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的信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7 次 更新时间:2015-04-09 2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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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父胡传,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经过一个时期的文史经籍训练后,他对于地理研究,特别是边省的地理,大起兴趣。他前往京师,怀了一封介绍书,又走了四十二日而达北满吉林,进见钦差大臣吴大澂。吴氏是现在见知于欧洲研究中国学问者之中国的一个大考古学家。

   吴氏延见他,问有什么可以替他为力的。我父说道:“没有什么,只求准我随节去解决中俄界务的纠纷,俾我得以研究东北各省的地理。”吴氏对于这个只有秀才底子,在关外长途跋涉之后,差不多已是身无分文的学者,觉得有味。他带了这个少年去干他那历史上有名的差使,得他做了一个最有价值、最肯做事的帮手。

   有一次与我父亲同走的一队人,迷陷在一个广阔的大森林之内,三天找不着出路。到粮食告尽,一切侦察均归失败时,我父亲就提议寻觅溪流。溪流是多半流向森林外面去的,一条溪流找到了首,他们一班人就顺流而行,得达安全的地方。我父亲作了一首长诗纪念这次的事迹,乃四十年后,我在《论杜威教授系统思想说》的一篇论文里,用这件事实以为例证,虽则我未尝提到他的名字,有好些与我父亲相熟而犹生存着的人,都还认得出这件故事,并写信问我是不是他们故世已久的朋友的一个小儿子。

   吴大澂对我父亲虽曾一度向政府荐举他为“有治省才能的人”,政治上却并未得臻通显,历官江苏、台湾后,遂于台湾团中日战争的结果而割让与日本时,以五十五岁的寿延逝世。

  

   二

   我是我父亲的幼儿,也是我母亲的独子。我父亲娶妻凡三次;前妻死于太平天国之乱,乱军掠遍安徽南部各县,将其化为灰烬。次娶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长子从小便证明是个难望洗心革面的败子。我父亲丧了次妻后,写信回家,说他一定要讨一个纯良强健的、做庄家人家的女儿。

   我外祖父务农,于年终几个月内兼业裁缝。他是出身于一个循善的农家,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全家被杀。因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故被太平军掠做俘虏,带往军中当差。为要防他逃走,他的脸上就刺了“太平天国”四字,终其身都还留着,但是他吃了种种困苦,居然逃了出来,回到家乡,只寻得一片焦土,无一个家人还得活着。他勤苦工作。耕种田地,兼做裁缝,裁缝的手艺,是他在贼营里学来的。他渐渐长成,娶了一房妻子,生下四个儿女,我母亲就是最长的。

   我外祖父一生的心愿就是想重建被太平军毁了的家传老屋。他每天早上,太阳未出,便到溪头去拣选三大担石子,分三次挑回废屋的地基。挑完之后,他才去种田或去做裁缝。到了晚上回家时,又去三次,挑了三担石子,才吃晚饭。凡此辛苦恒毅的工作,都给我母亲默默看在眼里,他暗恨身为女儿,毫无一点法子能减轻他父亲的辛苦,促他的梦想实现。

   随后来了个媒人,在田里与我外祖父会见,雄辩滔滔的向他替我父亲要他大女儿的庚帖。(按胡先生《我的母亲订婚》一章里面,用的是“八字”二字,英文系Birth date paper,故译庚贴似较贴切。)我外祖父答应回去和家里商量。但到他在晚上把所提的话对他的妻子说了,她就大生气。她说:“不行!把我女儿嫁给一个大她三十岁的人,你真想得起?况且他的儿女也有年纪比我们女儿还大的!还有一层,人家自然要说我们嫁女儿给一个老官,是为了钱财体面而把她牺牲的。”于是这一对老夫妻吵了一场。后来做父亲的说:“我们问问女儿自己。说来说去,这到底是她自己的事。”

   到这个问题对我母亲提了出来,她不肯开口。中国女子遇到同类的情形常是这样的。但她心里却在深思沉想。嫁与中年丧偶、兼有成年儿女的人做填房,送给女家的聘金财礼比一般婚姻却要重得多,这点于她父亲盖房子的计划将大有帮助。况她以前又是见过我父亲的,知道他为全县人所敬重。她爱慕他,愿意嫁他,为的半是英雄崇拜的意识,但大半却是想望帮助劳苦的父亲的孝思。所以到她给父亲逼着答话,她就坚决的说:“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好人,请你们俩作主。男人家四十七岁也不能算是老。”我外祖父听了,叹了一口气,我外祖母可气的跳起来,忿忿的说:“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罢,听你情愿罢!”

  

   三

   我母亲于一八八九年结婚,时年十七,我则生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我父殁于一八九五年,留下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我父弃世,我母便做了一个有许多成年儿女的大家庭的家长。中国做后母的地位是十分困难的。她的生活自此时起,自是一个长时间的含辛茹苦。

   我母亲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中国史书记载唐朝有个皇帝垂询张公仪那位家长,问他家以什么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离拆散。那位老人家因过于衰迈,难以口述,请准用笔写出回答。他就写了一百个“忍”字。中国道德家时常举出“百忍”的故事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曾觉察到许多苦恼、倾轧、压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班接脚媳妇凶恶不善的感情,利如锋刃的话语,含有敌意的嘴脸,我母亲事事都耐心容忍。她有时忍到不可再忍,这才早上不起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丈夫,她从不开罪她的媳妇,也不提开罪的那件事,但是这些眼泪,每次都有神秘莫测的效果。我总听得有一位嫂嫂的房门开了,和一个妇人的脚步声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她转来敲我们房门了。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给我的母亲,劝她止哭,母亲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声的认错,然后家里又太平清静得个把月。

   我母亲虽则并不知书识字,却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我是一个早慧的小孩,不满三岁时,就已认了八百多字,都是我父亲每天用红笺方块教我的。我才满三岁零点,便在学堂里念书。我当时是个多病的小孩,没有搀扶,不能跨一个六英寸高的门槛。但我比学堂里所有别的学生都能读能记些。我从不跟着村中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更因我缺少游戏,我五岁时就得了“先生”的绰号。十五年后,我在康奈耳大学做二年级时,也同是为了这个弱点,而被Doc(Doctor缩读,音与dog同,故用作谐称。译者)的诨名。

   每天天还未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后把对我父亲所知的一切告诉我。她说她望我踏上他的脚步,她一生只晓得他是最善良最伟大的人。

   据她说,他是一个多么受人敬重的人,以致在他间或休假回家的时期中,附近烟窟赌馆都改行停业。她对我说我惟有行为好,学业科考成功,才能使他们两老增光;又说她所受的种种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读书来酬偿。我往往眼睛半睁半闭的听。但她除遇有女客与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外,罕有不施这番晨训的。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学。我年稍长,我总是第一个先到学堂,并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去敲先生的门要钥匙去开学堂的门。钥匙从门缝里递了出来。我隔一会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朗朗念书了。学堂里到薄暮才放学,届时每个学生都向朱印石刻的孔夫子大像和先生鞠躬回家。日中上课的时间平均是十二小时。

   我母亲一面不许我有任何种类的儿童游戏,一面对于我建一座孔圣庙的孩子气的企图,却给我种种鼓励。我是从我同父异母的姊姊的长子,大我五岁的一个小孩那里学来的。他拿各种华丽的色纸扎了一座孔庙,使我心里羡慕。我用一个大纸匣子作为正殿,背后开了一个方洞,用一只小匣子糊上去,做了摆孔子牌位的内堂。

   外殿我供了孔子的各大贤徒,并贴了些小小的匾对,书着颂扬这位大圣人的字句,其中半系录自我外甥的庙里,半系自书中抄来。在这座玩具的庙前,频频有香炷燃着。我母亲对于我这番有孩子气的虔敬也觉得欢喜,暗信孔子的神灵一定有报应,使我成为一个有名的学者,并在科考中成为一个及第的士子。

   我父亲是一个经学家,也是一个严守朱熹(—一三零——一二零零)的新儒教理学的人。他对于释道两教强烈反对。我还记得见我叔父家(那是我的开蒙学堂)的门上有一张日光晒谈了的字条,写着“僧道无缘”几个字。我后来才得知道这是我父亲所遗理学家规例的一部。但是我父亲业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去做了一员小吏,而我的几位哥子则都在上海。剩在家里的妇女们,对于我父亲的理学遗规,没有什么拘束了。他们尊守敬奉祖宗的常礼,并随风俗时会所趋,而自由礼神拜佛。观音菩萨是他们所最爱的神,我母亲是为了出于焦虑我的健康福祉的念头,也做了观音的虔诚信士。我记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观音阁里去进香,她虽缠足,缠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还是步行来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七所)里读书。读了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在这个期间,我读习并记诵了下列几部书:

   1.《孝经》:孔子后的一部经籍,作者不明。

   2.《小学》:一部论新儒教道德学说的书,普通谓系宋哲朱熹所作。

   3.《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4.《五经》中的四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

   我母亲对于家用向来是节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学金,却坚要比平常要多三倍。

   平常学金两块银元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块钱,后又逐渐增加到十二元。由增加学金这一点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于上述数目比率所未能给的利益。因为那两元的学生,单单是高声朗读,用心记诵,先生从不劳神去对他讲解所记的字。独我为了有额外学金的缘故,得享受把功课中每字每句解给我听,就是将死板文字译作白话这项难得的权利。

   我年还不满八岁,就能自己念书,由我二哥的提议,先生使我读《资治通鉴》。

   这部书,实在是大历史家司马光于一零八四年所辑编年式的中国通史。这番读史,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我不久就从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号编成有韵的歌诀,以资记忆。

   随后有一天,我在叔父家里的废纸箱中,偶然看见一本《水浒传》的残本,便站在箱边把它看完了。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着全部。从此以后,我读尽了本村邻村所知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用白话或口语写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人胜的趣味。它们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坏的也教,又给了我一件文艺的工具,若干年后,使我能在中国开始民众所称为“文学革命”(Literary Renaissance ,直译当为文艺复兴。译者)的运动。

   其时,我的宗教生活经过一个特异的激变。我系生长在拜偶像的环境,习于诸神凶恶丑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狱的民间传说。我十一岁时,一日,温习朱子的《小学》,这部书是我能背诵而不甚了解的。我念到这位理学家引司马光那位史家攻击天堂地狱的通俗信仰的话。这段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这话好像说得很有道理,我对于死后审判的观念,就开始怀疑起来。

   往后不久,我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读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所说起的这一段,述纪元五世纪名范缜的一位哲学家,与朝众竞辩“神灭论”。朝廷当时是提倡大乘佛法的。范缜的见解,由司马光摄述为这几句话:“形者神之质也,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刃。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灭而神在哉。”

   这比司马光的形灭神散的见解——一种仍认有精神的理论——还更透彻有理。

   范缜根本否认精神为一种实体,谓其仅系神之用。这一番化繁为简合着我儿童的心胸。读到“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更使我心悦。

同在那一段内,又引据范缜反对因果轮回说的事。他与竞陵王谈论,王对他说:“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范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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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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