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彦:斯大林与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

——是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联盟,还是民族平等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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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彦  

 


本篇为《党内高层民主的设计》第三篇“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思考”中的一个章节。


尹彦,厦门市委党校政治教研室主任、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苏联解体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列宁的民族政策遭到斯大林篡改。斯大林公然趁列宁生病,创立了一个单一制高度中央集权的苏联,后来又发展为高度集权于一身的政治体制。这正是列宁生前反对与防止的。本篇就是利用最新文献疏理史料,剖析斯大林是如何公然违背列宁思想的。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斯大林影响多于列宁,这些年来大量解密的苏联档案,翻译出版列宁重要的文献,暴露了斯大林对列宁思想的歪曲。理清这段历史,不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参考价值。同时,本篇对现实民族政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1921年俄国国内战争结束,俄共(布)中央开始考虑“苏联”的成立,即将在内战中形成的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关系发展为统一的联邦国家。1922年8月,联邦筹建工作正式开展。8月11日,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中央组织局成立专门委员会,起草关于俄罗斯联邦与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相互关系的方案。斯大林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自治化计划”。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即针对斯大林的这个“自治化计划”而写的。


1922年,战争已经过去,从经济上看,新经济政策已经贯彻实施,生产正在恢复。从政治上看,一党制确立,受到重创后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几乎等于零。重大的政治组织问题,必须经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组织局的批准,因此民族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已属于党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原来负责设计制定民族政策的是民族问题专家斯大林与列宁。列宁1922年生病休养后,实际操作者变为斯大林,但是一当列宁能够工作时,他便发现问题很多,与斯大林的分歧愈来愈大,愈来愈深。列宁在最早时期已经极其重视民族问题,视其重要性仅次于土地问题(或农民问题)。列宁非常清楚,要夺取政权、保住政权,枪杆子固然重要,但更根本的是要处理好土地问题与民族问题。这是俄国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开始时之所以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在相当程度上是土地问题和后来新经济政策的妥善解决。土地问题解决了,内战过去了,列宁自然会想起民族问题,同时想起他过去的理论——1915年列宁宣布:“谁如果不承认被压迫民族有获得解放的权利,有同压迫它们的大国分离的权利,谁就不能做一个‘民族的’政治家。”【《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列宁也曾引证恩格斯1882年的一段话:“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3页】。列宁还很清醒: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可能变得自私自利,骑在别人头上;共产主义的政府也可能变为帝国主义的政府,或者说,变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府。列宁与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实质就在于此。


列宁与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爆发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斯大林的处理方式,不仅引出了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而且斯大林三气列宁,两次使列宁发病、中风,加速了他的死亡。下面就不能不从头到尾详细地分析此事的全过程。


斯大林与列宁的分歧,既有思想理论混乱的根源,也有工作作风粗暴的根源。早在1918年4月初,斯大林就视美国与瑞士那样的“联邦”为“单一制的国家”了。但是在俄国,“沙皇时代的强制性的单一制正被自愿的联邦制所代替”,但它“注定要起过渡作用,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单一制”。【《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页】。其实,这个论断既混乱又极其荒谬:把美国和瑞士判定为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可谓无知、荒唐。


1920年6月12日,斯大林对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提出的两点重要意见:


1.斯大林提出了“邦联制”。这是“一种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的过渡形式”,即“那些原来不属于旧俄版图”的独立国家,它们如果成为苏维埃国家,势必与苏维埃俄国建立国家关系,例如苏维埃德国、苏维埃波兰、苏维埃匈牙利、苏维埃芬兰等,它们有自己的国家组织、军队、财政,不可能与俄国建立联邦制关系,只能建立邦联制。可见斯大林的设想已经跨越俄国版图之外了。【《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页】


2.对于“联邦制”,斯大林又怎么看呢?旧俄国版图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这些民族从前或者没有自己的国家组织,或者早已失去了国家组织,因此它们很容易适应苏维埃(中央集权)类型的联邦制”。这两种过渡形式“会使从前不属于俄国版图的各民族更容易同苏维埃俄国在国家关系上接近起来”。《列宁全集》第25卷俄文版,第三版,第624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1辑,第268页。可见在斯大林眼中,所谓的联邦制,已经是中央集权式的了。斯大林特意将“中央集权”用括号括起来,可见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和设计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中央集权式的,没有一点美联邦与今天欧盟那样的影子,更不用说有那样的基因了。


同年,斯大林又在《真理报》上阐明苏维埃的民族政策,指出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有权同中部分离,但在革命的现阶段要求分离是极端反革命的,区域自治才是唯一适当的形式”。【《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2~221页。】“分离=反革命”,正是这种思想和理论上的分歧,使斯大林在处理格鲁吉亚问题上,爆发了与列宁的分歧与冲突。


前面已经说过,由于1919年2月在格鲁吉亚议会中,孟什维克获得130席中的105席,所以格鲁吉亚不得不承认其独立。但随着内战的进行,两个首都及其他地区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已经被赶出政权,而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权也就变得不能容忍了,因为它会波及整个南高加索地区,甚至全国。


1921年2月25日,俄国派军队配合格鲁吉亚起义军一起攻入梯弗利斯。孟什维克政府被推翻,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布尔什维克一党制的苏维埃政权成立。这种通过战争手段建立一党制的苏维埃政府,也先后在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出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该如何实施党的民族政策呢?1921年3月2日列宁写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信很能说明问题:


请向格鲁吉亚共产党员,特别是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转达我对苏维埃格鲁吉亚的热烈的敬意。我特地请他们告诉我,我们同他们之间在下面三个问题上意见是否完全一致:


第一,应当立即武装工人和贫苦农民,建立坚强的格鲁吉亚红军。


第二,必须采取对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和小商人让步的特殊政策。应该懂得,对他们不仅不宜采取国有化政策,而且甚至应该作一定的牺牲,以便改善他们的状况,使他们能够从事小规模的商业。


第三,极其重要的是,寻找适当的妥协办法,同饶尔丹尼亚或像他那样的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结成联盟,因为他们在起义以前并不绝对反对格鲁吉亚在一定条件下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想法。


请记住,现在无论格鲁吉亚所处的国内条件或国际条件都要求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不要硬搬俄国的公式,而要善于灵活地制定以对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采取更大让步为基础的特殊策略。


请答复。【《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379页。】


这封信是在新经济政策尚未形成之前写的,所以只提出对“知识分子和小商人让步”,未提出对农民的让步,同时提出对格鲁吉亚的某些孟什维克寻求妥协,不要硬搬俄国公式,这自然十分重要。斯大林表面上没有表示反对,但内心不一定完全赞成。


1921年十大,虽然布置了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但是当时全党当务之急是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还无暇处理民族问题。1921年秋,新经济政策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眼看丰收在望,所以1922年8月,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苏维埃联邦的筹建工作正式展开。8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专门委员会,起草俄罗斯联邦与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相互关系的方案。此项工作由斯大林具体领导。当时在俄罗斯联邦境外并列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有: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及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这五个独立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之所以称为“联邦”,是因为它人口最多,地域最广,除俄罗斯主体之外,境外还先后按民族多少建立了8个民族较多而单纯的自治共和国,11个民族较少的自治省和2个劳动公社(相当于乡)。上面所说的与俄罗斯联邦并列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这五个苏维埃共和国,虽然统一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领导,但在行政建制上各有完整的政权组织——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党组织也各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自治共和国、自治省也享有较多的自主权。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三国略微不同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因为他们人口少、疆域小,并且三国政权虽然各自独立,但在它们上面还有当时不是一级政权,但实为一级政权的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建立的党的组织,即直属中央的派出机关——南高加索局。奥尔忠尼启则一直是该组织主要领导人。南高加索局所属的三个成员国,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阿塞拜疆人信仰伊斯兰教,亚美尼亚人是基督单一属性说的信徒,格鲁吉亚人虽然信奉东正教,但他们仇恨俄罗斯。而且这三个国家都认为外高加索联邦是一个多余的累赘。1920年5月斯大林粉碎波兰对基辅的占领,成立了乌克兰俄共(布)为主体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1921年2月25日宣布成立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月10日列宁又致电高加索方面军事革命委员会、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和奥尔忠尼启则,强调严格遵守指示:“未经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同意不得采取任何触犯当地居民利益的措施,要特别尊重格鲁吉亚的主权机关,对待格鲁吉亚居民格外关心和谨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这就是当时各苏维埃共和国与格鲁吉亚的主要政治历史背景。


斯大林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组建方案,即所谓“自治化”计划。这个计划总的精神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这几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2页】。也就是说,乌、白、阿、格、亚五国成了俄罗斯联邦所属的共和国。显然,这是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式的、单一制式的联邦。


三国对这个计划的反应各不相同:


1922年9月11日,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基洛夫表示:“在赋予民族共和国最大限度独立性” ,“在广泛自治基础上”,建立统一的苏维埃联邦,与加强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统一是必要的。目前不开展广泛宣传,但“认为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态度暧昧。


1922年9月15日,格鲁吉亚党召开中央全会,全会不顾列席会议的南高加索边疆区委委员奥尔忠尼启则与基洛夫的反对,几乎一致表示:“各独立共和国以自治化形式实现统一为时过早。”虽然也认为“统一的总政策是必要的,但是要保证独立的全部属性”,并决定“上述问题暂不向广大党员群众传达”。


1922年9月16日,亚美尼亚党中央一致表示,“赞同斯大林方案”。【《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最积极响应斯大林计划的是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奥尔忠尼启则。他不仅督促亚美尼亚党中央书记卢卡申支持并迅速由主席团或负责同志做出决定外,而且于1922年9月16日召开了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急得连全体委员会都顾不得召开!),以4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赞同斯大林方案的决议,并决定让“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负责此决议的执行”。【《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这里毫无商量的余地,也忘了列宁在3月2日和10日的指示。外高加索对斯大林方案如此热衷,如此急于求成,是出于对格鲁吉亚民族利益的关爱、维护,还是出于利己的权势欲望?不言自明。


1922年9月22日,列宁给斯大林一个便条,询问有关各共和国互相关系的决定。斯大林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他认为现状是“缺乏经济秩序,一片混乱,正在变得忍无可忍”。因而已经出现了两者必择其一的局面:要么各苏维埃共和国真正独立,没有中央的干预;要么把各苏维埃共和国真正统一成一个经济实体,俄罗斯联邦的权力扩大到各共和国,只有诸如语言、文化、法律、内务、农业等方面实行内部自治,以“取代有名无实的独立”。斯大林坚决主张“努力使地方应当在一切基本的问题上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和地方互相关系的形式”,要用实际上的“自治”取代“有名无实”的独立。其实,历来党代表关于“独立”的决议,根本就没有不要“中央干预”的含义,列宁也根本不主张大俄罗斯分裂为无数小国。1913年,列宁强调:“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149页。】1917年4月列宁又说:“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力求各民族彼此接近以至进一步融合……”【《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由大国分裂为小国是一种历史倒退,所以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是否就与一定的“中央干预” 水火不容了?列宁不是这样看的,与斯大林的看法相反。斯大林强调:“由于(国外)武装干涉,我们莫斯科不得不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自由主义,但是却意外地在共产党人中培养出一些真正彻底的社会独立主义分子,他们要求全部意义上的真正独立……还固执地要求我们一字不差地落实独立共和国的宪法。”斯大林所说的并非无据,但更严重的是,是否习惯于战争时期的“战斗命令制”与大俄罗斯主义、沙皇大一统传统文化的影响?【《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1922年9月23日和24日,俄共组织局委员会在莫洛托夫的主持下,以多数票通过了斯大林的方案。而根本没有考虑赞成斯大林方案的只有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两国,白俄罗斯实际上是持反对态度的(“保持原有关系”),乌克兰有意不讨论、不表态,格鲁吉亚则坚决反对。9月25日上述材料(包括斯大林的方案、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及各国党中央的决议)送给了正在养病中的列宁,同时将俄共中央组织局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俄罗斯联邦与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决议的最后文本》分别送给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


列宁收到材料后,认为“问题极端重要,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1922年9月26日,列宁与斯大林面谈了2小时40分钟。列宁还给加米涅夫及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了信,逐条批驳、修改斯大林的方案。“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即同乌克兰及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苏联。【《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214页。】斯大林的“联盟”,是指旧俄国版图之外的国家“联盟”,而列宁的“联盟”,是指苏俄之内的“联盟”,这即所谓“再建一层新楼”。信中反复强调“协商”“征求意见”,用异常尊重民族共和国的精神去处理联盟内的事务。比较一下斯大林的“最终文本”的第一条,与列宁修改后的第一条,即可以看出两者差异之大了:


列宁: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联合成立“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同时为每一个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的条约是必要的。


斯大林: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这几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加入俄罗斯联邦是适宜的。


列宁:联盟的最高机关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


斯大林: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是各共和国必须执行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353页。】


从上面引述斯大林对联邦、邦联的理论看,显然他是不同意列宁“联盟”的意见的。但他考虑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不会支持他的自治化方案,所以他还是按列宁的意见改写了中央组织局的方案。不过在修改方案的前言里,丝毫不提这些关键性的修改是列宁提出的,而且文过饰非地说,新决议草案只是对原决议“在措辞上作了某些变动,使它更为确切”。而原决议的“最终文本”则“基本是正确的,无疑是可以接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页。】斯大林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列宁在养病,不在莫斯科。


1922年9月27日,斯大林致信列宁和诸政治局委员,否定列宁9月26日修改信的一些主张,同时反唇相讥,说列宁同志“有点操之过急”,“毫无疑问这种‘操之过急’将使‘助长独立分子’而有损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这样毫无掩饰地给列宁扣上一顶“民族自由主义”的帽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这可谓斯大林“一气”列宁。


所谓“气”,也是斯大林以及列宁的战友们对列宁思想的不了解、抵触。9月28日,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这样的便条:


加米涅夫:伊里奇准备为捍卫独立而战。建议我见见格鲁吉亚人。他甚至要拒绝昨天的修正意见。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来过电话。


斯大林:我认为,反对伊里奇需要坚定性。如果两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影响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而后者影响伊里奇,试问,这就是其中的“独立性”吗?


加米涅夫:我想,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抗拒会更坏。


斯大林:我不知道。让他瞧着办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这个便条很能说明当时斯大林的抵触情绪。


1922年10月2日,列宁从休养地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工作。10月5日他参加了一天中央全会。10月6日全会要讨论各共和国相互关系,列宁因剧烈牙痛未能出席,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加米涅夫,非常愤慨,全文如下:


加米涅夫同志:


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我那颗该死的牙齿治好,我就要用满口好牙吃掉它。


要绝对坚持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


绝对!


这封信1937年发表时,结尾处凭空加了“对!约·斯大林”字样。伪造历史,一至于此,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页。】


与谁“决一死战”?“吃”掉什么?显然这是对斯大林回信的一种强烈反映,也是列宁“联盟”主张与民族平等思想的生动表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轮流”绝不仅仅是挂个副主席的虚名,也不是集无限大权于一身,终身在职,不能监督的“总书记”。


1922年9月27日和29日,列宁与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奥古德娃、杜姆巴泽、钦察泽)谈了话。【《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2页。】他们得知列宁并不支持斯大林的“自治化” 方案后,异常兴奋。1922年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修改后的成立苏联方案,格鲁吉亚党中央兴高采烈。10月19日,格鲁吉亚举行了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声明拥护俄共(布)中央10月6日的决定,同时宣布对外高加索联邦另有要求,用10月25日他们致列宁的电报中的话说:“我们只提出一点不太大的修改意见:请俄共中央重新审议关于格鲁吉亚共和国不通过既没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没有人民委员会的外高加索联盟联邦而单独加入联盟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格鲁吉亚在国外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这封电报引发了轩然大波,它被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看成是一种不能容许的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有孟什维克倾向。奥尔忠尼启则宣称:“此事将移交监察委员会处理,并上报莫斯科。”同时还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格鲁吉亚共产党的“上层人物”是一堆应该立即加以清除的“沙文主义垃圾堆”。10月21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集体提出辞职,这在俄共(布)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列宁对格鲁吉亚要求不通过外高加索联邦直接加入苏联的请求,并不认为是错误的和破坏党的纪律的,也许这时列宁在考虑外高加索联邦在和平时期是不是一个累赘。斯大林态度则截然不同,他直接敦促奥尔忠尼启则采取断然措施,“对格鲁吉亚中央严加惩处”。“我认为必须采取强硬方针,把民族主义的残余统统清出中央委员会。”奥尔忠尼启则致电斯大林:“在我看来,应当解除他们的职务,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用密码复电予以批准:“满足格鲁吉亚共产党现任中央委员会辞职请求。”因为显然他们已不可能完成“忠实而又及时地贯彻俄共中央指示的任务”。同时,斯大林又“十分正常地”将已辞职的格共中央委员召到莫斯科,给他们安排有职无权的工作,隔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参见《列宁研究》1993年第1辑,第212~237页。】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把“镇压”手段应用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中上层身上。这还是初步试验性质的,但它的成功鼓舞了斯大林。斯大林一不做二不休。外高加索既无中央执行委员会又无人民委员会吗?1922年11月21日,在斯大林的操办下,俄共中央决定:“在行将举行的外高加索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建立外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外高加索人民委员会,作为外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从而把外高加索联邦的形式固定下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也就是说,斯大林等人完全不考虑列宁要对少数民族让步的精神,反而把原来松散的、临时的外高加索联邦改建为“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始初是中央派出的区域组织,1922年3月才发展为松散的联邦,以领导和协调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三国的政治和经济,变为一级政权实体。这样一来,格鲁吉亚更不能以联盟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苏联,而只能作为外高加索共和国的成员之一参加联盟,换句话说,只能作为外高加索联邦下面的自治共和国进入苏联,格鲁吉亚失去在新联盟中央的发言权。斯大林设计的单一制——中央集权制的“联盟”与“联邦”形成了,“民族自治”“自治共和国”成了一个幌子,而不是真正的权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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