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总集纂集与群体风貌

——论孙默及其《国朝名家诗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7 次 更新时间:2015-05-25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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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 (进入专栏)  

孙默是清初词坛上的一个特殊人物。他以一介布衣周旋于诸大家之间,刊刻词集,品藻作品,深得时人推重,在词学复兴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孙默与《国朝名家诗馀》的刊刻

孙默(1613~1678),字无言,一字桴庵,号黄岳山人,匾其居所为“半瓢居”,徽州歙县人。

孙默长期居于扬州,喜交游,好吟咏,重文辞,每为同时作家刊刻作品。他在清初词坛上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刊刻《国朝名家诗馀》。《四库全书总目》卷199《十五家词提要》纪此事云:“初刻在康熙甲辰,为邹祗谟、彭孙遹、王士祯三家,即《居易录》所云,杜濬为之序。至丁未,续以曹尔堪、王士禄、尤侗三家,是为六家,孙金砺为之序。戊申又续以陈世祥、陈维崧、董以宁、董俞四家,汪懋麟为之序。十五家之本定于丁巳,邓汉仪为之序。凡阅十四年始汇成之。虽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而一时倚声佳制,实略备于此,存之可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所说大致清楚,但只言及十家,而且其中某些具体情形也还略而不详,因而有必要说得更具体一些。

孙默先刻的是邹祗谟、彭孙遹、王士祯三家词。《提要》云邹、彭、王三家词刻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据《渔洋诗话》:“康熙癸卯岁将除,孙无言(默)欲渡江往海盐访彭十羡门。人问有何急事,答曰:将索其《延露词》与阮亭《衍波》、程村《丽农词》合刻之。”(1)(P176)此事亦见于王士祯《居易录》卷6。孙默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岁末往寻彭孙遹,欲刻《三家词》,则刻成应该在次年。至其赴海盐之事,陈维崧记载更为详细,其《湖海楼诗集》卷1《送孙无言由吴阊之海盐访彭十骏孙》一诗自注云:“时无言刻程村、骏孙、阮亭三家词,特过海盐索骏孙小令。”

继三家词后,孙默续刻了曹尔堪、王士禄[1]、尤侗三家词,合前三家,共为六家。其中曹、尤二人交好,其稿似亦一同征之。六家词的刊刻在康熙六年丁未(1667),曹尔堪序尤侗《百末词》有云:“余以放废余生,停骖吴市,悔庵握手劳苦如平生。各有近词一帙,拟授无言较梓者……。”[2]曹尔堪以事牵连获罪,其放归在康熙四年。证以下文康熙五年孙默欲刊陈维崧等人之词,则征稿及定稿应在康熙四年。

继六家词后,孙默又刻了陈世祥、陈维崧、董以宁、董俞四家词。宗元鼎序陈维崧《乌丝词》云:“丙午之秋,余与陈子其年俱落第后,会黄山孙子无言意欲以吾两人诗馀梓以行世。”丙午是康熙五年(1666),此或为孙默起意继六家词后续刻当代名家词之始。据汪懋麟序十家词云:“白岳孙子无言,家贫好学,凡海内能文者莫不与孙子游。偶以馀闲为诗馀之选,初集三家,继广六家,四方传之矣。今复汇二陈、二董之词为四家,合前集以行,属余为序。因取四家之词而读之,又取前六家之词而共读之,反复歌吟,凡五六日,大抵皆工于言情者也,抑善于写怨者也。”末署康熙戊辰中秋,是则二陈和二董的词实刻于康熙七年(1668)。但这次所刻没有宗元鼎的词,和宗氏自述不符,或者原来仅仅是一种想法,未及实现。

十家词之后,孙默又继续刻了六家词,分别是吴伟业《梅村词》2卷、梁清标《棠村词》3卷、宋琬《二乡亭词》2卷、黄永《溪南词》2卷、陆求可《月湄词》4卷,还有龚鼎孳《香严斋词》1卷。汪懋麟序梁清标《棠村词》云:“本朝词学,近复益胜,实始于武进邹进士程村《倚声集》一选。同时休宁孙子无言复有《三家诗馀》之选,由是广为六家,又十家,今且十六家,势不百家不已,岂不与毛氏争雄长乎。十六家最后出者为吴祭酒之《梅村词》,龚尚书之《香严斋词》,与梁大司农之《棠村词》。”他的《孙处士墓志铭》也说:“(孙)尝集诸名家词,期足百人为一选,俱未果。其属余序而先版行于世者止十六家词。”(2)(P765,上)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说明。一是孙默留松阁原刊《国朝名家诗馀》诸序虽然都说是《十六家词》,但实际上是17家,尚多程康庄1家。二是《四库全书》将《国朝名家诗馀》即《十六家词》收入其中,本来不知何故已经删掉了程康庄,却题为《十五家诗馀》。所谓十五家者,即又删掉了龚鼎孳的《香严词》。究其原因,应是乾隆时以龚氏为贰臣,故开四库馆删去龚词。但这里可以看出四库馆臣的工作时有不够细致之处,即如删掉龚鼎孳词之后,全书从16家变成了15家,可是原书诸序有的改过来了,如邓汉仪康熙丁巳年所撰之总序;有的却忘记改过来,如前引汪懋麟序梁清标词。汪序不仅没改过来,反而明言其中有龚鼎孳词,难免造成误解。因此,相对于留松阁原刊,《四库全书》虽然收入了《国朝名家诗馀》,却并非足本。至于《国朝名家诗馀》最后完成的时间,据汪懋麟序,署为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而尤侗序《梅村词》,则谓“休宁孙无言遍征当代名家词,将以梅村编首,亡何而梅村殁矣。孙子手卷不释,仍寓予评次刻之,可谓笃好深思”。吴伟业卒于康熙十一年(1672),或则《十五家词》最后诸家之刻竟达5年之久。

孙默刊刻《国朝名家诗馀》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最终的目标或许将达百人之多。邓汉仪在为其书作序时就引孙默之言:“无言曰:吾方以鸣,始也十六家倡之于前,自此而数十家而百家,兹不其先声也与。”据现在可以了解的资料,他的刊刻计划还包括以下词家:严沆(灏亭)、冒襄(辟疆)、吴绮(园次)、杜世农(辍耕)、杜世捷(武功)、李以笃(云田)、孙默(无言)、朱一是(近修)、宋实颖(既庭)、王追骐(景之)、吴嘉纪(野人)、汪楫(舟次)、叶藩(桐初)、张俨(若思)、张度(仲方)、姚景明(仲潜)、方云拖(彦博)、季公琦(方石)、吴昆(晖吉)、邓汉仪(孝威)、孙金砺(介夫)、范国禄(汝受)、孙枝蔚(豹人)、姜鹤侪(子翥)、姜稼(遵养)、沈泌(方邺)、季公琦(希韩)[3]、灵干(中发)、弘修(梵林)、谈允谦(长益)、程邃(穆倩)、顾苓(云美)、王盖(安节)、宗元鼎(梅岑)、陈玉璂(椒峰)、纪映钟(憨叟)、杜浚(茶村)、张潮(山来)、冒丹书(青若),合前17家,共56家,几乎将并世知名词人,尤其是东南地区的知名词人一网打尽,可惜未能最后完成[4]。

孙默为了刊刻《十五家词》,确实付出了艰苦的劳动。邓汉仪序对此有所描述:“今者娄东、棠村诸公,首建旌旄。而齐鲁吴越秦楚之间,名流挺出,相与播芳风而恢古烈,猗与盛哉!顾人各一编,咸矜秘帐,流通都市,裒集为艰。黄山孙子无言以穷巷布衣,留心雅事,每有佳制,务极搜罗,如饥渴之于饮食,甚至舟车裹粮糗,不惮冒犯霜露,跋渉山川以求之。故此十六家之词,皆其浮家泛宅,殚力疲思而后得之者。予久憩维扬之萧楼,无言时相过从,每出同人词稿,互相商略。一语之妙,必共嗟称;一字之讹,必相较订。”这应该是真实的。


二、《国朝名家诗馀》与词坛趋向

《国朝名家诗馀》虽然只是一个词总集,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时词坛的特点。

首先,入选诸家仍基本上是明代词风的延续,即推重《花间集》和《草堂诗馀》,尤其受《草堂诗馀》的影响甚大。

按照清初人的观点,有明一代词风,基本上笼罩着《草堂诗馀》的影响。朱彝尊为了变革词风,曾经予以痛斥[5]。实则明代词风相沿而下,对清初词坛仍有很大影响,显然朱彝尊对此深有感触。而这一点在《国朝名家诗馀》中也体现了出来。《草堂诗馀》自问世以来,有过不同版本,基本形式有两种,即分调编排和不分调编排,其中以前者更为流行。从《国朝名家诗馀》来看,诸家编集显然基本上都是模仿《草堂诗馀》分小令、中调和长调的编排形式,表现出对这一趋向的认同。梁清标、宋琬、曹尔堪、王士禄、尤侗、陈世祥、黄永、邹祗谟、彭孙遹、王士祯、董以宁、陈维崧、董俞十三家皆然。当然这还只是形式上的相同,更主要的是内容格调,也有明显的痕迹。即如陆求可《月湄词》,虽然编排方式不仿小令、中调、长调之例,可是词作多为春夏秋冬、送别宴集、怀古赠妓之类,而且排列有序,颇便取用,一望即知从《草堂》来[6]。从诸集序言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孙金砺序《六家词》:“今读六家词,惊艳有若温韦,蒨丽有若牛欧,隽逸有若二李,风流韫藉有若周柳秦晏,奔放雄杰有若苏辛刘陆,擅《花间》、《草堂》、《尊前》、《花庵》之众美,当并唐宋诸家,传之千祀,岂止与近代才人登孤艺苑哉。”邓汉仪序《十六家词》:“温李厥倡风格,周辛各极才情,顿挫淋漓,原同乐府;缠绵婉恻,何殊国风?而摭拾浮华,读之了无生气;强填涩语,按之几欲昼眠,此其体未明,而有戾于《花间》、《草堂》之遗法者一也。”作者自述也是如此。如王士禄自序其《炊闻词》:“康熙甲辰三月,余以磨勘之狱入羁于司勋之署,于时捕檄四出,未即对簿。伏念日月旷邈,不有拈弄,其何以荡涤烦懑,支距幽忧。忆自髫齿,颇躭词调,虽未能研审其精妙,聊可藉彼抗坠,通此蕴结。因取《花间》、《尊前》、《草堂》诸体,稍规抚为之。日少即一二,多或六七,漫然随意,都无约限。既检积稿,遂盈百篇,因录而存之,识时日焉。”陆求可自序其《月湄词》:“温、和生而《花间》作,刻羽引商;李、晏出而《草堂》兴,谐声依咏。”评述他人词也以此为参照。如曹尔堪序尤侗《百末词》:“余以放废余生,停骖吴市,悔庵握手劳苦如平生。各有近词一帙,拟授无言较梓者,迭为序之。追维三十年以来,世事沧桑,功名荣落,不可胜计。独笔墨之缘,少年积习,老而不辍。自髫龀至今,追随倡和者,同里尚朩、质生、尔斐、寅仲诸君子,引为同调。而扁舟过从,商榷《花间》、《草堂》之胜事者,吴门独吾悔庵耳。”又邹祗谟序王士祯《衍波词》:“盖闻之弇州曰:《花间》者,《世说》之靡也;《草堂》者,《文选》之变也。而余以为不然。《花间》句雕字琢,调或未谐,句无不致,是昌谷之靡也。《草堂》音协调流,句或未妍,体无不秀,是西昆之变也。至所云字必色飞,语必魂绝,则美出自然,诚非缘借矣。”诸人或者并非专指《草堂》,但《草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其次,《国朝名家诗馀》体现出扬州词坛词学活动的连续性。清代初年,扬州聚集着围绕在王士祯周围的一个词学群体,俨然成为除北京之外的又一个词学中心。扬州诸词人,除了进行各种唱酬,从事具体的创作实践之外,还多从事词学理论的建设,尤以编纂词选、评章创作为时人所瞩目,其中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倚声初集》编纂刊刻。

《倚声初集》的刊刻年代,至今尚有疑问。一般认为是顺治十七年[7],但书中评语间有顺治以后、康熙四年之前的纪事(3)(P67),可见是随刻随补的。或许顺治十七年是开始刊刻之年[8]。《倚声初集》的编者题为邹祗谟和王士祯。王士祯《居易录》云:“余在扬州,与故友武进邹(祗谟)程村撰《倚声集》,起万历,讫顺治初年,以继卓珂月、徐野君《词统》之后。”(4)(P2,上)不过,今人多认为编纂《倚声初集》主要是邹祗谟之力[9]。邹祗谟《丽农词》有《戚氏》一调,题云:“辑《倚声集》将成,复得阮亭新词并简。”可见邹氏已先有初稿。但是从《倚声初集》看,王士祯实则参与了编选。如卷9诸九鼎《贺新郎》(劝汝一杯酒),王评:“骏男有六朝之才,填词一卷,尤多升堂入室。惜此书垂成,不暇征索,读此便可想见胸次耳。”另外,如红桥唱和是在康熙元年,诸作已经收入了书中,可见后来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况且《倚声初集》选邹祗谟词独多,恐也不是邹祗谟事先的设定,而应该体现了王士祯的意思。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这样的:邹祗谟先辑此选,携至广陵,寻求王士祯的观感。王士祯参与了意见,并亲自和他一起探讨,一起增删,所以后来成为二人的合作而联名刊刻,不能认定仅是邹祗谟一人之力。尤侗在《彭骏孙延露词序》中说:“阮亭既官扬州,骏孙有客信宿,会邹子程村初集《倚声》,于是《延露词》成焉。”似乎倾向于邹氏一人所辑。但在《倚声词话序》中却又这样说:“予既读程村、阮亭所选《倚声集》,叹为诸好备矣。”(5)(P7,上)由此可见,王士祯晚年回忆说“四十年前,在广陵与邹訏士(祗谟)同定《倚声集》”(6)(P169)是有根据的。

《倚声初集》是清初的第一部大型当代词选,孙默是否曾经参与其事,目前尚无确切的资料证明。但孙默在扬州主要从事词学活动,和邹祗谟、王士祯等人又非常接近,他应该非常了解这件事。他从事《国朝名家诗馀》的刊刻,可能是和邹、王诸人桴鼓相应,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当时的词学之盛。只是由于邹、王选择的是词选的方式,他为求其异,就选择了刊刻词总集的方式。《国朝名家诗馀》前三家的刊刻在康熙三年,正好在《倚声初集》问世不久,或许并非巧合。不过,孙默的《国朝名家诗馀》成为清代第一部大型当代词总集,极大地推动了清词的发展。这种结果恐怕也不是他事先所能预期的。

《国朝名家诗馀》的编纂策略明显受《倚声初集》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收录范围希望把并世名家尽量包容其中,同时在具体操作上,如圈点、评语的方式都如出一辙。最能体现和《倚声初集》关系的是评语,孙默往往直接从《倚声初集》中抄录下来,移在《国朝名家诗馀》中。如曹尔堪《南溪词》,共有王士祯评36处,全部出自《倚声初集》。但孙默也并不是完全亦步亦趋,他在刊刻这部总集时,也不断增添了新的资料。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倚声初集》未选者,则组织力量为其作评,如梁清标《棠村词》、宋琬《二乡亭词》。另一种是《倚声初集》中已经有评,收入《国朝名家诗馀》时除了将原评录入外,还请原作评者扩大范围,续加评点。如王士禄词《倚声初集》中王士祯仅评其2首,此则增至57首;尤侗词《倚声初集》中王士祯仅评其6首,此则增至29首。从这个角度看,孙默希望接续并发展《倚声初集》的意图确实非常明显。他为当代名公词集的刊布动了不少心思,花了不少气力。今人认为他“对清词的建设和发展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3)(P79),并非过誉之辞。

三、孙默与同时词坛名家

孙默刊刻《国朝名家诗馀》,周围汇聚了当时最有成就的词人。仅看阵容,就可以知道他在当时的号召力,以及他对清初词学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了。下面的数字分别说明3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朝名家诗馀》的收录者。《国朝名家诗馀》已经收录和拟加收录的名单,已见上述,凡56家,而其心目中的总数,应该是一百家以上。

第二,亲自参加《国朝名家诗馀》的选录圈点者。《国朝名家诗馀》虽是孙默所刊刻,但他本人的署名只是一个“校”者,作品的选择和圈点,都委托给了当时的一些词坛名流。具体情况列之如下,由此亦见这差不多是当时最豪华的词学群体了。

1、吴伟业《梅村词》——杜浚、尤侗。

2、龚鼎孳《香严词》——纪映钟、陈维崧等。

3、梁清标《棠村词》——尤侗、陈玉璂、邓汉仪、乔莱、陈维崧、汪懋麟。

4、程康庄《衍愚词》——王士禄、陈维崧。

5、宋琬《二乡亭词》——曹尔堪、尤侗、王士禄、陈维崧。

6、曹尔堪《顾庵词》——邹祗谟、王士祯。

7、王士禄《炊闻词》——尤侗、邹祗谟、彭孙遹、董以宁。

8、尤侗《百末词》——曹尔堪、王士禄、邹祗谟、彭孙遹。

9、陈世祥《含影词》——王士禄、宗元鼎、王士祯、陈维崧。

10、黄永《溪南词》——王士禄、邹祗谟、龚百药、董以宁。

11、陆求可《月湄词》——严沆、尤侗、曹尔堪、陈维崧、王士祯、邓汉仪、丁澎、马骏。

12、邹祗谟《丽农词》——彭孙遹、王士祯。

13、彭孙遹《延露词》——邹祗谟、王士祯。

14、王士祯《衍波词》——邹祗谟、彭孙遹。

15、董以宁《蓉渡词》——王士祯、邹祗谟等。

16、陈维崧《乌丝词》——邹祗谟、王士祯、王士禄、程康庄、宋琬、曹尔堪、宋实颖、董以宁。

17、董俞《玉鳬词》——王士禄、邹祗谟、陈维崧、彭孙遹。

第三,为具体词作作评者。《国朝名家诗馀》模仿《倚声初集》,亦广邀同时名流为各家作评。这些评语被《四库》馆臣认为“有类选刻时文,殊为恶道”(7)(P1826),所以在《十五家词》中全部予以删除。其实,作评者几乎都是当时最优秀的词人,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标榜声气之嫌,却也并非全无可取。馆臣之说,有失公允。不过,对这些评语的具体讨论可以俟之后日。从词学活动的角度看,我们不妨先关注一下评者的阵容。孙默以他在词坛的影响力,把一大批词家调动起来,为他刊刻的词集作评,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使人看到词学复兴的态势。但如果要把所有参与评论的人都列出来,那就太过庞大,显得繁冗。以下仅列举为陆求可《月湄词》作评者,计有:梁清标、曹溶、陈维崧、王士禄、宋琬、吴伟业、张鞠存、范国禄、龚鼎孳、邓汉仪、李渔、尤侗、胡天仿、严沆、黄永、彭孙遹、丁彭(澎?)、王士祯、刘六皆、陈玉璂、朱彝尊、陈荃、宋实颖、吴绮、杜浚、丘象升、阎再彭、张云子、陈阶六、毛先舒、孙默、马西樵、张虞山、魏宪、丘象随、嵇叔子、蒋荆名、顾有孝、董俞、陈尔燕、夏乐只、丁飞涛、徐松岑、孙枝蔚、黄大宗、徐动盈、金昊礽、杜湘草、曹尔堪、严曾榘、刘超宗、赵山子、程娄东。凡53人。于此,我们可以了解如下一些信息:

首先,参加孙默这一词学活动的人员,年辈相差很大。如吴伟业(1609~1672)和曹溶(1613~1685)等属于第一代,朱彝尊(1629~1709)和王士祯(1634~1711)等属于第二代,严曾榘(1649~1700)等则属于第三代。这一方面说明孙默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影响力。

其次,参与评点者的地理分布以江浙两地为多,但也涵盖了其他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安徽、福建等地。这一方面说明扬州一地词学的辐射力之强,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当时各地词学交流的频繁。

第三,作评者虽然都聚集在孙默的周围,但他们彼此的词学见解却并不一定完全一样,如王士祯宗晚唐五代,彭孙遹宗北宋,曹溶宗南宋。而各人的词风也有不同,如吴伟业宗苏,陈维崧宗辛,往往慷慨悲凉。另外不少人则类多深丽绵密,风格多样。这说明当时的词坛比较多元,还没有完全占主导地位的风格,比较明确的流派意识还要稍后才出现。


四、扬州词坛的若干理论思考

从总体上说,《国朝名家诗馀》诸家的创作仍然体现的是晚明余风,特别是推尊《花间》、《草堂》,不脱明词习气,但又正处于一个变化着的过程中。首先,进入清代以来,词学复兴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对前代创作的反思也就自然展开;其次,清初投身词学探讨的,多为饱学之士,其本身积累既厚,眼光当然也更为开阔;其三,清初士人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忧患的时代,他们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沿袭主要体现承平风貌的《花》、《草》之风。人们在创作上肯定会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尽管表现形式可能是或明或暗的。创作是如此,理论也是如此。由于为《国朝名家诗馀》作序者往往就是同一创作群体,以下就以若干词序为例,加以分析。

汪懋麟序梁清标《棠村词》云:“予尝论宋词有三派:欧、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李清照之徒备其盛,东坡、稼轩放乎其言之矣。”提出宋词三派,虽有枝蔓,但已概括了后来的阳羡、浙西二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论述体现了一种包容的气度,即认为不管哪一个阶段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对南北宋并无轩轾,对豪放婉约也没有画地为牢。我们知道,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词派鼓荡稼轩风,气魄雄大,对清词气局的开拓贡献甚多。事实上,陈维崧本人的作品就被扬州词坛的孙金砺在作序时评为“奔放雄杰有若苏辛刘陆”。所谓推扬稼轩风,其实已经起之于阳羡词派之前。不过,从《草堂诗馀》来看,苏辛词也是其中一格,不管分调还是分类都选了若干。所以一直以来,即使从沿袭明代词风的角度看,苏辛词也从来没有被排斥过。吴梅《词学通论》论吴绮云:“小令学《花间》,长调学苏辛,清初词家通例也。”(8)(P156)说是通例,就有相当的普遍性。除吴绮外,即如冒襄、余怀、尤侗等,都学辛。甚至连以写艳词著称的彭孙遹,也有学辛之作。正如《莲子居词话》所评:“《延露词》亦有两副笔墨,如《笔逊来生日》云云,《长歌》云云,《酌酒与孙默》云云,又时带辛气。”(9)(P2408)扬州词坛上把这一点加以强调,为后来陈维崧开创阳羡词派积累了更为丰厚的资源。

扬州词坛的领袖王士祯对于云间词派的态度比较复杂,虽然也有批评之处,如认为云间词派方幅较小,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推崇。曾经“极推云间三子”,并谓“词至云间,《幽兰》、《湘真》诸集,言内意外,已无遗议”(9)(P651)。云间后学沈亿年曾经清理词学传统,确立师法对象,提出“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10)(P245),表示对明代词风中某种倾向的不满。尽管王士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主要涉及如何师法前人,于“元曲”二字并无异议[10]。扬州词坛从本质上说是体现了云间词派影响的创作群体,这种意见当然也会在他们的思想中有所反映。所以孙默刊出《十家词》,汪懋麟序之云:“诗馀自李太白偶为之,温韦诸人继述之,宋人推广之,前此无有也。至于元,风气日衰,遂流为曲。夫声音之道,上自雅颂,以至汉魏六朝唐人乐府诸篇,皆所以被管弦,奏朝庙者也。若宋之词下矣,元之曲愈下矣。大雅之士思起而振之,古乐既已失传,世俗沿习之曲,荒秽杂乱,不能遽革,求其稍为近古,不悖于声音之道者,于诗馀其有取乎?”虽然主要是从古今音乐的角度立论,重视的是教化之道,但对“遂流为曲”的表述和“五季犹有唐音,入宋便开元曲”之说颇有渊源。清词复兴,建立在对前代遗产总结的基础上,批判以曲为词,是清人的共识。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3云:“盖明词无专门名家,一二才人如杨用修、王元美、汤义仍辈,皆以传奇手为之,宜乎词之不振也。其患在好尽,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9)(P2461)又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9云:“明自刘诚意、高季迪数君而后,师传既失,鄙风斯煽,误以编曲为填词。”(9)(P3433)扬州词坛则比较早地涉及了这个问题。

清词复兴的基本精神是尊体。从清初开始,人们就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扬州词坛也不例外。邓汉仪序《国朝名家诗馀》云:“词学至今日可谓盛矣,顾理与体有不能不深讲者。夫词而谓之诗馀,则犹未离乎诗,而非下等于优伶之杂曲也。感旧思离,追欢赠别,怀古忧时,昔人皆一一寓之于词,而今人顾习山谷之空语,仿屯田之靡音,满纸淫哇,总乖正始。此其理未辨,而伤于世道人心者一也。温李厥倡风格,周辛各极才情,顿挫淋漓,原同乐府;缠绵婉恻,何殊国风?”虽然仍把词视为诗馀,但认为和诗有着相同的本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汉仪清理词史,认为从源头看,词体已尊,只是后来失去规范,才流荡不反。而且,温庭筠、李后主、周邦彦、辛弃疾诸人之作已合于国风乐府之旨,如能从源头上做起,接续起这一传统,则词学复兴并非空言。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40《陈纬云〈红盐词〉序》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颇可和邓说相参。至于“怀古忧时”之类的感情也能寓之于词,则明显使人联想到张惠言的说词方式。张惠言《词选》开宗明义即云:“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志。”(9)(P1617)其中选温庭筠词独多。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11)(P99)此词显为写艳,而张惠言评云:“‘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9)(P1609)所谓“初服”,即《离骚》所云:“进不入以离忧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邓文是否对张惠言有影响,尚难以指实,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倾向,却足以让我们看出,扬州词坛对于词学的探讨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应该进一步挖掘。

以上举例,虽然不免简单,但已经可以说明扬州词坛诸家理论的深度,而这些和孙默当然也是分不开的。


注释:

 [1]按王士禄词此似为初刻,后来就没有续刻,导致王士禄此后所作的词,如秋水轩唱和诸作,就没有能够收入。

 [2]载孙默《国朝名家诗馀》,南京图书馆藏抄康熙留松阁刻本。以下凡引文不详加注释者,均出此本。

 [3]这份名单有两个季公琦,一字方石,一字希韩,不知确为两人,还是偶然笔误。姑记于此,俟考。

 [4]这份名单转引自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版,第83页。但严先生未给出出处。

 [5]康熙二十九年高佑釲序陈维崧词就说:“词始于唐,衍于五代,盛于宋,沿于元,而榛芜于明。明词佳者不数家,馀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文章气运,有剥必复。吾友朱子锡鬯出,而振兴斯道。”(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首,载《陈迦陵全集》,《四部丛刊》本)这显然就是朱彝尊进入壮年后的观点,可以和他自己的论述互参。

 [6]按《四库全书总目》卷199《十五家词提要》介绍此集时说:“各家以小调、中调、长调为次。”未免概而言之,未能深究。

 [7]如孙殿起云:“《倚声初集》二十卷,前编四卷,武进邹祗谟、新城王士祯同选,顺治庚子大冶堂刊。”见孙殿起《贩书偶记》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版,第555页。

 [8]按尤侗《香草亭词序》云:“往邹子程村选《倚声》词,恨未见予全稿。乙巳春同客骥沙,从箧衍搜得之,激赏不置。因与泛论词体,偶摘《倚声集》某人某调某句不叶,某人某调某韵不叶,程村益爽然自失,命予序其词话,推辨及之,将欲校正重锓。”乙巳是康熙四年(1665),可见至少此年之前,已有初刻刊行。见尤侗《西堂杂俎》3集卷4,上海中原书局1937年石印本,第5页下。

 [9]如严迪昌云:“《倚声初集》的编成,主要是邹祗谟之力,也是邹氏在扬州期间的一桩大事业。”《清词史》第61页。蒋寅也认为:“邹祗谟当先有《倚声初集》之辑,顺治十七年付大冶堂梓行,今来广陵就公切磋删订,乃定为二十卷,非居广陵与公同选也。”见《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版,第98页,康熙二年纪事。

[10]王士祯《花草蒙拾》云:“近日云间作者论词有云:‘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仆谓此论虽高,殊属孟浪。废宋词而宗唐,废唐诗而宗汉魏,废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汉,然则古今文章,一画足矣,不必三坟八索至六经三史,不几几赘疣乎!”这里说的是怎样学古,而对宋词中已经有了曲风,却没有表示反对。引文见《词话丛编》第686页。


参考文献:

(1)王夫之,等﹒清诗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2)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卷5) [A]﹒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41册) [C]﹒济南:齐鲁书社,1996。

(3)严迪昌﹒清词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4)王士祯﹒居易录(卷4)[M]﹒清雍正刊本。

(5)尤侗﹒西堂杂俎(2集卷2) [M ]﹒上海:中原书局,1927。

(6)王士祯﹒香祖笔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9)[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吴梅﹒词学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9)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1)[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沈亿年﹒支机集•凡例[A]﹒施蛰存主编﹒词学(第2辑)[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社,1983。

(11)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正编卷1)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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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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