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

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寻找祭奠忠烈的纪念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赢得那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之后，我们又陷入了另一场战争——内战。而后，我们在30年内，再度经历无数次内部清理，歪曲与荒谬让人不敢想象还有什么会原封不动。

湖南。

在6月的三湘大地驱车行走了2300公里，历经10座城市，我却发现，寻找纪念碑的感怀并不是只有绝望二字，虽然这里曾发生的6次惨烈的正面战场大会战，在我上学的时候，从未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

长沙、常德、衡阳、芷江、南岳，那些纪念碑也许被摧毁过，但又顽强地被重建起来;那些纪念碑也许现在还颠倒着，但它毕竟固执地存在着。

不该被忘记的，永远不会被忘记。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宿命。

正午岳麓山

与长沙城隔湘江相对的岳麓山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最后一座。山并不高，主峰海拔300.8米，但却可以俯视整座城市。所以，从军事角度看，长沙存亡，与其制高点岳麓山有莫大关系。

在抗战史中，以长沙命名的会战有3次，还有一次叫长衡会战，指的是长沙与衡阳。1939年到1941年，长沙三战，日寇每次均损失数万，惨败而归。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更是世界公认的，由中国军队取得的一场大胜仗，日军被毙伤5万余人，整个太平洋战场盟军的低迷士气为之一振。

那一仗，以“天炉战法”扬名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所就设在岳麓山下爱晚亭附近的房屋内。重炮旅则部署在山顶上，事先对长沙城内各处主要目标做过准确测量，因而对日军造成极大杀伤。

如今，长沙市政府正准备将薛岳的指挥所改建成长沙抗战纪念馆，而当年的炮兵阵地则已无迹可寻。不过，保卫长沙阵亡将士的墓碑还可以找到，他们大多葬于岳麓山，应有10万之众。

在最高处云麓宫外，有阵亡将士名录碑栏。碑栏一共有13块，里外都密密麻麻地刻满了人名，每块上面四五百人，总共大约有5000人。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大多数名字需要仔细辨认才可读出。大多数来这里登高远眺的游客似乎都未曾注意到，手下扶着的栏杆内外，还有这么多字。它们已经将这座城市俯瞰了60多年。

由云麓宫后下山，走不了多远就是响鼓岭。如果不是随行的向导提醒，我根本没有发现，在马路旁边的一块小土包前还立着一块碑，那就是“长沙会战碑”。碑高2.35米，宽1米，记述了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历，但字迹模糊已难读全。

据记载，这块碑立于1948年，远置于云麓宫前，周边环绕阵亡将士碑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才被移到现在这个位置。移来时，不知是工人不识字还是故意如此，碑的正、背两面还被放反了。

岳麓山下，原共青团湖南省疗养院，在一幢欧式建筑前，依旧倾覆着几块花岗岩断碑，上面可见“军中将侯旅长”几个字，余下文字连同石碑一起被拦腰截断。据说，这块断碑已在那里躺了10多年。

距那里数十米远就是正在修缮的73军抗日阵亡将士墓。再往下，湖南大学法学院附近还有已修葺一新的麓山忠烈祠，那是为第四路军抗日阵亡将士修建的。

时值正午，忠烈祠关门休息。年轻学生们在路上穿行，阳光灿烂。

夕阳常德坊

在常德最好找的一处建筑也许就是这里了，陆军74军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坊。位于市中心，门牌号码青年南路68号。几乎无人不晓。

牌坊建得并不华丽，一层三门制式，3层楼高。在我的印象中，牌坊似乎是灰色的，仿佛用水泥砌成一般，夕阳之下，静谧安详，好像在欣慰地看着门前的车水马龙，园内散步的市民。

走进牌坊是一处不大的园子，花草繁茂。园子中央立着一块四方形的纪念碑，大约四五米高的样子。碑建于两层石阶之上，第一层7级，第二层5级，二层平台20步见方。碑的四面均刻有当年政府要员的题词，如南面为孙科所书“已表精忠光日月，长留浩气在人间”。

站在纪念碑下回望，朴素的纪念坊更显肃穆。牌坊上何应钦题写的对联与横额简洁而激昂。上联是:“忠贯日月”，下联为“气壮山河”，中间四个大字:“万古军表”。

1943年11月，日军集中5个师团、4个支队共计8万余人和130架飞机，对常德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军队集中28个师约19.4万人进行防御，常德会战打响。但是，由于中国军队指挥官判断失误，常德城25日陷入重围。守城的正是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

当时担任57师171团3营7连2排一个班副班长的李超，现在已经81岁。他向我讲述了那“万古军表”的一战。

“鬼子兵来势汹汹，4万多人打我们守城的8000人。虽然敌众我寡，但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乡，必须决一死战，都没准备活着回去。”老人情绪激昂地说，“战斗打响没多久，一个传令兵就带着余程万师长的命令进了我守的碉堡，大声宣读。命令是这么说的，‘官佐弟兄们，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要与日本鬼子在常德城决战，只准成功，不准投降，牺牲者光荣，偷生者可耻，宁可战死，不当俘虏。’”

李超那一战在阵地上打了9天9夜，最后在巷战中拼刺刀时负伤被抬出城。而另一名现年85岁的老兵吴云凯则坚持到城破前一刻。当时，他是57师169团团部文书。

他回忆说:

“常德血战中，经常有中国士兵单人面对上百敌人，身上缠几枚手榴弹，手上拿两枚冲向敌群，甩几枚后就拉响身上的与敌人同归于尽。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总要给自己留一枚手榴弹，藏在腋下，那是最后时刻用的。

“鬼子爬城时，我们一个掩体一般只有1个人，要管10～20米的城墙，我们开始扎稻草人，晚上放在城墙上，白天收，勤务兵、炊事员、卫生员、轻伤员全部上了战场，弹药也不够了，我们开始收集大刀、梭镖、竹签跟敌人肉搏。后来，只要我们一摆出拼刺刀的架势，日本人转身就跑。”

到了12月2日，8000守军只剩100多人。吴云凯至今还记得那天师长发给重庆军事委员会和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两份电报:

“弹尽、粮绝、人无、城已破，副师长、参谋长同守一屋，誓死为上……”

后来，在下属劝阻下，余程万带人冲出重围寻找援军，城中只留下169团团长柴意新和其余29人，他们向日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冲锋。几天后，58军赶到，余程万向58军11师借了一个团，于9日中午收复常德。

老人们回忆，这一战，常德城中只剩一座西班牙教堂还有房顶，没有一块青石路板上没有尸体的，有中国军人的、更多的是日本兵的尸体。此战之后，57师军装右臂上添了两个字:常德。他们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成为第一支进入南京收缴日军武器和接受投降的中国军队。

在74军纪念坊旁边有一条500米长的小街，名为“烈士街”。老人们都说，以前每逢刮风下雨的日子，总能在街上听到军队厮杀的声音。

雨中受降镇

从常德向西，穿张家界，入湘西，一路风景如画，再往怀化地区走，过了麻阳不久，就到了抗日名城芷江。

那里，在二战时建有远东盟军第二大机场。陈纳德的飞虎队从那里起飞，轰炸东京、支援前线，最终彻底夺回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那里，还是侵华日军举着白旗前来洽降的地方。1946年，当地人在芷江机场以南七里桥修建了一座牌坊，取名“受降纪念坊”，现在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拜谒纪念坊的那天正赶上雨，天空低沉，细雨如泣，但心情却并不压抑，特别是想到老人们对1945年8月21日那一天的描述。

现在83岁的陈光杞当年是常德县县长戴九峰的秘书。他清楚地记得: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那个时候我就在常德，看见常德上空一架日本飞机飞过去，机尾还拖着白旗。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那架飞机是去芷江签字投降的。那不止我一个人看到，常德80岁以上的老人应该都有印象。平时我们看到日本飞机都很紧张，那一天不同。那架飞机感觉很奇怪，低着脑袋，挂着白旗。第二天我看报纸，头版头条就是，日本投降了。”

当时目睹日军降使今井武夫抵达的一位记者写道:

“在飞机旁等待他们的是4辆军用吉普车，除第一辆引路外，其余每辆车的右侧都插有一面白旗……率先下飞机的今井武夫身着土黄色军装，拉长着的脸没有丝毫表情，他坐上第一辆插着白旗的吉普车前座……这支特殊的小车队徐徐开向会场，能听见的只是摄影机开关和转动声。目睹这一切的人们是扬眉吐气的:侵略者终于有了这么一天！”

纪念馆大门宏伟，门额上有大理石刻的三个隶书大字“凯旋门”，大门两边有4个象征胜利的V字。走进大门，迎面耸立着的就是大理石雕砌的受降纪念坊。坊高8.5米，四柱三拱门，远远看去，像是一个中文的“血”字，因此又称“血字坊”。这是华夏大地唯一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的标志性建筑，坊上有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人题的楹联，有王东原、于右任、孙科、居正等人的题额。不过由于建坊时，国内时局已趋紧张，各位大员无暇至此，多以电报传来题词，再由当地人题写，因此无一为手书原迹。今日遥想，内战之忙竟没有时间为胜利喝彩，不禁令人唏嘘。

穿过受降纪念坊向左拐，就是受降会场旧址，建于1938年，是三栋鱼鳞板式双层木结构平房，构成一个品字形。中间为受降堂，右侧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左侧为陆军总司令、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的办公室。

受降堂并不如想象规模大，进门左手是记者席，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右手就是会场，颇似京剧里三堂会审的公堂。正中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两旁是他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坐在堂上的是中美两军将领，堂下“受审”位置则是今井武夫等人的坐席，他们在那里呈上了包括驻台湾日军在内的所有侵华日军集结地区的军事地图，接过中美关于日军投降事宜安排的4份备忘录，等待中国军方正式派人接受投降。

今井武夫在芷江共停留52小时。一夜之间，湘西小镇芷江成为华夏名城，欢乐从这里出发，散布到曾被日军蹂躏的每一片国土，散布到大后方的各个角落，举国欢腾。

每想到这里，心中油然而生一阵快意。是夜，雨未停，和侗族朋友畅饮30斤米酒。

傍晚岳屏山

岳屏山其实不能算山，而是一个土丘，缓缓走上去15分钟足够了，而这里竟是衡阳的制高点之一。1944年，第10军方先觉军长带着他的士兵，就依靠这样的地理条件，死守衡阳47天，敌我战损比达3∶1。

83岁的曾琪老人曾亲历那一战。他说，方先觉早有与日军在衡阳死战之意，因此日军到来之前，已把城中百姓疏散一空，只留百把人为军队做饭送水。另外，城外丘陵地带的枫树山、张家山、萧家山、天马山，守军将日寇来犯一侧的山体削成直壁，只待日军来送死。

6月20日，日军第11军中将司令横山勇下达了进攻衡阳的命令，直接进入衡阳战场的日军达2. 6万人，而守城第10军部队仅1.8万人，装备也无法与日寇相比，但这一仗打得日军胆寒，至今日本还有一个衡阳战役生还者协会。

据当事人回忆，一开始日军还攀爬云梯攻击各处小山，后来云梯已经用不着了，因为直壁下堆积的日军尸首已成一个斜坡，高与山齐，可以直接踩着向上了。而山上碉堡中的中国机枪射手，必须先用子弹把堵住射孔的日军尸体打碎，才能看到下面的情形。

最后，日军竟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这才逐步攻入城中。47天之后，方先觉手中虽然还有兵，但早已没有粮食。眼看援军就在附近却驻足踟蹰不前，方欲举枪自杀，手枪却被部下踢飞，最终被俘。后来，他又被国民党散兵组成的湘南游击队救出来，回到重庆，人皆感其忠勇，官复原职，未遭治罪。

1945年，衡阳光复，当年曾参与衡阳守卫战的师长葛先才在岳屏山上挖出了大批中国军人尸体，合葬一处，立碑纪念。

曾琪回忆说，虽然埋了一年多，但尸首被挖出来的时候，许多人面目依旧清晰。因尸体的气味太大，葛师长不得不买来大批花露水和香水喷洒，衡阳所有商店里的花露水和香水都被买光了。随尸体一起挖出的还有证件、委任状、相片、家书，甚至还有战士写给爱人的情书，字迹可辨，恍然如昨，观者无不落泪。

傍晚，我循着指引走上岳屏山。小丘上，一座纪念碑直冲云霄，上书“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前一座牌坊上写着“抗战”两个遒劲大字，没有题名，也弄不清是否曾经有过。

纪念碑前两座“纪功亭”中各坐一对青年男女，其中一对在亲密接吻，另两人在看书。绕纪念碑一周，发现碑座上的汉白玉题刻已被抹平，变成了白板。现在上面大多写着xx到此一游，xx祝谁美丽快乐，我爱你等等。

拍完照，在一座纪功亭中小歇。坐在那里的一对青年男女中的女子问道:“你们拍什么呢，是要发表吗？”我如实回答，并告诉他们这里曾经是衡阳抗战的重要阵地，曾有大批中国军人牺牲在此。那女子大感惊讶，说自己是衡阳人，是当地理老师的，根本不知道那些故事。

聊天中得知，两人都是70年代出生。他们都说，对衡阳的那段抗战历史不甚清楚。我找出一篇关于衡阳保卫战的文章给了那个女子，她仔细地看了，随后郑重地用双手还给了我，她说:“我们真应该了解那段历史。”

此时，旁边的餐厅中传出卡拉OK歌声，唱的是《外婆的澎湖湾》。纪念碑周围，有人在锻炼身体，有人在树下饮茶乘凉，有人在小方桌旁打着麻将，一片和平气象。

初晴忠烈祠

在所有抗战纪念碑中，曾被毁坏最严重的，目前也修缮最好的就是南岳衡山脚下的忠烈祠。

今日走进忠烈祠，可谓完全再现了当年设计者仿中山陵所规划的豪迈气势。整座祠宇，划中轴线依山而建，按前低后高，依次为三孔拱门牌坊、“七七”纪念碑、纪念堂、安亭战役纪念亭和享堂五处主要建筑。从下向上看，看不到平台，只有石阶，寓意不断奋进攀登，从上往下看，看不到台阶，只有五处平台，寓意太平安详。

中间草地上嵌有6个花岗岩大字，从上至下读来:“民族忠烈千古”。

最高处为享堂，堂外匾额为蒋中正手书原迹。堂内面积500余平方米，设有祭坛，中置数米高“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左右各有11座神位，纪念各场战役阵亡将士，但显然不全。祭台下刻着这样一段话:恭立忠烈祠，以祠忠烈神，我怀忠烈魂，誓继忠烈神。书写者为薛岳。

建立忠烈祠的提议始于1938年底，当时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全国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中，各战区主官几乎都谈到自己下属官兵大多“暴尸疆场”不能掩埋，“言者伤心，听者敛容”。蒋介石也专门提及此事，称“我军过去最遭敌人轻视的一点，即是我们阵亡将士的忠骸，有许多不仅不能抬回安葬，而且任其遗弃阵地……这是我们最大的耻辱”，“我们忠勇将士为国捐躯，竟至死不得收骨，我们后死者如何对得起他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会后，蒋又私下找到薛岳和第6战区司令陈诚，授意可建忠烈祠。这两位恰好是此事的主要提倡者，自然马上落实。按照建造初衷，除了目前可见的五大主体建筑之外，周围还要修建300座个人和集体墓葬，将官的占地面积为600平方米、校官为240平方米，尉官为75平方米。国民政府颁发的《春二季致祭阵亡将士办法》还规定每年3月29日为春祭，9月30日为秋祭，7月7日要举行公祭。

但忠烈祠未及建造完成，日军侵占南岳。日军投降后，又因内战财力吃紧，工程依旧停顿，再随着全国解放，祭祀也告一段落。只留下忠烈祠和周围19座阵亡将士坟茔。

忠烈祠祠宇和墓碑中共有115件国民党要员题刻，1952年秋，湖南省有关单位指示南岳特区政府，立即“清除”南岳各处“反动遗迹”。1953年5月开始，由南岳特区政府改名而来的南岳管理局组织当地石工数十名分赴各处开工。至6月中旬，上报云:“销毁事竣，并达到凿得与原石面大致平匀，不碍观瞻，不影响建筑物坚固的要求。”

10多年后，忠烈祠四周墓葬再遭红卫兵彻底摧毁。其中一些，因无原样照片，目前尚无法修复。在当地文物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来到了37军60师集体公墓原址，那里本葬有将士遗骸2128具，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是忠烈祠整个墓葬区规模最大的一座公墓。

在忠烈祠大门西边的山上爬了15分钟，我面前出现了一片废墟。四周本应是石壁的地方只剩下红土，中央一片半人高的荒草，七零八落叠堆在荒草中的是巨大的经过加工的花岗岩碎块，那应该是墓塔了。

在被倾毁的墓塔残石背后，有一个面向天空的黑乎乎的洞，那里就是墓道入口，墓门早已不复存在。墓道仅容一人入内，高不到1米，长大概有四五米，里面漆黑一片，打着火机，可以看到地上密密麻麻摆满了骨灰坛。

坛子为深褐色粗瓷质地，30多厘米高，顶上都没有盖子，而是放着一只白色瓷碗。坛子上的字迹清晰可见，写着:陆军第60师抗战烈士忠骸。由于雨水流入，墓道墙壁上都是湿的，还不停地往下滴淌，右侧摸上去有凹凸痕迹的则是刻在墙上的墓志碑铭，为该师师长董煜亲笔撰写。

其中一句痛心自责的话让人记忆深刻:

“其已葬及遗散者未集其标识，欠明者姓名，里籍未详，呜呼！死者烈而主者过矣。”

今天还有多少“主者”，为了这些不该被遗忘的忠魂寝食难安？

不过，也许那些烈士也并不需要那种带着政绩色彩的关怀吧，因为自然有人记着他们。走进享堂的时候，恰好一队国内游客也到此处。一人提议之下，20多人在汉白玉的总神位前站成三排，默哀1分钟，行三鞠躬礼。

此时，堂内鸦雀无声，堂外小雨初晴，寿岳衡山，郁郁葱葱。

(本文摘自《看世界》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