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4 次 更新时间:2015-03-02 14: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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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1期 

  

   摘要:胡适与司徒雷登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两位重量级的历史人物。胡适所记日记为人们找寻他与司徒雷登、燕京大学交往提供了诸多线索,司徒雷登回忆录等材料则可显现他对胡适、北京大学的看法。胡适与司徒雷登之间的对话,为处理世俗与宗教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样板,是我们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值得解析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胡适/司徒雷登/跨文化/中美文化交流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这位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一生在华生活、工作达50年之久,以创办燕京大学和担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1952)著称于世,其所创办的燕京大学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教会大学史上恐怕无出其右。胡适(1891~1962)一生曾九度赴美国,在美留学、访问、工作达25年,其时长占据他成年一半的时间,他是美国文化、美国思想在华的宣传者和大力推广者,故我称胡适为“近世传播美国文化第一人”;同时他又是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代言人,是中国利益的辩护者。司徒雷登与胡适都在1962年告别人世,他们的辞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中美早期文化交流史落下帷幕。毫无疑问,这两个人物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司徒雷登是美方最重要的人物,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前二百年,我们可能想起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如最早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最早在中国行医的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编撰《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官话课本》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担任过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但他们的历史作用似不能与司徒雷登相提并论。司徒雷登留下了一笔历史遗产,以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而论,他的功业就非其他入华的美国人所能比肩,哈佛燕京学社至今仍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胡适宣传的个人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和他毕生追求的民主政治,传授的是他的“美国经验”,在他生活的年代,曾引起强烈的震撼,并被国人所争议和批判,胡适的名字因此蒙上了阴影。将司徒雷登与胡适两人并联在一起的是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胡适为之撰写了长篇介绍(Introduction)。最近十多年,司徒雷登重新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学者们开始启动对他的研究①。这里我将司徒雷登与胡适联系起来讨论,其实就是讨论中美文化交流史。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历史考察和文化比较,我们可以达到三个目的:微观是了解两位跨文化人物的交往过程及其历史命运;中观是通过叙述司徒雷登与胡适的关系,进而展现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历史关系;宏观是从司徒雷登与胡适的交谊,看当时中美文化交流史和中美关系。显然,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它是可以“以小见大”、关涉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

  

   一 胡适与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来往

  

   胡适与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相交甚早,且长久保持联系,胡适本人的日记为我们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诸多线索。

  

   早在1920年3月16日,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以“不朽”为题做过一次演讲②。1921年4月28日,胡适再次应邀在燕京大学发表以“诗经的研究”为题的演讲。关于这一天的行程,胡适当天日记写道:

  

   晨十时,到燕京大学演讲《诗经的研究》。博晨光先生(L.C.Porter)屡邀往演讲,今天始能去。演讲略如昨日记的大意,但结论有云:古来研究《诗经》的人,或能下死工夫(如陈奂、胡承珙等),或能有活见解(如方玉润等)。可惜无人能兼有死工夫与活见解两事。朱熹颇近于此,可惜他不曾生晚七百年!我们将来必须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韵、训诂、文法,然后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这个意思似颇警切。

  

   到刘廷芳家吃饭。刘君治宗教学,家藏宗教史的书甚多。

  

   饭后访朱我农夫妇,谈及□□的事,为之长叹。

  

   下午回家后,看“Henry Adam’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③。

  

   此处有几点值得解读:一是这里所提《诗经的研究》一文,刚好在前一天(即4月27日)日记中有所记载:“晚间为思永们的读书会讲演《诗经的研究》,约两个时。这个会是永侄与章铁民、章洪熙等组织的。我对于《诗经》的见解,约有几个可以独立的要点。”④胡适对《诗经》素有研究,留学期间曾撰有《诗三百篇言字解》(原载1913年1月《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本,后收入《胡适文存》),此后又有《谈谈〈诗经〉》(为1925年9月在武昌大学国文系的演讲,原载1925年10月16日至1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后收入《古史辨》第3册)、《〈周南〉新解》(原载1931年6月10日《青年界》)等文字,胡适可谓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研究《诗经》最早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二是所提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是一位生于中国天津的美国人,父母为公理会传教士。博晨光在中国度过童年后,返回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先后就读于伯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耶鲁大学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等高校,毕业后返回中国,时任燕大的教务长,并担任哲学系教授。此次胡适到燕大演讲,即出自他的邀请。不过,他的目的不只是邀请胡适前往燕大演讲,还有请胡适赴燕大任教之意。这可以胡适1922年3月4日的日记为证:

  

   十时半,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刘廷芳来、启明来。燕京大学想改良国文部,去年他们想请我去,我没有去,推荐启明去(启明在北大,用违所长,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独当一面)。启明答应了,但不久他就病倒了。此事搁置了一年,今年他们又申前议,今天我替他们介绍,他们谈的很满意⑤。

  

   有关胡适推荐周作人去燕大任教一事,1921年2月14日他致信周作人详叙此事,该信如下:

  

   启孟兄:

  

   北京的燕京大学虽是个教会的学校,但这里的办事人——如校长Dr.Stuart及教务长Porter都是很开通的人,他们很想把燕京大学办成一个于中国有贡献的学校。上星期他们议决要大大的整顿他们的“中国文”一门。他们要请一位懂得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去做国文门的主任。给他全权做改革的计划与实行。

  

   可是这个人不容易寻找?昨天他们托我的朋友朱我农来和我商量,朱君和我都认为你是最适合的人,朱君便请我转达此意,并为他们劝驾。我细想了一回,觉得此事确是很重要。这个学校的国文门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响全国的教会学校及非教会学校。最要紧的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这一层他们已答应我了。我想你若肯任此事,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他们的条件是:

  

   (1)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

  

   (2)全不受干涉。

  

   他们很诚恳的托我,我也很诚恳的请你对于这个提议作一番细细的斟酌,并希望你给我一个回信⑥。

  

   胡适没有接受燕大的聘请,与燕大失之交臂,是否还有别的考虑,我们暂不得其他材料可证。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时,亦曾欲聘胡适担任导师,胡适同样婉拒,转而推荐王国维、章太炎。胡适之北大情结由此又添一例证。胡适回国后,在北大被任命的第一个职务是北大英文教授会主任,当时北大文科正是处在“某籍某系”的控制之下,所谓某籍指浙江人,某系指章太炎派,国文、历史、哲学三门(系)全为这帮人所把持,亦无胡适自己“独当一面”的机会。胡适谢绝燕大的聘任,显然另有考虑。

  

   三是所提“刘廷芳”(1892~1946),早年曾就读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国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读书,1914年获取学士学位。接着到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学习,1915年获硕士学位。1918年,他又在耶鲁大学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取得神学学士学位。192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与心理学博士学位。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主席、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协会的编辑,主编留美青年季刊。1918年开始在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成为第一位执教于美国神学院的中国人。1920年,刘廷芳回国,被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所主任,同时还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神学教授等职。从1921年到1926年间,刘廷芳出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同时兼任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助理,协助他主持校务工作。刘早于胡适一年进入哥大,两人在哥大时应已认识。刘回国后又在北大兼任教授,是胡适的同事。同学、同事两重关系,可显胡适与刘氏的密切关系。后来胡适还向刘请教“教会中职司名称的译法”。

  

   以后,胡适与燕京大学还时有联系。1921年6月10日胡适的日记载有:“四点半,我到燕京大学女校演说,我本预备说‘从萧士比亚到萧伯讷’,但日来那有工夫预备?故读了一篇旧稿《易卜生主义》的英文本,勉强塞责。”⑦1922年2月9日记载有:“燕京大学历史教员Philip de Vargas来谈,访问近年的新运动,谈了两点多钟。”⑧

  

1924年9月18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成立,中美董事共15人,司徒雷登与胡适当时均不在董事会的名单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6月中基会第三次年会通过黄炎培、丁文江的辞职,并选举蔡元培、胡适继任⑨。1928年7月底,中基会修改章程,进行重大人事改组,组建新的董事会,计有:胡适、赵元任、施肇基、翁文灏、蔡元培、汪精卫、伍朝枢、蒋梦麟、李石曾、孙科、孟禄、贝克、顾临、贝诺德、司徒雷登等15人,原董事会顾维钧、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黄炎培、周诒春6人被除名。但此一做法,美方不表赞成。在美方顾问孟禄、董事会旧人与代表南京方面的蔡元培三方之间出现了一场博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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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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