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敏:清末宪政改革时期的“新君主制”——《钦定宪法大纲》百年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4 次 更新时间:2009-07-15 12: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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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敏  

  

  一百年前的1908年(8月27日),近代中国的首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公布。它集中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立宪方针。[1]《大纲》规定了多种“君上大权”,而“臣民权利义务”则被置于附属地位。官方文件的解释是“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2]国内一些学者多将此点解读为对专制统治的维护,理由是其对君主权力的广泛规定,比作为其模板的日本帝国宪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内的一本权威宪法教科书如此评价:

  《钦定宪法大纲》并非宪法,仅是清王朝制定宪法的纲要,“大纲”,它以根本法的形式使君权合宪化,以便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其浓厚的封建色彩显而易见。但是,它以列举的方式确定了君主的权力范围,拟议设定议院以牵制王权,赋予臣民以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这样就使《钦定宪法大纲》略具近代宪法意义的色彩。[3]

  这一评价不无其敏锐之处,即它看到了君权的范围虽颇为广泛,却开始受到宪法的约束,也就是说这种君权与传统君权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但这一评价的内在逻辑仍然是颇为混乱的。如果说《大纲》不是宪法,又何以具备“根本法的形式”?如果说实现了“君权合宪化”,并准备设立议院“以牵制王权”,又何以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当下学者多秉承“宪法是公民权利保障书”的政治理念,而无法理解传统国家政治转型时期“君权”的复杂形态与内涵。如果说《大纲》是过渡时代的产物,我们自然不能以当下发达国家的宪政制度与理念作为参照来予以简单评价。比如,它没有将民权条款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它没有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在政治改革的特定语境中,宪法文件对“君权”范围的广泛规定并不能等同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而有可能与国家能力的扩张联系在一起,其最终是有利于保护民权的。我们不能仅仅纠缠于字面的意义,而须追究其实质性内涵。对于清末君权的分析,我们既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亦应从制度发展的角度予以展开。

  

  一、君权的宪法化

  

  中国的君权专制自秦汉始,这也是大一统帝国统治的需要。秦汉以后,足以制衡君主的贵族阶层基本上被消灭,可谓封建废而郡县兴。汉王朝鉴于秦亡之教训,认识到纯粹的暴力统治是难以持久的,因而开始推崇“外儒内法”之制,并极力神化皇帝。“经过西汉二百年的训练,一般人民对于皇帝的态度真与敬鬼神的心理相同。”[4]孟子尚主张对暴君的“革命”权利,而两汉以后的思想家,尤其是两宋之际的二程、朱熹等则致力于加强单向“尊君”理论,几乎否定了民众的这种权利,“难怪自元代起程、朱的新儒学成了儒学的正统,更受清代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的推崇”。[5]可以说,尊君以及王权的神化已经演化成一种不容置疑的正统意识形态。王朝虽历有更迭,皇权政治却依然如旧。雷海宗先生认为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压迫,这种皇帝政治是永久不变的。清末以降,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传统帝王意识形态受到挑战,“革命”话语得以复兴。梁启超赋予了“革命”以新的涵义,他所谓的真正革命并非与“一人一姓为敌”,“蕴涵了他要保全清政权而实行宪政的基本前提”,但其实际效果却是推动了“革命”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流行。[6]人们之于革命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仍具有传统暴力运动的色彩,其矛头针对的则是当朝统治者。

  不仅是革命派知识分子开始质疑传统君主的“神圣性”,即使是统治阶层内部也开始重新认识君主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他们的视角与革命派完全质疑的态度有所不同。同治时期的胜保等朝廷大臣即认为,皇帝仅仅是政体的工具而非国家的源泉。“当把皇权视为国家的工具,并忽略它的宗教和礼仪基础时,高级官员就已经脱离了一直被认定的关于皇位继承的传统观念。”[7]同治光绪以来,君权实际上处于一种被分割的状态,而朝廷大臣们并不认为有什么重大不妥,这说明皇帝的传统“神圣”色彩逐渐淡化,它更多的被视作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慈禧不敢随意废黜光绪皇帝很大程度上即是因为制度的约束。“慈禧即使在政变之后也不能废黜光绪帝的根本原因在于清代的皇权传统和儒学有关皇位的礼仪限制了她的野心,而晚清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关系也制约她的行动。”[8]《大纲》虽有“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的话语,但此处的“神圣”与传统的“君权神授”不同,它形容的是“王权之庄严”而非统治者本人,“它是国外通常对君主政体定义的转述而不是指传统的皇帝头衔”。[9]在中央政府日益衰弱的背景之下,朝廷大臣们强调君权的“庄严”,实际上是为了保证国家权力的统一领导,并避免国家走向分裂,他们所期望的是日渐增强但又被制度化的君权。重新认同君权的神圣尊严,意味着以君权作为意识形态的统合中心。考察宪政大臣达寿称这种统治形态为“大权政治”,以日本明治体制为典型代表,“大权政治者,谓以君主为权力之中心,故其机关虽分为三,而其大权则统于一”。[10]有学者指出,在明治体制之下,天皇存在本身成为维新政权权威的政治、社会源泉和权力基础,是“软权力核心”。而由西南雄藩进入中央政权的下级武士倒幕派则掌握了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是“硬权力存在”。[11]考察宪政大臣的观察可谓准确。

  不过,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君权”演变史颇有不同。明治以前的天皇更多的是一个宗教领袖,并不掌握实际权力。德川幕府的政策失利以及统治合法性的丧失,使得政治精英抬出天皇作为新的政治中心。而传统中国的皇帝是有实权的,其“最大特征是集天下之大权于一点”,对皇帝并不存在有效的约束。[12]如果君主的统治岌岌可危,又如何构建起新的权力中心呢?中日两国君主制的一个重大差异还在于,日本天皇一脉相承,而中国的君主则代有更迭,即如时论所言,“日本从建国以来,一姓相承,至今未替;中国则朝代屡易,姓氏迭更。据此以观,则知日本宪法,亦非中国所可呆然取法者。”[13]从这种意义上说,《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怕是很难得到类似日本天皇那样的国民认同,何况大清皇帝又是一个来自少数民族的君主。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日本天皇的宗教性以及实际政治作用都在日益增强,而大清皇帝的“礼仪”和“宗教”基础以及实际政治作用皆呈现下降的态势。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下,很容易产生推翻皇权政治的替代性意识形态,清末革命与共和话语的勃兴概因如此。即使君主做出立宪的承诺,也很容易被视作为对专制统治的粉饰。有时论即认为,“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之断定,尤为误谬之误谬”,“君主自组织方面观之,为一国之统治者;自职务方面观之,即一国之公仆”。[14]君主身上的“神圣”光环完全被否定了。不过,这种评价虽然看到了君权制度化的意义,却没有看到制度化君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君主神圣”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统而不治,不承担直接政治责任,君主才获得超然性地位,进而获得无上的尊严,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治发展史皆说明了这一点。日本如此,更早的君宪国家英国亦是如此。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形成同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是近代王权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变化。16世纪都铎王朝时期进行了一系列集权式改革,但是王权的统一和强大只有标榜自己是法治王权时才能得到广泛支持,并没有形成典型的专制王权,它有利于向近代君主立宪制的转变。即使是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王权也并非形同虚设,而是在长期内保留了一系列特权及部分立法权力。[15]18世纪欧洲大多数强国君主政体的特点是,在中心有一位多少享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省则有一支日益职业化的文职官员队伍。在一些学者看来,尽管在18世纪的英国是议会和国王共同掌握治国大权,但是它的财富和威望却不断增长,而在同时期的波兰,议会能够反对国王一切不得人心的政策,但政府政策的无力却使得波兰变成了弱小和混乱的同义词。[16]

  也许是出于类似的考量,清末统治阶层才会将加强君权作为政改的重要目标,而对召开国会则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立法尚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拟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17]即使是仅具准国会性质的资政院,其对王权以及行政权力的抗衡也让诸多较为保守的大臣甚为担心,因为立宪本有分权的含义,在王权衰弱的背景之下,分权性的机构设置有可能滑出君权所能控制的范围。御史刘汝骥指出,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君权之不振,立宪不适合当下中国,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内阁学士文海则认为立宪“并无裕国便民之计,似有削夺君主之权”,设立总理大臣乃是败坏国家的举动。而在内阁中书王宝田等人看来,立宪的主观愿望虽好,但其客观结果远非乐观,即所谓“其处心积虑欲以振国势,而势愈微,欲以尊王权,而权愈削,至其微削之极,则权与势不移之于下,即夺之于外”,“日本以收将权而存其国,今我国以限君权而速其祸,不可谓谋国者也。”[18]应该说,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后来的政治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资政院和地方谘议局不仅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活动中心,而且在政治改革面临挫折、革命运动勃兴之际支持地方各省的独立行动。

  问题在于,如何在增强君权的同时,同时予以制度化约束,且能树立起君主的精神权威?前文分析了中日两国近代以来君主制的诸多不同,可以说,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中国虽采取类似日本的政改路径,却最终没有成功。明治时期,日本有着强有力的精英集团,但精英集团的权威必须来自天皇的认同,“只要天皇不试图自己实行统治,君主的正统性不但不会与人民、政党和议会的权威争雄,反而会加强后者的权威。”[19]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天皇的精神权威贯穿于近代日本的整个历史,并在立宪过程中统合了具有不同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各派力量,使得明治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成为可能。而同时期的中国改革,光绪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直接参与了“戊戌变法”这一政治改革,结果反而成为利益集团的争夺对象甚至攻击目标,变法的失败损害了君主的权威性及改革的正当性。[20]戊戌之后的光绪不仅不再掌握实权,而且作为精神象征的作用日益下降,掌握实际统治权力的慈禧太后便成为新政改革的领航人,但她无法具备真正君主的权威,其威望更多的是来自其统治经验和政治手腕。更重要的是,朝廷内缺乏类似明治日本那样强有力的官僚精英集团。朝廷大臣既无法改变督抚专权的地方分立局面,又无法对最高统治者(慈禧)形成足够的压力。如果说慈禧尚在时还能掌控住局面,那么年轻的摄政王(载沣)显然不具备这种权威,当他以个人原因将最具威望的汉族大臣袁世凯去职后,实际上已经大大损害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对于摄政王而言,首先应该做的是扶植支持改革的官僚集团,而非急于将一批年轻的亲贵放到各种高位上去。如果没有支持改革的官僚集团,君权日张的结果不过是国威日损。最高权力的恣意行使,只会使人们对君权的制度化丧失信心。

  仅从形式上来讲,君权制度化的成就是一目了然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而不可因政改的最终失败而予以否定。在传统体制下,皇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是不容讨论的,因而《大纲》虽然规定皇权至上,但这种法律规定本身已经意味着皇帝神秘魅力的消解。“在传统政治体系中,皇帝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一旦落入现实的法律之中,无论其权力如何被规定,他就已经被认同于一般的人,最多只是现实中的最高统治者,而非‘奉天承运’的天人合一体。”[21]从此,皇帝的尊严体现为受到国民尊重的精神权威,而非天人合一学说。皇帝虽然享有广泛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无论在规范层面还是实质层面已经不再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如官方文件所解释的,“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22]《大纲》规定了君主的立法权,“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也就是说,传统君主的立法权将被分割,而与议院共享这一权力。如有学者所言,“议院作为中国传统观念中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开始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域,与君主分享立法权,这或多或少有了宪政的意味。”[23]尤其是《大纲》规定,“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这实际上乃是对“口含天宪”之传统君权的否定。行政权由专门的政府掌握,则意味着对“军机处”存在合法性的否定,而将责任政府的建设纳入立宪规划。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的设立,则意味着司法权开始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司法独立得到了宪法的明文保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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