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处于新旧之交的政治、军事强人，蒋介石的性格非常矛盾。就拿对待知识分子的事情来说吧，一方面，他推崇“ 舆论一律”，热衷于听记者、教授们的吹捧之言，另一方面又对某些尖锐批评他及其亲友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明显的忍耐与宽容。蒋介石作为政治、军事强人的一面，别人说得多了，这里我只讲讲他忍耐的一面。

最近读到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该书记载: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政府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炮轰孔祥熙的种种恶行。蒋介石没作反应，傅斯年对此极其不满，他千方百计搜寻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又在其后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孔祥熙的不法之举，终于导致孔祥熙倒台。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此人上台后，其敛财的手段较孔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相对温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注意民意，不要激起民怨。宋子文执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连在《世纪评论》、《观察》发表了三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对宋子文进行猛烈抨击，这就是著名的《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这三篇文章一问世，全国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全国到处是讨宋声浪，最后宋子文只好狼狈下台。

与傅斯年相比，胡适对蒋介石的冒犯更加直接。智效民先生《胡适与蒋介石——从胡氏日记看两人的交往》一文介绍:胡适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利用去武汉大学讲学的机会，特地拜访正在汉口的蒋介石，两人共进晚餐。第二天晚上，蒋介石派秘书专程来请胡适共进晚餐，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胡适的意思是蒋介石事必躬亲，不懂得发挥别人的积极性，不是一种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学会无为而治。

1948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又严重受挫，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胡适去武汉大学讲演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一起吃饭，蒋氏对币制改革津津乐道，胡适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10月底，蒋介石再次请胡适吃饭。这次见面，胡适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条意见。有些话非常尖锐，比如“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语。

1953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回台湾讲学即将返回美国的胡适饯行，胡适向蒋介石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大致内容是: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 尽在不言中”也。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1956年，蒋介石70岁生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负责人胡健中希望胡适写一篇为蒋介石祝寿的文章，胡适答应了。他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然后说明自己的用意:我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今天我要奉劝蒋先生的还是“无智、无能、无为” 这六字诀，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

胡适向蒋介石提了这么多尖锐的意见，老蒋并没有斤斤计较。1948年，他就币制改革向蒋进言，“都是很逆耳的话，但他(指蒋介石——游注)很和气地听受。”(胡适日记语)1956年胡适写的向蒋祝寿的文章，《中央日报》不敢登，胡健中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结果文章一字不漏地登了出来。1962年2月24日，已回台湾定居、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主持该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骤然离世，蒋介石得知消息，立即写下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以示哀悼。27日，蒋介石又送来挽额:“智德兼隆 ”。3月1日，蒋介石亲临吊唁现场与胡适遗体告别。6月27日，蒋介石又颁布“国民政府”褒扬令，表彰胡适一生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蒋介石对傅斯年和胡适能够忍耐和宽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胡适、傅斯年多年与蒋介石有很好的私交，他们提意见是以“改良政治”为目的，不会动摇老蒋的统治;比如蒋介石有一种每天都自我反省的习惯，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来，这种自我反省可以帮助他听取某些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