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从南京大屠杀看中国抗战前途

——南京西方人士的观察和预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6 次 更新时间:2015-12-17 22: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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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  

   南京大屠杀前后,正是日军所向披靡、中国抗战十分危险的时刻。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尽管对中国抱有同情,但他一度对中国很没有信心,他警告其外交部,“可以把‘希望’放在将来的政治可能性上”,也就是日本征服中国以后可能出现的新局面上 [①]。如此安排的原因,是他判断:“总的来说国民不抱有很大的希望。报纸上所写的事情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而且没有人认为中国士兵会再次恢复一度失去的‘士气’”。陶德曼认为,中国人在日军的沉重打击下已经麻木,“国民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习惯,表面上一副淡漠的样子。可以看到在空袭中死了丈夫的女性为了把先夫的衣服留给将来的新丈夫用,在墓地旁边非常镇静地洗衣服之类的情景。” [②]

   确实,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是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很多具体的场景下,日本似乎达到了目的,或者说,看到了他们愿意看到的结果。然而,从事件前后的历史长程看,日军不仅没有实现其企图,相反,其史无前例的暴虐激发了中国人的抗战意志和爱国热情,中国民族国家的整合在应对外来严峻挑战的过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某种意义上,南京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毁灭的起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是当时关注南京局势、特别是身处南京的西方人士首先发现的,他们在救助“地狱般的南京”城里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的同时,也对当时正处于侵略颠峰的日军的结局和中国抗战的前途作了富有远见的预测和推断,这是我们在充满悲情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另一面历史之镜。

   本文没有前人类似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鉴,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一、仇恨心态和抵抗意志的激发

   本来,日军无休止的轰炸和炮击,使南京军民的神经高度紧张。而当中国军队结束抵抗时,相当数量的国人和外国人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觉。当时身处南京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A.T.斯提尔报道说:

   中国军队的土气完全崩溃和继之而来的盲目惊慌之后,日军进城时南京城里似乎有种模糊的,松了口气的感觉。人们觉得日军的行为不可能比被他们打败的军队更差些。 [③]

   这种幻觉,在当时南京的西方人士中也存在着,国际安全区官员德国人克勒格尔1937年12月12日夜第一次在改为伤兵医院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见到了日军,他回忆到,“(日军)军官在短暂的视察后表现出了非常善意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和一边战斗一边行军的部队一样很守纪律。” [④]

   基于同样的看法,南京甚至出现过令我们尴尬的情景,“当第一支日军从南门沿中山路开到城里大广场时,为数不多的中国百姓响起稀稀落落的欢呼声。” [⑤]

   事实很残酷。克勒格尔的瞬间印象被证明是错觉,“顷刻之间,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日军口口声声要寻求中国人民的友谊,但他们在南京的残暴行为使他们失去极好的赢得中国民心的机会。” [⑥]

   《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 杜丁也报道了日军用刺刀把带着各种想法的中国人唤回现实、并教会他们仇恨的过程,他说:“此刻,再也没有人为日军欢呼了。掳掠南京城,蹂躏民众,日军在中国人心里深深地埋下仇和恨,这种仇恨日积月累便会形成东京表示要尽力从中国根除的抗日意志。” [⑦]

   当时德国留驻南京的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试图剖析日军悍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施暴的心态,他认为中国人的抵抗造成了长期蔑视中国、认为可以轻松荡平中国的日军的心理混乱,企图用暴行来掩饰自己的不知所措。他从日军南京警备司令官天谷盛气凌人的演说出发:

   首先可以从中得出这一结论,一定是中国人的抵抗已使日本人不知所措。一个民族在经受多年的痛苦和不断的屈辱后最终起来反抗外国入侵者,对于热爱自己国家的中国人来说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极度蒙蔽之下的日本人从来就不想看到这一点。大约两年前那个满洲国的日本外务省副大臣大桥先生 -- 他就是现在战争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 对我说过,他们可以用两个日本师团就能牵制中国的中央军!现在他们没从这种反抗得出是打错了算盘的结论,没有给中国提供一个体面的和平,而是以这个对日本人特别惊人的认识作为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破坏的理由。 [⑧]

   罗森的分析指出了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战争暴行所造成的日军不愿面对的结果,而对这一客观结果的故意忽视和由此采取的进一步扩大战争、继续进行战争犯罪的措施,使日军在中国越陷越深。这是日军在战略上的根本性错误,今天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清晰的认识,但在当时,可谓先见之明。有意思的是,即使对中国抗战前途较为悲观的陶德曼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他提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道义上的好处。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日军树立伪政权来取代中国合法政府的尝试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日军试图树立独立政府的所有尝试,只产生出一种在日军的刺刀下才会存在的幻像。” [⑨]德国驻华使馆书记官毕达就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和斯提尔等人的报告评论说:“当值得信赖的欧洲人目击者没有在现场的时候,这种行为有时也会得不到证明。但是这类事件是无法掩盖的,它进一步刺激了国内高涨的民族运动,使得战争越发深化。” [⑩]

   即使放下武器,也不可能得到合乎国际法的对待;即使逆来顺受,也不可能避免被蹂躏、屠杀的命运。日军企图迫使中国放弃抗日,却因为侵略和暴行而强化了中国的抗战,这体现了历史的辨证。英国人埃德温·豪伍德的分析贯彻了这种辩证法,在罗森等人在基础上更进一步,他说:

   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人民、日本军人被灌输了各种有关邪恶的中国人无法无天、野蛮残酷的故事。因此,这些在上海遇到出乎预料的勇敢抵抗的日军,遇上机会便发泄他们邪恶的情感,倒不令人感到惊异。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对中国人民,而且也对他们祖国的荣誉犯下滔天的罪行。从实用的立场出发,日本理应对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表示遗憾,因为这些暴行毫无疑问将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强烈地坚定中国人民的抵抗。日本政客一再声称他们并不是和中国人民争论,而是要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争论。如果他们试图让这一论点显得荒谬愚蠢,那么他们将不会选择比怂恿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对人类犯下如此可怕的暴戾行径更为有效的办法了。此举不可估量地强化了中国全民族赶走侵略者的决心。 [11]

   鸦片战争以还,中国人在西方人心中的形象就是腐朽、麻木、散漫,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漠不关心。但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和其它战争犯罪激发的敌忾之心,使中国人抗战决心高昂,成为抗战初期世界瞩目的事实。于是,物质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不再被西方视为一触即溃的国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判断说:

   总体看来,实现了预想。首都是陷落了,但是日军还没有给中国的主力部队以致命的打击。日本陆军司令官急着想在中国民众的警戒没有扩大的时候,直追中国军队直至内陆,但结果未能得逞。中国虽然失掉了主要的都市、最大的港口和富裕地区,但是还不能说已经输了这场战争。 [12]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事实,实际上有不同的理解角度;南京大屠杀对中国战时民族主义的激发作用,少不了主政者的引导。当时的西方人士就注意到: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就南京大屠杀等相关事件开展国民教育,收到很好效果。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菲舍尔报告说:

   关于轰炸“巴纳”号炮艇以及上海和南京战斗行动的美国影片在这里一家最著名的电影院里连续放映了好多天。中国的观众十分火爆,而且票价也很低。特别是该影片有关战争,毁坏和难民的照片给无数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银幕上出现最高统帅蒋介石和中国士兵的军事行动时,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不断变换写有“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标语,通过放映与“巴纳”号有关的战争照片,大大地增强了民族主义思想。 [13]

   认为国民政府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只是悲切地哀号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日本国家形象的恶化和对中国的同情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雄辩地提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条件之一是得道多助。而得道多助的前提有二:日本被国际社会唾弃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南京大屠杀在这两个前提的形成过程中,发生了重要影响。

   《纽约时报》当时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之一,它分析了大屠杀前后日本国家形象的转变:

   日军攻占城市后的屠杀、强奸、掳掠似乎都属于一个更加野蛮、已经消失的时代。

   南京失守,中国人损失了比他们国家首都更多的东西。在淞沪到长江三角洲一带正面阻击日军的中国军队被打垮了,把他们重新结集起来对日本军事机器进行有效而大规模的抵抗颇值得怀疑。

   对于日军,攻占南京具有至高无上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然而,他们的胜利却由于野蛮残酷、集体屠杀俘虏、掳掠全城、强奸妇女、虐杀平民和肆意破坏而黯然失色。这些丑行将成为日军和日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 [14]

   客观地说,日本是当时“五大强国”之一,它在远东事务上的发言权并不能仅仅归因于英美的“绥靖”,它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积累起来的实力和强国形象,获得了列强的体认。九一八事变后“史汀生主义”的出台,七七事变后英美的推诿,反映了列强对其实力的忌惮。但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和西方人士对其中内情的传播,使一个军人横行、体制混乱、崇尚暴力和血腥的日本国家形象呈现于世界,世界舆论由此日益同情中国抗战。

   当时西方媒体很注意强调一个事实:即日本当局当年实际上对南京大屠杀是知情的,但他们乐意辩解说大屠杀是在上海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反而说明日本对其军队失去了控制,日本是一个“污点”国家:

   应该说有些日军部队有约束,较为宽大,有同情心。但是,总体来说,在南京的日军给他们国家的名誉留下了污点。

   占领南京后几天,日本高级将领和外交官巡视了南京城,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目睹后报道的极端行为承认不讳。这些日本官员解释说,南京的野蛮暴行是因为一部分日军失去控制,是在上海的最高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日军在中国人心中种下对日本的深仇大恨,也使他们宣称对华作战期望得到中国人“合作”成为遥远的将来。 [15]

   哈立德·埃邦德是《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他对事件的判断显然比在南京的同行慢一拍,南京陷落时,他注意到了战场上的一些事件,并“联想”说:

   南京陷落给予一直处于厌战气氛下的华北战线上的中国军队的士气很大的影响。山东省西部的一支8万人的部队投降日军。另外山东省及河南省南部各军共九千人扔掉了枪。 [16]

   随着南京消息的增加,埃邦德判断出南京日军暴行给日本国家形象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他说:

   日军在南京的掠夺、屠杀、强暴已将攻陷南京演变成日本的国家耻辱,为迅速终止这种状况,日本陆军高层开始采取亡羊补牢式的严厉惩戒措施。

   可以想象日军作了极大的努力,试图造成这样的假象,即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对部下疯狂杀害已解除武装的俘虏、平民和妇女儿童的丑行并不知情。实际上,这名老奸巨滑的武将似乎已经觉察到,他的下属军官中有人参与了掩盖真相的活动。

松井大将在攻陷南京时的指挥手腕本应获得称赞,但“巴纳号”攻击事件抵消了他的功劳。并且,在到达中国首都并得知所发生的一切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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