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毛泽东散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01 次 更新时间:2015-01-05 1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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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麦  

  

   走眼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也者、非凡俗,他的见识曾经超过常人。例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比托洛斯基高明,“支部建在连上”,控制住了军队没有放弃枪杆子。到了延安,他比历届前任高明,知道“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活着的时候就可能被人打倒”;提出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意志。抗战,他比王明、周恩来等高明,不替蒋介石守卫国土,趁机扩张力量,奠定了建国基础。解放之初,他比刘少奇等人高明,迅速终结“新民主主义阶段”,统购统销,一举掌控全国生产生活资料……。进而推动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业。

   在其建国方针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丰富文娱活动等等,虽然也会提到,不过是次等目标。因为他的价值观念不同常人。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到他嘴里轻描淡写地一句“什么猪肉、头发夹子、肥皂等有所失调”而已。“顶三四年、十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自恃“为革命献出六位亲人”、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有资格要求别人像他一样,以事业为重、为事业牺牲。这是一个:不惜与资本主义打一场核战争,死一半人口、换来一个赤旗世界的人。在他的眼里,区区生活琐事,怎么能与实践革命理想、推动历史前进相比?人民付出的生命财产、艰难困苦,不过是社会试验的代价。就像败在其手下的国军将领说的:解放军打冲锋,动不动就是人海战术,真不在乎伤亡啊!

   如此价值观念来自毛氏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方法。进城之前,毛泽东在党内搞同甘共苦,在军内搞官兵一致,在根据地平分土地,进了城还是供给制……。这等做法,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毛泽东对于物质享受的警惕与排斥。看他的经历,1927年上井冈山之前,他没过过什么好日子;武装割据游击战争,一干二十多年,直到“进京赶考”,中间只去过一次破败不堪的重庆。至于党给他安排的特权生活,不过“一天一只鸡”的水平而已。在中南海,毛的朴素生活虽然昂贵,相比后来的党员干部,种植的野菜、织补的衣物,似不至于消磨他的斗志、使他沉沦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泥潭。

   但是,普通百姓、升斗小民没有这样的境界。其麾下的战士之所以参加革命,大半是“穷则思变”,不是变成苦行僧,而是要变富裕,不止为了温饱,还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平民百姓对于新制度的期望也是大幅度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革命党人劫富济贫的江湖意识浓厚,“到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打了个滚”,发现柔软而有弹性,比老家的土炕和行军路上的“草毯泥毡”舒服多了。封资修自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魅力所至难以抵挡。共产党内于是同气相求般地产生了修正主义,进城不久就出现了特权阶层。

   看似毛泽东早有预料:人为理想的付出有是有限的。群体中的意志薄弱者,革命激情先行消退,其追求享乐的行为对周围有着很大的感染作用。因为人的本性,懒惰和私欲占了不小的比重。文革前的社会状态颇为暧昧,“饱暖生闲事”似地,人们开始萌生追求富足安逸的愿望,与革命意志共存。这原是本能驱使、自然而然,却不为毛泽东容忍。他认为,发展私人经济会导致贫富分化,其结果将是“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封建主义的才子佳人、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会毒化人民心灵。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路,既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资本主义复辟就一定是中国的灾难云云。

   这次,毛泽东看的对却估计错了。他清楚地看到:社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潜意识,中共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却错误地将这个前景估计成国将不国、人民沦丧。一面,他懂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他不甘心,人民需要历史朝国强民富的方向发展。人们穷怕了、乱够了、代价付的太多了。人心思定、人心思富。至于什么主义、什么道路,姓资姓社又有何干?

   毛泽东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着人们革命热情未泯,运用其全部智慧才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期“拨正中国革命的航向”,“抓革命、促生产”,在政治运动中让中国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走向繁荣昌盛。但是这次,其长期革命生涯中屡试不爽的法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但辜负了他,还彻底败坏了他的事业。让他当了一回自己嘲笑过的蠢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的失败在于试图违反自然规律,“欲与天公试比高”另搞一套。事实证明,高明高超如毛泽东者,也打不破这样的定理:理想主义、牺牲精神,只能偶一为之;个别人可能殉道到某个程度,维持群体的政治觉悟,非得大量物质利益不断滋养浇灌。

   令人玩味的是,文革前毛泽东强调的:党内有人在走修正主义道路,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并非妖言惑众、骇人听闻。今天的局面,邓小平接手后,中共在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比毛泽东的担忧的还要快、还要远。时间上正应了毛的预言:“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然而,党变修国变色的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估算:资本主义复辟给人民带来的是富裕,市场经济道路让中国走进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退位,国人文娱生活才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如果毛爷子真的是为人民利益着想,其在天之灵看到中国人民今天的生活状态,以其惯不认错、会说巧话的性格,也许会这样为自己缓颊:从解放到我撒手人寰是二十七年,不过历史的一瞬,我们不是敢于斗争、善于学习吗,也得付点代价、交点学费啊。再者,我说继续革命的时候,从中央到地方无不积极响应、没人说过一个“不”字哦。

   弄权莫如毛泽东

   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刘少奇争权。其实,倒刘用不着动那么大干戈。毛曾在中央的会议上指着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刘的妻儿合著之《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可见刘根本不是毛的对手。

   毛泽东在党内、军中、全国的地位堪比神祇。主席之下虽然还有副主席,但在那时,这个半级之差、不啻千里之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无不要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其它位置上副职与正职的关系,大半属于党内同志,有事得互相商量。唯有毛泽东可以一言定人死生,因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文革之前下台的中共大佬高岗、铙漱石,军中将帅彭德怀、黄克诚,封疆大吏周小舟、舒同等等,直接打倒即可,无需动什么手脚。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过先扫了一下外围的彭、罗、陆、扬而已。刘眼见手下大将一一去职爱莫能助,心知马上轮到自己,既无还手之力、也无招架之功,只能一再表示辞职、回延安种地。其强烈的反应不过乍着胆子发几句牢骚:文化革命怎么搞,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啰。

   传说刘少奇在党内根基浓厚,但在宣布其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中央全会上,只有名不见经传的陈少敏一人弃权,麾下一干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无不举起了右手。尽管个中原因多种,无人敢违圣上之意则一。说明刘氏一脉,干别的尚可团结而有战斗力,一遇毛泽东,只有滚鞍下马、纳头便拜,丢盔角解甲、束手就擒的份。刘某当然不敌毛泽东。论文,他不过薄薄一册“黑修养”,论武,没有带兵打过仗;建党建军都没有他,白区工作纰漏颇多,还数次落入敌手,如何出狱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倒刘只是一带而过的文革序曲。

   毛泽东说文革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周恩来的解释更为简单扼要:“这次夺权是四九年夺权的继续。”资产阶级、国民党不是早就被打倒了吗?却原来,毛与之不共戴天的还包括了与以他的敌人为代表的文化、思想,所以要革一革文化的命,另建一套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老毛为了此事谋划、铺垫已久,但是刘少奇等对“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另有看法与安排。出于矛盾对抗、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眼里,不合作者既仇敌,必欲去之而后快。

   倒刘当然要用权,但无需“权术”,“权势”可矣。权术,势均力敌或力量相差不多时才用得到。用时,不免你来我往、大战三百回合,途中或有失手败北之虞。比如斯大林之与布哈林和托洛斯基,列宁的政治遗嘱白纸黑字地说了:斯大林不宜作党的总书记;一流的理论家是布哈林、最能干的人是托洛斯基。打倒这两个人,斯大林当然要动一些计巧、煞费一番苦心。后来,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取得了一人独大的地位,再拿掉卡岗诺维奇、季诺维也夫等,就用不着周密策划、精心安排,以势压人就行了。党文化,只要“势力”够大,既便手段笨拙、理由牵强、做法生硬也必胜无疑。文革当中,毛主席、党中央,那么多简单粗暴的指示、布置,亿万革命群众不是都深入挖掘其伟大意义、领会其精髓、精神了吗。

   “弄权”须至“成势”才入“化境”,即毛泽东所谓之“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宋吕本中有《官箴》一卷,其中道:“理不足以治则有法,法不足以治则有权,权不足以治则有术,术不足以治则有势。”语出《韩非子》所辑先秦人言。可见中国统驭术的渊源之远。但是,古代虽然是家天下,臻此境界的帝王却屈指可数;近代权倾朝野者如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等,说到在政治范畴指东打西、任意驰骋、予取予求的“势”,到了毛氏泽东面前都要甘拜下风哦。

   毛泽东有此造诣,大概因为他生就“三头六臂”、会“七十二般变化”吧。要“理”,他有“雄文四卷”;要“法”,他定政策方针;要“权”,他“一元化领导”;要“术”,他先娴熟“革命的两手”……;他就是以这十八般武艺,领导党和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难怪自命不凡如邓小平者都说:没有毛主席,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看来,毛泽东的“势”其来有自,非止巧取豪夺、欺瞒压榨可办。趁其势,十年文革,老毛不再需要长篇大论、苦口婆心。一句“造反有理”,神州上下便地覆天翻;再一句“革命委员会好”,就“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千万知青奔赴农村;再一句“要斗私批修”,人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每条最新指示,都像吗啡,令七亿五千万人兴奋不已。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革命运动、社会改造的利器,莫过于“威势”-----“理”有穷时,“法”有范围,“权”有限度,“术”或有尽;样样具备,也不够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唯独已成之“势”:在外威震四方,对内慑服心灵。从此,“理”不需讲而自通,“法”无须设而自律,“权”不动用也顺从,“术”不用多已膺服。面对“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毛泽东”,孤傲清高如林彪者顺水推舟说:“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想把一人一付花花肠子的中国人步调统一起来,万众一心大干快上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非横空出世地竖立起那样的“威势”不可吧?

   有过这么个先例和榜样,虽然人们当过他实验室里的小白鼠,遇事,大到国家建设、小至驱使妻女,想要多快好省,仍旧不免向往集权的便利与盲从的简洁。

   折腾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如果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那么,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全会通过决议,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永远不得翻案;他的目的就达到、文革就该鸣金收兵了。事实上,那时,文革方兴未艾,大戏连场而来呢。也许是红烧肉给了他足够的能量、红辣椒刺激他心跳加速、思绪飞扬,毛氏一生躁动不安,晚年老当益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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