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读到谢泳先生的一篇短文《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载《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勾起四五十年前沉甸甸的历史记忆，引发对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的思索。往事确实无法如烟，不会随风飘灭，事情的“有”“无”和事理的是非，不能回避。
谢泳先生的文章披露了一份重要的材料，即高等教育部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文件名为《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份“调查材料”就是会议参考资料之一。它对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作了分类排队，钱先生被明确列入“反动教授”。第一条“罪证”就是指控钱氏与所谓间谍案有关。《调查材料》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文学研究所当时仅是北大的“附设单位”，原是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成立的，在业务上并不受北大直接领导，但《调查材料》仍不放过他这个“编外”人员。“间谍”“特务”所干的是窃取机密、阴谋煽动甚至杀人放火等等勾当，钱先生怎么会与这种人“关系密切”呢？
一、不愿去父母之邦
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曾看过《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一书（群众出版社，1958年）。此书由李克（Allyn Rickett）、李又安（Adele Rickett）合著。他夫妇俩曾因“间谍罪”被人民政府逮捕，后得到释放，故原书名为Prisoners of Liberation。书中记述人物，一律用化名，但仍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如第34页讲到在1950年暮春，他们请清华的两对教授夫妇吃饭，其中的“赵先生”讲起“现代诗”问题：“你说是‘现代’诗吗？哼……我认为还不如说是‘绝代’诗倒更恰当些。五十年以后就不会有人再听到这些东西了。”用这种语言修辞机智来表达思想，“现代”“绝代”，正是钱先生的习惯，正如他婉谢别人“祝寿”是“促寿”“延年”是“厌年”一样。说完后作者李克在下面又添了一句：“他那一口训练有素的牛津口音更加衬托了他对中国新起诗人的鄙视。”“训练有素的牛津口音”一语更可坐实“赵先生”之为钱先生了。1979年，钱先生访美时，他的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就给当地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夏志清等人都曾叙及。
在这次家宴中，李克又问起“赵先生”：牛津大学过去两年来一直在请他去任教，他是不是会接受他们的邀请。“赵先生慢慢地摇了摇头说：‘不，我不打算接受，我虽不完全同意吴先生（按，指同宴的另一位客人）的说法，但这儿还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这使我们马上想起邹文海在《忆钱锺书》（见《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中说到，在1948年先是香港大学聘请钱先生，“其后牛津大学又约他去任reader”，邹氏曾催促他成行，未果。李克的这段叙述正好照应了钱先生不应邹氏促驾之举。这是我读到的钱先生对易代之际去留问题表态的最早一段珍贵材料，掷地有声，感人至深。
追问一批“高知”在解放前夕的去留问题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时有文章见诸报端，例如陈寅恪先生为何留在大陆，惜无陈先生本人的说明。钱先生不同，除了此处对李克的回答以外，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也写到她和钱先生在菜园窝棚前的一段对话：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老样。”
这不是故作豪言壮语，而是代表了一代“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杨先生在致《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作者汤晏的信中也说道：“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本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这封信写于2001年10月，着重从民族语言角度来解释“不愿去父母之邦”的一个原因。到了2003年出版的《我们仨》中，杨先生再一次重申：“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上述四处关于“留在大陆”的自释文字，以与李克对答的时间最早（1950年），说明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尽劫波，“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的痴心不变。有人统计旧《观察》撰稿人中（钱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几乎所有人都有条件在解放前夕离去，但绝大多数毅然留下，这就不单是个行止的抉择问题，而是这批虽受欧风美雨熏陶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尽管与共产党的关系或亲或疏，但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深厚的民族感情，跟这片神州大地有着难以割舍的精神纽带（当然选择离去的也不一定不爱国）。
二、与李克、李又安夫妇的关系
李克夫妇的“间谍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批美籍间谍案之一，有关档案卷宗至今未能查阅。《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一书虽多用化名，但由隶属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出版，所记内容基本可信。另一部《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新中国“大墙”内的一对美国间谍》亦述此事件，作者朱振才虽运用了一些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但他系公安干部，并自称“从事北京反间谍斗争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更全面地了解了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斗争的全貌”（见该书《写在前面的话》），故其记述可供参考。李克、李又安夫妇于1948年10月来到中国，据《人民日报》1955年2月28日载，李又安“以清华大学英文讲师身份为掩护，解放前后从事搜集有关学生爱国运动、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情报”，她“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于2月27日“刑期已满”，释放回国。同年九月，李克也被“遣送出境”，《人民日报》（1955年9月22日）刊载了他对香港记者“用中文写成的书面谈话”，在文中，他承认自己“是一个间谍”，曾向北京的美国领事馆提供过情报，直到1950年领事馆闭馆撤离。在1951年被捕后，他深刻认识到“我不应该到别的人的国家去想强迫他们接受我喜欢的社会制度”，并在最后说他“原来被判决六年，因为受了中国人民的宽大，我被提前释放而且在遣返的过程中，受到最大的照顾”。其后，李克夫妇1974年11月、1980年春先后两次以“文化友人”的身份重访中国。
钱先生是1949年8月从上海举家到清华大学任教的，《调查材料》说他“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解放前”云云，显然错误；“关系密切”也夸大其辞。李克在清华交游广泛，与许多教授往来。论关系的深浅，恐怕要推冯友兰最为密切。李克来华，出于他的老师德克·卜德（Derk Bodde）的推介，卜德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最早的英译者，他当时也在北京，1949年冬返回美国。李克是从“冯博士”处获知他平安抵家的消息，还在给卜德的信中特别报告了“冯博士”的近况。卜德后来成为美国汉学摆脱欧洲汉学影响、以求独立发展的代表性学者。论交往频率，朱德熙则是李克的私人汉语老师，每周讲授两次；李克每周听许维遹的课，课后切磋甚密。李克研究《管子》，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他的专著，在序言中对清华、北大一大批教授的指导和帮助表示感谢，钱先生仅是其中之一。应该说，钱先生跟李克的关系，与其他同事一样，都在正常学人交往和学术交流的范围内，只是在当年抗美援朝的时代，在全国一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浪潮中，被赋予了严重的意义。因此，事过境迁，人们并不讳言这种交往关系。比如杨绛先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仍与李又安有过联系。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到，为了核实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早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论文《日本商法》一事，“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按，即《日本商法》）。据她回信，锺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并在1985年出版《回忆两篇》而写的《前言》里又特意向李又安致谢。
三、匪夷所思的诬告
《调查材料》另一条骇人听闻的“罪状”是“污蔑”《毛选》，杨先生在《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我们仨》中都反复叙明此事。《调查材料》称：“1952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到“文革”时，这明显属于“炮打”的“现反”材料，性质严重。文学所的同事都心知肚明，这不是真实的。不说别的，“语气就不像”，“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试想当时是重视保密的环境，能否把《毛选》英译资料随便带回家（其中不少文稿还未定稿，中文版《毛选》尚未公开出版）？他们在城内堂子胡同办公，钱先生其时住在西郊北大中关村，携带是否安全？再说那时每家每户都有毛泽东著作，怎能设想拒绝毛著进门的家庭？凡此种种，可谓破绽百出。我还可以补充亲历的事情。1967年夏，“文革”运动进入“解放”干部阶段。文学所古代组初步讨论决定第一批“解放”钱先生等四人“下楼”，但要做好调查工作。大概在五月份，先根据所内原人事部门同事提供的线索，展开外调。虽在特殊时期，这次外调还是颇为认真的。外文出版社先后去了两次，找了叶君健等四位先生（叶与钱一起参加过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钱先生当时工作认真负责，帮助解决了不少译事上的难题，也从未听说过此类“大不敬”之语。叶先生说得更干脆：“钱锺书决不能说这种话。”甚至找到原举报人，也矢口否认。那年8月1日向全所大会报告了调查结果，对此事的结论是四个字：“查无实据。”全所各组分别讨论，一致同意钱等四位“下楼”；8月2日起他们就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了。
最近读到时任《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徐永煐的一份向上级写的报告——《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1962年），其中说：“我建议由程镇球、SOL、钱锺书三人，组成咨询小组，专责整理历次修改建议，与初版稿和旧改稿对照，并且提出抉择意见”，再供上级领导裁夺。他还说钱锺书“汉文英文却都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这里提到的SOL是英国专家爱德勒，程镇球也是翻译组的领导。程在《〈毛选〉英译回忆片断》（载《中国翻译》1993年6期）中，也提到“新增加的定稿组成员有钱锺书”，“钱五十年代初即参加过《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定稿工作，亦曾为《毛选》第四卷英译文进行过润色。徐永煐一直对他很倚重”。徐永煐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钱氏八岁，为其学长。他们两人在工作中切磋琢磨、相互“较真”，成了莫逆之交。
我在上一篇《钱锺书先生参与〈毛泽东选集〉英译过程点滴》（原载《悦读》第五卷，2007年11月）中，曾不惮辞费地引用当事人的材料，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当年那个翻译群体的敬业精神及上下协调的工作环境，因为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与具体环境密切相关，互为因果。如果钱先生参加英译工作是不情愿甚或是抵触的，作为主持人的徐永煐还会这么“倚重”他并进而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吗？
《调查材料》又说钱先生“污蔑《毛选》文字不通”，这大概是指钱先生讲“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一类问题（见《毛选》第三卷《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原稿将“铁扇公主”误为“牛魔王”），实不足再辩。我相信钱先生当时是以求真求实的善意态度来对待《毛选》文字的疵病的。
还有一条“罪状”是“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乍一听也是颇为吓人的，钱先生似为“美军”传授什么军事谋略。不妨查一查这次演讲的时间、背景和内容。好在这次演讲稿曾公开刊登在《大公报》综合第十九、二十期，时间是1945年12月26、27日。演讲的时间在同年的12月6日。题目是《谈中国诗》，在1997年出版的《钱锺书散文》中一查即得。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美军”是中国的同盟军，《毛选》中也屡称为“盟邦人士”。内容又纯系学术问题，唯一涉及时政的一处是：钱先生讲到第一首译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诗是美国人的《人生颂》，但这首诗曾先由英国人译成中国散文，再由中国人写成七绝组诗，于是他随机生发地说：“所以远在ABC国家军事同盟之前，文艺女神早借一首小诗把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联络在一起了。”[1]能从这次演讲中嗅出什么“反动”气味吗？
《调查材料》还提到“曾见过蒋匪”。《我们仨》中说过，抗战胜利后，钱先生曾兼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等工作，“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与陈寅恪先生一样，蒋某人实在难入他们的法眼。至于《调查材料》所说的“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时至今日胡风冤案大白于天下之际，就不用多说了。
1956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一年，农业、手工业、工商业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此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主题词是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最后一天（1月20日）也作了讲话，认为当务之急是展开“技术革命，也叫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与十年后的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大不相同了），并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原话是：“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随后又有陆定一的“双百方针”报告，又有“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分子们普遍感到自己的“春天”到了。但如钱、杨二先生仍受到《调查材料》的困扰，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彻底洗清冤屈，摆脱困扰。没想到多年后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不同的解读，故有辨明的必要。
谢泳短文披露后不久，《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曾在该刊2004年第一期上刊《说明》，称：“编辑部收到文学研究所一公函，来函指出：‘材料（即谢泳文所披露的调查材料）中所列举的全部所谓“问题”，钱锺书先生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已一一调查清楚，做了结论。’认为此说‘纯属空穴来风，查无实据’。”文学所组织上的态度是负责而郑重的。但其后仍有不同声音。二则此事对理解和研究钱先生处事、思想与学术颇有关联。三则对了解当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不失为一个颇具典型性的个案。
四、生存智慧、人生与学术的交集
经历过所谓“清华间谍案”“污蔑《毛选》案”的钱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以言罹祸、文网钳制的观察，融入了一份切身的感受，显得更为深刻。成书于“文革”后期的《管锥编》多次论及这个题目。在论述《周易·颐》“象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时，引孔颖达《正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以言语、饮食两事相提并论，然后他称引主张“可以多食，勿以多言”的种种文献资料，下了这么一个断语：“皆斤斤严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亦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3—24页）把以言取祸、处世之难的问题提到人生最难应对的大课题。与此互释互通，他对武王《机铭》中的“口戕口”历代难解之疑，作出了牢确不移的训释。《机铭》云：“皇皇唯敬，口生，口戕口。”或以为“口”为“□”，乃缺文的标记；钱先生举出众多例证，说明“前‘口’乃口舌之口，谓言语，后‘口’则丁口之口，谓生人。以口兴戎，害人杀身，皆‘口戕口’，罗隐《言》诗所谓‘须信祸胎生利口’，古语双关之例也”。因为“机”可指书案，“乃人君出令所依，故‘口’即言语”；“机”又指几席，“可据以饮食，‘口’复为口腹之‘口’”，这就与前述《周易·颐》所谓“慎言语，节饮食”相通，“口戕口”乃“两义兼涵”，但钱先生的侧重点则在“慎言语”之义（《管锥编》第三册，第855—856页）。
对于文网语阱，钱先生尤对专权者和构陷者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列举宋明帝、金熙宗、明太祖、清乾隆帝的事例。如金熙宗时，张钧起草制书中，有“顾兹寡昧”及“眇余小子”之言，翻译官不知此乃谦恭自逊之套语，乃进言云：“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人事，眇为瞎眼，小子为小孩儿。”熙宗大怒，张钧竟至被“以手剑剺其口，棘而醢之”。明太祖性多猜忌，臣工表奏颂扬，“一人有道，万寿无疆”则疑隐寓“强盗”，“体乾法坤”则疑隐寓“发髡”，“作则”嫌于“作贼”，“生”“扉”谐音“僧”“匪”，“殊”拆字为“歹”“朱”，竟然“皆科以大逆谤讪”。钱先生写道：“恃强挟贵，而苛察雄猜，憬然严周身之防，瞭焉极十目之视，盖众所畏之人，其所畏亦必众耳。”（《管锥编》第三册，第971—973页）慑魂勾魄，读之惊怵！他对从事构陷者也毫不宽假。论太公《龙韬》，从专务此职的“从狙而好小察”者，到“后世‘察事’、‘察子’、‘觑步’、‘候官’、‘校事’、‘觇者’、‘逻者’”，均予抨击。他还深刻地指出，这类宵小之徒，虽为众人憎疾，但专权者却不能不用。他引《三国志·魏书·高柔传》，高柔向太祖进谏不能任用赵达等辈从事斯业。太祖说得好：“卿（高柔）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成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明知此类鼠辈皆为蝇营狗苟之徒，但也因此而使之为鹰犬、为走狗，贤人君子绝不肯为，深刻说明这是封建政治体制中必然产生的毒瘤。他还指出此辈往往善于伪装，使人们疏于防范而陷其彀中。举元代俞德邻《佩韦斋文集》中《聩皂》之例，“盖似痴如聋，‘群视之若无人’而不畏不惕，乃能鬼瞰狙伺，用同淮南所教之悬镜，行比柳州所骂之尸虫”（《管锥编》第三册，第862—863页），其形容刻画处，更是入骨三分，丑恶嘴脸，烛照无遁。
钱先生有时给人以逃避政治、明哲保身的印象，但读《管锥编》这类文字，总能感受到他嫉恶如仇的激愤和洞若观火的明智，这体现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生立场，他的学术与人生实是互动交融的。他论《谷城石人腹铭》，引用清初人屡次以“磨兜坚”入诗，如陈瑚“磨兜坚，慎勿言！言之输国情。挟笔砚，慎勿书！书之杀其身”，然后说：“一典之频使，亦可因微知著，尚论其世，想见易代时文网之密也。”（《管锥编》第三册，第879页）桓谭《桓子新论·谴非》云：“夫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事诚可悼痛焉！”举例说《易》之“大人虎变，君子豹变”，人主看了会说“何为比我禽兽”？如说“圣明与尧舜同”，人主又会说“何为比我于死人”？钱先生于是写道：“按必有为而发，不图东汉之初，文网语阱深密乃尔。”（《管锥编》第三册，第971—972页）在《钱锺书手稿集》第二卷第1200页中，他引宋元人罗公升《送归使》诗：“鱼鳖甘贻祸，鸡豚饱自焚。莫云鸥鹭瘦，馋口不饶君。”又写道：“按，沉痛语。盖言易代之际，虽洁身远引，亦不能自全也。”
面对命运不能自主的生存环境，致慨于“处世难于摄生”，钱先生养成了自觉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个性率直，放言无忌，月旦人物，褒贬世事，都未罹五七丁酉之厄，被视为“奇迹”，其实，端赖于这种生存智慧。在各种“运动”此起彼伏时，他低调处世，杜门谢客，绝无政治上的表现欲望。1979年他出访美国，有人问他何以在“文革”中未吃大苦头，他幽默地说：“有些人大力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反倒被它害了。”（台北《联合报》1979年6月26日）言下颇有自幸之意。其次是谨言慎行，严防授人以柄。他曾引朱庆馀《宫词》“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鹦鹉”或即“刺取阴私”的鹰犬。杨万里《题沈子寿〈旁观录〉》云：“逢着诗人沈竹斋，丁宁有口不须开。被渠谱入《旁观录》，四马如何挽得回！”一言之失，驷马难追，《旁观录》变成了黑材料。（《管锥编》第三册，第862页）在正式会议或政治学习中，他经常保持沉默。有同事描述说：“他在会上不大发言，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听别人说话，有时他听着听着会低头微笑，笑什么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徐公持《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载《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平实而颇能传神，与他在私人谈话空间时口若悬河、神采飞扬的情态，判若两人。1992年他有一次对青年的“寄语”：
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如果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可能会抓住你话中的漏洞从你身后边捅你一刀，把你卖了；如果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吓、威胁下，他可能会做一些伪证，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件来；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可能会十分坦率地承认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他可能会因保护你而牺牲了他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谈话的对象是两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外国文学所同事的孩子，对钱先生而言，已是孙辈了。他们为取一份校样去钱家，钱、杨两先生对他们说了以上肺腑之言，他们记录成文，题目是《钱锺书、杨绛先生寄语青年》，初刊于《科学时报》，文章是经过钱先生过目改定的。（收入何晖、方天星编《一寸千思：忆钱锺书先生》，辽海出版社，1999年）钱先生的父亲为他取字“默存”（大概是从《易·系辞上》“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而来），上述四个“如果”这段文字，可以看作他为自己补写的《字默存说》（苏洵有《名二子说》《仲兄字文甫说》），也是一篇现代版的《说难》，比之韩非专论臣下进言之难的《说难》，更直指世道人心，更抉剔入微。另一次对青年的“寄语”在1987年。他托当时文学所所长转告：“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报的。”坚持淡泊名利、低调做人的立场，恳切真诚。他还说了这么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防范急切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见刘再复《钱锺书先生纪事》，载《东方早报》2009年11月15日）
历史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民主、法制、尊严、和谐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的关键词。“间谍案”夸大其事，“污蔑案”无中生有，但对钱先生已造成了严重伤害。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
[1] 此段中外文学因缘，后来他用英语写成《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长文，中译改定本可见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钱锺书散文》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钱锺书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