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耀章:政治发展还是"政治退却"——新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思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6 次 更新时间:2015-04-29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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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 (进入专栏)  


今天汇报的题目具有一定挑战性。大家都在一片赞誉声和莺歌燕舞声中来谈政治发展、民主建设、政治建设成就,而我的讲座里面却出现了一个比较刺眼的概念--"政治退却"。我想通过今天的汇报,能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一、问题的缘起与相关概念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讲的:就其本性来说,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因此,政治生活是属于人类特有的一种现象。

政治生活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它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又受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狭义的社会生活的决定与制约。为什么呢? 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政治及政治生活是随着人类社会生 活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是"发展"和"政治"连成为"政治发展"这个概念, 却是人类社会几千年以后的事。"政治发展"这个概念被人们创造出来显得有点姗姗来迟。

上个世纪40年代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由西方学者发明并逐渐普遍使用开来。西方学者创造这个概念,主观意图是想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一套东西泛化,把它普遍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把西方政 治价值观、政治制度推广到其他国家。

政治发展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类型:广义的政治发展主要侧重于社会形态变迁过程中政治关系、政治体系、政治结构的变迁和发展;狭义的政治发展, 特指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变迁、政治现代化问题。不同的历史类型,不同的社会性质,不同的发展程度或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情形的政治发展,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即便是当今西方国家,它仍然有 一个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发展不单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其次一类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第三类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政治发展是不同类型的国家都面临的问题。那么,不同社会不同国家,政治发展大体经两种基本路径:一是通过政治革命,一是通过政治改革或政治改良。政治革命是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根本的质变,而政治改革和政治改良是当一个 国家政权性质发生质变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政治量变,是对政治革命的一种消化。政治革命不常有,而政治改良和政治改革却是一种经常性的但并非是不间断的常态。不管是通过政治改革还是政治改良来实现政治发展,它的基本内容 和基本目标都有某种相似性。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目标就是政治民主化。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和组成部分,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人民民主,也就是说政治发展的基 本目标和基本内容都是围绕民主化进行的。

具体说来,怎么来界定政治发展呢? 关于政治发展有多种表述,大体说来,政治发展指的是为着既定的政治目标而推行的所有政治变革,包括政治革命、政治改良和政治改革。它是一个走向民主、法治和善治的过程。

二、从历史角度反思和考量新中国政治发展

战略进攻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有目共睹,在政治上成就同样是令人瞩目的。其主要体现在"人权"这个概念已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法制和法治首次被当作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并以宪法条款的形式加以固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由选举,已在广大农村开始推行,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兴起,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尽管如此,中国政治发展的理念还不能不说有些滞后,这种滞后不仅表现在政治实践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学界。为什么呢? 依据之一: 在中国,不是学界而是政界, 最早使用"政治发展"这个概念。党的十六大报告里面首次引进 "政治发展"这个概念;十七大报告着重论述了"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问题。十七大报告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如下的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也就是中国政治发展(严格说来这是不等同的概念),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精神相适应的全部政治变革,是一个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的有机统一。这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 中国政治变迁和发展的一些令人鼓舞的成就。

既然3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那又为什么要提出所谓退却问题的"思问"呢?我想,当我们在实事求是地总结30年来改革开放的政治发展成就时,用30年政治发展的时空来说明30年的政治发展现实,是有一定局限 性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我们不引出前年、60年、甚至前90年、100年的中国历史,都很难说明中国这30年的政治发展,也就是说,这30年政治实践本身不足以自我证明,只有和前30年相对应,才能揭示出这3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真正轨迹。换一个角度来讲,30年的政治发展,还有待于30年以后的实践来证明。如果我们单从30年改革开放来看,这些政治成就是足以表明我们政治发展了,但是把它放到60年的时空去考察,这30年在我看来,用政治退却更能说明问题。

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新中国政治发展进攻问题。我们说的新中国60年,前30年和建国以前的历史还要相关联,所以我方才讲的是90年,即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或者是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这段历史相关联。新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进攻,有三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说明中国政治处在战略进攻阶段。

第一件是政治革命。上溯到辛亥革命,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政治革命,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解决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转变问题,解决国家的独立、主权的统一以及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前提;第二个大的事件,建国后的前七年(1949年到1956年)--新中国社会制度奠基时期,最重要的国内政治运动就是进行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这是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第三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把这三件历史事件串起来看作是新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进攻阶段。

政治革命是解决国家政权的性质,解决上层建筑的政权性质问题。所谓社会主义对私有制的改造,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建构这种政权性质所赖以存在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国家政权问题解决了,这个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问题解决 了,那1956年以后干什么了?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主要侧重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夺取国家政权是政治领域的革命,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经济、社会领域的革命,然后就是在灵魂深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闹革命--文化大革命。然而还是毛泽东讲得明白,他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最权威的自我解释,是可信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以文化的形式出现的政治大革命。

这三次运动,我称之为"政治战略进攻阶段",干什么呢?我们在寻找一条直接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直逼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目标,达到清一色的完全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我以为,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发展是沿着一条上升路线,侧重于政治逻辑,侧重于政治价值层面,后来形成的极"左",是离开了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所以这样一种政治进攻战略,在中国这样一个当时比苏联还要落后的 国家,想直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目标,而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发展正逐步陷入极端的困境。所以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在我看来,是属于新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进攻阶段,目标直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然,实现这个民主政治的途径或表现形式就是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这种大民主有什么好的呢?历史证明这种大民主是可怕的东西,因为这种大民主有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

三、新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相对于战略进攻而言的。如果说战略进攻阶段,我们奉行的是 "一大二"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那么,在战略退却阶段,我们搞的是不完全合格的社会主义。我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问:"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吗?"有同学回答:"是。"有的学生不敢回答,他没有思考。我说了一句俏皮话:"是也不 是,不是也是。"怎么讲?要辩证地来看。邓小平就说过"我们搞的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所以战略退却阶段,我们不是把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目标,因为中国的现实不能够搞这样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在政治上就开始了战略退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把30年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上看作是一个政治战略退却时期。政治战略退却是指怎么看待、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改革开放30年政治发展成就以及如何给它定位。我怕通俗地讲会引起大家的误解,把30年改革开 放的政治发展同我们过去"直奔主题"的战略进攻这个目标相比较而言,它不是一个战略进攻时期,恰恰是一个战略退却时期。

战略退却这个概念是我学列宁的用语,我把战略退却问题和政治相联系,所以政治战略退却的提法是有一定的创造性。列宁当年讲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退却,当然经济上的战略退却也反映政治上的战略退却。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列宁的社会主义理念是接受马克思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里面描绘的那个发展过程,可是十月革命以后,由于特殊的环境下,列宁当时实施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农民的余粮甚至种子都收集起来,不准拿到市场上去买卖,搞余粮收集制,一切为了前线,为了保住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新生苏维埃国家政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采取共产主义的措施政策。战争时代,人们可以勒紧裤带同仇敌忾,为了新生国家的生存,不计较利益得失,但是三年以后的1921年,新生苏维埃国家政权保住了,十四国武装侵略者被赶跑了,随即就发生了水兵暴动、农民暴动。战争结束以后人们需要休养生息了,还是采取战时杀鸡取卵的政策还怎么得了呢?所以,列宁在这个时候停止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为"新经济政策",允许余粮到市场上去买卖,采取市场机制。

列宁这时候思想发生变化了,他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明确提出向资本主义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允许外国资本家到俄国来投资,这些政策是列宁晚年的思想。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略退却"。战略退却不是战略逃跑,不是换山头。他在《政论家札记》一文中打了个比方:

十月革命开创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探索前进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进一步退两步,就像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探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 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必须像乌龟那样慢慢移动,并且是向后退,向下爬,离目标愈来愈远,而且他还无法知道这极其危险和折磨人的下山之路何时才能结束, 是否能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可以沿着这条路更大胆、更迅速、更直 接地再次向前走,往上爬,登上山顶。

列宁这个比方发人深省,对于思考追问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退却问题颇有启迪意义。

列宁的政治战略退却思想有没有实施和完成呢?没有!斯大林接过第一把交椅以后,经济上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政治上没有民主,个人集权专断,没有把列宁的战略退却思想认认真真地付诸实施。所以我曾表达这样的思想:斯大林过早 地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停止了战略退却,这对苏联产生了极其深刻的负面的历史影响,甚至从特定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这种不彻底的战略退却不无干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发展,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发展战略退却,这就是列宁讲的"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我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就是这一条列宁设定的战略退却之路。 只有这样来认识我们的问题才可能更加深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政治形态依旧是沿着极"左"的上升路线不断地高攀的,表现为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先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后来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直至"文化大革命"。所以到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要按着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于是历史演进到了关键的转折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转折点--改变原有的政治战略进攻,转向政治战略退却。所以1978年, 政治改革应运而生。从大的历史观来审视,这场政治改革既是政治发展的前进运动,同时又是一种政治发展战略退却。说它是一种政治发展的战略退却,主要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起点、历史方位、历史形态和综合政治基础的考量。这种政治战略退却,与其说是退却,更可以理解为它是趋向于中国社会实际,着眼于中国历史事实,更着眼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性建设,使得我们更加脚踏实地了。

四、新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退却的底线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进攻的巅峰时期,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看作是政治发展战略退却的开始,那么我们在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时期要做些什么呢?

在这个战略战略退却时期,从特定意义上讲,我们正在做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的工作。所谓战略防御,就是在今天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或者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在战略防御阶段,我们要防范两种倾向: 防止"左"警惕"右"是战略防御期的两项重要工作, 要贯穿在整个政治发展的进程之中。搞多党制, 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是我们在战略防御阶段要防止的一种"右"的倾向。还是继续过去那种独断专行的专制主义传统政治,是"左"的倾向。要适度地发展民主, 防止"左"警惕"右",这是战略防御阶段要做的工作。

所谓战略相持是指某种均势状态、战略均势甚至是势均力敌。从经济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成分并存或共存是不是战略相持呢?我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称之为"主体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只要公有制占到90%以 上就不怕。"我们现在不讲"主体",讲"主导"了,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可是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报道:非公经济在GDP中占的比重在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似乎都比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这怎么看?是不是也处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治压力之 下?当然在政治上,可能还没有到达相持阶段。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当今中国经济政治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也是为人民办事儿,应该享受民主和法制的权利,但是我们要在政治上考量:防御和相持在一定时期会不会转变为新的战略反攻呢?是公对私的反攻?还是私对公的反攻?有没有可能?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深度追问和反思文化大革命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哪儿?在建国前七年!我们现在讲,前七年的主要问题似乎只是改造和发展快了一点,但确实还有很多消极影响没有深刻地认识到。

所以在政治发展战略退却阶段,我们的底线是什么?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底线仍然是社会主义。2002年我曾撰文《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提出"社会主义定向"的观点,即我们不能把现在的所作所为都贴上了社 会主义的标签,有的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但是这个阶段我们不得不允许非社会主义的存在,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坚持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政治发展战略向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这是我们政治战略考量的实质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价值取向,规定了大的方向,不能出轨,理想是这个,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如果是这样,不但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名声,反而会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形象。

当今中国是一个多质态的社会,是一座活的人类社会历史博物馆,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要素在我们的历史博物馆都有,进一步表示为"三质态":这里面既有历史的遗迹,又有现实的基础,更有未来社会的萌芽。这三种质态共时态地存在着。历史遗迹将进一步成为历史,现实基础也将成为历史,未来萌芽将逐步成为现实,这就是乐观的历史发展论。

在这个多质态的社会中,社会主义一定要保证它对我们价值导向的引领。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第三项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项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里面融合了社会巨系统里的基本层次: 经济基础、上层建设、意识形态。四项基本原则的后三项都要基于前一项或第一项--社会主义道路。假如改革开放搞了半天把社会主义道路给丢了,那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我们政治战略退却的底线是社会主义不能丢!

中国当今的社会历史方位--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以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为什么? 1840年以来,近百年中国历史被认为是两个"半"构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对当时搞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个理论武器,但是在今天看来,反思这段中国历史,这两个"半"不构成完整的旧中国。应该是三个"半"-- 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是旧中国外部特征,它的对立面概念是独立主权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对内除了半封建外还有半资本主义。半封建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 既非奴隶社会也非封建社会;另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 既非封建社会也非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半封建是前者还是后者啊? 是后者。所以旧中国是三个"半"的社会。而其中"半资本主义"又有"三个资"构成:第一个:外资。帝国主义是闯进来的,不速之客,今天的外资是我们请进来的,根本区别就是我们国家的性质不一样,我们请他们进来和他们闯进来是两回事,有天壤之别。这说明我们国家现在是独立主权的统一国家;第二个:官资。有人讲现在官资正在死灰复燃,还有买办资产阶级,这是少部分人的认识;还有就是民资--民族资本主义。这三资在旧中国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前两者是要消灭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扎在哪里呢? 就扎根在外资和官资没收以后,转化成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这一点看来非常可怜,但是这一点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是正确的:人类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根部的土壤是不肥沃的,怎么办呢?留给我们现在来建设,历史的重任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民资是不是该通过"改造"而消灭呢? 不能! 因为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这两种主义发展扫清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就犹如一对"龙凤连体胎儿",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它们有共同的命运,不到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这两种因素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被消灭,如果消灭了一方,那么对方就难以存在了。

1956年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文化大革命"把我们的经济闹到快要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30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以为是对建国前七年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历史性的修正、辩证性的扬弃。改革开放,对外,中国要同世界接轨,对内, 要同自己的历史接轨。不同自己的历史真正接轨,你会迷失方向,找不到北啊。所以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 30年就是和建国后的前七年历史接上轨了,证明我们前七年所有制的"改造"是有历史性的过错,至少不该那样搞。用人类进化、人类发展不可逆性原理来解释这种历史现象,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产生质变的事物, 一定是这个质变已经完成了,不可能再出现逆态和"返祖现象"。

从消灭私有制到重新给私有制一个说法,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政治战略性退却? 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吗?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说明:一方面从消灭了私有制到给私有制一个说法,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要时时刻刻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阵地,要清醒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不能怀疑,不能放弃;要适当分清社会主义公有部分和非社会主义公有部分,让他们合法地来经营来发展,实现各种所有制的和谐共处。

今天,和谐社会归根到底或最本质的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和谐,由此构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多元的和谐。新民主主义社会强调经济建设,就是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共同发展。这样一种分析,在今天看来还没有完全过时。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还正在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里面应该完成而没有真正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但实际上是强调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一种谅解、一种和谐。所以,我们政治发展战略退却的底线,不能有违社会主义。

五、结语

与改革开放之前最初的那段政治战略进攻相比较而言,现在应该用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来描述更为合适。政治战略进攻,脱离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国情,追求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景观,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罗曼蒂克式的政治发展。而从浪漫主义的政治发展经过改革、退却到不合格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政治,这是一种趋向于现实主义的政治发展。所以政治战略退却到立足政治生活实际,埋头苦干,找一条实实在在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发展;从多元政治主体关系中谋求以社会主义政治为主导和定向的政治变迁,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和合主义的中国式的政治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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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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