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胡适的尴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 次 更新时间:2015-03-02 14: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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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哲  

  

   1960年11月23日夜里,《征信新闻报》(现在的《中国时报》)的记者彭麟与《联合报》的记者于衡,来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胡适院长的宿舍,想打探一下,胡适对于《自由中国》这份刊物的实际负责人雷震被控以“叛乱”等罪名的覆判“维持原判,仍处以十年徒刑”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到达的时候,胡适正在玩骨牌“过五关”。胡适告诉他们,他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心情很不好,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所以玩‘过五关’解闷”。胡适又告诉两位记者:“现在教我还有什么话说。我原来想,覆判过程中有着较长的时间,也许覆判的判决会有改变。现在我只能说大失望,大失望。”

   胡适的“大失望”,其来有自。当两个多月前的9月4日,胡适远在美国开会,突然接到陈诚发来的电报,电文里说:“《自由中国杂志》最近言论公然否认政府,煽动叛乱,经警备总司令部依惩治叛乱条例将雷震等予以传讯,自当遵循法律途径,妥慎处理”。胡适对此事显然大吃一惊,当日即复电谓,雷儆寰〔即雷震〕“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尊电所谓‘遵循法律途径’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胡适屡屡公开表达这样的态度,却无济于事:雷震还是未经“司法审判”,而是交付军法,并被判了十年徒刑。当胡适返台后,一直要到11月18日,才有机会同蒋介石会面,话题自然少不了雷震的事。胡适很清楚,雷震被控以叛乱,《自由中国》的言论固然是原因,雷震积极推动“反对党”的组织,更是贾祸之源。所以,他向蒋介石提出了这样的盼望:

   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它领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然而,即使如是当面进言,蒋介石还是没有这样的“雅量”:雷震的“叛乱”罪名依旧,仍被处以十年徒刑。听到消息会“闷到不行”只好“玩‘过五关’解闷”的胡适,既是对自己究竟为什么要支持蒋介石的无可奈何的排解,同时也大概想起了十年前蒋介石“希望”他出来组党的往事罢?

   这段往事的背景,正是1949年蒋介石总统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兵败如山倒的时分。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拜托胡适前往美国争取援助。接受了这项使命的胡适,在那年的4月22日抵达旧金山,美国记者蜂拥而至,要听听他对“红军过江了”这条大新闻的反应。胡适当时的立场是:“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他说:“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甚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那儿去!”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胡适的态度很坚决,他选择了站在蒋介石与国民党这一边。

   但是,胡适的选择是有条件的。即如他在1951年5月31日给已然“复职”重登“总统”宝座的蒋介石的信里,毫不客气地指陈,“一党专政”实为国民党的“大错”,因此,他提出了一份“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的方案,高唱“今日要改革国民党,必须从蒋公辞去总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党的民主政治,也必须从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一事入手”的声调。在这封信里,胡适对蒋介石一直希望自己“出来组织一个新政党”的事,更明白拒绝:“我没有精力与勇气,出来自己组党”。胡适的拒绝,则和当时甚嚣尘上的“第三势力”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当“第三势力”的领袖之一张君劢在1952年5月7日为这件事来拜访胡适时,他一样以拒绝二字响应之,并声言道:“此时只有共产国际的势力与反共的势力,绝无第三的势力的可能”。

   不过,张君劢等“第三势力”人物对胡适选择站在打出了“自由中国”的蒋介石与国民党这一边,却很不以为然。历史也证明了,在台湾的国民党,绝对不是“比较不坏”的“恶魔”:雷震等人终于被捕入狱,《自由中国》也被查禁。因此,号称“自由中国”的土地,其实是名实不符,没有自由的。

   身为《自由中国》的精神领袖,胡适当然是它的支持者。不过,他也不是完全站在《自由中国》这一边。他当然肯定《自由中国》争取台湾的言论自由的努力,还曾说要表彰雷震在这方面的执着,主张替雷震塑一座铜像。可是,对《自由中国》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他并不以为然。像《自由中国》曾明白表示能否“反攻大陆”的问题,“祇好保持一个也许较为遥远的希望”,就被认为是提倡“反攻无望论”;胡适则说“反攻大陆”是一个“无数人希望的象征”的招牌,所以不应该被质疑,“我们不必去碰牠”。至于《自由中国》与雷震热心之至的筹组“反对党”的行动,胡适更明白表示拒绝,或者总是拿自己“不会到了七十岁才来参加政冶”这样的说辞,或者屡屡以“盼望胡适之出来组织政党,其痴心可比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这般的论调,作为他不会参与组党行动的“自我防卫”的盾牌。

   胡适的种种表态,既阻止不了雷震为新的“反对党”催生而努力的行动,也抗拒不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威权体制扼杀这个“反对党”的“逆流”。在雷震和蒋介石之间,胡适的角色与选择,微妙之至。当雷震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的组织而换来入枷系狱的结局时,胡适固然公开表态说不能将“叛乱”的帽子加在雷震的头上,也更与公众一起联署“请求总统特赦雷震”,在幕后私下的场合更直接向蒋介石为雷震“请命”。但是,他的行动,却类似于传统中国的臣子向君主“进谏”的方式一样,要求统治者“施恩开仁”。身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这时候的行动,其实是一点都不那么“自由主义”的,连向政治权威“呛声”一下的动作,都不复见了。遥想1920年代末期的胡适,曾公开指责蒋介石“生平不曾梦见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子”,也激烈批评国民党政府“训政体制”之不当,倡言“上帝尚可批评,何况孙中山”。1950年代末期的胡适,却似乎显得疲惫与无奈。

   所以,诗人周弃子写了这样一首讽刺意味十足的诗,直批胡适曰: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中书惜褚渊,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我论人才忘美事,直将本事入诗篇。

   胡适要替雷震塑铜像的主张,被诗人看成是“姑漫语”;成了“中研院院长”这般“大官”的胡适,也被诗人看成是“未必”能“弃官”以争的“途穷”政客了。雷震并不同意诗人的讽刺,他更对胡适的作为有“同情的谅解”;但是,胡适与雷震共同希望的“自由中国”,俱成幻影矣。

   身为台湾学术建制的最高领导者,“中研院院长”一职,总是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然而,担任“中研院院长”的人,固然是学院领袖,更基本的角色,还是个知识分子,还是社会的公民之一。可是,“中研院院长”在政治领域里得做出与其它公民一样的抉择的时候,好像往往得面对着更为困难的局势:他的“有所为”,亦或“有所不为”,众目睽睽,俨然都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在雷震和蒋介石之间,胡适面对时代潮流与现实环境的选择结果,有掌声,也有批判与异议。那么,“中研院院长”的任何政治选择,必然引发无可避免的争议。是非善恶,在一时之间,实在未必绝对可以截然区分。胡适做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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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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