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 次 更新时间:2015-09-05 01: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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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近期在珠三角此起彼伏的维权抗争浪潮中,女工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作者认为,这是因为:首先工厂以及很大一部分的服务性行业,最底层的工作岗位大部分是女工;法律的不完善使它没有办法回应一些工人的关键诉求,而女工往往感受更多;此外,在资本与父权的逻辑下,公权力也越发对女工群体不待见。

  

珠三角各地工人维权抗争声浪不断,此起彼伏,其中包括广州大学城环卫工。在这些抗争中,往往都会有“企业转型升级、用人单位搬迁、社保补缴”等背景;另一方面,比较容易让人忽略的是,这些事件中的抗争主体往往是女工。

   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性别特征呢?

   首先这是由人口基数决定的,以深圳为例:

   南都网2013年文章《“厂妹”难招“厂姐”也行》采访了当时的深圳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副主任米国琛,他说:“在十几年前的深圳,深圳工厂男女比例大概1:9,厂妹是流水线上的主力。”到了2012年,深圳的新生代农民工男女比例趋于平衡,但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认为对于普工等低技能岗位,企业更倾向于招女工。

   简而言之,现在的企业工厂中,以及很大一部分的服务性行业(例如环卫清洁),最底层的工作岗位大部分都是女工,而且她们的晋升机会微乎其微(服装、制鞋、电子等行业女工比例极高,而机械、五金等行业中则男工较多,但总体女工数量明显较大)。

   法律是否充分保护女工?

   每当有工人的集体抗争,总是会听到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另外找工作?或者为什么不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工人的集体抗争,要求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本身就是《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中有明文规定的法律维权途径之一。我国工人拥有集体协商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实践往往并不容易,在前文提到的工人抗争事件中,工人都遭遇到来自资方、各政府部门不同形式的压力甚至暴力对待。而且,这些集体抗争往往是有一部分的工人尝试通过个体维权发现无多大作用后,更大一部分的工人才自发形成形体抗争的。

   另外,法律的不完善也使它没有办法回应一些工人的关键诉求。而在此过程中,女工往往感受更多。

   例如社保的问题上,深圳市从1987年允许非户籍人口可以参加养老保险(广州是1998年),但15年后能够享受养老待遇的仅有100多人(引起2008年《重庆晚报》新闻《珠三角农民工辞工退保成潮》)。时至今日,深圳市依然有着只能补缴最近两年社保的“潜规则”。

   这潜规则主要出自于《深圳市经济特区养老保险条例》第四十条:职工认为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向市社保机构投诉、举报。投诉、举报超过两年的,市社保机构不予受理。

   不难看出这是有关部门故意曲解法律原意,违背《社保法》关于社保补缴相关规定。但即使在其他地方没有类似条文,工友们补缴社保的诉求也并不容易。

   另外在企业转型升级以及搬迁的法律上,也有着别的潜规则,例如QS厂就拿出深圳中院的判案指导意见,以同一行政区域内搬迁法院不支持补偿诉求来搪塞工人补缴社保的诉求,但其实此类的法院指导意见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该指导意见在2009年出台,在当年金融危机珠三角工厂倒闭搬迁潮的背景下,深圳市中院的此指导意见为企业推卸责任大开方便之门。

   无论是转型升级、搬迁还是社保的问题,这其中涉及最深的是工人实际工龄的计算。应当留意到的是,十几年前流水线的主力“厂妹”,她们工龄最长,影响最深。而在社保问题上,尤为严重的是,如果从1987年开始计算,到现在已经28年。如果假设一位18岁的年轻女工(现在不少深圳工厂的招工限制是18~24岁,性别女性)在1987年到深圳打工,现在她已经46岁了,而深圳的打工潮在上世纪80年代中已经出现,这意味着那些第一批到深圳打工的“厂妹”正在或已经面临50岁退休问题。在这种时刻,我们一边是每年都说社保亏空的问题,要求把万亿养老基金当作救市利好消息一般,投入到刚刚创造了整个股票历史都极为罕见跌幅的中国股票市场中;另一边却是工人要求补缴社保,而企业乃至各级部门都在联合抵制工人的诉求,何其荒诞!在这大环境下,换工作,难道会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顶层设置会否考虑工人权益?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王江松教授曾经表示工人权益的维护,需要顶层设置,也就是希望通过体制建设来使工人重新获得应有权利。对此,同样以深圳为例子,提出些许疑问。

   在深圳的第五届人大代表中,407位人大代表中有109位来自政府部门,137位来自各企业董事、总经理,而工人代表仅有3位(都是妇女代表)。而刚刚公布的第六届深圳人大代表中,各代表的阶级分布尚未得知,但妇女代表所占比例比上届超出4.2%,但也仅占总体大概三成左右。在工人比例如此小的立法机关里,出台的法律能有多少是可以顾及到工人意愿?况且深圳如今更有商人入仕官场的潮流出现?(可参考2015年《南方都市报》新闻《深圳由商入仕干部获提拔快:最快6年官至副厅》

   在资本与父权的逻辑下,公权力也越发对女工群体不待见。但女工们的抗争,现在最集中的却是在挑战着社保补缴、企业的转型搬迁潮等重大问题中的父权的资本及官僚顽疾,这些问题如果继续被忽视,不着手梳理解决,则很有可能会从社会稳定以及国民经济安全等方面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她们的抗争,没有理由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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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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