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俞可平院长所说“政治学公理”就是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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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 (进入专栏)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调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大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宣布上任的全院教职员工大会我参加了,听了新任院长的“就职演说”。他表示要振兴政治学,提升北大政治学研究水平,其中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也说得最响亮,俞院长说:“政治的底线是自由民主!”


俞可平院长新官上任搞了几场学术活动,我因心脏病在家休养未能参加,但我在校园网上看到了俞院长关于“政治学公理”的学术讲座报道,讲得生动而又深刻,读后感触良多。


俞院长认为,政治学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学科,象物理、化学等学科一样,也有自己的公理。政治学的公理更侧重于政治现象背后运行的规则,违背这些规则便会受到惩罚。研究政治学背后运行的规律,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政治学的本质,即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而且有利于指导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他举例当今公务员压力大、官员社会评价低、官场信息失真等,就体现出“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政令须出一门”;“由上至下的决策指令信息与由下至上的决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等政治学规律,讲的是民主。又如当前反腐力度加大、反贪法律众多(多达102部),但腐败还是屡禁不止,问题在那呢?俞院长强调:权力必须受到制衡、形成“封闭的环”,才能保证不会被滥用。这讲的是权力监督,都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俞可平院长总结了政治学的三个公理:第一,人类社会都有共同的政治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尊严、安全与和谐是人类共同的基本政治价值;第二,政治制度是近代的产物,从国家与公民的角度来讲,是国家与公民签订的合约,国家的宪法是公民与国家订立的最高政治合同;第三,人类发明了众多不同的制度,其中,民主政治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总结得是多么好啊!民主、宪政其实就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文明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方向,但居然一段时间内在中国舆论场绝了声,成为敏感词汇,而俞院长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将其挑明了,作为部下,能不振奋!


我认为俞可平院长讲的政治学公理,其实就是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尊严、安全与和谐是人类共同的基本政治价值”,依据这些价值,国家与公民签订“合约”、“宪法”,依宪行政,实现民主!俞可平曾以部级高官身份发声:“民主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为什么要拒斥呢?实在是没有道理,我们不但不能拒斥民主,也不拒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不拒斥普世价值。其实前总理温家宝曾多次讲到普世价值,但后来讲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声音被压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有人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中国的概念,又“认为民主是虚化的”、“民主是西方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民主属于西方”。对此俞院长举证反驳说:根据确切的历史证据和文字记录,民主起源于公元前1100年的黎巴嫩,“所以民主绝对不是独属于西方的价值观,而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经验的普遍总结,是现已成为全人类共识的思想制度成果,不分东方和西方。就拿民主制度来说,由于意识形态误导,在我国一讲就是西方欧美,古代则希腊、罗马有元老院,有选举。殊不知此前西亚商业民族腓尼基人,更早推行了城邦民主制度,有议事会和公民会议,拥有审议权,并由选举产生的官吏“萨菲塔斯”,来管理社会事务。上古时欧洲很落后,亚非更先进,航海民族腓尼基人沿地中海向西殖民,不但把民主议会制度传到了希腊、罗马,还把腓尼基字母传到了欧洲,这就是现在26个拉丁字母的源头。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文明传播,离不开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拒斥文化交流是愚蠢的,谁拒斥谁就落后。上古东方先进的亚非闪含文明哺育了西方的希腊、罗马,近现代西方欧美更先进的工业文明又被及东方,在全球化浪潮中,普世价值得到彰显。


俞可平院长又谈到“民主与民生紧密相连”,因为公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背后是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的背后便是公共权力的分配。民主是一个好东西,民生也不能忽视,公平正义决定民心向背,决定民主政治的质量,所以说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好东西!我国公布的24字社会主义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除排列顺序与俞院长前面提到的“人类共同的基本政治价值”稍有不同外,基本上一致,所以我们可以认为:24字社会主义价值观大体上就是普世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接受的。既然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一致,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斥或反对呢?


社会主义的普世性,在当今世界看也是很明显的,欧洲各国社会党都主张社会主义,北欧瑞典、挪威的社会党长期执政,英国的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也常常被选为执政党,这种情况在各大洲也都存在。社会主义不一定是马列,不一定讲阶级专政与斗争,不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我国公布的24字社会主义价值观,就以民主与和谐取代了专政与斗争,民主温和的社会主义才是全世界人民可普遍接受的。美国的社会党没有影响力,但民主党却较重视公平正义,罗斯福新政有“福利社主义”色彩,所以说社会主义政策在各国都有市场,与资本主义也没有必要斗个你死我活,可以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趋同混一。中共十六大党章就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传统表述悄然删除了。


俞可平院长强调:“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是政治学中重要的公理”。中国当前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政治学理论的支撑,政治学界要将“政治学公理”向社会各界揭示,以学理影响改革的进程。我们政府管理学院老师,则首先是要将“公理”向我们的学生讲深讲透。可惜我国的政治学相较于经济学等以及社会的期许,还相对落后,大师阙如,谈不上具有政策影响力,也没有太大的学术影响力。


政治学是一门关系人民福祉国家治乱兴衰的大学问,中国古代虽未见希腊亚里士多德直名曰《政治学》的著作,但儒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等都围绕着政治权力论学,其内容主要是治国理民的政治学。近代西学东渐,严复译《群已权界论》,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张,学科设置就有“政治门”,政治学乃西学(又称新学)之重镇,民国艰难时局中也得到可喜发展。中共建政全面引进苏联模式,1950年代进行“院系调整”,政治学有如社会学等被目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取消,马列科学社会主义被认为才是真正的政治学,社会就是大课堂,政治学竟被目之为文革癫狂所谓的“突出政治”。


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北大政治学系才得以恢复,本人即为该系引进的第一个博士,其实学的是隋唐历史,属半路出家。然环顾四周同事,个个都是搞马列出身,有搞政治思想教育“上大课”的,学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的占大头,另有搞科学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这些人合起来就成立了“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至今30年引进洋博士局面有所改观,但“左”的面貌“突出政治”那一套仍不退色,中共党史至今仍被死抱为“重要方向”,据说培养了“两百多个”党史硕士生,全国范围则有好几万,这就是政治学吗?国家省部级课题领了很多,都是为当局叫好疏解跟风,缺少独立之政治批判精神,不提政治体制改革而研究“治理现代化”,甚至说新儒家是反共的要不得,与中央保持一致成为政治的婢女。北大如此,其它院校政治学系又当如何呢?


俞可平来北大振奋政治学,来得非常及时!但也任重而道远。就象我国改革之初经济为先,北大经济学家厉以宁等人起了很大作用一样,现在改革进行到第38年,政治上必须有所突破,政治学界需要厉以宁式的人物,出来为僵局解套,理论上得有说法,不能连政治体制改革都禁声不敢提了!民主宪政竟不准讲?先经济后政治,现在是政治体制应改而不敢改的紧要时刻,中共高层也很揪心,怕一发而不可收拾,“牵一发而动全身”。2012年曾有军方人士公开发文:“不改革死路一条。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现在2015年都过去了,四年时间不算短,理论准备有何进展呢?没有!不但没有任何进展,而且还出现大抓老旧意识形态向转左的倾向,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提到了历史选择的关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沉潜不发声啊!


已退休的老总理朱镕基沉默了十年,最近也挺身而出,发出了忧国忧民之叹,他说:“在相当一部分官员中,告别改革远离改革甚至背离改革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说他们是一群反对继续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不为过的”;“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在攻击、否定、疏远和背离改革开放事业”。他指出:“一些人提出否定改革开放,借此设置更大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障碍来阻止改革,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改革没有回头路可走,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继续解放思想。汪洋副总理说:“解放思想,黄金万两!”如何解放思想呢?我看必须打破意识形态障碍,清除脱离现实的老旧教条,让思想冲破牢茏!搬掉改革路上的拦路虎。现在尤其需要政治上的新思维,俞可平院长在北大演讲“政治学公理”大谈民主,认为选举是民主的第一要素,但不是民主的一切,不能搞选举崇拜,民主也需要协商,需要公共参与;民主国家要最大限度地鼓励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参与,“需要建立一系列确保公民人权的机制”。民主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来使得公民活跃起来,使得公民的参与度与参与热情提高起来。这些言论,出自高官出自院长,振聋发聩!另一高官于幼军回中山大学当教授,敢发声讲文革,也引人注目。改革需要重新破局,所谓“不是惧怕民主”,民主之路谁也阻挡不住,而就当前来讲,应该放开言路允许人们说话,政治上长期僵持禁锢思想,的确不是办法。

(201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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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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