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九世纪末，俄国思想界围绕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前途问题展开交锋。“合法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重构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列宁对此予以驳斥，并阐发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具体表现在：驳斥“文本断裂论”的方法论谬误，强调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完整性；揭露“比例分配论”的乌托邦本质，阐明再生产比例失调的制度必然性；拆穿“技术决定论”的虚假逻辑，论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矛盾机制；批判“市场无限论”的理论错误，指出世界体系扩张的自我否定逻辑。列宁在社会再生产问题上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既是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捍卫，也是对自身所提炼的“实现论”的阐发。

【关键词】列宁  “合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  “实现论”

作者杨文亮，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封建经济残余持续冲突，引发了思想界关于“俄国道路”的激烈争论：是通过渐进改良延续封建资本混合形态，还是经由革命彻底转向资本主义，抑或探索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其中，“合法马克思主义”以重构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名，试图为资本主义的“超历史必然性”提供理论辩护，成为列宁直接批判的对象。本文发现，列宁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完整性、再生产比例失调的制度必然性等维度批驳错误观点并提出正面主张，捍卫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此过程中，列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提炼为“实现论”，也就是说，“实现问题”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内核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能否持续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的批判进程同时也是“实现论”的具体表达。

一、批判文本断裂论，强调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完整性

“合法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解构《资本论》文本的内在统一性，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实现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以杜冈为例，他认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不但是一个逻辑上未完成的理论，而且“仿佛成了严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上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赘物”，其根源在于《资本论》第二卷与第三卷之间的“原则性对立”，即在第二卷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图式中，马克思通过两部类模型揭示了比例协调条件下资本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它自己的市场”；而第三卷则突出生产无限扩张与消费有限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提出“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的论断。杜冈将这一理论分歧归因于《资本论》文本的断裂，并援引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编者序言中的论述，指出作为《资本论》第三卷理论基础的市场理论与第二卷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表式存在矛盾。杜冈尤其指出，第三卷手稿的写作时间实际上早于第二卷的整理出版，因此他认为第二卷才是马克思的“成熟作品”，而第三卷中的论断被第二卷关于实现问题的分析所“根本推翻了”。因此，杜冈断言：“无怪乎马克思学派竟然无力继承他们老师的事业，于是市场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基于此，杜冈忽略了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理论前提，提出了自己的再生产表式，这一表式将马克思再生产公式两部类模型扩展为三部类模型，即由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第I部类)、工人用品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第II部类)和资本家用品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第III部类)构成。杜冈以此为基础，引入技术进步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假设，认为机器替代工人将导致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和消费需求的减少，但只要各生产部门保持比例协调，资本主义便能通过扩大再生产自我创造市场需求。杜冈的理论包含一个关键的限定条件，即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潜力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但在市场扩张过程中，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配尤为重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盲目性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比例失调，这种失调往往表现为生产过剩，并成为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诱因。然而，杜冈坚称，只要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得以适当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即可实现无限扩张而不至于崩溃。他将经济危机归因于生产结构失衡，而非消费需求的不足。总之，以杜冈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证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产品实现的可能性，以此论证资本主义具备无限发展的潜力。为此，他们极力反对将社会消费能力作为社会产品实现的条件，否认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并否定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这是《资本论》第二、三卷之间所谓“矛盾问题”的核心。

在列宁看来，杜冈提出的“文本断裂论”是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解。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不仅分析了理想状态下的条件，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危机。然而，杜冈片面强调理想条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永恒均衡的依据，因此其理论存在根本缺陷。列宁在批判上述误解时明确指出：“《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在关于实现(和市场理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矛盾。”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构建的实现论模型，本质上是揭示资本主义总产品实现所必需的客观条件，即两大部类之间必须维持价值形态补偿与使用价值替换的辩证统一。这一抽象的理论框架在第三卷中通过历史具体分析得到更明确的阐释：马克思在分析生产与消费矛盾时指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条件（如剩余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条件（如市场需求）存在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主要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与否则取决于生产部门间的比例结构及社会整体消费能力的强弱。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在对抗性矛盾，即生产无限扩张与有限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冲突，必然导致价值实现的周期性中断。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实现规律的研究，其核心目标之一在于阐明资本主义再生产并非总能顺利进行，而往往需要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大量社会财富的浪费才能实现。这表明，第二卷的实现理论模型与第三卷的危机理论共同构成了理解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完整框架，实现论不仅没有否定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反而通过揭示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内在联系，为理解这一矛盾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工具。因此，第二卷的实现理论与第三卷的危机理论构成马克思资本主义再生产统一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列宁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倾向与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历史演进中呈现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规模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第一部类）的发展，而非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第二部类），这意味着第一部类能够而且应当比第二部类发展得更快。然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并非脱离消费资料生产而独立存在，两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虽然不变资本在内部循环中不直接用于个人消费，但其最终需求仍由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决定；换言之，生产不变资本的目的仅是“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列宁认为，杜冈等人的所谓“理论”不仅充分暴露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知，也表明了其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本质。对此，列宁重申：“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没有复活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相反，它却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去反对这种辩护论。”

二、批判比例分配论，阐明再生产比例失调的制度必然性

杜冈对《资本论》文本的分析存在割裂性，而司徒卢威则通过质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性矛盾的本质。现代资产阶级危机理论可追溯至萨伊的市场均衡理论。作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萨伊认为社会产品实现不受客观限制，商品流通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据此，他推断资本主义发展不会面临根本性矛盾，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实现供需平衡，体现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与消费具有内在统一性。这一理论否认普遍性生产过剩的可能，并将市场失衡归因于偶然因素。“合法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萨伊市场理论的核心观点，试图论证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产品的实现不存在障碍，并主张资本主义具备无限发展的潜力。他们反对将社会消费能力视为社会产品实现的必要条件，否认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进而否定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例如，司徒卢威混淆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与马克思的实现论，并“毫无根据地把实现论叫做按比例分配的理论”。据此，司徒卢威“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同马克思的实现论混为一谈”，并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简单地认为“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因此生产和消费应当适应”。这一论断隐含的理论预设是，只要各生产部门之间维持恰当比例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就不会激化，从而能避免因相对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然而，这种分析视角显然低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中根植于其本质的内在冲突机制。

司徒卢威与布尔加柯夫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再生产图式解读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协调性的证明、各部门间比例性生产的可能性论证，明显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图式旨在分析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必要条件，而非论证资本主义体系下社会总产品必然顺利实现。这种理论混淆在布尔加柯夫那里尤为显著，其思辨深度使问题更加突出，布尔加柯夫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模型“既不是考察产业循环，也不是考察周期性重复发生的危机”，因而不适用于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另一方面他却主张市场理论的核心问题已通过两大部类交换分析得到解决。布尔加柯夫认为：“ 第Ⅰ部类为它自己和第Ⅱ部类积累不变资本，而第Ⅱ部类则为它自己和第Ⅰ部类积累可变资本。这样，积累过程的困难就归结为两部类之间将各自为对方积累的那些产品部分相互交换的问题。”尽管这一论证在形式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但其推导被认为超出了理论模型的有效解释范围。当布尔加柯夫根据《资本论》第二卷的两大部类自足性推断资本主义生产会通过自身增长创造不断扩大的市场，且市场扩张程度仅取决于生产力水平时，其结论实质上已经背离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他将数理模型的抽象可能性误认为是现实均衡的证明，忽视了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对比例关系的破坏作用。

针对上述误解，列宁首先澄清了对马克思实现论的两个必要前提的误读，切要地批驳了司徒卢威将实现论等同于按比例分配理论的观点，指出这种看法是“毫无根据”且“不确切的”。在列宁看来，抽象的实现论以按比例分配为前提，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实现论本身即为按比例分配理论，抽象实现论提出的再生产实现条件与资本主义的实现过程属于两个不同范畴。为了简化分析，马克思在其理论模型中将对外贸易及国外市场进行了抽象处理，但这不等于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外贸易的存在或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在抽象分析模型中，尽管假设劳动力可以按一定比例在各生产部门间配置，却不能视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或始终能够实现这种均衡状态。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生产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导致个体企业内部的有序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领域的无序状态形成尖锐对立。此外，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的内在趋势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不足，更使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的部门比例关系经常被打破。

在列宁看来，马克思的实现论模型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理想化描述。正如马克思所言，竞争的具体运动超出考察范围，“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因此，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须谨慎区分理论框架与现实运行状况，避免将现实表现直接等同于理想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从理论角度实现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完整循环和均衡比例分配，生产规模扩张与市场需求限制之间的内在矛盾依然无法消除。而在现实中，这种内在矛盾则必然表现为经济困境、周期性波动，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只有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才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再生产。对此，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对抗性矛盾，导致社会生产无法按比例发展，社会产品的实现条件因而受阻，实现过程不可避免地面临困难。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只是用以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不可能按照预定公式进行，因此必然会出现脱节和经济危机。“合法马克思主义”对再生产理论的歪曲，不仅将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方法论简化为比例协调的庸俗论证，还通过消解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超历史性提供了伪理论支持。这种理论操作既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也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张目的理论投诚。

三、批判技术决定论，论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矛盾机制

“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如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和杜冈等人，虽然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还只能根据某个著作家稍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来证明这个道理”，这使得对其批判的斗争愈发复杂。以布尔加柯夫和杜冈为例，一方面，他们引用或重述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某些原理，并得出与列宁相似的结论，例如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主要通过生产资料而非消费品来开辟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却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忽略其内在的矛盾性。杜冈基于“技术决定论”提出，技术进步必然导致工人被机器系统性地取代。他进一步论证，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能够抵消因工人收入减少而导致的消费需求下降，从而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均衡。杜冈的整个论证都建立在一个核心前提上：“假如生产组织得有条不紊，假如市场充分了解需求并且主宰生产的按比例安排，主宰劳动和资本从一个工业部门向另一个工业部门的自由转移，那末，无论消费怎样低，商品的供给也不会超过需求”。在他看来，技术进步使生产资料（即机器）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取代工人，企业投资中用于支付工资的比例持续下降，而用于生产资料的比例不断上升，导致工人相对于机器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工人消费所形成的市场规模也小于生产资料的生产性消费所形成的市场。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市场规模会缩小，而是社会需求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消费品的需求被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所替代。

在杜冈看来，只要社会生产比例保持协调，就算消费需求因机器替代工人或资本家将收入转化为资本而减少（从而导致消费品需求下降、生产资料需求上升），市场总供给也不会超过需求。由此，杜冈指出：“如果除一人以外，全部工人都消失而为机器所代替，那么，这个单独的工人就会把整个庞然大物的机器开动起来，并凭借它来生产新机器——以及资本家们的消费品。”杜冈宣称，即使工人阶级彻底消失，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也不会受到破坏，资本家获得的消费资料数量不会减少，且一年间的总产品在下一年仍将被资本家用于生产和消费，实现价值的增殖。因此，杜冈认为，社会总产品中归入社会消费的部分将持续无限制地减少，并视其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存在本身并不蕴含导致其陷入危机的内在条件，消费资料需求的相对减少不会损害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也就是说，无论何种情形，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都不会崩溃，也不会必然过渡到更高阶段的经济秩序。“合法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承认，部分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如工业化中重工业的扩张），但他们将此现象误解为资本主义可持续性的证据，而非其内在矛盾的体现，这正是列宁批判的核心。

列宁在分析中指明，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完全归因于个人消费的增长具有片面性。列宁明确表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但是，若将这种相对独立性误解为生产性消费可完全不受个人消费制约，则构成根本性错误。在批驳“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时，列宁反复提及，马克思的实现论并非简单重复“产品交换产品”这一基本经济规律，而是通过辩证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列宁指出，在与司徒卢威的论争中，马克思及其理论阐释者并未从上述分析中得出生产与消费相协调的结论，反而着重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实现过程中的必然暴露。列宁进一步指出，对资本主义商品实现过程的分析表明，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增长速度能够而且应当超过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正是在此意义上，且仅在此意义上，生产资料的生产相对于消费品生产具有“不依赖性”，因为生产资料的持续增长可通过该部类内部的交换实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大部类的生产毫无关联。列宁重申，生产资料生产最终仍受个人消费的制约，因为其目的并非满足自身需求，而是为消费品生产部门提供更多生产资料。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本质上始终与个人消费相关并受其影响。

列宁承认，消费并非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最终依赖并受限于消费的现实构成本质性矛盾，但该矛盾并非理论层面的冲突，而是体现于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但如“合法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规律简化为按比例分配的规律，从而否认矛盾存在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宣称的“均衡”仅为抽象的理论假设，现实中这种均衡常被打破，而经济危机正是这种打破的表现。只有通过危机，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暂时实现均衡，因此均衡是相对的，而危机则是绝对的。资本家一方面通过无产阶级化压缩大众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又依赖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实现价值增殖，这一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中矛盾的积累与危机的加剧。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既无能力也无意愿超越根植于其本质的根本矛盾，反而通过金融化、全球化等形式不断强化对生产力的制度性制约。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充满矛盾，而这些矛盾恰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并指明了其向更高级社会形式过渡的条件和原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比例分配论终究是脱离现实基础的空想，唯有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才能为社会化大生产开辟新的路径。列宁通过对上述历史性矛盾的深入剖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同时也阐明了向更高级社会形态演进的必然趋势。

四、批判市场无限论，指出世界体系扩张的自我否定逻辑

在研究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民粹派理论家、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经济浪漫主义”学派的错误主张呈现相似性。他们认为，如果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第三者”或国外市场，剩余价值则无法得到实现。民粹派指出，工人创造的产品价值远超其实际消费需求，导致剩余产品不断向少数资本拥有者集中，尽管这些资本家通过消费（包括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试图消耗剩余产品，但即使极尽挥霍也无法完全消化。因此，他们认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出路在于寻找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或开拓国外市场。若缺乏对外贸易渠道，且所有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均转变为商品生产者，市场将遭遇增长瓶颈，从而限制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此外，这些理论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构成：不变资本用于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可变资本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这两部分均可顺利实现。然而，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家占有的部分，因人类消费能力的有限或增长速度低于剩余价值积累的速度，资本家无法完全消化，除非依赖国外市场，否则难以实现。他们将国外市场视为解决剩余价值实现困境，使社会总产品得以实现的关键途径。在此问题上，部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观点高度一致。例如，司徒卢威认为，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并非在理想化的自给自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完成，而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通过向其他国家输出产品得以实现。

布尔加柯夫明确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必须依赖国外市场”的观点，并认为这是从西斯蒙第到尼古拉·昂的怀疑派的一贯主张。布尔加柯夫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些专家显然认为国外市场是一个‘无底洞’,可以永久地吞食一个国家在国内所不能卖掉的剩余产品。”在布尔加柯夫看来，对外贸易并非单向的“出口通道”，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经济机制。即是说，商品的出口必然伴随着进口活动，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不同使用价值商品之间的相互交换。司徒卢威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民粹派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必须依赖国外市场的论点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例如生产比例失调和消费不足，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得以缓解。此外，司徒卢威引用了布尔加柯夫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扩展可能性的论述进行反驳。布尔加柯夫主张，尽管经济危机频发，资本主义生产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展。然而，司徒卢威对此持异议，认为布尔加柯夫的观点缺乏实证支持，他指出：“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根本不是在布尔加柯夫所设想的那种理想的或孤立的而且能够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而是在极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互相冲突的世界经济舞台上进行的。”实际上，无论是司徒卢威将国外市场视为剩余价值实现的关键条件，还是布尔加柯夫否认国外市场具有“无底洞”作用，两者的论述均未充分阐明资本主义扩张的根本矛盾。

为批判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所谓理论家的观点，列宁针对国外市场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列宁看来，国外市场问题与实现问题并无任何共通之处，所谓实现问题，是指分析社会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依据价值和物质形式获得补偿的问题。若以向国外销售产品来解释剩余价值的实现，则实际上“这是离开整个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站到单个企业主的观点上去了，这些企业主除了‘卖给外国人’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接着，列宁指出，即便将分析范围从国内市场扩展至国际市场，并考虑到多个国家的情况，实现问题的本质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此外，除非出现特殊情况，资本家通常不会无故销毁商品，因此进出口贸易往往保持大致平衡，一国通过出口商品在全球经济中实现其价值，同时进口他国的商品以满足国内需求。究其本质，对外贸易是以他国生产的商品替代本国产品（无论其消费形式或实物形态如何）。他强调，国外市场与对外贸易问题应被置于历史语境中考察，视为特定国家在特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产物。换言之，无论从单一国家还是全球视角审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过程并未因对外贸易而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在分析社会总产品如何实现时，纳入对外贸易的考量不仅显得多余，甚至可能模糊核心问题，对理解和解决该问题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

列宁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规律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非绝对依赖于“第三者”或国外市场。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市场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超越国界的广泛商品流通的产物，理论与实践均表明，缺乏对外贸易的国家无法存在。其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建立在社会生产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基础上，然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由于生产者彼此孤立，这一比例实质上是持续波动的平均值，导致各部门发展不均衡，从而促使资本向国外市场扩张以缓解内部失衡。其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以传统技术和有限规模的简单重复为特征，并受限于封闭地域经济不同，资本主义生产遵循技术持续革新与规模无限扩张的内在规律，必然突破地域限制并开拓全球市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单纯实现剩余价值的需要。对此，列宁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生产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及资本主义区别于自然经济的生产规律等三个维度，系统阐释了国外市场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关联。列宁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又准确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现实机制，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深化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

结语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不仅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与暂时性。重温列宁在社会再生产问题上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仅为解析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提供了方法论工具，也提醒我们：将资本主义再生产矛盾归因于技术或分配问题的理论，实质上掩盖了其制度性根源。在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应以列宁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为方法论基础，通过公有制主导下的资源配置优化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协同，化解资本过度积累与无序扩张的风险，探索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再生产新路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