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进:论钱锺书著作的话语空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4 次 更新时间:2015-09-03 23: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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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进  

     一

   钱锺书著作话语空间的形成,以1949年为界,大略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49年以前是钱锺书著作话语空间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30年代和40年代两个阶段。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是发表于《清华周刊》、《大公报》、《新月月刊》、《国风》等刊物上的书评、散论与论文, 二是1935 年到1937 年完成于牛津的学位论文China in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注: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Vol.1 No. 4;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Vol.2 No.1—4.)。这些著作无论是在具体论题观点的自出手眼与敏锐卓识,还是在“打通”的方法特征上,都与钱锺书后来的著作一脉相承,与钱锺书的话语空间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哲学的纲要》、《休谟的哲学》、《作者五人》等篇表现出早年钱锺书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尽管钱锺书后来没有再在哲学方面作过专门论述,可钱锺书著作的话语空间所显示出来的辩证智慧以及对世界、人生、文化的无所不窥,则充分显示出钱锺书哲学家的风范。当然,30年代最具份量的著作还是钱锺书以英文写就的牛津论文。这篇洋洋数万言的学位论文,一如钱锺书所有中文著述,旁征博引,左右逢源,通过游记、回忆录、翻译、文学作品等史料,第一次系统翔实地梳理论述了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对其中的传播媒介、文化误读以及英国看中国的视角趣味的演变等都作出了深入的剖析,堪称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钱锺书40年代的著作除了在《新语》、《大公报》、《观察》等报刊上的随笔和书评外,主要有《写在人生边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初版)、《人•兽•鬼》(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6月初版)、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5月初版,先期于1946年—1947 年间连载于《文艺复兴》月刊)、《谈艺录》(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6 月初版)。当然,《写在人生边上》所收入的散文不少发表于30年代,它们以深沉的智慧冷眼观照人生物事,有着较为浓郁的兰姆或蒙田的散文风格,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而将其放到了40年代。40年代的这些著作基本上写作于1945年之前,多出版或结集于1945年之后,这也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时代对钱锺书话语空间的影响。至此,钱锺书融创作与学术于一体的话语空间初步形成。

   如果暂且不论旧体诗创作和后来没有完成的《百合心》,那么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在40年代已全部完成。无论是《写在人生边上》对人生的点评,还是《人•兽•鬼》对人性弱质与人物心理的探索与描摹;抑或是《围城》对一种人生境遇的揭示,其实都贯穿着钱锺书“在人生边上”对人的“生存境地”和“基本根性”的彻悟与周览,这与钱锺书早年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倾心不无关系。对于钱锺书文学创作,学术界多有评说。我只想强调一点,即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是其话语空间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将其置于钱锺书全部著作所汇成的话语空间,才可能充分揭示其文学创作的意义。即以《围城》而论,“围城”困境的另一层含义其实就是钱锺书所论述的“人之生世若遭抛掷”的“无出路境界”。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论及《易经•大壮》时指出:“火左寇右,尚网开两面,此则周遮遏迫, 心迹孤危, 足为西方近世所谓‘无出路之境界’(Ausweglosigkeit)之示象,亦即赵元叔所慨‘穷鸟’之遭际也。 ”(注:《管锥编》,第574页,中华书局,1994年。 以下所引《管锥编》均为此版本,不另注。引文原文中所附外文有所取舍,敬请参阅原著。)而“鸿渐”之名取之于《易经》,“渐卦”卦文含六项变项,即“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卦中之鸿,就是一只飞来飞去没有着落、始终处于一种动荡不定的寻觅之中的水鸟,这正是方鸿渐命运的真实象征(注:参阅赵一凡:《〈围城〉的隐喻及主题》,《美国文化批评集》,三联书店,1994年。)。他奔波漂泊于各地,感受着社会、事业、家庭的种种压迫,却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与归宿,深深体会到“人之生世若遭抛掷”的苦涩滋味。人之生世感受着社会与生活的重重压力,却难觅出路,只能体味着随风抛掷的滋味,即使处身于人海之中也是“聚处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各如只身在莽苍大野中(the lonely crowd, each his own wilderness )”(注:参阅《管锥编》,第1424、1065页。),这是一种何等深沉哀怨的人生境遇。据此,我们不难窥见钱锺书的存在主义观念以及《围城》深层意蕴的现代性特征。钱锺书犀利的笔触已超越于特定的“方鸿渐们”而指向整个人类的存在,立足于中国的土壤而展开了现代人生的整体反思。“方鸿渐们”普通平庸的生命漂泊因而具有了巨大的普遍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

   如果说《围城》代表了钱锺书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那么《谈艺录》则代表了钱锺书40年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它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文本形态上,均可视作《管锥编》的前编,也为钱锺书话语空间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谈艺录》以“诗分唐宋”开篇,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注:《七缀集》,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以下所引《七缀集》均为此版本,不另注。)与中西诗学理论研究为两大并进线索。前者如对后山、李贺、陆游、赵瓯北等人诗作的解读独出机杼,瀹人心胸;后者如对人工与自然、理趣与理语、禅悟与诗悟、性灵与妙悟等重要诗学理论及诗学公案,独辟蹊径,重揭义蕴(注:可参阅周振甫:《〈谈艺录〉补订本的文艺论》,《钱锺书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谈艺录》具体鉴赏与理论研究齐头并进的根本目的,在于从中西不同的诗学语境来阐述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谈艺录•序》所显示的贯通中西、寻求中西之文心的独特思路,成为理解《谈艺录》及钱锺书全部著作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这种跨越中西的理论立场,使《谈艺录》成为中国传统诗话终结的象征,并为中国传统诗话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一个典范。应该指出的是,《谈艺录》初版本只代表了钱锺书阶段性成就,只有在《管锥编》及《谈艺录》补订本问世之后,《谈艺录》才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独特定位,并与其他著作一起,汇成了钱锺书著作充满张力的话语空间。

   钱锺书话语空间的最终形成是在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9年《管锥编》的问世使其话语空间跃上了一个新的层面。我们也可以分两个时期来分析,即50年代与70年代以后。50年代初期,钱锺书的思想心态与学术心态都处于对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调整适应中,著述不多。1949年以前,钱锺书总是坚持创作与学术的并进,而现在他虽“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不兴此念了”(注:杨绛:《记钱锺书和〈围城〉》,《杨绛作品集》第2卷,第152—1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将全部精力转向了学术研究,这既是钱锺书顺应时势的体现,也使钱锺书以《管锥编》为核心的话语空间最终达至大成之象成为可能。当然,在学术研究中,处处又见小说家的手眼,以小说家的眼光阐发典籍,也许使钱锺书略略重温到创作的乐趣?到“文革”之前,除《通感》、《读〈拉奥孔〉》、《林纾的翻译》等名篇外,其代表性著作是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选注》,而钱锺书生平最后一篇书评恰恰又是由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来谈诗歌辑注的问题,后者显然有着他自己的兴会寄托,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宋诗选注》在“注诗”方面的自觉追求。在“选诗”方面钱锺书独标“六不选”原则。这是他对古典诗文“选学”的贡献,也代表了钱锺书对宋诗的态度。当然,钱锺书的“选”与“注”总是立足于文本细读与连类阐释,两者融为一体,“选”的过程也正是“注”的过程,从而突破了常见的选学笺注模式。作者曾希望《宋诗选注》能选到“尝一滴水知大海味”的程度,只担心选择不当,弄得仿佛要求读者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事实证明,这种“选”“注”把具体诗作的致曲钩幽与宋代诗人的重新定位相结合,并使之与对宋诗发展史的高瞻周览及相关理论问题(如“诗”与“史”的关系)的深入阐发形成阐释关联,为我们宏观理解与把握宋诗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起点。

   到了“文革”期间,钱锺书的学术心态由努力顺应时代意识形态转入个人独立的深层思索,以惊人的胆识与罕见的腹笥,开始酝酿其学术巨著《管锥编》。1979年《管锥编》前四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旧文四篇》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钱锺书著作开始为世人所推重,纷纷出版或重印,钱锺书进入了学术生命的高潮期。1984年,《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 《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4年《管锥编》第五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槐聚诗存》由三联书店出版。1996年,《石语》由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钱锺书散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著作中,《石语》是钱锺书六十多年前与陈衍的谈话片断,颇具学术史、文学史价值。《槐聚诗存》是钱锺书亲自删削编定的旧体诗集,时间跨度从1934年到1991年,包括了一部分当年流传不广的《中书君诗》、《中书君近诗》等,对于理解与把握钱锺书的心路历程,显然是十分珍贵的资料。《钱锺书散文》是得到杨绛、钱锺书认可的一个散文选本,其价值在于第一次收入了钱锺书早年的部分旧作,使人们可以一窥青年钱锺书的才学。不过,这些主要属于钱锺书早期的写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还是《管锥编》、《谈艺录》补订本及由《旧文四篇》和《也是集》合并改定而成的《七缀集》。

   尽管钱锺书早期曾发表不少白话书评或论文,但只有《七缀集》才是钱锺书亲自编定的白话论文的代表作。它纯正优美的白话,与《管锥编》、《谈艺录》典雅粹美的文言适成对比;它所论述的“诗与画”、“通感”、“诗可以怨”以及翻译诸问题,又与后者形成了互补。当然,《七缀集》经过修改,已融入钱锺书晚年成熟的思想内容,代表了钱锺书晚期写作的成就。与此相似的是《谈艺录》补订本,“犹昔书,非昔书也”,同样应该视作钱锺书晚年的代表作。经过补订的《谈艺录》与《管锥编》互补互通,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融入了钱锺书著作的话语空间。这一话语空间的核心则是晚年的集大成之作《管锥编》。它的完成不仅使其话语空间最终得以确立,并且使其跃上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如果说此前钱锺书的全部著作还基本停留于谈艺论文,寻觅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那么,到《管锥编》则上升到了文化思想层面的跨文化研究,对人类文化展开了整体批判。《管锥编》植根华夏,融化中西,或论史,或衡文,或点化,或评析,钩玄提要,触类旁通,察一于万,又寓万于一。它消解了逻辑演绎的体系构造,突破了学科与中西藩篱,将人类文化丰富复杂的现象话语捉置一处,交互映照,立体对话,显示出其话语空间的无穷魅力与无穷张力。

此外,钱锺书还有未刊稿《管锥编》续辑以及西文的《感觉•观念•思想》,据悉还有一部百万言的《宋诗纪事补正》(注:《一寸千思一忆钱锺书先生》(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7、55页等处均提及,但未见杨绛先生证实。)。 关于《感觉•观念•思想》, 钱锺书早在1972年的《管锥编•序》中就说:“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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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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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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