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自述“我的歧路”:在思想文学与政治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0 次 更新时间:2015-02-24 22: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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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进入专栏)  

  

   梅先生是向来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却极赞成我谈政治;孙先生是向来最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很恳挚的怪我不该谈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并非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他只希望我此时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这真是我的歧路I!

   我在这三岔路口,也曾迟回了三年;我现在忍着心肠来谈政治,一只脚已踏上东街,一只脚还踏在西街,我的头还是回望着那原来的老路上!伏庐的怪我走错了路,我也可以承认;燕生怪我精神不贯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们知道我所以“变节”与“变节而又迟回”的原故,我不能不写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一九一五年,我为了讨论中日交涉的问题,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国际非攻论文曾得最高奖金。但我那时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着我的终身事业了,同时又被一班讨论文学问题的好朋友逼上文学革命的道路了。从此以后,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这四年多以来,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内中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的短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脏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存》卷二,页一四七以下)。我那时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的夸口道:“哦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但我的政论的“导言”虽然出来了,我始终没有做到“本文”的机会!我的导言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我第三次替这篇导言辩护的文章刚排上版,《每周评论》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论文章也就流产了。

   《每周评论》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这两年零八个月之中,忙于病,使伙不能分出工夫来做舆论的事业。我心里也觉得我的哲学文学事业格外重要,实在舍不得丢了我的旧恋来巴结我的新欢。况且几年不谈政治的人,实在不容易提起一股高兴来作政论的文章,心里总想国内有人起来干这种事业,何必要我来加一忙呢?

   然而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柯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败,他们确然也还谈谈,因为骂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华盛顿会议中,英美调停,由中日两国代表开议,国内的报纸就加上一个“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们反对过的,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们不能不极力反对。然而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达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无条件的屈伏呢?外交问题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决呢?这些问题就很少人过问了。

   我等候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梅迪生说我谈政治“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他可错了;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古文学的推翻,白话文学的提倡,哲学史的研究,《水浒》、《红楼梦》的考证,一个“了”字或“们”字的历史,都只是这一个目的。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

   我的朋友们,我不曾“变节”;我的态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与实例变了。

   孙伏庐说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夺去的我,替文化史夺回来。我很感谢他的厚意。但我要加一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于我精神不能贯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我家中政治的书比其余的书,只成一与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费一天在《努力周报》上;我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评,远不如做一万字《李靓学说》的便利愉快。我只希望提倡这一点“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政论态度,我最希望国内爱谈政治又能谈政治的学者来霸占这个周报。以后我七夭之中,分出一天来替他们编辑整理,其余六天仍旧去研究我的哲学与文学,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认常燕生的责备,但我不能承认他责备的理由。他说:至于思想文艺等事,先生们这几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见了,难道还期望他尚能再有进步吗?

   他下文又说“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了。”这些话我不大懂得。燕生决不会承认现在的思想文艺已到了山顶,不能“再有进步”了。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这也是我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的一个原因了。

  


   本文摘自《胡适精品集4》,作者:胡适,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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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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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胡适精品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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