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敏:革命与宪政之悖反——“五四宪法”再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7 次 更新时间:2006-05-11 20: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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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敏  

  

  夏勇教授在他颇具影响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和“宪政宪法”的分类概念。其中,“革命宪法”创制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旨在从法律上确认和巩固革命成果。它的合法性基础不是过去的法统,而是革命本身。”[1]这种提法是对毛泽东“宪法作为革命成果总结”这一观点的进一步抽象,依据的是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情境或者说事实。革命可以赋予宪法以合法性,但它会带来宪政么?

  

  一

  

  五四宪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毛泽东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就指出中国革命尚未成功和国内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认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部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做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2]此语点出了宪政所需之社会环境:没有独立的主权地位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立宪国家建设难以成为可能。何况,还有所谓封建势力、顽固分子的阻碍。当这些障碍被革命大潮扫除后,似乎民主便成为当然的事实,历史发展遵循如此逻辑了么?

  五四宪法确实是够“革命”的了:它不仅追求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迅速过渡,而且为一种“革命式”的思维和话语所支配。孰不看仅其序言中就多次使用“反对”、“消灭”、“镇压”等表述,其中“反对”一词多达5次。这种话语表述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是革命思维的继续。暴力革命终结了,革命思维却仍有市场,只不过是以话语的暴力代替了武力的暴力。

  然而,话语暴力不是理性的说服活动,不符合宪政之宽容、妥协精神。宪法作为中立性的基本规则不应带太多语言“暴力”倾向。话语的暴力可能导致极端的意识形态倾向,此时,中性的意识形态竞争是必要的矫正机制,而这恰恰又是话语暴力所不允许的。格尔兹认为,竞争性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存在是控制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手段,而对社会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传统的存在则构成防止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最有效保证。[3]而科学分析、民主竞争却并非我们的文化传统。民主、宽容精神之养成非一日之功,而且,它的性格是温和的,和革命所宣扬的暴力、斗争思维是完全相悖的。革命打破了旧制度,却有可能激化原有的激进思维,而激进的思维只会导致革命之继续延展,从而难以停下脚步。此外,革命往往会破坏原有秩序,而又得不到宪政秩序。托克维尔说:“一切革命都在扩大人们的野心,而推翻贵族制度的革命尤其如此。……革命所激起的热情,并不会随着革命的完成而消逝。对于秩序没有一种稳定感。”[4]如果说,“情绪激攘的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习常守成的日常生活”[5],那么当人心思定的时候,继续在伟大的“主义”指导下进行各种所谓的“革命”活动,而非进行各种经济和政治民主建设,只会离宪政国家的方向越来越远。

  立宪(改革)之目的往往为防止或终止革命,晚清政府立宪改革即有此苦心。1906年,慈禧太后在召对中问张之洞如何平息留洋学生排满,张之洞轻描淡写地说:“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6]清政府试图以宪政改革来阻挡革命的到来,但由于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它已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和时间来保证改革的成功,最后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假如清政府能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在出现政治、经济危机的初始阶段就真诚地推动立宪改革,现代中国也许是另外一幅场景。但是,历史没有“假如”,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宪政文化阙失的国家,革命而不是宪政改革更有市场,也更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人民政府虽然也努力进行宪政与法制改革,然五四宪法却仍然没有摆脱革命思维的支配。这点较为明显地体现在立宪者的话语言说中: “有些外国评论家看到我们一方面要保卫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另一方面要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 ,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他们就觉得奇怪。当然,如果有人希望我们在宪法中去保障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自由,那就只能使他失望。对于意图奴役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我们的宪法和一切法律是永远也不会让他们得到一点方便的。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剥夺了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的自由,人民才有了真正的自由么?”[7]

  毛泽东则于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发出“不断革命论”的号召: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8]

  如此,革命本身变成了目标,它遵从的不是理性逻辑而是情感逻辑。情感逻辑“释放了人们多少世代以来一直受到禁锢的热情,并导致了最恶劣的放纵。集体逻辑支配着俱乐部、议会等团体和机构,推动其成员的行动,结果使他们犯下了其他任何一种逻辑都不会导致的暴行”[9]。大众变成一场革命的工具,在法制的名义下可以剥夺“反革命”的一切(包括生命),因为只有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人民的自由才有可能保障。然而,不事先确定明晰的判断标准和程序规则,仅靠所谓的道德优越感来进行集体裁决,不可能导向冷静、理性、公正的方向。“敌人”固然可以很快被批判甚至消灭,但谁能保证今天的“革命者”(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构成)明天不会变成“反革命者”?谁是敌人往往由政治领袖说了算,于是彭德怀也变成了“敌人”,“任何与毛泽东所规定的正统相左的意见,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义’”。[10]我们不禁要反思,宪法保障的是“人”的自由还是“人民”的自由?即使是“反革命分子”难道就不是人了?何况许多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本是良善守法的公民,他们之被错判完全是法定程序被践踏之结果。

  热情的革命往往会导向狂热,它冲决了人性的大堤,仇恨、忌妒、恐惧时刻伴随着人们。在这种集体热情中,民众走向盲目,领袖也飘飘然了,于是不切实际的目标被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等),最后带来的却是民族的灾难。此种情势之下,宪法又能发挥何种作用?宪法固得以制定,然而,其序言中所宣示的“消灭剥削与贫困,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却没有变成现实。何况,宪法以此为目标本身就是一种宪政理念的语境转换。[11]这种语境转换带来了诸多问题,其必然结果是价值的置换。“‘价值置换’使得宪政在中国既不能为国家富强提供可靠的途径,也无法建构一种合理的制度。”[12]

  

  二

  

  革命带来了宪法,却未必会带来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了一部五四宪法,然而宪政却没有在中国变成现实。在立宪讨论之时,并非没有温和的观点。当时中共领导层内实际上出现过坚持“不断革命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争。最后自然是毛泽东等所坚持的前者成为主流观点,而后者则被斥责为“维持现状”的保守观点,不够革命。对于后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冷静下来分析,就可发现它有合理的内核。它的稳健、务实态度,注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步骤性的精神,较接近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可避免后来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也不致现在才来补商品经济的课。”[13]当时宪法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目标基本上符合现代化要求,初始的发展道路也算平稳,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打破了这一良性发展进程。人民战争的革命传统和五四宪法赋予了毛泽东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的权力没有一套有效的约束机制”,[14]而在“大跃进”中得到政治权力和好处的官员也不愿意采取压缩政策,所以“大跃进”的势头难以控制。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再想收回便非易事。激进思维一旦支配了政治决策者的头脑,不碰得头破血流便不会回头,何况即使头破血流也未必回头,他或许将之看作社会进步的必要代价呢!

  如果革命既没有达到领导者主观追求的目标,也没有在客观上起到大家所认同的良好社会效果,我们便要反思,这种革命存在何种问题或者说缺陷?

  关于什么是革命,其实很难进行准确界定。亨廷顿言:“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15]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等,也不仅仅意味着暴力。汉纳?阿伦特指出:“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现象是不够的。只有变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16]也就是说必须以结果是否良善作为判断革命之标准,这和波普的自由主义暴力观是相通的。虽然,波普憎恨暴力,但如他所说:“我并非是刻板地反对一切暴力革命。就像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的思想家容许刺杀暴君一样,我认为,一种同样的革命是能够证明自己无罪的。但是,这要有一个条件,即它要以建立民主制作为唯一的目标。”[17]暴力只能在耗尽其他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之后才可以使用,且主要应是防御性的。如果暴力斗争之后建立的乃一新的专制政府,如此是不能称为真正的革命的。革命的直接目的乃是建立民主制度,终极目标是公民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实现。 当然,革命的实际进程是复杂的。“革命的三个方面——国家崩溃、对中央权力的争夺以及建立新制度——并不发生在明显分开的阶段上,或者说也不是连续有序发生的。”[18]对于一国而言,往往是在革命许久之后方建立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之建立固然与革命的长远影响有关,比如法国大革命对贵族特权制之冲击和破坏,从而使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但就暴力革命发生后短期内而言,由于它过于激进反而使人对革命之意义发生怀疑,因为革命似乎带来的是无序的社会状态,甚至直接促使了独裁体制之建立。在保守主义政治家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冲击并动摇了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基础,以及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美好的事务和人类文明的瑰宝。他预言这种状况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不久以后,拿破仑之上台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19]因此,如果以社会效果作为革命之意义判断标准应以短时段历史为佳,否则难免不当。职是之故,英美革命似乎是真正的革命,而法俄革命似乎难以给予良好评价。前者比较温和、保守,它基于传统又突破传统,在平衡中前进,奉行的是经验主义哲学;而后者则非常激进,力图打破一切传统,推翻一切旧制度,奉行的是建构理性主义之哲学。前者较早确立了民主宪政制度,而后者则迟迟没有走上民主宪政之路,社会发展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激进的暴力革命往往以追求自由目的始,以丧失自由终。所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发出如下感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美、法革命自始便走上不同的道路。“当美国人选择政府的平衡时,法国人却渴望强力的、果断的、有效的政府。它们害怕的是停滞不前而不是权力集中。美国的解决方案——党争与冲突,权力的分割,均衡与制约——对许多法国革命家来说似乎非常不合时宜,无疑它们只会阻碍他们希望革命政府所采取的激进措施。尽管回想起来大家可能会设想,法国的革命家如果没有数世纪君主专制的精神创伤留下的伤痕,他们或许也会尝试权力的分割与划分,而事实却是相反。”[20]而中国革命似乎遵从的是同样的逻辑。二千余年的专制传统形成了强大的历史惯性,也使中国的革命者认为,非经过彻底革命不能打破传统体制和思维,于是才有毕革命于一役的最初考虑,以及在迟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时产生不断革命之论调。“随着革命的声浪日渐扩大,革命崇拜日渐散布,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二十年代初,这激化已经相当普遍,终而形成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间大规模的左转,而革命崇拜也逐渐激化成为一种革命宗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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