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我们这代人缺乏反思和谦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8 次 更新时间:2015-06-18 19: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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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萧三匝/采  

  

  

   萧三匝:那你对你们这代知识分子总体上如何评价?

   许纪霖:“17年(49年到66年)一代”是受到布尔什维克教育长大的一代,是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者。王蒙是那代人的典范。所以,北岛说:“我什么都不信”,王蒙说:“我们这代人信”。

   我们这代人也都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和“17年一代”不一样,我们不再有一个红色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和80年代启蒙思想有关。从80年代走到今天,我们经历过很多挫折,很多理想都破灭了,我们已经不会把理想看得那么实在,但是我们没有理想好像又不能生存下去,一定要制造一个理想。

   我们这代人大多数是老三届,在文革当中是红卫兵,考入大学以后又是新三级(77、78、79三级)。在当下中国,这代人已经成为核心、中流砥柱、领军人物,受到了太多的赞扬,也往往自我赞扬。

   萧三匝:如果说“17年一代”的理想有点儿盲从性的话,你们这代人是不是在反思的基础上在找新的理想?

   许纪霖:对。除了个别极优秀的人,“17年一代”有相当多的盲从性。我们这一代有相当的理性,骨子里不是特别爱钱,也不太懂生活享受,还喜欢思考一些大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这代人好的地方。

   我经历过文革的生生死死,然后上山下乡,再考上大学,在人格塑造之前,已经有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进入大学以后,我的大学同学四分之三都算老三届,我算班里最小的几个人之一,所以我既在这代人里面,又在这代人的边缘,这个特殊的位置使我能够跳出来看我们这代人的一些问题。

   我们这代人也有另外一面,非常现实主义,非常权变,善于抓住机会,不会执着于一个僵化的、固定的观念,非常灵活。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当中,绝大部分都走得非常成功?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时代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十年空缺,前无古人,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种性格使我们善于把握从80年代以来的各种机会,呈现出机会主义倾向。

   萧三匝:这种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好不好?

   许纪霖:我不想说现实主义是一个优点还是缺点,我只说他和理想主义构成了一个互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复杂性。但我们这代人确实有很多缺点,比如说一些人今天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过于自恋,自以为是,缺乏反思精神,反思都是对别人的,很少是对自己的。出了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要忏悔,而是自我辩解。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曾经是红卫兵,总是觉得真理在握,掌握着时代的命运,使命感特强的缘故吧。

   另外一个缺点是缺乏谦卑。我们这些人真的特别聪明吗?时势造英雄,不是我们特别有能力,但我们往往会强调英雄造时势,缺乏感恩时代、感恩命运当中一种不可知的东西的心态。感恩这个东西你可以说是一种谦卑,也可以说是对某种东西要有敬畏,觉得自己既伟大又渺小,就不会虚骄狂妄。启蒙运动最后之所以覆灭就是因为过于狂妄,认为人像上帝一样,理性全知全能、无所不能,近代以后的人类悲剧一部分和这种狂妄有关。

   萧三匝:狂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许纪霖:比如说现在全国无所不在的、各种各样的政绩工程,各种各样庞大的、理性的城市化计划。

   萧三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代人的狂妄?

   许纪霖: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与毛泽东时代有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天、地、人都是战斗的对象。我们这代人就是这么“其乐无穷”地一路战斗上来的。红卫兵无法无天,只相信一个神——毛主席,当这个偶像破灭以后,最后相信的就只是自己,80年代又是一个个人解放的时代,最后就极度地自信。

   时代留下的印记,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无所不能,可以改造一切,有强烈的使命感、改造感,很少有敬畏之心,包括缺乏对道德的敬畏。道德在我们看来是是第二位的,我们总觉得有比抽象的道德更高的一些目标,比如国家富强,个人解放。这些东西属于宏大叙事,在我们这代人里面非常根深蒂固。虽然我们对文革有很多反思,但是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那个红色的宏大叙事,那种真理性的宣称依然存在下来,无非内容改变了而已。

   你看49年以前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不仅学问好,有很多都是德高望重的。我们这代人开了风气,留下了启蒙的遗产,但是这一代人很少有德高望重之辈,在德性这面留下的遗产不多。

   毛泽东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格,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是所谓革命理想,只要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毫不在乎用什么手段。49年以后,由于各种运动,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德。章诒和讲冯亦代做卧底这个事情,按照儒家的私德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你出卖的不是一个和你不相干的人,而是一个朋友,而且也不是一般的朋友,你经常在他家里吃吃喝喝的。按照儒家伦理来说,不可能说友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卷进去了,到今天都是这样,且不说公德被扭曲了,私德也被破坏了。

   高尔泰和萧默之争也让人遗憾。《一叶一菩提》出版以后,我看了两遍,觉得很痛心。我现在没能力去判断谁是谁非,但我是经历了文革的人,文革当中,为了神圣的名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派系,相互厮杀,都相信自己代表正义,对方是代表了邪恶。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萧三匝:所以现在也不能苛责那些具体的人。

   许纪霖: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历史,我当然不想说相逢一笑泯恩仇,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采取一个控诉姿态的话,这个历史的冤结是解不开的,我觉得更重要是能够超脱出来,以当下来反思历史。文革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还缺乏一种超越那个时代的反思,还纠缠在个人恩怨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遗憾的。

   萧三匝:反思精神的匮乏是不是与对文革进行反思的舆论空间不大有关?

   许纪霖:我并不认为外界因素很重要,有些东西是写给自己看、写给抽屉看的,很多人现在写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不能说他一开始就有顾忌,问题在于自身心态没有超脱出来。

   萧三匝:缺乏谦卑、感恩、敬畏心态是不是跟市场经济的不断兴起也有关系?

   许纪霖:第二个因素就是和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经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功利化,这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结果。人性当中既有神性又有魔性,没有绝对的恶人和绝对的善人,大部分人的行为,相当意义上取决于环境,好的制度环境会把人内心向善的一面激发出来,如果这个环境很差,它会把人性恶给激发出来,所以人性是很有弹性的,所以制度的改变是首要的。但是我并不想说制度变了以后,人性自然而然会变,或者说我们只能期待制度的变化,制度之外还有风气,风气和道德有关。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外部制度环境有问题,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内部的风气有问题,一些好的传统都断掉了。

   我经常去台湾访问,我们很多朋友都有体会,到了台湾以后,你真的发现中国文化的那些好的东西似乎还保存在台湾,坏的东西似乎都留在了大陆。这个感受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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