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管锥编》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9 次 更新时间:2015-01-15 20: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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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  

  

   一代学人钱钟书先生走完了他八十八年的人生里程,於1998年12月19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中外学界都在为钱先生的去世而深感哀痛。钱钟书先生生前一直关心、支持古籍整理事业和中华书局的编辑出版工作,与中华书局有过良好的、密切的合作,我们以能够出版钱先生的学术巨著《管锥编》、《谈艺录》而为荣。现在我们特别从中华书局编辑部《管锥编》书稿档案中选取两篇关於《管锥编》的选题、审读报告,予以发表,以寄托我们对钱先生的深深的哀思。

  

   选录在下面的这两份报告,均出自《管锥编》责任编辑周振甫先生之手,是有关《管锥编》出版过程的最早档案记录。第一份《建议接受出版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即出版《管锥编》的选题报告,写於1977年10月24日,中华书局编辑部於次日即做出决定,同意立即联系接受出版,并要求"从审稿、发稿直到排印出书都作为重点书予以优先考虑"。第二份《〈管锥编〉(第一部分)审读报告》,写於1977年12月1日,是周振甫先生在审读完《管锥编》第一批原稿即《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三个部分後,所写的总体意见。作为《管锥编》的最早读者,周先生对此书的价值做出了敏锐而准确的评价,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两份二十一年前的简短的审读报告,是钱钟书先生、周振甫先生二位学术前辈数十年知交的雪泥鸿爪,也是钱钟书先生与中华书局文字因缘的记录。

   1979年8月,《管锥编》第一版正式面世。此後屡经修订重印,1993年,五卷本《管锥编》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1998年12月23日徐俊整理并记

  

   建议接受出版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

   马蓉同志昨天去看钱钟书先生,钱先生谈起他的新著《管锥编》,说最近胡乔木同志去看他,看了《管锥编》的部分稿子,很欣赏,建议早日出版,不宜延搁。钱先生愿意把这部稿子交给我局出版。因为我看过部分稿子,希望由我来做编辑工作。由于这部稿子里有五种外文,校对工作可由他自己看清样。我局是否可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和钱先生的愿望,立即与钱先生联系,接受出版,争取早日付排,由钱先生亲自校定,争取早日出书。

   钱先生在英国文学界有较高的地位,英国人编的文学史,有专章讲述钱先生的文学创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日本人极为推重,有专文介绍。钱先生通几国文字,专研比较文学。他博极群书,把中国文学名著和西洋各国文学名著中之艺术手法,把中国的文艺论和西洋的文艺论互相比较,足以启发人的智慧。他的《宋诗选注》,受到日本人的推重,就由于从艺术角度,通过各种写作修辞手法的比较,有很多阐发。

   《管锥编》是分一部一部书讲的,共讲了《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部书,约有八十万字。他就每部书中提出各个问题来讲,讲的时候往往用古代名著来比较;有时引用外国的名著或文艺论来作比较阐发。引用外文的部分在正文中都作了翻译,把外文的原文列入附注,不懂外文的人都可看。

   这部著作不限于比较文学,也接触到其他学术问题,但以文学艺术为主。在讲《周易正义》里,讲到"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引了黑格尔的话,黑格尔称赞德文含义丰富,贬低中国文字贫弱,不宜思辩。钱先生就据中文含义的丰富,有并行分训,如"空"有虚无、诚悫两义;有歧出分训,如"乱"兼训"治","废"兼训"置"。用来纠正黑格尔的错误,对加强我国人的自信心有作用。讲《易经·艮卦》的"艮其背",引《红楼梦》风月宝鉴不可照正面,只可照背面。又引德国诗写贵人卧病,忽见美女仪表似天人,其背皆白骨,以及《镜花缘》之写两面国。通过中西作品的对比,对人有启发。讲《易经·归妹卦》,据斯德噶派"万物有二柄"说,指出比喻有二柄,褒贬相反,如"水月"既喻玄妙,又喻虚妄。比喻复具多边,如"月",既可喻明亮,又可喻圆形,又可喻明察,又可喻女主,各取月之一边。二柄多边之论修辞,未经人道。由于通过古今中外名著的比较研究,很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这书如果出版,至少在英国和日本,会引起重视。这也是钱先生一生精力所萃。根据陈原同志的指示,我局有责任出版有研究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否可以接受出版,请批示。

   周振甫 1977.10.24.

  

   《管锥编》(第一部分)审读报告

   熊国祯同志指示本稿分批发稿,第一批先发《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三部分。拟编一细目,无细目则读者不知内容为何,於书中材料不便利用,就是看过本书的也不容易找到要找的材料。细目即请作者改定。

   本稿是读书札记,这样的札记以前国内没有见过,因为它包括古今中外,偏重於比较文学,包括文字训诂修辞兼及哲理等。

   就文字训诂说,《周易》一《论易之三名》,引了"易"的一字三义,比照"诗"的一字三义、"伦"的一字四义、"机"的一字三义、黑格尔的"奥伏赫变"一字有正反两义,从而概括出"并行分训"与"背出分训"。背出分训指一字有相反的二义,"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指一字在句中同时具有正反两义。经过这样概括,提出了新的概念,这在以前讲训诂文字的书里似乎还没有见过。尤其是"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看到人们没有看到处。在这里批评了黑格尔的妄论,贬低中国语文,为中国语文张目。又指出名辩之理,先正言後反言,纠正有人对《墨子》经说的误解,对读者有启发。

   就修辞说,如《周易》二提出"《易》之拟象不即,《诗》之比喻不离"(11页--编者按:此为原稿页码。),即说理时借具体事物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可以用甲,也可以用乙;诗里通过形象来表达情思,形象和情思结合,就不能随便换,一换情思也跟着变了。这样来说明说理和诗词的不同。从这个不同里,指出如把这两者弄反了,"等不离者於不即","作求女思贤之笺,忘言觅词外之意","以深文周内为深识底蕴"(15页),"甚且成乌台之勘案"。指出把两者弄反以後,从诗的形象里去追求它的用意,离开了形象所表达的情思,会造成深文罗织的文字狱。这就讲得很深刻。这样讲修辞,在以前的修辞书里没有看到过,也是发前人所未发。

   再像讲比喻,用同一事物作比,有褒贬之不同,如"水月"既可比玄妙,又可比虚妄(38页),作者称为"两栖"。又用同一事物作比,而旨趣各异,如"月",既可以比皎洁,又可以比圆,比明察,又可以比女主,作者称为"多边"。这是在以前讲修辞的书里也没有见到过的。

   再像论文艺的,如《诗》的《关雎》(三),说明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如靡靡之音往往配上佚荡的歌词,这是一致的。但也有同一曲调,配上情调不同的歌词,曲调不能不受到情调不同的歌词的影响,这是不一致处。再指出歌词可以违心而作,曲调所表现出来的声情难以作伪。这就既看到一致和不一致的两个方面,又看到歌词和曲调的差异,并指出孔疏在美学上的地位(63页)。这比起元遗山《论诗绝句》"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只看到矫情的一面来,比较看得全面了。

   本书也讲到其他方面,如"神道设教"(18页),除了指出"各教皆妄","君主捏造神道为御民之具"(19-1页)外,还指出"盖世俗之避忌禁讳,宗教之命脉系焉"(18页)。这就指出神道设教也有它的来源;那就不仅看到帝王愚民的一面了。这对启发人的智慧有帮助。

   本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往往是说明它的源流,指出它的相反的两面,指出应注意的地方。如《易》的《系辞》(五)(46-3页),指出"吉凶与民同患","吉凶"即"凶","吉"是陪衬,无义。要指出这一点,又引了《系辞》、《说卦》、《左传》、《论语》、宋玉赋、《後汉书》、《日知录》等书,说明"因一(如凶)兼言("如吉"之例,这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源流。对于"因一兼言",余冠英先生称为"偏义复词",如"国家"即"国"、"兄弟"即"弟"等。但作者又看到另一面,提出"从一省文",如"不可造车马",可说"车马"即"车","马"是兼言;也可说成是"不可造车畜马",从"造"字而省"畜"字。如"润之以风雨",可说"风雨"即"雨","风"是兼字;也可说"散润之以风雨",从"润"字而省"散"字。这就看得全面。这种兼言有一定范围,如"尧以天下让许由",不能说"尧舜以天下让许由",即不能杜撰事实。讲源流给人知识,讲两面使人看得全面些,指出限制,可引起人们注意。

   本书也谈了一些小的问题,如讲"人中"有两种解释(16页),"苏苏"即"簌簌"的意思(33页)。

   以上可说是本书的优点。对这部分稿子提了一些意见,见另纸。是否请作者改定拟目及作些修改後发稿,请批示。

   周振甫 1977.12.1.

  

  

[整理赘记]

  

   围绕着《谈艺录》和《管锥编》这两部学术巨著,周振甫先生与钱锺书先生作为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种种佳话,已广为人知。这里只说《管锥编》。1972年3月,钱锺书先生从干校回京,借住在文学研究所办公室,杨绛先生说:"我和锺书在这里住了三年,他写完《管锥编》。"(《谈〈堂·吉诃德〉的翻译》)《管锥编》初稿写定不久,大约在1975年,周振甫先生成为《管锥编》的第一个读者。二十多年之後,当人拿着钱先生《管锥编》序中"命笔之时,数请益於周君振甫"这句话,来请周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周先生说:钱先生那样讲,我实在惭愧。那还在"四人帮"控制时期,大概是1975年,钱先生住在那时文学研究所楼下的一间房间里。一天,他忽然要我去他家里吃晚饭,我不知道有什麽事情,下班後就去了。我到的时候,他已在院子里等我了。吃过饭,钱先生拿出一叠厚厚的稿子,说要借给我看,这稿子就是《管锥编》。钱先生的著作是非常珍贵的,我以前是不敢向他借的,怕丢失了就不好办了。这次,他要借给我看,很出我意外。他只是说要我给他的稿子提点意见。提意见,我是没有资格的。不谈外文,就是中文,钱先生读过的书,很多我没有见过。我因为能拜读到钱先生的著作而喜出望外,所以,就不管能不能提意见,先把手稿捧回去了。(钱宁《曲高自有知音--访周振甫先生》,转引自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

  

   关於这次请周先生读《管锥编》,钱先生以"小扣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管锥编》序)给予高度评价。周先生却谦虚地说:我是读到一些弄不清的地方,就找出原书来看,有了疑问,就把一些意见记下来。我把稿子还给钱先生时,他看到我提的疑问中有的还有一些道理,便一点也不肯放过,引进自己的大著中。钱先生的《管锥编》很讲究文采,所谓"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他把我的一点意见都是用自己富有文采的笔加以改写了。《管锥编》出版时,我曾提请他把序中那几句话改掉,他不肯,就只好这样了。(同上)

  

   钱先生《管锥编》序所署写作时间为1972年8月,但"数请益於周君振甫"云云主要是就1975年的这次读稿而言的。根据中华书局编辑部《管锥编》书稿档案,现在我们知道,在《管锥编》书稿交付中华书局之後,即1977年底至1978年初,周先生还有一次认真全面的审读,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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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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