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乐雄:中国远征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影响

——在上海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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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乐雄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63年纪念日。回首63年前,日寇横扫东南亚、英美军队望风披靡,中国十万远征军将士临危受命,毅然出国远征,以劣势装备之陆军在缅甸同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空三军展开殊死较量。在连续予敌以重创后,终因种种对我不利之因素的发生,功败垂成,铩羽而归。

中国远征军所经历的战斗之惨烈、条件之艰苦、绝境之恐怖、撤退之艰辛都是难以想象的,为了永远铭记这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异域远征,为了深切缅怀壮烈捐躯的6万将士,也为了留给后代一些真正的经验教训,我想从一个纯粹军事学术的角度,对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所做的不可取代的重大贡献谈些个人看法。过去对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评价,存在不少值得认真商榷的问题,而西方学者对中国远征军的贡献长期视而不见,比如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他的权威性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关于缅甸部分几乎没有涉及中国远征军,这是很成问题的。由于时间所限,今天这部分内容不可能在这里进行详细讨论,只能择其重要说明几点。

一、制空权缺失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

第二世界大战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常规作战的标准样式是战术空军与地面机械化坦克集群的协同,北非沙漠的坦克战揭示出机械化战争的一个基本规律:即使作战双方都是现代机械化坦克部队,没有制空权的一方必败。缅甸战场机械化程度与欧洲战场相比较而言,最多只能是半机械化水平,大多数情况下,陆军交战仍是以步兵为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制空权是决定性因素这点与欧洲战场是一致的,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对战事的总结就会迷失在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甚至大而无当的“结论”中,也就不可能在军事层面上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

中国远征军的作战目标是在同古附近集结其雄厚的兵力,对先期到达缅甸、孤军冒进的日军第55师团进行包围作战,在对方主力增援之前将其歼灭,然后兵锋西向,与英军合围西线日军第33师团。从计划本身看,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但实际战况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远征军第5、第6、第66三个军迟迟未能迅速集结到预定位置,中路同古方面,杜聿明指挥的机械化第5军原打算以戴安澜第200师在正面,廖耀湘新编第22师和余韶第96师为左右两翼,合围歼灭日军第55师团,当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第18师团迅速加入第55师团进攻行列时,我军竟然对新增的日军两个师团浑然不觉,稀里糊涂地同日军三个师团交上了火,我军只有第200师和新编第22师到达同古战场,第96师因日军空袭尚在铁路运输线上蹒跚而行,另外两个军远远没有完成集结,所以第200师反而陷入包围,孤军奋战,最后予敌以大量杀伤后突出重围,幸免全军覆没。新编第22师则变换了角色,由包围敌军变成救援友军,且一直被阻未能与200师会合。同古之战虽气壮山河、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但在军事上是极其被动的。

日军在中路击退我军抵抗后,第56师团隐蔽而迅速移师东线侧翼,在第5航空师团飞机和第15军军直属坦克、重炮、汽车运输部队的加强下,突破我左翼薄弱防线,我军因情报不灵,竟把15000~20000人得到加强、实际战斗效能接近两个师团的第56师团误判为两、三千人的骚扰性部队,遂造成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我后方基地腊戌,切断我作战之生命线,导致我远征军全面崩溃。

在影响缅甸战局的诸多条件和因素中,制空权是个根本问题。如果制空权在我军手中,就可不断地空中侦察及时获知日军增援部队在仰光登陆的行动,并在登陆和向同古运动时给予空中打击,而我方地面援军亦可不受日军空袭干扰,及时增援上来,作战飞机还可以加入前线部队作战,从空中协同地面部队防御或进攻。同古作战结局会完全改观。如果我方掌握绝对制空权,日军第56师团向我军侧翼的迂回就会被我侦知,缅甸地形复杂,行军作战只能依靠几条公路,离开公路则寸步难行,数万人在公路上运动,正是空中打击绝好的目标,日军向我军后方的奔袭将会严重受阻甚至瘫痪。这点后来在北非的阿拉曼会战和诺曼底会战、以及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得到完全的证明。由于第一次入缅作战日军掌握着完全的制空权,因而整个战场形势呈现一边倒状态,一位基层指挥员、第96师陈启銮营长在回忆录《第九十六师入缅远征的惨败》中认为:“日军飞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使我军经常处于敌机轰炸扫射的威胁之下,严重地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蒋介石曾向负责远征军作战指挥的史迪威将军当面询问作战失败的原因,史迪威坦诚相告,没有制空权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它诱发了其它作战条件朝不利于我方之变化。

二、绝对制空权与第二次入缅作战胜利

1943年退入印度和云南境内的远征军经过整补和换上美式武器装备后,开始向缅北发动反攻。进入胡康河谷的中国驻印军不仅地面火力略占优势,而且在绝对制空权的掩护下,连战连捷。他们运用空中补给、空中运送伤员、远程空降,克服了地面后勤供应所无法克服的困难,避免了沿公路死板地平推的战法,轻松地渗透到日军侧翼后方,使日军防不胜防,在地面战斗中,空中打击使日军无法据守固定防御阵地。

在攻克于邦的战斗中,“八时半F51战斗机四架凌空,向地面部队要求指示目标。地面部队以布板联络讯号指示了目标,空军连续两次循环,弹弹命中敌阵地,向地面部队报告任务完成,翱翔而去。监军飞机投弹后,我各种口径的炮火,从两个方向发射,集中轰击高地之敌,……”。

在攻克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孟关战斗中,新编第22师第一一四和第一一三团的全体官兵,在我优势空军和炮火以及各种自动火力的掩护下,从南北两方向向敌中心阵地夹击。首先将其外围据点一个一个摧毁、占领。孟关之战消灭了日军第18师团的主力。

密支那是日军缅北防御中枢。中国远征军新编30师和美军特种兵部队“加拉哈德”支队进行混编,利用空投补给,在大雨中轻装穿越崇山峻岭,行进20多天突然出现在密支那附近,在美军第10航空队猛烈轰炸的配合下,一举占领机场,第二天,新编30师第5团迅速空降在该机场,为而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日军战史记载:“5月16日,敌航空部队的战斗机、轰炸机联合机群大举空袭密支那,终日进行猛烈轰炸,17日,敌挺进部队突然袭击机场,并予以占领。”

新编第38师在攻克八莫时,采取以强大火力逐步推进的战术,美国空军协同新编第38师攻击。每天自早晨开始,先以空军轰炸,炮兵射击破坏,然后步兵在坦克配合下进占。

腾冲为滇西方面中国远征军反攻作战的目标。我军在空军掩护下,只用一天时间即攻克腾冲之屏障来凤山。日本战史记载:“7月26日,远征军以战斗、轰炸混合机群57架进行轰炸、扫射,同时以一日5000发炮弹的炮击和大量火焰喷射器,目标来凤山,开始了第二次总攻击。……被破坏的阵地无力修复,终日激烈的轰炸伤亡不停地出现。加之,有力敌人之一部,已侵入城墙和来凤山中间,因此不得不放弃来风山。”随后我军进围腾冲,由于城池坚固,日军据守有险可凭。我以空军轮番轰炸,炸开十多处缺口,地面部队蜂拥杀入城内,除二、三百人漏网外,日军几乎全军覆没。

回龙山之战是整个畹町战局的转折点,71军副军长陈明仁将军在立下限期攻下回龙山的军令状时,提出一个先决条件:美军暂时交出协同的战术空军指挥权,自己亲自指挥战术空军。在24架飞机和40门大炮攻击下,不到5个小时步兵即攻上山顶日军最后阵地,顺利拿下回龙山。

日本军方总结缅北战斗时写道:“热带森林内的战斗,原本是我军的特长,但在障碍物和猛烈的迫击炮火面前,则无法发挥威力,无论在哪一战场,都是由于敌人逐次渗透到侧背而被迫撤退。特别是由于敌机独占战场上空,发挥强大威力,冰雹般的枪、炮弹的低空射击,经常出现战况逆转。”什么叫做“逆转”?就是眼看失败却胜利了,眼看胜利在望却失败了,这就是绝对制空权的战场功能。我们通过前后两次入缅作战一败一胜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制空权乃是决定缅甸战场军事上的决定性因素。这个结论也比较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常规作战规律。

三、北非战场与缅甸战场的制空权交换

找到了缅甸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制空权,我们就可重新审视以往的结论,并恰如其分地看待其它方面的因素对作战的影响。比如,过去认为中国远征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军队的不堪一击,迅速后撤,使中路我军过分前突,右翼失去掩护,致使我失去平满纳会战的歼敌良机。这种看法也许夸大了英军的因素。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将军在法国会战中与德军较量过,指挥过敦刻尔克撤退,对空地协同作战有着铭心刻骨的体会,当马圭基地的英国空军被日本空军摧毁后,他就在缅甸无心恋战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常规作战来看,彻底丧失制空权后,地面部队的后撤在军事上是合理的。否则就被彻底消灭在固守阵地上。另外,即使英军死守阵地,由于我军集结迟缓、日军第56师团、第18师团已经迅速增援上来、对方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要想消灭当面三个日军师团是不可能的事情。何况日军最终又是从我军防守的东线贯穿我后方,因此,不能过分夸大英军后撤的因素。

其实,英国方面应负的最大责任、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是没有提供原本答应的空中掩护,这一点美国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同古之战打响后的第四天,亚历山大将军同蒋介石在腊戌会晤时信誓旦旦,亲口保证在数星期里,英军将为中国地面部队提供324架作战飞机。以至蒋介石认为缅甸战场的作战,是中国地面部队在英国空中打击的配合下对日军地面部队的战斗,可以像欧洲战场的德军对英法联军那样稳操胜券,史迪威日记记载蒋介石已经在考虑追击问题了。尽管亚历山大在同蒋介石会晤时提醒道:“钧座注意空军之重要,本人绝对同意,凡取得制空权者必胜,否则必败,实为不易之原则。”可是直到缅甸战场崩溃,不见英国派出一架飞机前来助战,而日军已经有400多架作战飞机投入缅甸战场。在关键的制空权方面,蒋介石受骗上当,这才是英国方面对中国远征军失败真正应该负的责任!诸位应该记得,在决定出兵朝鲜时,当斯大林告知苏联不能马上提供空军掩护时,毛泽东立即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暂缓出兵。

1942年4月18日,也就是我东线被日军第56师团突破之际,宋美龄致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礼先生信说:“除十足配备志愿队所需人员及飞机八十架外,其余租借案内拟拨中国之驱逐机,将拨发美国空军第十队用,以防护印度东北之被侵及防免英国远东空军之被毁灭,委座闻此建议,不胜震怒,由其要求总统立即加派飞机三百架,以助中国远征军一项通知,……”美国方面置若罔闻。到了6月初,隆美尔突破加查拉一线进逼托卜鲁克,正在印度集结、原定支援缅甸作战的美国第10航空队的作战飞机,紧急向地中海转场,这时中国远征军各部尚在作艰苦卓绝之撤退。早在1941年5月20日,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普汉托中国军事考察团团长商震给蒋介石一信:“敝国已在向美订制飞机中,指定妥马霍克机100架,分配于贵国。翰期其能发生良好之效果也。”以后美英食言,这批飞机全部用在了北非战场。

为何英美两国自食其言,没有把作战飞机投入缅甸战场呢?因为中国远征军出兵两个月前,德军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军团”向北非英军发起了凌厉攻势。美英两国根据“先欧后亚”的战略,将所有作战物资供应向北非战场倾斜,尤其是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飞机几乎全部调往地中海,向缅甸战场提供空军的承诺无法兑现。致使我远征军作战失去空中掩护。

1942年1月下旬,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布鲁加港开始了进攻,2月占领班加西并控制了整个昔兰尼加,英军溃不成军。从3月份开始,德国凯塞林第4航空军团几乎毁灭了英国地中海空军基地马耳它,德军地中海补给线恢复畅通,英军在北非丧失了制空权。6月份,隆美尔突破英军加查拉防线,并攻占托布鲁克,迫使守军投降。7月追击马特鲁之溃军,越过埃及边境,直逼英军北非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防线。

在美国的紧急运输下,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现有的和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全部调往北非。美国的输血很快见效,6月份英国空军出动架数猛增。战场形势顿时逆转,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相持阶段,英军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重新活跃,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8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

隆美尔不愿坐以待毙,冒险同英军在阿拉曼一线展开决战,丧失制空权的德意军队遭到惨败,从而决定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北非的命运。等到蒙哥马利反攻时,美国已向英军提供了700多架双引擎的轰炸机,近1100架战斗机,900辆中型坦克,800辆轻型坦克,90门反坦克炮(一百零五毫米)以及25000辆卡车和吉普车。在美国援助的这些武器装备中,有相当部分原是打算用于缅甸战区的。

曾任隆美尔“非洲军团”作战处长的梅林津对决定北非命运的阿拉曼会战分析如下:

“英军的炮兵还不断轰击非洲军,再加上飞机不停地轰炸,我军损失惨重。汽油储备几乎消耗完了……非洲军已处在危殆中。九月一日这一天,坦克部队进退维谷,动弹不得,并遭到炮兵和航空兵不断的轰炸。……九月二日早晨,隆美尔决定撤退,但由于缺乏汽油,在白天进行任何大规模的退却都是不可能的,非洲军只得就地不动,接连不断地遭到飞机轰炸和炮火的袭击。……九月三日,隆美尔的突击群全力以赴地向东撤退,我们扔掉了五十辆坦克、五十门野炮,还有约四百辆战伤的汽车。”

威廉•夏伊勒也指出:“……但是隆美尔没有达到目的,9月3日,他中止战斗,转攻为守。在埃及的英军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员、枪炮、坦克、飞机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飞机主要来自美国)。”

隆美尔元帅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时写到:“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在今后的任何会战中,美英空军的力量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慎重地得出结论:北非战局彻底逆转取决于制空权,北非英军的制空权是以彻底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换来的,并以中国远征军承受巨大牺牲为代价。

四、第一次入缅作战对欧洲战场的影响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深远地影响了欧洲战局的发展。 阿拉曼会战后,北非的德意军队彻底丧失了主动权,25万人于1943年5月12日向英美军队投降。1943年7月12日,也就在北非德、意军队全军覆灭不到两个月,英美军队以北非为跳板,不失时机地发动西西里登陆,打击在轴心国“柔软的腹部”上,此时正是决定苏德战场命运的时刻,决定苏德两国战略主动权易手的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到达高潮,苏德双方统帅部都放出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德军南面曼斯坦因集团已占据上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并遭受严重挫折,斯大林震怒之下,将该集团军司令员罗特米斯特罗夫撤职,差点送军事法庭审判。

曼斯坦因元帅回忆道:“……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十个战车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七月十三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的敌军共被俘24000人,损失战车1800辆,野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七月十三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苏军朱可夫元帅也承认:“从分析敌人的行动中可以感到,别耳哥罗德地域的敌军是由比较有主动精神的有经验的将领指挥的。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敌军集团的首领是曼斯泰因元帅。”

但是,惊慌失措的希特勒拒绝了曼斯坦因等将领的建议,作出了立即撤出库尔斯克会战的决定,放弃了快要到手的胜利,导致了德军战略主动权的彻底丧失。从整个欧亚战局密切之关系而论,以及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相互关联而论,1942年的缅甸战场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构成一种逻辑联系。

因此,中国的战史学家应该负起责任来,向世界指明:北非战场的制空权是以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为代价的;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浴血奋战,以自己的悲壮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决定性会战的胜利,并通过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朝胜利方向转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大环节,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愧于历史的重大军事贡献。

原载《文汇报》200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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