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为涉及国家与民族生存、人类命运与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始终受到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精英，以及各种社会集团和广大民众的高度重视与关注。特别是发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20世纪具有历史转折点意义的重大事件，更激发了人们持续不断的关注和研究。自二战结束80年来，人们不断挖掘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个人回忆、书信日记，图像影视等，探究这场规模如此宏大、战斗如此激烈、影响如此深远的战争的真正起因；从多方面描述这场大战中反法西斯力量如何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全方位打败法西斯势力，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深入分析这场战争如何改变了世界，从而持续探讨“战争与和平”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主题。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撰写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下简写为《新编》）奉献在读者面前，成为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又一个最新的重要成果。作为这本新著最早的读者之一，我想谈谈这本新著在构建二战史新叙事方面的创新之处，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新进展做一些评论。
一
《新编》以新的理论高度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高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做出了新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越来越成为学界重视学习的理论，并不断运用它来研究各种问题。特别是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这一精辟论述，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学习和研究。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过程中，吴于廑先生对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深刻思考和论述，值得重视。他指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新编》的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借鉴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论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具有创新性的新解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新编》的第一个重要的创新之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从人类历史横向发展的全球视野来看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新编》的作者真正将视野投向全球来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时间和空间为经纬，全方位地依次叙述了遍及全球东、西、南、北、中如此恢弘的各个战场：中国战场，北欧西欧战场，大西洋战场，巴尔干、地中海、东非北非战场，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等。并指出，在这些战场中，特别突出的是中国战场。因为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时间最早、作战过程最长、斗争最艰苦的战场。实际上，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24日的《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则在1942年12月9日对日宣战后向全国广播的“炉边谈话”中就承认：“日本过去十年中在亚洲所走的道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和非洲所走的道路，是相似的。”《新编》所写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开始局部抗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来表述的；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再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经历了整整十四年。这种明确中国抗战十四年的叙事框架，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所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通史著作中，还是第一次。
正如国内学术界所见，在这十四年中，中国人民以坚韧的持久战，抗击着日本陆军的大部分主力，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当年年底，日本已向中国战场（不包括中国东北）派出了16个师团约60万人，占当时日本陆军总数95万人的2/3。到1938年，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100万人以上，国内本土只剩1个师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的大部分兵力仍然被束缚在中国战场上，总数达27个师团，如果加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则为40个师团，约占当时师团总数51个师团的78%。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向中国战区（包括台湾和越南北纬16°线以北地区）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人，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274.6万人（不包括关东军）的46.7%。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的死伤人数达3500万，死亡人数达21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万人以上。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正是中国人民以自己艰苦卓绝的抵抗和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援着各个战场的抵抗。举其要者：中国的抵抗粉碎了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侵略计划，迫使日本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使其长期难以与德、意结成真正的军事同盟，从而延缓了战争的扩大；制止了日军的北进，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有效地支援了苏联的抗德战争，有利于美英对日本的战争准备；有力地鼓舞和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和壮大，并大大有助于美英等国家实施“先欧后亚”的大战略；中国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有助于美国太平洋战略战术的实现，直至最终打败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这些贡献，在《新编》一书中都有论述。
同盟国的领袖们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予以肯定。罗斯福曾指出，不断加强的“中国的壮丽的防御战”是阻止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计划接近完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并认为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他还表示，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曾经一向轻视中国抗战的丘吉尔也不得不承认：“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斯大林也肯定“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地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并成为在世界东方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正是基于以上史实，中国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识发生了三个重要变化。这三个重要变化，在《新编》中都有反映。一是修改了“八年抗战”的旧说，认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经历了十四年的伟大战争，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论述。二是与十四年抗战叙事相一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也从传统的1939年9月1日，提前到1931年9月18日，并认为九一八事变和中国局部抗战，是中国抗战的起点，也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三是认为，法西斯国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从局部战争逐渐发展为全球战争的渐进过程。因此，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叙事是：在亚洲，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开始局部抗战，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5年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侵略的抗意战争，战火烧到了非洲。1937年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进入全国抗战阶段，中华民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开辟了对日本法西斯持久作战的东方主战场。1939年9月，德国以“闪击战”突袭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6月，法国败降，英国坚持抵抗。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联成为抵抗纳粹德国的主战场。1941年12月，日本偷袭位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挑起太平洋战争，次日，美国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全球规模。《新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叙事的谋篇布局，正是基于这种新的逻辑。
二
《新编》从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实际情况出发，改变了传统上对中国战场先论述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再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叙事顺序，而是真正按照时空顺序，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开辟置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之前，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认识和写法，真正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新编》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第一，详细论述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华北事变，面对日本侵略者连续进犯、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倡导并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过程，特别是详细论述了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政策的实施，最终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使之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
第二，详细论述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始终站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其主要表现：一是最早组织领导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本侵略者。二是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开始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最早积极领导敌后抗战，特别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华南开展游击战，并创立抗日根据地。正是中国共产党在1931-1937年就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建立与发展，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才形成了在战略上相互支撑的战场格局。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战战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新编》正是从上述史实出发，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华民族的抗战才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的开辟才有了坚实的政治保证。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文章中写道：“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从八年抗战来说，可以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前后顺序展开论述，但是从十四年抗战来说，对两个战场的论述从敌后战场开始，是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也使《新编》构成中国特色的二战叙事的一部分。
三
《新编》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发展出发，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是如何来临的？这场战争的性质如何？
（一）《新编》的作者具有将两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历史视野，并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
以往中国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已经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考察，不仅出版了一批以描述战争进程为主的通史类著作，而且对二战前史特别是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和西方民主国家的绥靖政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档案资料和具有相当学术含量的著述，而且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启发了我们的思路，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已有成果也存在不足，主要在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微观个案探讨方面，比较缺乏宏观的视野，缺乏将两次世界大战纵向与横向结合起来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两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的因果关系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上的特性缺少总体的把握。
《新编》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因果关系的角度，展现了自己的思考。《新编》从简要论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的危机开始，叙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内容及本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深化与帝国主义竞争的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背景、内容、后果等，特别指出世界经济大危机不仅激化了二战前帝国主义对霸权的争夺，也冲击了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为摆脱危机，各国采取不同手段和方式应对危机，德、意、日等封建主义、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进而悍然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包括美国的“中立法”），也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气焰。
可以看出，《新编》的作者具有将两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历史视野，十分可贵。实际上，当我们从纵向的相对较长的历史镜头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会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诸多的联系和因果关系。
从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发展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20世纪的世界已经形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西方国家恶性膨胀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的主要共性。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而这些个性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相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根源，即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根据强权政治原则对战后世界作出的安排。凡尔赛体系是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该体系对战败国的过分严惩，使战胜国可以堂而皇之地掠夺战败国，因而在战败国中激起了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持续复仇主义情绪，这成为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得以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作为战胜国的意大利和日本也对战后的安排始终不悦，意大利为没有得到阜姆港而充满愤怒，日本则因其对中国的扩张野心受到英美的一定限制而十分不满。实际上，正是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些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强烈不满的国家中，产生了不同形态的法西斯运动，并对和平构成威胁。丘吉尔曾尖锐地把凡尔赛体系称为“胜利者的蠢事”，此话颇有见地。
第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极端形式，它们争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目的更为明显。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权奉行帝国扩张与战争政策，他曾在官方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词条中写道：“只有战争能使人类的能力达到最高水平……法西斯主义认为获得最高统治权的趋向……是生命力的表现。”希特勒则从其极端种族主义而生出的“生存空间论”，即要使空间去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理论，具有潜在的无限扩张性，这就意味着不断的对外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化同样如此。曾在侵华战争期间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即撰文肯定德国发动大战是正当要求，并宣称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应该像德国一样要求打破现状，并从日本的前途出发建立新的国际和平秩序，以此“证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所谓“合法性”。
第三，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法西斯国家不断进行局部扩张侵略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其形成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相关。通过大量基于档案文献的个案研究，中国学术界对绥靖政策原因的研究早已不限于“祸水东引”“避战求和”的相对简单的结论，而是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残酷性在战后英、法、美等国所引起的反战运动高涨、和平主义盛行及其不断绥靖化，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制定绥靖政策、法国追随英国，以及美国“中立法”得以提出并实施的重要民众和社会基础。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国经济长期不振，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国内社会矛盾、弊端丛生。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苏俄/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致使其当政者极为担忧，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恐惧和警惕迅速提升，希望能够借助于绥靖政策，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意义上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蔓延”。其三，20世纪3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各国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造成美、英、法等国经济的萧条，当权者为恢复经济而无视国际形势的日益恶化并一味削减国防开支，造成军备严重不足。与此同时，英国的庞大殖民帝国所面临的全球战略困境，法国的消极防御战略并对英国的一味依赖所造成的战略瘫痪，还有美国对一战后和平安排的不满，导致普遍的孤立主义情绪，都使当时欧美政界、军界的当权者希望通过绥靖外交来弥补军力的不足。其四，英法等国的当政者在外交上仍然笃信19世纪的势力均衡政策，希望在保住本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修正《凡尔赛条约》，以安抚自己的“良心”、平复德国的怨气和不满；同时希望通过英、德之间的协调形成英、德、法、意主宰欧洲的局面，恢复欧洲均势，以稳定欧洲的和平局面。这也决定了绥靖政策必然是以牺牲小国、弱国利益，向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妥协的强权政策。上述这些看法，《新编》或多或少都有体现。
（二）《新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性质提出了新的表述。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就曾有过一次关于二战若干问题的学术争论，其中就包括如何认识二战的性质问题。当时的基本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日益加深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英、美、法统治集团对法西斯集团所采取的不干涉政策也是促进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等等。
《新编》则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源于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竞争，但随着战争过程的推进而走向另一面，最终演变成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这种对二战性质的判定，是基于分别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者和抵抗者的不同战争目标的分析得出的，是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是它们为争夺世界霸权而首先点燃了侵略战火，将人类强行拖入又一场更大的全球浩劫之中。由于法西斯国家的战争目标既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因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者来说，其性质是帝国主义的。
另一方面，从抵抗者来说，无论是中国、埃塞俄比亚和其他被压迫民族，还是社会主义苏联，抑或是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大国，这场战争都是一场民族与国家的生死存亡之战。法西斯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大同盟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美、英、苏、中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为了反法西斯的共同事业，暂时抛弃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共同战斗，直到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其最终的战争目的和性质来说，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这是我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命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原因。
四
《新编》探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如何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指出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战争，使人类命运迎来转折。
《新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
第一个方面，《新编》指出雅尔塔体系以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联合国的创建，构筑了战后世界政治新秩序；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构筑了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从而重新塑造了全球新秩序。第二个方面，从抗日战争的胜利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耻辱，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论述出发，论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它使中国一雪近代以来的百年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赢得了对战后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话语权；它使中国共产党成长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些结论是相当重要的。
实际上，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评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不断发现、学术研究的不断进展而不断完善。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人们开始更多地从近代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视角去观察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不断推进，民族复兴视角和民族复兴话语逐渐成为研究抗战的最常见视角和最常用话语。
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国际政治、全球治理方面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包括和平共处原则、集体安全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和平、民主、独立原则、非殖民化原则、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等，形成了国际社会制约和预防世界大战、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维机制与持续诉求，推动着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的和平是带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不够公平的和平，目前的发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不够均衡的发展。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机制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改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身体力行，可视为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功经验和重要启示应用在新时代改革与建设国际政治、全球治理体系、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上的伟大实践。
作者徐蓝，系首都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原文刊载于《世界历史》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