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敏:渐进与激进:清末立宪运动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9 次 更新时间:2009-07-15 1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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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敏  

  

  [内容摘要]清末时人及当下诸多学人,多认为清末九年预备立宪计划拖延太久,不足以表明清廷当局的立宪诚意。应该说,这种观点存在相当的偏见。对处于过渡期的清末中国而言,在九年内完成预备立宪工作,不仅不能说缓慢,某种意义上讲乃是十分的激进了。从渐进的考量到日益激进的立宪运动,乃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及多种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借鉴社会学家的理论框架分析清末立宪运动,能给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视角。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同情式的理解,以及客观的分析态度,而非对以往的政治改革予以简单的价值评判。

   [关键词]清末立宪;日俄战争;科举废除;立宪团体;国会请愿 ;激进

  

  大凡一项政治运动抑或社会运动的兴起,总有其特定的影响因素。在社会学家赵鼎新先生看来,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之产生与发展的宏观结构,可概括为如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与话语。[1]虽然赵的理论范式着眼于“制度外政治行为”,但对于解释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行为亦具有启发意义。何况,制度内与制度外政治行为往往纠缠在一起,共同构成一幅复杂的互动画面。就清末立宪运动而言,这三种因素皆是如何体现的呢?当然,此处的阐释虽借鉴、却并不局囿于赵的理论范式。

  

  一、1901与1905年的非常事件

  

  称中国为“停滞的帝国”并不恰当,帝国毕竟也在以其内在的方式发展与演进,“中国中心观”的视角也早已揭示了“冲击-回应”思维模式的偏见。然而如路易斯·哈茨所言,“外国评论家的本事在于能够揭示出所研究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所蕴含着的思想方面的东西”。[2]法国人哈列维与托克维尔之所以分别令英国人与美国人感兴趣,就是因为后二者通过两位外国思想家才更清晰的发现了自己。[3]同样,马戛尔尼的出使中国也显示出正在上升的西方与沉睡不醒的帝国之间差距正在日益加大的事实,中国的状态乃是“相对的静止”。[4]帝国并不是“不动”,而是在他者的观照之下,行动显然慢了许多节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悠久的历史往往意味着强大的惯性与惰性,当它面临外在的冲击时,往往反应过于迟缓,不发生足够强大的刺激,便不足以让其清醒。1895年甲午战争可谓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对近代中国思想与政治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直接诱致了维新变法思潮与运动的兴起。当时的士绅官僚虽然基本上形成了必须改革的政治共识,但还显然还没有达到进行立宪改革的地步。1898年政治改革的失利当然由诸多因素所致,此问题非本文阐释之重点,因而忽略不论,但称其为近代中国政治史的曲折甚或说灾难并无不当。更严重的灾难却是发生在两年之后,当部分顽固士绅官僚与民众的盲目排外合流时,庚子事变便成了“千古未有的奇闻”,[6]它的直接后果便是近代中国史上最大的一笔对外赔款,这对于捉襟见肘的帝国财政以及民生堪忧的大众而言可谓一笔沉重的负担,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晚清十年的新政改革进程。然而庚子事变却也带来了新的开端,甚或说有利于制度变迁的可喜变化。

  庚子事变后,首祸诸臣如载勋、毓贤、载漪、载澜、英年、启秀、徐桐等或自尽、或赐死、或监禁、或正法、或革职等等[7],于是曾在朝中享有强大权势的守旧力量几被芟除殆尽,“转为国家权力结构里淹淹无气的一方”。[8] 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内部的变迁导致如下结果: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大臣进一步走向权力的中心,于是方有后来颇具影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等;而且,朝中士大夫甚少再有明目张胆反对政治改革者,甚至出现“群臣争言新政”的局面。无论是出于自保,抑或真诚的认识到了变革的需要,这种政治气氛显然是新政改革的必要基础。当然,最关键的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开始认识到新政改革的迫切性,终而有1901年1月29日的改革上谕。[9]恰如因太后西狩而曾得宠的岑春煊所言,“朝廷自经庚子之变,知内忧外患,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首以自强为询。……辛丑回銮以后,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10]当然,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总有其思想准备,只要细心阅读清廷的改革上谕,我们便能发现此前几年的思想痕迹。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表述的恰是此前几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论证的核心思想。虽然上谕仍然指陈康逆之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然而就其后来的新政内容而言,大多不过是康梁变法的继续。从上谕中我们亦实可窥见清廷当局面对未来的矛盾、犹豫心态。它一方面宣示“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其仍然带有“西学中源”及“附会说”的论说色彩,另一方面却又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那么“外国之长”源于中国么?更具内在张力的是如下两句论述:“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机械制造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此处表征的恰恰是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伦理政治”与“法理政治”,它们在思想取向与论证方式上是迥然相异的。[11]如果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专制体制无法改变,那么如何与以立宪民主为基本原则的“西政”接轨呢?不过,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它不可能也不应轻易否定自己文化与社会整合的基础。新政上谕没有明确规定改革的具体措施,概因为“执政者心中只有朦胧的非变不可的意向而并不具有成算”。[12]具体措施尚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各抒所见”后方可逐步确定与颁行。诚然,对三纲五常之强调是“对‘新政’的一种限制”,然而将其视作洋务运动的翻版却远不合适,“用‘皮毛’以称洋务自强运动,其所求者,当更深于‘皮毛’”。[13]“本源”与“皮毛”之辨,本身表明了执政者在内心中的价值判断,即学习“西政本源”方可有达致富强之可能。无论执政者承认与否,对“西政本源”的强调必然会逐步瓦解中国固有之“体”,“本”与“体”是基本上是可以划等号的。后来的政治发展与文化变迁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对儒家伦理与政治文化的否定与攻击在清末预备立宪的同时即已开始,而非始自新文化运动。而立宪运动一旦发起,便有可能脱离执政者设计的轨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执政者的思维模式仍没有超越“中体西用”的框架。对于这种思维模式,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不应轻易否定之。毕竟,“无论就认知能力还是心理感受而言,人是无法完全抛弃既有的经验(即传统)来应付环境的。……要求一个人在此结构形态之中,从事完全不同于往昔的作为,也以与往昔迥异的方式来认识与思考这个世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上是否有效或贴切,乃属马后炮性质的评断结果,在行动当时,其实并不重要的。”[14]即使在张之洞的理论框架里,法制也并非不可变,所谓“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15]只是在十九世纪末的理论框架里,法制改革以及“西政”还没有提到新政时期那么重要的地位上。在新政时期,同样是“中体西用”,“用”的范围及重要性已大为扩展,从中可见朝廷与官员阶层在认知层面上的深入。

  庚子事变后,朝廷当局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思想世界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这也是新政改革得以发动与推进的直接原因。其后,清廷推动了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一系列新政。[16]新政的内容虽然并不算新,之前的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已提出或着手推行,但在推行的力度与深度上却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朝廷当局与朝野的部分官员、知识分子在认知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后者显然走得更远,他们中的诸多人士已提出立宪的主张。1901年6月,出使日本国大臣李盛铎与仍受朝廷通缉、在日本办报的梁启超同时提出了立宪的主张。前者在条陈变法折中谓:“横览世界,殆无无宪之国可以建立不拔之基业,而幸致富强者矣。俄国国本不固,工商不兴,外强中干,皆职是故”,应“近鉴日本之勃兴,远惩俄国之扰乱,毅然决然,首先颁布宪法之意,明定国是。”[17]而后者则于1901年6月7日在《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立宪,并提出了具体的操作建议。[18]然而这些朝野意见并未为朝廷所马上采纳,这固然与执政者天然的保守性有关,亦因立宪运动的发起尚需要新的契机。

  葛兆光先生曾言:“一种思想对时代的影响大小,并不总是与阐述这种思想的知识多少、水平高低、理解深浅成正比,它常常取决于某种思想的契机。”[19]客观来说,立宪思潮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久远,相关的知识储备也远不深厚,然而其能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内迅速产生广泛影响,并引致了朝廷当局的重视,进而发动立宪运动,实与日俄战争这一外在的契机有关。可以说,思潮与现实政治形势往往交互影响,相得益彰,其相互作用之复杂程度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德国思想家舍勒曾举例来说明知识、思想与政治发展的紧密关系:“腓特烈二世发动的意大利战役,间接地使阿拉伯的科学进入西方,并且促进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述的传播,而这些方面则在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同样的,1904-1905年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则刺激了立宪思潮在中国的迅速兴起。如果说甲午战败使国人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的话,日俄战争则使国人认识到非立宪不足以强国。黄色人种的立宪小国竟然打败了白种人的专制大国,使国人不能再以进化论的人种观来解释之,于是,立宪政体的优越性便不再需要证明。[21]

  前述的李盛铎在1901年对日俄政治状况的判断应该说具有相当的预见性,亦可见驻外使臣对西政精髓认识之深切。可以说,驻外使臣(以李盛铎、孙宝琦为代表)在清末立宪运动发挥重要作用并不是偶然的。李盛铎对俄国“国本不固”的判断同样可以适用于中国,对于一个国民不享有参政权因而缺乏爱国精神,而地方政府的分权化、离心化倾向日益增强的国家而言,国本怎有可能坚固呢?可以说,二十世纪初的这场亚洲战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专制国家进行立宪的契机,目的只为了一个——“巩固国本”。立宪固然有着追求富强的目的,但对于执政者而言,固本是直接的、首要的目标。按照政治学家的理论,立宪意味着对国家根本组织之法律规制,赋予民众直接或间接的参政权,元首、政府之权力须受人民或代议机关之限制,等等。如就此而言,中俄两个大国的立宪运动实皆始自1905年。在俄国,“个人获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及建立一种哪怕是象征性地行使公共权力的环境这些事都被拖延到了1905年”;[22]而“中国之有立宪运动,严格地讲,亦仅始于日俄战争以后”。[23]我们要注意的是,俄国的立宪运动也进入了清朝政治家的视野。1904年孙宝琦上政务处书中提及“欧洲各国,除俄与土耳其外,若英若德若意若奥若西班牙皆为立宪之国”;[24]驻俄使臣胡惟德在1905年10月13日奏陈俄国改行立宪,中国亟宜仿行。[25]当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等抵达奥国时,还是这位驻俄使臣向他们发函,请早日前往俄国考察。考察大臣在奏折中指出,“现值俄国政府组织宪政之时,中国尤应格外注意”。[26]出国考察归来的端方在1906年8月26日所上奏折中亦言道,“且俄国今者因战败之后,其君与民皆推其所以失败之原因,共求所以振兴之道,方日汲汲然谋改为立宪政体,各国中将无复有专制政体之存余。”[27]可以说,不仅战胜的日本成为中国立宪的榜样,战败的俄国之立宪运动亦成为清末立宪的动力与思想资源。

  中俄两国在1905年后还面临着一个类似的状况,即革命风潮的涌现。按照吉登斯的观点,革命作为最极端、最深远的非正规政治行动,以推翻现存政治秩序为目标,并不是专制或独裁国家政治变化的必然途径,也不会经常发生。[28]然而革命风潮的涌现却意味着了现行统治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一国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不仅使政府的威信大大降低,而且由于政府能力的下降,使积郁已久的民众不满获取潜在的释放机会。恰如戴鸿慈等论俄国时所言,“从前兵力盛强,民间虽怀有迫求立宪之心,尚不敢存暴动非常之想,战败之后,始有种种要求。”[29]正是迫于革命的压力,俄国才走上立宪改革之路。庚子之役对清廷的政治权威亦构成是一沉重打击,如一篇时论所言:“自庚子之役,朝廷威信实大堕落,遂不复能如大彼得之变法而有风动之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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