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帕克斯 著 吴万伟 译
我们阅读的图书的质量与图书撰写和出版的容易度以及阅读体验之间有相关关系吗？
比如，当前我们不难感受到身处出版大爆炸的时代。就在我们已经被太多的纸质图书淹没之时，现在又出现了因特网和电子图书，就我自己的写作领域来说，我们能够阅读的当代小说和诗歌何止千万。可是，仅纸质图书而言，大部分图书都是被我们匆匆阅读几页之后就扔到一边的，随后我们会迫不及待地寻求更加令人满意的东西。
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减少我撰写具体一本书的严肃性。当然，那些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以及精心推敲合理安排等观念也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有些不知所措，也不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新的变化。
如果说我们的文学经验最终将受到图书生产所需要的材料供应和可靠性的影响，这是极具挑衅性的简单化说法吗？要是没有纸张，如果印刷成本很高，如果电脑和因特网没有开辟像海洋一样无边无际的写作空间，我们对待图书的态度是否会更严肃些呢？我们是否会更容易走正道呢？
这个观点一点儿都不新鲜。1742年，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在《群愚史诗》（the Dunciad）中回应他看到的蹩脚诗人震耳欲聋的喧嚣时说到“文章多得像漫天飘落的雪花”，它们为越来越广泛的“非创造性文字”的出版提供了空间。一个世纪后，随着造纸厂和印刷厂越来越机械化，出版社出版图书的速度越来越快，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其讽刺作品《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 1835）中有如下段落的描述：请别忘了当时纸张是用碎布片制造出来的：
如果印刷品的供应越来越多，甚至堵塞了大街和公共交通，我们就必须求助于新的手段了。。。与此同时，看到每年从曼切斯特的雷斯特尔（the Laystall）捡到五百万公担（公制重量单位，=100公斤）的碎布片，经过浸渍、高温压缩、印刷、出售、再返回造纸厂，以这种方式塞满这么多张饥饿的嘴，难道不是很漂亮的事吗？
要在堆积如山的纸张雪花中区分严肃作品和浅薄垃圾就需要批评家。约翰逊曾经是早期的例子。但批评家很少有一致的意见，他们自己也受到市场、雇主和文学界朋友的压力，甚至还有出版社的压力，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出版小说。罗萨·姆勒（Lothar Müller）在描述印刷品历史的精彩著作《白色魔法》（White Magic）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谈论巴尔扎克的《幻灭》（Illusions perdues）三部曲，其中最严重的幻灭就是意识到写作生涯在市侩横行的世界还能真正保持严肃的状态已经完全不可能了。理由之一就是批评家工作的条件将决定一本书的成功还是失败，因为显然具有权威地位的批评意见将会对图书销售产生直接的影响。批评家感受到自己有必要创造新的名家或摧毁旧的名家，这种做法在当今文化界太明显不过了，甚至在最受尊重的批评家的文章中也屡见不鲜。结果，吹捧的话语常常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英国《卫报》的批评家写到卡尔·奥维·克瑙斯加德（Knausgaard）的作品《我的斗争》（My Struggle）“绝对可以成为21世纪伟大的文学事件。”经过再考虑后，他不太情愿地添加了“到现在为止。”
不用说，情况未必总是如此。任何一个在大学研究过英国文学的人都记得，在中世纪初期文学或古英语的课程中，我们会注意到这段时间挑选的作品非常少。在前现代时期，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关键的是，纸张仍然很稀罕，文章再生产非常困难。周围很少有人写作，很多人根本不识字。那些能够读书写字的人很可能是达官显贵。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很容易。
到了1300年代初期，意大利第一次建造了部分机械化的造纸厂，纸张供应开始迅速增加，能够写作的人自然也越来越多。但是，复制你写的东西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它誊写在另外一张纸上，或花钱请人为你誊写。这些限制自然鼓励人们将文章尽量写得简短，把写作当作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的行为。
多个世纪以来，要想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别人看，就需要将其放在图书馆里，通常是教会图书馆。因为那是唯一让人了解到新作品问世的方式，作者个人把作品带来与别人分享。作者和读者之间通常存在某种社交关系。最好的情况是你能吸引文学精英的目光，使用共同的书面语言---拉丁语---这是普通民众看不懂的语言。这些精英的后代也可能会阅读你的作品。事实上，想象几百年后流传后世的名声甚至比想象自己的作品被许多同代人阅读更容易些。当时的认识是写作水平的质量高低就取决于思想材料与凡人灰质分开的程度。你的词汇和观点要想穿越时间流传后世就要脱离肉体，就要稳定下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无限的多媒体形式表达出来。
总之，当时并不存在能支持独立的职业作家的条件，他们还无法依靠写作谋生。人们最多能够指望得到国王、城市国家或教会的资助。有人可能委托你写一本专著或历史书。在这些场合，你是不容易写出有悖于恩主意图的东西的。当然，你也可以委身于剧团或表演公司，演员们表演你的剧本，虽然不一定一字不改。如果是流动剧团的话，你的作品还可以随之传播到很多地方，不过更大的可能性是剧团并不到处流动。流动性演出公司不大可能表演精心写出的剧本，那是16世纪之后出现的情况了。
随着15世纪后期印刷厂的到来，为庞大的读者群写作突然有了可能性。到了1500年，欧洲印刷的书籍达到2000万册。但是，如果有本书很流行的话，发财的常常是印刷厂而不是作者。你可能出于传播自己思想的热情或出于自大狂而写作，但是仍然无法获得稳定的金钱收入，无论你写什么种类的文章。就作家而言，自高自大可能从来都不是能被低估的特征。而从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保留作家的身份并不很划算，因此当时匿名图书远比现在要广泛得多。
与此同时，大量印刷图书的新可能性也让人觉得为不懂拉丁语的人写作是行得通的，所以出现了用白话文写作的转变。这意味着虽然卖出的书更多了，但大部分书仅限于本族语的群体内部。当然，有些学者有能力从事翻译，在一个国家引起轰动的图书最终可能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但是，这需要时间，如果一本书在国内就没有多大的影响，自然不大可能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译者并没有与出版社签订合同。他们最初不过是翻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些学者相信某些书值得推广，仅此而已。
1710年，英国的安妮女王出台了第一套版权法，承认作者控制其著作的权利。突然之间，不仅对同行群体而且对任何能够购买图书的人写作具有了经济价值。写一本能够被大量发行的书要比写一本只有少数人感兴趣的书要划算得多了。如果作品能够在外国销售，给译者支付稿酬将其翻译出来也是值得做的生意，即使他或她本人未必对这本书特别感兴趣，甚至非常讨厌它。自此以后，写作、翻译和出版全都变成了挣钱的工作。
正是在这个时候，多亏了版权法，人们开始想象把文学作为收入来源来追求，梦想通过一本书而赚够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我自己常常有这个梦想）。也是在此时，我们开始经常为严肃文学的衰落而苦恼不已。在1750年，大文豪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已经指出了上一代人的小说的特征，作家的典型特征是“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一心写书，放飞想象力，用不可思议的东西激发自己的心智，写出书后根本不担心遭到批评，既没有经过辛苦的研究，也没有对自然界的知识和对人生的了解。”
两个半世纪之后，可能的阅读材料日渐丰富，而且增长的速度令人望而生畏，再加上这样一种感觉，即至少有部分应该是严肃的甚至能给人精神启迪的作品，所有这些让人产生了一种确立评判优秀作品的标准的决心。不用说，这种决心令人感到恼火也让人产生幻觉。文学奖项就是这种现象的一部分，每个主办者都迫不及待地宣称已经为当今全球文学帝国的新国王或王后加冕，从而帮助读者摆脱在图书市场无所适从的困境。但是，任何一个参加过文学奖评选的评委都明白，最终结果是多么具有任意性，它往往取决于碰巧成为评委的人的利益纠葛和冲突。即便文学奖是确定优秀作品的可靠途径，现在的奖项实在太多，要读完所有获奖作品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别说阅读入围的作品了。
那么，面对这种永久性的图书泛滥，我们该如何回应呢？我想不外乎既兴高采烈又持怀疑态度。你可能偶尔遭遇一本确实打动你心坎的好书，对此罕见的情况你会充满感激。对诱惑我们浪费时间去阅读当今流行的某些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和批评家，我们该带着同情地原谅他们。绝对不要感到义愤填膺，因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并非某个特定个人的“过错”。最重要的是，在人生短暂，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做之时，我们人类普遍存在（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要用令人怀疑的思想材料去填充无边无际的空间的坚定决心。对此，难道不应该感到好奇和惊叹吗？
译自：Too many books? By Tim Parks
http://www.nybooks.com/blogs/nyrblog/2015/apr/16/too-many-books/
作者简介：
提姆·帕克斯(Tim Parks)，意大利米兰优尔姆大学（IULM University）文学与翻译副教授，新著《从哪里读书：变化的书本世界》2015年将由纽约书评杂志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