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格·卡纳 著 吴万伟 译

伊朗德黑兰(CNN)。过去一些年，我见证了许多社会在因为腐败和冲突浪费了几十年宝贵时间之后奋力追赶的景象，无论是后苏联时代的莫斯科还是战后的南斯拉夫。在那些地方，成功的象征曾经是一辆偷来的德国轿车。如今从拉格斯到贝鲁特到雅加达的一代全球青年正试图克服阻碍他们进步的许多障碍，他们似乎都已经潜意识地得出了自力更生时代的相同生存法则：咖啡因、现金和关系网。  

尤其是在2013年11月，伊朗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联合行动计划之后，受到压抑的青年开始进入超级活跃和亢奋的超车档行动期。

没有哪个地方比这个国家的特大城市和首都德黑兰更明显的了。如果询问德黑兰一家企业主如何在没有快速银行联网系统（金融界的因特网）的情况下做生意；或询问伊朗人如何在购买双重国籍方面限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持有多本护照周游世界；或者最新的技术产品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多个地方冒出来的超级大商场里，虽然奥巴马总统宣称“最严厉和最全面的制裁”；我总是得到同样的答案，他们耸耸肩笑一笑“我们先干起来再说。”

在某种程度上，伊朗作为先干起来再说的社会已经有几十年了。自从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的神权统治体制对其自我设定的追求自给自足有一种受虐狂似的自豪感。在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武器试验后，人们听到两个国家都羡慕伊朗强硬回击制裁的立场和建设更强大的本土产业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当然，在伊朗内部，是政府在有效制裁自己的民众和在种种限制下工作的年轻人（人口中三分之二是35岁以下的人）。在德黑兰呆了一周之后，如果你认为后制裁的开放在还没有实际到来之时就已经过去了，你会被原谅的。你很少会怀疑当这个时间真的到来后，伊朗将事实上成为该地区的主宰，不过不是靠核武器而是靠自己头脑和市场。

伊朗是这样一个国家，最深刻地感受到美国势力在竭力孤立它，同时也最明显地发现在联系广泛的世界上它缺乏竞争计划。一年前，即将发生战争的锣鼓敲得震天响。但是今天，各方在进行中的拔河是如何在世界最后一个伟大的新兴市场做生意中占上风。

当法国人和德国人谋求向伊朗出售飞机和机器工具时，欧洲人的制裁已经消失了。中国人在德黑兰和里海之间的阿尔波兹山建造铁路和隧道，波音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GE）的美国硬件已经再次出售。多亏了伊朗对与本土制瓶公司合资的企业给予补贴，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占据软饮料市场的领先地位。

人人都想在伊朗医药、汽车和其他东西的800亿以上的市场上分一杯羹。当门栓被推开之后，制裁就不能“急速返回”了。

伊朗是5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辟的物质轴心的最西边停泊地，中国更喜欢以此为契机将剩余的建筑材料倾销到邻国，并通过它们一直到达中东（减少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航运的依赖）。欧洲和土耳其的铁路线、巴基斯坦和印度以及往其他方向的天然气管道、阿拉伯海的新港口、欢迎更多来自东亚的直接航班的扩建了的机场航站楼只是一些例子，说明有很多重新将伊朗和邻居连接起来的超大工程。去孤立这样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是根本无法持久的。

在与外交部官员讨论了几个小时后，一名高级外交官试图为难我，他问道：“如果你是领袖阿亚图拉，你会怎么做？”他知道我的答案，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要让伊朗成为新丝绸之路的超级中心。

丰富的讽刺    

我在到达德黑兰之后去的第一批地方之一是贾马伦区陡峭狭窄的山谷，那里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家乡，现在成为博物馆。在一个闲置的前厅，他在1979年发表最激烈演讲时坐过的椅子，用布包着，对面的摄像机仍然架在三脚架上。尽管52名美国人质被困在这个城市中心的美国大使馆，霍梅尼从这个小小的角落将整个世界作为人质。

伊斯兰革命的深刻反讽在于它试图将从社会角度看自由的社会伊斯兰化。半个世纪前，土耳其国父凯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urk）在一个基本上宗教性的土耳其社会强制推行世俗化运动。的确，充满活力和国际化的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人大多数的某种例外，他们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成为总理埃尔多安（Erdogan）的“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的关键支持基地。与此相反，只有三分之一的伊朗青年相信宗教人物应该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但是，当然自从1979年后，他们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差距上比伊朗更大了。在斋月期间公立饭店关门，但德黑兰的很多快餐店整天营业。伊朗政权在官方嘲讽西方文化的衰落，但德黑兰的后半夜家庭聚会因为其粗俗和放荡而名闻遐迩。在伊朗的大城市里，没有结婚的男女同居并不是罕见的事。他们先行动起来再说。    

霍梅尼的贾马伦区堡垒与德黑兰最时髦的街区塔杰里什（Tajrish）只有一小段路程，在萨姆中心（SAM )的高档商场，伊朗人喜欢说英语“谢谢”，更适合价格昂贵的法国咖啡馆。住在从巴黎到东京的伊朗艺术家在阿丽亚娜（Ariana）和莫森（Mohsen）展示画作。他们的软实力已经说服征服显示文化开放性的闪烁电影制片业。德黑兰南部的巴赫曼住宅区在十年前开始，带有五六个分支机构举行国际和本地展览和讲授英语。

从莫奈（Monet）到波洛克（Pollock）的西方现代艺术的最大收藏家之一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已经得到了精心装扮。今年早些时候，这个城市高速路的主要广告牌已经将没有人认出名字来的伊朗伊拉克战争殉道者转变成了绘画大师如伦勃朗和毕加索。

美化工程是市长穆罕默德·巴加尔·伽里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的想法，他曾经是革命卫队空军飞行员，拥有政治地理学的博士学位，在2013年总统大选中仅仅落后于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正是在他的前任1990年代的古拉姆侯赛因·卡巴奇（Gholamhossein Karbaschi）发起了后伊朗伊拉克战争“重建圣战”来复兴德黑兰的破败外观（和他在五年前担任辉煌的伊斯法罕省长时的做法一样）。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接受双重训练的人，既是库姆（Qom）的神职人员也是在意大利学习建筑。他让这个城市成为最长的林荫大道以外国名字命名，街景镶嵌绿地而不是用围墙封闭起来。我在德黑兰的所有穿行都是骑摩托车，这让我方便上下欣赏修剪整齐的草坪公园和花园，中间有健身中心、雕塑花园和运动场。卡巴奇美化成几十个街区。它们让人想起波斯文明根本不需要美学指导者。

德黑兰的现有建设高潮就像阿拉伯之春之前喀土穆或大马士革的情况，提供了更多认知上的不和谐：制裁，真的吗？因为德黑兰的人口自革命以来每十年增加100万，卡巴奇的最臭名昭著的继任者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无论是市长还是总统任期都归功于巩固了住房银行（the Bank-e-Maskan）为城市东部和西部侧翼大量新数量的低收入房屋提供资金。尤其是前往霍梅尼机场的南部更多风沙街区，人们发现年轻人失业率更高，吸食海洛因成瘾，但这些地方也比开罗郊区贫民窟体面得多。

当伽里巴夫2005年成为市长之后，他用节省空间的小高层房地产开始了改良中产阶级居住区的运动和产业大发展。可以容纳75万居民的现代公寓片区就在阿尔波兹山脚下将近完成，就像没有霓虹灯的新迪拜。在建筑的富矿带中，自革命以来一直没有完工的建筑是大莫萨拉（Mosalla）清真寺。2008年，伽里巴夫将伽斯尔（Ghasr）监狱变成了博物馆和公园，3个月前这个城市臭名昭著的艾文监狱（Evin）《华盛顿邮报》的杰森·瑞泽安（Jason Rezaian）就被关押在这里）正式申请做同样的事。    

考虑到他的履历，伽里巴夫的倾向自然是出售房屋权利给商业上精明的革命卫队，影子政府拥有战略决策的王牌比如核谈判，也在外部行动，在伊拉克组织什叶派民兵清剿逊尼派的库尔德势力。大量自制爆炸装置（IEDs）流入这个国家来攻击美国军队，现在是伊朗在地面对抗恐怖组织ISIS的努力的先锋。

在自己的地盘上，革命卫队公司连同那些与国防部有联系的公司拥有了大德黑兰地区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军事地产在委内瑞拉、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是如此，军队事实上控制一切，即使它不当政的时候。一位建筑师给我开玩笑说，如果比较起来，伊朗房地产市场上的腐败让国际足联显得清廉多了。革命卫队的下一代已经将触角越过房地产领域而进入利润丰厚的进出口生意如汽车和从库尔德用驴子走私白酒。

德黑兰的大巴扎是另外一个见证伊朗进行复杂交易的高超技艺。就在主要入口外，几十个人聚集在一起协商当日的汇率。有时候，这个非正式聚会比中央银行的政策的影响力还大。2013年，他们如此快速地拉低伊朗货币托曼（the toman） 对美元的价格，政府介入进行打击。在我访问期间，他们返回公开将焦点集中在手头问题上。巴扎本身是多层次的等级结构：大宗贸易和从塑料制品到电器的一切储存都是在地下室进行的，楼上光鲜的办公室坐着优雅的绅士，错综复杂的企业的年长政治家。大部分人在地面没有尽头的胡同中穿行当然会迷路。像我的朋友鲁兹别赫·阿里巴迪（Roozbeh Aliabadi）这样的德黑兰本地人能够蒙住眼带你穿过整个巴扎，这里面有他在8岁的时候出售儿童服装的摊位。

鲁兹别赫·阿里巴迪实际上在美国呆了20年，不久前返回国内开办了精品店投资服务公司。他是数百甚至数千回国者之一，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会从西方返回国内，但因为伊朗的开放创造的机会而发财。自从革命之后，伊朗人因为才干和教育获得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的签证和居留权。但正如在哥伦比亚和缅甸一样，今天伊朗的海归流入是说明这个国家发展潜力的最佳标志。

鲁赫拉·拉玛尼（Rouhollah Rahmani）是另外一个海归。拉玛尼在俄亥俄出生和长大，曾经是微软Bing创始人之一后来加盟亚马逊。现在他主持德黑兰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为其他海归创办的技术孵化器担任顾问。鲁赫拉告诉我只要你从西雅图创造一个生活中离不开的各种方便的“不在乎清单”---高速度因特网、最小的车流和可以预测的食品价格---你就能作为海归发财。德黑兰已经变成部分贝鲁特，部分柏林。

参观一下鲁赫拉的教室会显示预测伊朗当今社会政治等级差异的持续性是多么困难：70%的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是女生。这是对的：虽然美国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STEM programs）女生缺乏，但在当今伊朗女生却占优势地位。人们真的想象就在二十年前，女性还被禁止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呢？

我在阿扎迪（Azadi）体育场度过的震耳欲聋的夜晚，美国对伊朗的男子排球比赛体现了这个国家的少数几个国内和国际悖论。女性在官方是不被允许作为球迷参加的，为的是保护她们贞洁的耳朵不受男性粗野叫喊的污染，但仍然能够看到一些母亲和女儿。坐在场地的大部分官方记分员是蒙着面纱的妇女（是因为数学技能好？）

同样重要的是，人群对美国队表现出毫不犹豫的友好热情，从星条旗到伊朗以3：0打败一流的美国队的最后握手。调查并没有撒谎，伊朗人对美国充满狂热。我遇见的伊朗人越多，我就发现两个社会的相似性越多。两个文化中都欣赏不说废话，先干起来和房间中最聪明的男生（女生）等。第二天，高塔似的美国人在德黑兰18公里长的南北大通道瓦里埃瑟（Vali-e-Asr）上被簇拥着像摇滚歌星那样要求签名。

我骑车一天要在瓦里埃瑟大街上来来回回好多次，为了各种约会，每次都会发现更多的例子说明伊朗的脆弱的既开放又封闭的本性。瓦里埃瑟大街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关键的动脉，但是因为内政部位于近乎中间位置，在2009年选举抗议期间出于战略考虑它被封闭了。林荫大道两旁出现了很多光鲜的超级大商场，有非正式的“几乎苹果”商店，旨在看起来与正式授权版本一模一样，里面还有身穿蓝色T恤的活泼的员工。尤其是在北端塔杰里什，女士美发美容店和时尚品牌服装如果按十年前的标准完全是放肆的。

女性戴头巾就像她们几乎忘记的最后一秒钟匆忙戴上的东西。几乎懒得去遮盖染成金色（甚至蓝色）的头发。德黑兰的女人们也不匆忙重新戴上头巾，即便掉落在肩膀上---似乎没两分钟就掉落一次。还有所有妇女佩戴的斗篷，如果不是完整的黑色罩袍的话。这里意味着提升谦恭的服装要求已经变成了一种诱惑工具，紧紧地绑着或者腰部一下分叉。伊朗不是一个年轻一代只是要求权利的国家，他们充满信心地表达期待，同时在时尚的面包店一边嬉戏一边品尝入口即化的糕点。提升美德和防止罪恶委员会的督查员（包括妇女）只是在旁边观看，什么也不做，即便在现场的话。

区域财富的转移  

德黑兰是个很难成为任何人的旅游安排的超级大城市。全球调查将伊朗排名为世界上最少被信任的国家之一，反映了核谈判中卖弄小聪明的策略家---每年接待的游客甚至少于柬埔寨。但是仅仅地理位置一项---当然包括解除制裁---确保了伊朗与世界的联系在未来一些年会大幅度提高。无论久拖不决的核谈判的结果如何，列车已经开出站台了。伊朗正在筹建几个自由贸易区来提升零售业、服务业和石油化工领域的投资，采取措施把自己塑造成为具有异域风情的安全的文明，虽然周边都是一些失败的国家。

十年前，我在库尔德斯坦的苏莱曼尼阿（Suleymaniah）等了三天，结果伊朗领事馆拒绝给我在伊朗新年“诺鲁滋”（Nowrouz）节期间访问的签证。很快来自不同国家的公民将得到电子签证或者落地签证，最近印度最终也发放了这种签证。

明天的德黑兰将确实成为南里海的主要枢纽，货运和客运列车横跨欧洲和中亚。英国拥有的一列五星级豪华列车服务去年开通，旅客从布达佩斯启程进行“波斯珍珠”的多个城市的旅行比如马什哈德（Mashhad）、亚兹德（Yazd）、设拉子（Shiraz）、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和伊斯法罕（Isfahan）。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四大水泥生产商（中东最大），伊朗的下一个“建设圣战”已经扩展到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伊朗的农业是这些国家的数百万难民和迁移者的生命线。伊朗与邻居保持联系，无论什么样的制裁仍然在进行中。

自2013年以来，五六轮的谈判时断时续，每次最后期限都被赋予夸张的权重。但是这个地区的财富转移很少与这种随意性的里程碑有关。十年前，埃及被认为是阿拉伯文明的灯塔，土耳其显示其新奥斯曼帝国的肌肉，伊朗在时间上似乎处于停滞状态，激进的政权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今天，埃及被广泛认为是军事上的救济灾民的流动厨房而不屑一顾，阿拉伯世界人口过多的福利国家的案例。土耳其的野心遭遇重大政治和经济障碍，因为埃尔多安的超级总统制在投票时遭到抛弃和信用泡沫破裂。与此相反，伊朗遭遇触底反弹。“先干起来再说”一代正在做热身练习。

译自：Tehran's 'Just do it' generation makes up for lost time by Parag Khanna

http://edition.cnn.com/2015/07/07/travel/iran-generation-khanna/index.html

作者简介：

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和全球化中心高级研究员。著作有《第二世界》（2008）和《如何经营这个世界》（2011）。本文的评论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