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走中国的国际体系建设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 次 更新时间:2015-06-25 20: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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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 (进入专栏)  

  

   当前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进程中,国际体系怎样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向更为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是保障21世纪世界政治实现长治久安的迫切问题。主要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竞争,既是物质力量的硬实力竞争,也是理念和方案的软实力竞争。历史证明,在每一次体系变革和秩序更替时期,能够为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秩序组织提供独特理念和方案的国家,往往都是新的国际体系平台的重要管理者。中国的崛起与和平发展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壮大了世界政治中的和平力量,推动了世界经济朝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改变着不平衡的文明对话格局。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设是中国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内容之一。[1]中国在国际体系的参与实践进程中,在总结自身参与国际体系建设以及历史上其他大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本着对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负责的精神,坚持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推动国际体系向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

  

   国际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国际体系变革有其自身的运动节奏和规律,在国际体系建设进程中,既要认识到体系循序渐进变革的长期性,也要抓住体系跳跃式震荡发展的阶段性机会;既要看到新兴力量所代表的进步性,也要注意个别新兴力量国家可能具有的摇摆性;既要注重对国际体系中守成力量的分化,也要充分估计到守成力量可能的破坏性。因此把握国际体系建设的节奏和规律,认识到国际体系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甚至反复性,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国际体系变革方案,非常必要。

   国际体系建设对中国来说是一项长期性的国际事业。国际体系的变革,根本上是由各国力量对比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脱离经济基础,没有经济能量的积蓄和保障,在国际体系建设上就容易犯冒进主义的错误。英国与美国确立自己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各自花了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美国从1894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工业强国,在维持第一工业强国五十多年时间以后,到1945年才确立其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迅速提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逐步改变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不均衡的格局,从而促使国际体系产生变革的需求。没有经济力量的提升,国际体系中的守成国家是不会与新兴国家谈国际体系变革问题的。国际地位的上升会带来国际定位的相应变化,但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国际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变革上必须量力而行,不能脱离实际对国际体系进行全盘变革。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综合国力,仍将并始终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建设上有所作为的根本保证。

   国际体系建设的长期性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力量对比变化的各个阶段上不作筹思,无所作为。根据事物运动的规律,在力量积蓄和上升时期,应该利用和抓住国际力量格局出现松动所带来的跳跃性时机,对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体系进行局部调整,争取、巩固和扩大与自己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体系环境,为国际体系变革从量变发展到质变奠定基础。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就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的阶段性机会。

   21世纪国际体系建设的复杂性在于:

   第一,过去的国际体系建设基本是在西方范围内进行调整和变革的,国际体系内的制度安排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这类制度巩固并强化了中心与外围、发达与不发达的体系结构。建立在少数国家发展而大多数国家不发展基础上的国际体系,不会是一个文明和谐的国际体系。发展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重大议程,而要建设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包容发展、有序发展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没有现成的体系建设模式可参考。国际体系要真正发生进步性的演化,升级到一个更高的合作平台,而不是循环性地退回或复制过去几百年的体系建设模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是个巨大的考验。

   第二,过去国际体系建设均是通过大规模战争完成的,21世纪的人类政治系统难以承受大规模战争的成本来完成国际体系变革和重构,但是,人类又不可能在短期消灭产生战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根源。正如《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所言:“如果不能通过全面持续的国际合作抑制各种负面因素,世界和平与发展将面临重大障碍,甚至可能遭受更大灾难。”[2]因此,如何跳出国际体系建设进程中战争的周期率,减少乃至避免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考验着中国以及各国的政治智慧。

   第三,与之相关的是,国际体系变革是存在风险的。国际体系变革必然涉及各方的利益得失,正因为如此,体系变革的任何方案都必须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关切,包括守成力量的利益关切,这需要各国要树立合作与包容而不是零和与对立的思维,来化解和降低体系变革与转型的风险。在这方面,后文阐述的中国式增量改进,就是一条和平发展的国际体系演化途径。

   第四,过去的国际体系变革,过程和结局无非就是霸权强权国家的轮流坐庄,这次体系变革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不是传统大国的轮流坐庄,而是体系结构顺应全球治理的革命性转型的开端,也是多样性统一的开始。[3]因此,它几无充分的体系变革经验可参考,也无现成的国际政治文明可借鉴。各国要升级到更高的国际体系平台进行合作,解决自身面临的特殊性问题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在价值、理念和制度上有所突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就在于,它会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超越“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4]的大国发展老路,为国际体系的变革提供新的道路。

  

   国际体系建设重在建章立制

   自有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以来,各国以及各地区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中处理彼此关心的问题或者面临的共同问题上,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统称为国际制度的规范、原则、规则和程序。对现代国际体系来说,主权制度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一项国际制度,也是国际法和国际体系赖以运转的基石。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体性要素。在主权这一根本制度下,受到物质力量对比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各国之间以及不同地区还形成了其他政治经济安全制度。当前,国际体系的建章立制进程并不在于改变主权这一根本性制度,而在于调整和改革体系内部的要素,也即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制度。[5]

   在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进程中,各个地区性的文明体系(例如东亚体系、阿拉伯伊斯兰体系、近代欧洲体系)都曾形成过较为独特的处理本地区政治单位间关系的规范、原则、规则和程序。但工业化革命以后,欧洲挟物力和思想,逐步将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政治单位的国际体系,推及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因此,所谓现代国际体系,两三百年前也只是欧洲的地方性体系。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一大批新兴独立的国家进入到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中。近代欧洲体系的核心除了主权的民族国家以外,另外一个核心是民主国家,其隐含假定只有按照西方民主制度立国的国家才有资格加入其国际体系,非此则属异类,或者是要进行政治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国际体系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际体系,而是多个国际体系的重叠和竞争。其一是开放的国际体系,即由各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它以联合国体系为代表。其二是排他性的国际体系,即由西方或者符合西方国家民主价值理念的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北方发达国家组成,它是排他性的,完全进入这个体系的前提是要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其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所主张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个体系主要由南方国家组成。后两种体系之间有竞争有合作,两者关系是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及21世纪世界政治演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后两种国际体系的竞争与合作,是围绕确立什么样的国际制度以及如何制定和解释国际制度来展开的。这里涉及对国际制度性质的认识,国际制度是国际秩序维系之关键,是国际合作展开之基础。但对特定国际体系内的国际制度内容,则需要鉴别。本质上,国际制度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作为规范和原则的国际制度,往往反映了一定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特别是受到主导力量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规则和程序的国际制度,决定了在国际体系中,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哪里能得到什么。因此,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往往集中表现为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上,各方都要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原则和规则充实到国际制度设计上去。

   毫无疑问,国际体系中既有的国际制度主要是欧美供给的,它们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但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松动,其不公正不合理的消极性一面日益显著,主要体现在:第一,难以适应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崛起带来的国际力量格局对比的变化,代表性不够;第二,规范和原则上不能体现国际体系内多样文明和多样价值观沟通对话的趋势,包容性不强;第三,规则和程序上难以制约少数特别是霸权国家内部公共政策域外负效应扩散的趋势,约束性不力;第四,难以满足世界经济均衡增长和经济成果为更多国家人民较均衡分享的需求,互惠性不均。这就是为什么当前国际社会——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几乎所有二战后确立的国际制度上都出现集体改革呼声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国际体系建设主张既是独特的也是共通的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总结自身参与国际体系建设以及他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国际体系建设主张。这些主张建立在中国自身经验的独特性和大多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性愿望基础上,它虽与众不同,但与众相通,与国际体系变革和进步的方向一致。

   第一,国际体系在规范和原则上,应该在国际法基本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包容多样政治文明。目前西方主导的排他性国际体系假定只有它们的国内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和主流,其他都是异类和逆流,这种看法既与开放的联合国体系不相容,也不符合各国多样发展道路的实际,且在西方强势军事威胁和干涉下,严重抑制了其他国家探讨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创新能力,其在实践中带来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新旧干涉主义思潮和实践,已经成为国际和平与秩序的最大挑战和风险因素之一。国际体系的建设和重构,必须尊重主权这一根本国际制度,包容各个地区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发展道路,增强人类在不同政治经济发展道路上进行制度选择的机会。

   第二,国际体系在规则和程序上,应该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基础上,有利于促进各国的自主发展,并尽可能保证全球化成果被更多国家的人民所分享。以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为例,中国主张建立合理的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机制,这也是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要求。现在起伏不定总体上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发达国家利用廉价资源完成了现代化,而现在发展中国家要在价格扭曲的、高昂的、受到少数国际性利益集团操控的资源价格的限定条件下完成现代化,几乎越来越难。[6]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想过免于匮乏的生活,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但是,现在扭曲的资源和能源价格机制正在严重剥夺甚至侵害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任何国际体系,如果长期建立在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基础上,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国际体系建设应该与各国更强的责任联系起来。国际体系的开放性有赖各国国内制度的配合。各国应该立足自身来解决国内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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