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洪宪纪事诗》中的王闿运和杨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15 次 更新时间:2015-04-1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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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进入专栏)  

史书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多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历史细节,特别是事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心态,很少作深入细致的记载和描写。而实际上这些生动、富于感性的材料,更能使读者对那个时代有个更具体、更亲切和更深刻的感受。历史事件只有化为个人的感受,才能对人发生作用,比如史书上“循吏传”多了,可其感动力还不如一出包公戏。要对袁世凯帝制活动有个感性的认识,想感受一下当时的氛围,看一看各种人物生动的表演,和发生过多少可憎可笑之事,那么《洪宪纪事诗》是不可不读的。

《洪宪纪事诗》是以诗加“注文”的方式记录历史的。以组诗的形式记载一段历史,这种做法大约始于唐代王建的《宫词》。这组《宫词》只有诗,没有注,到了明代,宫词才开始有注。诗是注重感情和细节的,用这种文学性很强的体裁写历史,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历史的细节,还因此受到历史氛围的感染。

袁世凯称帝83天的“洪宪王朝”与法国的拿破仑第三通过政变建立的王朝,在外观上很相似,都是一场充满了笑料的闹剧。袁世凯也许认为自己干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建立中华大帝国,为子孙建立万代基业,可是,这件事从酝酿到出台,似乎没有任何正剧的内容。可

悲的是,竟有一些新旧知识分子极为认真地卷入其中,这是能给后人许多教训的。

袁世凯一伙人在舞台上演得越严肃,在旁观者看来,就越可笑。本文要说的王闿运,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他为洪宪王朝的宫廷大门(即今天的中南海南门)题了一副对联: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是“旁观者清”。这是年过古稀、经历了许多战乱和政治风波的饱学宿儒,对于洪宪帝制活动的感受。

《洪宪纪事诗》的作者刘禺生更是一个旁观者。他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当然是洪宪帝制活动的反对者。然而,写此书时,大多时候刘禺生是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的,不动火气,平静地把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娓娓道来,自然而然地显示其可笑、可憎之处,使读者忍俊不禁。孙中山在为《洪宪纪事诗》写的“叙辞”中说,他与刘禺生“畅谈《新安天会》剧曲故事,予亦不禁哑然自笑”。《新安天会》就是用不伦不类的“现代京剧”丑化和讽刺孙中山,而孙却从“旁观者”的立场看出了可笑。《洪宪纪事诗》一问世,便脍炙人口,风行一时,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刘禺生的老乡董必武在1960年为刘的另一本著作《世载堂杂忆》写的序中,也指出《洪宪纪事诗》初出版时,是很受读者欢迎的。如果现在有一本以这种形式和文采描写“文革”的书,肯定也会风行海内外。

我说《洪宪纪事诗》中有许多可笑的人和事,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一伙人的所作所为,与那个时代(“五四”前夕)极不和谐,人物与背景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才造成了笑料。

本文要说的是清末民初的两个大名士:王闿运和杨度。这两位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湖南湘潭人,王是老师,杨是学生;两人都受到当时巅峰人士的重视和利用,都热衷于做“帝王师”,热衷于搞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出身的家庭地位都不高,后来取得的成绩都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两个人也都有很可笑的一面,在洪宪黑幕之前,显得很滑稽,但王闿运和杨度对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杨度老想把他老师拖入洪宪活动的泥潭中,这一方面可以加大帝制活动的力度,一方面也可以抬高自己在袁世凯集团中的地位。而王闿运却没有把自己交给袁世凯,一直是在冷眼注视着这场表演,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这些在《洪宪纪事诗》中皆有精彩的描绘。

王闿运,字壬秋。自清同治以来,就以诗文与经学有名于时,到了民国初年,如钱基博先生所说:“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现代中国文学史》)。可是,王闿运不以文章家自居,他在去世前,伏枕疾书自挽说:“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掷笔而逝。可见他认为自己本应是经学家、政治家。他的经学著作不少,对于晚清经今文学派的昌盛有一定的贡献。虽然他更认为自己长于纵横捭阖之术,应该在晚清政局变动中产生影响,实际上,是一事无成。他在曾国藩幕府时,曾秘密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可惜,曾氏没有那么大胆子。肃顺对王也是很看重,曾在咸丰皇帝面前推荐他为翰林。但恰在召其进京的过程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诛杀了顾命大臣肃顺等人。王闿运失去了依靠,入京选官之事只得作罢。从此,他再没有遇到过可以接近中枢的机会。玩弄“帝王术”的人士,要有所凭借,或是接近权力中枢,或是依靠实力派,总之是要凭借他人的力量为自己建立事功。中年以后的王闿运两边都不搭界,则不免有生不逢时的感喟。

民国三年,窃得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还不以此为满足,他担心的是失去大总统的名位和权力。当然,此身不失,还能把大位传给后代的最佳办法,就是做皇帝。为了筹备帝制,袁世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不但要找能为帝制帮忙的人材,还不能少了帮闲人物,因为有了这些才使人觉得“圣朝无阙事”,对时代产生一种完美感。袁氏王朝的帮闲人物包括前清遗老和京内外的耆旧名宿,为了安置这些人物,袁世凯仿照历代的模式开办了国史馆。杨度推荐王闿运为馆长,当时王氏已经八十有余,被视为学界之大佬,又是袁世凯心腹杨度的老师,自然要借重他,帝制诸臣无异议。袁世凯对此事也颇重视,他派使者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聘书,奉三千银元,并指示湘鄂豫直四省将军、巡按使沿途照料,护送入京。一路之上,火车轮船,送往迎来,十分风光。

已经有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王闿运,从湘潭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但是他此行却带有游戏的性质。在武昌大宴抱冰堂时,王赋诗言志说:“闲云出岫本无意,为渡重湖一赏春。”这不单纯是文人士大夫的矜持或矫情,确实能反映他对现实政治的感受。王闿运虽然一生都在传经授徒,可是他心系政治,在官场上进进出出也有了四五十年的历史,又经历了太平天国、“祺祥政变”、戊戌变法、义和团,乃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很熟悉这些黑幕政治的内涵及背后的操作(他所欣赏的“纵横术”就是这一套),因而他是谨慎的。他也知道所谓“国史馆”纯粹是太平盛世之点缀,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自己根本没有进入洪宪帝制活动的核心,甚至他认为连杨度本人也不是权力中枢里的人物。王闿运不想在他看来没有多少意义的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因此,他到参政院开会,也只是“未闻其说,随众举手而已”,表现得特别消极。这一次他只在北京呆了半年多一点,便不辞而别了。这位老名士很会处理官场里的进退,他很好地利用了一个契机。

当时,拥护洪宪帝制的人中有一群很疯的女郎,她们是北京达官显贵的小姐或姨太太,并自称大总统门生。这些人冶服香车,招摇过市,胡作非为。她们醉心时髦,建立女子参政会,搞请愿、砸报馆,坚决支持袁世凯做皇帝。但她们做得太过分了,特别是砸报馆,得罪了舆论界,京城的报章上尽是讽刺和批评她们的文字。一些讽刺诗指名道姓,描绘了她们的丑态,甚至牵连到袁世凯本人。这样,大总统坐不住了,不得不下令整饬风俗。他指示使肃政史(相当于清代的御史)夏寿康针对这些时髦女子的违礼背俗的行为具折上奏(这时还未恢复帝制,但是官制、礼俗已经完全同于封建时代),要求整顿风俗。《洪宪纪事诗》中记载了这个奏折中的“警句”:“处唐虞赓歌之世,而有郑卫秉ND243之风。自古帷薄不修,为官箴之玷;室家弗治,乃礼教之防。其何以树朝政而端国俗!”这些句子是当时盛传于京城的。此折一出,内务部长朱启钤也坐不住了,一来这件事是他职责之所在,二来朱府上的三小姐就是这些时髦女性中的“班头”,当时有人写的打油诗就有这样的句子:“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所以,内务部令城厢警察密禁在京官眷,约束她们的行为,京中风气才为之一变。

正是趁此机会,王闿运表示要辞去自己的国史馆馆长和参政院参政的职务,其“理由”具于呈文之中:“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在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职兼各职事。”所谓“帷薄不修”,也就是内宅家眷行为不够检点之意。当时,王闿运的生活起居完全依靠保姆周妈,特别爱张扬的王闿运公开对天津《益世报》的记者说:“周妈,吾之棉鞋大被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此语一出,舆论哗然。上海《时报》发表了《周妈传》;一首写王闿运与周妈关系的《老荡子行》传遍全国;北京的《顺天时报》还揭露了周妈左右王闿运,在国史馆招权纳贿等事。因此,他在辞呈中说: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致惹肃政史列章弹奏,实深惭恧,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行移风易俗之化。这个辞呈是话中有话,把周妈当做挡箭牌,借坡下驴。于是,他把国史馆的大印交给杨度保管,11月间登车而去。在火车上他也没有忘了给袁世凯写信,说明自己辞职的理由,不过信中主要提到了国史馆经费不能到位,馆职本属名誉性质,因有月俸,遂成利途,弄得他很不开心,于是,便掼纱帽而去。

当然,这些都是借口。章太炎就说:“缃绮此呈,表面则嬉笑怒骂,内意则钩心斗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如此。”

令人奇怪的是,一辈子都幻想要在改朝换代过程中起“谋主”作用的王闿运,为什么面临着即将出现的洪宪王朝,却不肯与袁世凯合作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其原因很多,例如年龄已老,阅历已多,不太愿意陷入前途莫卜的冒险中去,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不愿意在他驾下称臣。王一生热衷于“帝王术”,要选“明主”而事,抓住非常之机会,谋划非常之韬略,建立非常之功业。换句话说,“帝王术”就是物色、选择、辅佐“真龙天子”的权术,其中“物色”是第一义的。杨度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感,对当时重大问题的看法也大多吻合,他把袁看成当时的第一伟人。而王闿运与袁世凯没有个人渊源,对于他没有特别的好恶(袁处理他的门生宋育仁一案,还使其虚惊一场),因而,对袁世凯的评价更客观一些。比如袁世凯在称帝过程中也是畏首畏尾的,不仅要各省之“公推”,又要广询“民意”。对此,王闿运说:“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专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没有受过新的思想意识影响的王闿运主张的,更是“原汁原味”的纵横家的一套,只要有力量就有理,只要拥有最后的胜利就拥有了历史。这是原始纵横家观察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原则。在王的眼里,袁世凯不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其帝制操作更是瞻前顾后,当断不断。因此,王闿运虽然也认为“自古未闻以民主国者”,只有帝制才是中国的出路,可是袁世凯断非未来皇帝的适当人选。用他给杨度信中的话说,“总统系民主公仆,不可使仆为帝”。因此,他劝杨度不要在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最好是回乡隐居。当民国4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时,此时在湖南的王闿运还是“遥领”国史馆馆长这个职务的,但他没有任何表示。杨度只好替他拟了一个“劝进电”,以应付袁世凯。据小说家言,因为王的“劝进”是有代价的,价格是十万现大洋。钱一直未付,袁倒台后,王闿运还派周妈到北京“新华宫”去要账。

杨度虽然不是洪宪王朝的权力核心人物,但他还是进入了袁世凯的圈子,是袁能向他讲私房话的人。自1912年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后,就不断地向皇帝这个目标努力,而且,做了许多为帝制作铺垫的事情。然而在公开场合,谁要谈论复辟、谈论帝制,还是要受到惩处的。湖北商人裘治平上书大总统,说“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请袁世凯下令恢复帝制。袁借此下了一个很长的命令,严惩裘治平,以表白自己对共和的忠诚。公开不能谈论帝制,而心中又常惦记着做皇帝,这种心里话袁世凯是可以与杨度说的。杨度自然明白袁世凯的心理,所以杨度公开谈论帝制就会受到袁的保护。他之所以敢于打出“研究学理”的旗号建立筹安会,这是得到袁世凯秘密授意的。表面上,杨度们说建立筹安会是为了研究一下看什么制度更适合中国,实际上是想探测国人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态度。当有人向袁世凯指出,杨度等人搞的危害共和的帝制活动应予取缔时,袁搬出了“言论自由的原则”作为挡箭牌,仿佛是个人权利的捍卫者。杨度自己认为他从留日以来就守定“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十多年来不变,因此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就是自然而然的。他把这场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的政治赌博,美化成实现自己政治追求的理性活动,事后也决不认错。实际上这是欺世之言,难道他不知道,他挑头办的筹安会是与袁世凯在演双簧?杨度在拉严复进入筹安会的前一天,到严家对严复说起数日前他打麻将赢钱的经过,“挟二千金之天津访所眷某姬,约友作雀戏,以千元作底,加旺子百元,和与翻无限制;会吾轮庄牌,作饼子清一色,案上碰出八九饼”,然后自摸成和,“一次所赢,已逾万金也。吾以是知吾运已入亨通之境,以有所图,必当如愿。”杨度认为自己正处在洪运高照之时,会一通百通的。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杨度才办筹安会。在动员严复加入筹安会时,杨说:“日者相者俱判吾鹏程万里,行且将扶摇上青天。吾不得已告公博ND237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降心相从,何鳃鳃虑夭阏也。”通过洪宪王朝获得个人的发达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洪宪帝制活动中,真心实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没有多少。袁是北洋集团的缔造者,北洋集团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哪个不是他提拔的?可是连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所谓“龙、虎、狗”),不是站在帝制活动之外(王士珍),就是阳奉阴违,而且,背后还搞小动作(段、冯);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幕府高参张一麟,公开向袁讲明他不赞成帝制,而且劝袁世凯也不要这样做;甚至连“皇二子”袁克文也“作讽诗示几谏之意”,他的《感遇》中写道:“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首诗盛传于当时,气得袁世凯把他拘禁在北海。这些是被袁世凯所知的其内部不赞成帝制,或不积极支持帝制的人物。就是那些洪宪活动的积极分子,如自称是袁氏父子“开路先锋”的“四川将军”陈宦,在袁世凯称帝受到各省抵制时,他马上“反水”,通电“劝”袁世凯取消帝制,这一手差点把袁世凯气死。我想之所以如此,除了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外,当时帝制不得人心的大环境是个决定因素。

非常奇怪,杨度与袁世凯的关系远没有那些北洋军人们深,然而他对帝制的忠诚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为什么呢?因为北洋军人们都已有了实权,袁若做了皇帝必然要削弱他们的权力,客气点的是杯酒释兵权,残酷一点就是身首异处,自然他们不会支持帝制活动。而杨度则是要通过支持帝制来获取权力的。

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杨度显得特别笨拙。他本来是立志帮忙的,目标是“洪宪王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所以才办筹安会,第一个公开打出恢复帝制的旗号。没想到筹安会毫无作为,只在“征求民意”上下功夫。难怪王闿运嘲笑他,说“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王无愧是搞“帝王学”的专家,哪个皇帝是由民众选出来的呢?杨度的“迂”,使得他从帮忙滑到了帮闲。《洪宪纪事诗》中所记筹安会的活动,大多属于帮闲一类,许多是很可笑的。如《洪宪纪事诗》第九十九首:

讲经别会定南池,一卷楞严报主知。

说到波斯亡国事,城东黑夜走禅师。

这首诗说的是筹安会建立后,杨度、刘师培(北大教授,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以儒教为经,迎衍圣公孔令贻入京。孙毓筠自命耽精佛典,乃倡议迎名僧月霞、谛闲来京讲《楞严经》,恭颂政教齐鸣之盛。这两位禅师被迎到北京后,在东城的锡拉胡同设静禅堂,听讲者每日达数百人,上至“皇子”,下到洪宪群臣,都有人来听讲。有一天,月霞升坛讲“俗念”一章,他说:“万事皆起于欲,万事亦败于欲。至人无欲,能通佛路。达人去欲,乃获厚福。常人多欲,一切事业,纵因欲兴,亦因欲败,事成知足而能去欲者鲜矣!天道之盈亏有定,人生之欲望无穷。当日波斯国王,征服邻近诸国,身为皇帝,仍穷兵黩武,欲使世界无一存在之国。一旦事败,内忧外患迭起,国破而身亦随亡,足见欲望者为败事之媒,是以君子务慎欲也。旷观世界历史人物,做小官者,欲为大官;做大官者,欲为宰相;得做宰相,欲为皇帝;既做皇帝,又欲长生不老,求仙寻佛,以符其万万岁之尊号,皆‘欲念’二字误之也。”这本来是中国道家、佛家的基本理论,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月霞大师没有想到其座下的听众正是一帮“欲为大官”、“欲为宰相”、“欲为皇帝”的名利之徒。他的这些话,是当着和尚骂贼秃。于是,这些听众大怒,纷纷指责月霞是“藉口说法,诋毁当今”,甚至要把他送到军法处,按军法处置。吓得孙毓筠连夜把月霞送往丰台,坐火车逃往天津。本来是想通过“三教”名流在北京讲坛上宣扬其教理,以体现盛世能包容一切,最后还是弄巧成拙,可笑之极。

像这一类事情,杨度、筹安会干得很多。如“论证”共和制度没有力量,因为它是女性,因为《汉书·外戚传》所载汉代宫中女官里有“共和”这个名号,严复等就把共和制度定为“女性”。于是,筹安会的理论家们就说,实行共和制度,国家必弱;帝制是阳性的,中国只有靠帝制才能富强。又如,当年北京郊区闹蝗灾,蝗虫遍地都是。这时筹安会的考证家们又提出,蝗虫背腹皆显现出“王”字,这是上天藉此预示着人间将有“王”产生了。正如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对袁世凯所说的,“筹安会之流谋,皆文人徒事空言,无实力武功”(《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杨度立志帮忙,却成了帮闲。

袁世凯对帮闲人物是持可有可无态度的,杨度在筹安会运作起来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做。于是,他从袁世凯的帝制策划人,慢慢滑向“皇太子”袁克定,成了他的高级幕僚。洪宪帝制活动中最积极的实际上是袁克定,如果说袁世凯搞不搞实际的帝制,当不当真皇帝,自他做了大总统之后到他死,都一直是有点犹豫的。可是袁克定一心一意想的是促成帝制,把老爸赶紧捧到皇帝位子上去,将来他好接班。从这一点上看,他与杨度是非常一致的。袁克定退居小汤山之后,每天与杨度往来,事无巨细都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人说,“杨度言论,代表克定”,这对杨度本意来说也许是个悲剧。其实,他帮助小袁做的无非是如何坚定袁世凯对帝制的信心,如何让袁世凯更快地走向皇帝的宝座。杨度在协助小袁的过程中倒是充分运用了“帝王术”,像老袁只看《顺天时报》,小袁就伪造一份只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的《顺天时报》,报上刊登的都是支持“洪宪”帝制的文字,这种“奇谋”,可能就是杨度的主意。不过这种掩耳盗铃的“奇谋”,早就被战国时代看重“术”的纵横家嘲笑过了。

《洪宪纪事诗》记载杨度在洪宪帝制活动中的种种作为,除了丑恶一面外,大多是喜剧性的,令人感到可笑可气。之所以说是喜剧性的,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严肃和崇高的成分。而杨度认为洪宪帝制活动是个崇高的悲剧性的事件,是袁世凯的软弱才使其中途夭折。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中,1916年,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杨度对此不满,于该年4月10日辞去参政职务。之后人们追究帝制活动的责任,要求袁世凯从大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杨度于4月20日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苟蕴孽一身而有裨国事,刀锯鼎镬,其甘如饴”,并表示反对要求“元首退位”。当然,这些都是激愤的话,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不仅不错,而且,正确得很。人们把洪宪帝制看成滑稽戏、闹剧,但杨度要把这场戏演到底。确实也只有他演到了最后,戏的主角袁世凯的精神和身体都顶不住了,他第一个退场了,从皇帝位上下来后不到三个月,就于6月6日病死。临终之前,他的遗言是“杨度误我”。次日,杨度到袁府上吊唁,他用丈余长的贡缎书写了挽联,从中可见其对洪宪帝制事件的认识: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以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副挽联的用意很明显,是说中国特有国情,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不仅共和制度耽误了中国,而且勉强实行共和制度的中国也败坏了共和制度的名声。下句是批评袁世凯轻易地放弃了洪宪帝制活动,结果不仅自己吃亏,而且,也败坏了君主立宪制度。

黎元洪继袁世凯担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为了满足各地各派反对帝制者的要求,由黎发布通缉“洪宪帝制”分子的命令。被通缉者,最初主要包括筹安会“六君子”和以朱启钤为首的“七凶”,共十三人,或称“十三太保”。后来“十三太保”中的许多人因有各种关系而被保护除名,惟有杨度等个别人不得已逃到外地藏了起来。杨度藏到天津租界里,他表示,宁愿接受审判,也决不认错。不仅对他所敌视的段祺瑞如此,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改组国民党时,杨度请孙先生实践在日本东京时的约定,准许他加入国民党,孙先生要他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支持袁世凯帝制活动的错误,向全国人民道歉。杨度仍然不肯检查,在这一点上,他不如筹安会的“副理事长”孙毓筠,孙写了“忏悔录”。不过,到了晚年,杨度以加入在当时来说最先进的组织来表白自己的一片为国之心。这是不是“帝王术”的再一次实践,就非局外人所能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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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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