但是具体分析起来也有不同。《在酒楼上》更多是点明了一种启蒙的徒劳,环形的反复。从一个拔神明胡子的斗士到最后认真迁尸骨无存的小弟之坟(或者经历剪绒花悲剧),从主张ABCD到教《女经》,将无聊当作事业。严格说来,这其实反映了两个层面的失败:1、革命/启蒙的精神信仰走向世俗化和无聊;2、新学的尝试回归陈旧的范式/内容。

《孤独者》毋宁更彰显了“胜利的失败”和“失败的胜利”之间的复杂张力:魏连殳在生计与真人性之间无所适从,最后不得不屈从于生计/世俗;但是,由于他又保持了堕落中的清醒,这当然加速了病体的陨灭。而实际上,连殳的表面特立独行恰恰是正常人性的体现,如丧礼中真性情与哀戚(狼嚎)的个性流露等等。相较吕纬甫而言,同样面对环境的压力,魏连殳还曾经做过挣扎,也葆有清醒头脑,也因此致使自己更快走向灭亡;而吕则呈现出人性的脆弱,面对压力时的屈从慢慢成为一种习惯,却可以苟活。但无论如何,鲁迅在这两篇小说点明了启蒙的深层尴尬乃至认同迷失的悲剧,令人深思。

(二)反讽:批判与自省。

鲁迅的过人之处同样在于对启蒙群体所进行的自反性处理,而根据对象的不同,我们可分为两个层面:

1、冷嘲热讽“文化看客”。同样属于知识阶层,某些有文化的人往往却被视为“文化看客”,他们根本缺乏对被启蒙者的大悲悯,更不必说入乎其内,进行可能的努力乃至救赎。《孔乙己》中的丁举人恰恰是致使中了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孔乙己走向死亡的催化剂和推手,尽管他们原本属于同一个阶层———功名利禄的奋斗者/追求者。

同样,鲁迅甚至犀利的揭示出为人师表下面的猥琐龌龊与不学无术的虚弱(如高老夫子),当然,甚至也可能借由道具(如肥皂)来呈现出更复杂的隐喻,除了嘲讽伪君子的道貌岸然之下的内在物质性以外,也可能更生发出中西文化位次的升降,甚至是性别研究中复杂的权力/话语的纠缠。[11]

不仅如此,鲁迅也善于总结出国民劣根性在知识分子层面的集中体现,甚至形成关键词。如《端午节》中的“差不多”主义,作为一种恶俗的中庸之道,不仅可以消磨年轻人的志气,也可能成为维护现存不合理体制的麻醉剂;而与此呼应的还有《祝福》中的叙述人“我”。毋庸讳言,“说不清”这个关键词也将物质上成为乞丐奄奄一息、而精神上尚存有一丝希望的祥林嫂彻底推向地狱的深渊,而成为集体谋杀祥林嫂的帮凶之一。当然,更可耻的行径还有,不仅缺乏启蒙精神,而且成为统治者的帮凶,通过谄媚既得利益集团来分得一杯羹。如《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不仅无所事事,考据极其无聊的论题,而且卖弄专业极尽欺上瞒下之能事,其谄媚与欺凌姿态却成为其真实面目。

2、真诚反省与指向自我。对于真正的启蒙者,鲁迅却从未放弃过真诚的理解式批判与深入的反省。比如说,《伤逝》就反映出以革命独善其身的失败,在真实生活与理想爱情之间仍然存在复杂的较量;《药》中的夏瑜明显立在愚昧民众的对立面上呈现出启蒙的不彻底与缺乏群众基础;《阿Q正传》中无疑是借阿Q的悲剧反映出革命的悖谬肤浅、遭人骑劫与同流合污;《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同样也委婉的批评了启蒙者自身的脆弱;而《起死》中,庄子那种过分脱离了个体生命的物质、时代语境限定性而侈谈理论/形而上哲理,这种启蒙无异于对牛弹琴,也难免遭遇尴尬。[12]

而更典型的或许应该算是《一件小事》,在这个为许多批评家诟病的小说中其实包含了启蒙者对“劳工神圣”理念的高度礼敬,而同时,更令人难忘的是其自省精神。真正的对责任的承担、个体的尊重与实践精神的强调恰恰是这篇小说的主要立意,而对启蒙者自身的批判———比如“皮袍下面的小”字却是毫不容情,甚至不惜有些概念化书写倾向。

小结:无论是对文化看客/虚伪知识分子的冷嘲热讽,还是对启蒙者内在缺憾的直面,还有对启蒙过程中种种教训的探勘,鲁迅无疑呈现出一种陌生化诗学,同时,也是他找寻合法身份认同、确立某种启蒙者主体性的过程。

二、怀旧与疏离: 扎根土地的提炼

个体认同的形塑同样需要他者的参照与比附,这也说明了身份认同形塑的不稳定性,当然,这甚至可以推广到一种文化。如人所论,“一个文化的身份也有类似的不稳定,这得归因于在其结构中持续的紧张和冲突。”[13]

农民题材或者乡土书写,部分成就了鲁迅乡土小说家的盛誉,反过来,鲁迅恰恰确立也丰富了乡土书写的某些原则与理念。类似的,在这种农民他者的观照中,我们也可发现一种独到又复杂的张力:它既提炼了苦难,又区隔了启蒙者的介入操作程度。

考察启蒙者与农民的关系,在鲁迅的小说中会不难看出一种“看”的姿态的变迁,这种看的权力与自信似乎日益减弱,从《呐喊》中的呼吁、唤醒和拯救意识,到《彷徨》中的退缩与犹豫,再到《故事新编》诸多思想元典大师所遭遇的形形色色的尴尬,不难体察鲁迅精神深处对启蒙操作及效果的深度质疑乃至绝望。由于《故事新编》相对缺乏直接体现这种关系的文本,本文主要集中在前两部小说中。

(一)怀旧与质疑:从俯视到平视。

作为一种对自我成长过程的回眸,怀旧(Nostal-gia)一旦和现代性结合,它便可能成为一种重塑自我认同的有效方式,甚至它也可能成为塑造一个时代主题意识的途径,比如一段时期内通过1930年代的上海热进行集体怀旧,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 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无疑是其中相当优秀的一本,雅俗共赏、视角独特。

1、回归型怀旧(Simple Nostalgia)与自我。在《呐喊》中,怀旧的形态/类型严格说来也是有区别的。《社戏》毋宁更多属于一种回归型怀旧。按照论者的归纳,它有如下特征:①它更多强调现实与过去的对立;②为着过去爱上过去;③怀旧主体大多依托某种明确的客体对象来支撑自己的情绪。[14]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经提及“可以使人欢欣”的“回忆”,《社戏》似乎可居此列。正是对在北京所看的两次中国戏的不爽,鲁迅才欣然回忆起年少时鲁镇的社戏。尽管这篇小说对那夜的社戏与罗汉豆怀有好感,但其实背后更呈现的是对少年纯真友情、乡情与抒情性场景的精彩提纯。鲁迅或许并无必然回到过去的企图,但借过去的美好微讽现实的问题之意却是的确存在的。

2、质疑的“认同型怀旧”。作为怀旧类型(回归型、反思型、认同型)中最深刻的一种,认同型怀旧,“同时也是一个在变更了的社会语境中重新确认自己、把握自己,从而把握世界的过程,更是我们重新寻求生存意义和生命归属的必要手段。”[15]

《故乡》中显然更多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怀旧类型,回忆少年闰土的过程,表面上看,也是一种回归型怀旧,在回忆中充满了对儿时友谊与情境的留恋。而实际上,当少年闰土、中年闰土、杨二嫂,水生和宏儿等角色成为新旧两代人以及不同阶层/性格的人的比较以后,这种怀旧渐渐的变成了“认同型怀旧”。不过,不同的是,这种怀旧本身也是充满质疑的。

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中年闰土取走香炉和烛台的隐喻,这既意味着闰土个体人性的被摧残和异化,同时更意味着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这种从《狂人日记》开始时候的自信与焦灼,到了《故乡》中就成为一种信仰/希望之间的平视。闰土的物质性信仰崇拜和“我”的精神性理想崇拜(希望)在本质上应该是平等的,或者说是神似的。不难看出,“我”对这种启蒙关系其实是相当质疑的,这也反映了认同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二)“看”的逃逸:认同的飘忽。

《彷徨》中,启蒙中“看”的关系中权力似乎更加下放,这固然跟启蒙者所处的复杂与强大社会语境(如“无物之阵”等)密切相关,但同时却又更折射出启蒙者身份认同的飘忽。

在《孤独者》和《在酒楼上》类似的姿态令人深思。《在酒楼上》吕纬甫毋宁更认同于无聊、琐碎,如孝道、日常等等,而《孤独者》更是重新界定了失败与胜利的关联。当作为经济窘迫的启蒙者展开活动的时候,哪怕是他对进化的链子上代表未来的孩子们———大良们毕恭毕敬,但仍然得不到青睐;而当他趾高气扬、颐指气使的时候,孩子们却像狗一样感激不尽。而悖论的是,前面的失败却是启蒙的正当性/合法性存在的时候,所以平视与俯视的转换其实既简单又复杂。

真正有代表性的则是《祝福》,祥林嫂临终前对知识分子启蒙者———“我”有一个直面遭遇的过程。面对祥林嫂对终极关怀连续不断的追问,“我”却只能含糊其辞,自相矛盾,最后以“说不清”敷衍塞责,轻易卸掉了启蒙的责任。这在实际上反映出二者关系的被颠覆,当被启蒙者主动发问和“看”的时候,尽管被启蒙者双目无神,态度谦卑,启蒙者和“看”的权力主宰者却落荒而逃,这不能不说是其自身的认同出现了危机,过于飘忽的缘故。虽然,整篇小说可能力图揭示的是启蒙者的文化身份迷失和重新确立的过程,并最终探寻知识分子为百姓立言的可能性。[16]

更进一步,这种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关系的疏离,恰恰也反映了鲁迅对启蒙效果的深刻反思。恰恰是因了启蒙主体的精神孤独、寂寞与彷徨才会导致启蒙实践的尴尬和失败,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也更强调和思考、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而非单纯结果。如人所论,“小说结构显示了一种近乎残酷的心灵的自我拷问。它贯穿了整个《彷徨》,成为话语推进的基本形式和动力。这种自我审视的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言说者的直面自己,而在于启蒙者注定最后要成为绝望的承担者。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无可言说的荒谬性。”[17]

小结:恰恰是能够深入苦难,鲁迅对农民的书写才如此深入腠理、耐人寻味,同时,也恰恰是将农民视为启蒙者的流动性他者,他才可以检视自身阶层的启蒙局限。既深切介入,又能够冷静跳出,鲁迅在对乡土的深厚提炼中呈现出书写者一种独特和深沉的介入姿态,这自然也是一种陌生化诗学。[18]

三、凝视的尴尬: 看客再现的吊诡

看客书写无疑是鲁迅小说对中国文化史的一大贡献,而在鲁迅小说中,对看客的书写屡屡出现,但同样活泼有趣,摇曳多姿。比如《药》中的书写可谓相当传神,“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这段话不仅点出了看客的习惯性神态,而且也显出鲁迅看客的书写策略———凝视(Gaze)。需要指出的是,凝视的概念“描述了一种与眼睛和视觉有关的权力形式。当我们凝视某人或某事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在看’(looking)。它同时也是探查和控制。它洞察并将身体客体化。”[19]而与此同时,恰恰因为凝视,鲁迅对看客的再现又包含了一种别致的悖论。以下将以其代表作《示众》分析之。

(一)复眼看景:看客群像。

《示众》是一篇相当“先锋”的小说,在此短篇中没有什么典型情节,也没有什么典型人物,而是一群无名的人们组成了一幅看客群丑图。耐人寻味的是,这幅图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当然,小说也采用了立体的复眼进行凝视。

事件的核心或被看的对象是一位巡警+一位用绳拴着的略胖的白背心男人,而后就是一层层的看客。毋庸讳言,不同层次之间看客自然形成了一层层被看的子核心,流动的看客又成了众看客的另一子核心。所以看客之间是互看的,而需要注意的是,看客的身份和特征也是五花八门,显示出不同身份看客的汇聚:如胖孩子、小学生、老头、胖大汉、学生、车夫、抱小孩的老妈子、工人等等。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帮相当无聊的闲人,他们为了琐事互相挤压,也制造看点。因此,被看的核心也可能会流动。比如,一声叫“好”就可以吸引他们的目光,而奔向新的看点和核心。散去后,仍然是一帮闲人,如胖大汉看一起一伏的狗肚皮,胖小孩叫卖并不热的“热的包子”等。

所以,在复眼的观照下,看客们观看/凝视核心/焦点,但同时又互看,使自己成为被看的材料,我们又以复眼观看了示众中闲人的群像,所以示众既是将白背心示众,也是作者将看客们示众,借此揭示出“看戏(看别人)和演戏(被别人看)就成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20]

(二)凝视的尴尬:书写看客与看客书写。如前所述,作者对看客的凝视有一种权力意识,这呈现出书写者对书写对象———看客的全局把握与再现。然而,悖论的是,恰恰是在书写看客时,也呈现出一种看客书写。而鲁迅先生/叙述人本身也是无聊事件表述的另一重“看客”。当然,如果继续追问,连同读者,阅读这篇《示众》的人也成为观看作者以及事件发展的看客。

毋庸讳言,这呈现出一种看客再现的吊诡:书写看客本身也是一种看客行为。而耐人寻味的隐喻在于,作为作者形塑身份认同的一种手段,看客书写其实呈现的是认同的混杂特征。严格说来,书写者企图通过批判看客来形塑一种独特现代性认同,而实际上,这种行为的前提基础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看客。

看客书写无疑更呈现出鲁迅认同塑造中的独特“陌生化诗学”,在书写者和被书写者之间有一种幽微的关联,他们既对立疏离,但同时又秘密共谋、纠缠不休,深沉介入和高度反省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得以杂糅,而启蒙的姿态在此化成了“抉心自食”式的悖论,也形成了另一种残忍的自反。

但整体而言,鲁迅笔下的启蒙者仍然是可能积极的,“启蒙主义者注定了不会在大众的簇拥之下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而是注定了精神上的孤独长旅,因此,他尤其需要精神上的坚定与执着。意识到启蒙者孤独的使命,正视启蒙的全部困境,在绝望的废墟上积极努力,无论多么艰难,都要坚定地走下去,这正是鲁迅提供的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的风范。”[21]

结语:考察鲁迅小说中的启蒙姿态及其自反策略,我们不难发现这背后其实凝结了一种复杂的认同形塑。它可能包含了一种对自我的审视,对他者的鉴照以及混合型的纠葛,当然,无论哪一个侧面都存有一种复杂的张力,而这正是鲁迅“陌生化诗学”的表现。《故事新编》没有被充分纳入讨论,是因为和启蒙姿态的关联不是很密切,但如果将主题置换为文化启蒙的话,鲁迅无疑更是指出各家的虚妄与复古式启蒙的悖谬[22],而非借复古走向重生[23]。

注释:

[ 1] 钱理群著: 《心灵的探寻》,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版, 第75- 92页。

[ 2] 李欧梵著, 尹慧珉译: 《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 岳麓书社1999年版, 第80- 100页。

[ 3] 具体可参申洁玲: 《国内鲁迅小说叙述者研究述评》, 《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第113- 117页。

[ 4] T. A.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无独有偶, 丸尾常喜也曾经论及鲁迅身上以及文学作品中的鬼气, 具体可参丸尾常喜著, 秦弓译: 《人与鬼的纠葛》,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 5] 鲁迅在1925年9月24日致李秉中的一封信中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 我憎恶他, 想除去他, 而不能。”, 可参《鲁迅书信集》上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第61页。

[ 6] 具体可参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著, 赵文书译: 《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 7] 相关研究可参张冰著: 《陌生化诗学- - 俄国形式主义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8] 哪怕是简略的概述, 也可看得出其复杂性, 比如,由李素华《对认同概念的理论述评》, 《兰州学刊》2005年第4期, 第201- 203页的论述可见一斑。

[ 9] 具体可参[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 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三联书店1998年版。引文见第275页。

[ 10] [ 11] [ 19] [ 英] 卡瓦拉罗( Dani Cavallaro) 著, 张卫东等译: 《文化理论关键词》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93, 137, 139页。[ 11] 具 体 可 参 朱 崇 科 : 《“肥 皂 ” 隐 喻 的 潜 行 与 破解———鲁迅《肥皂》精读》, 未刊稿。

[ 12] 具体可参朱崇科著: 《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 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第225页。

[ 14] [ 15] 具体可参周宪主编: 《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32- 33, 47页。

[ 16] 具体可参何小平《文化身份的迷失与确证———从《祝福》看叙述者“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第76- 78页。

[ 17] 徐麟著: 《鲁迅: 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第152页。

[ 18] 具体可参林贤治评注: 《鲁迅选集( 插图本) 小说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之《前言: 伟大的守夜者》。

[ 20] 钱理群著: 《鲁迅作品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38页。

[ 21] 李新宇著: 《鲁迅的选择》,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157页。

[ 22] 具体可参朱崇科著: 《张力的狂欢》, 第220- 234页相关论述。更细致的分析或可参朱崇科: 《论鲁迅小说中的“环形营构”》, 参见广东鲁迅研究会编: 《鲁迅世界》2007年第1期, 第55- 61页。

[ 23] 从此意义上说, 廖诗忠的《回归经典: 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 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中对先秦文化和鲁迅关系在《故事新编》中的表现的论述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他的先入为主使得他无法真正窥得鲁迅的启蒙精神。而袁盛勇的《鲁迅: 从复古走向启蒙》( 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则认识相对精准。

(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责任编辑: 陈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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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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