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升:社会性的终结与现代社会理论面临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9 次 更新时间:2015-01-04 01: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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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升  

  

   摘要:20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现了社会性终结的状况。这种社会性终结,是与生产的终结密切相关的。由此,社会结构、社会角色、社会身份以及社会行动的意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已经解构为“大众”,这些大众中的个人没有固定的关系,没有特定的角色,也不履行确定的社会经济功能。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行动有意义、有目的,但这都是仿真的意义和目的。传统的社会化,只是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功能关系。这种功能关系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实际上,社会化所产生的结果不是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而恰恰是社会联系的终结。由于这种解构了的社会是沉默的大众,社会解释学方法就无法理解人的行动。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虽然能够强迫人们说话,但这些都是仿真的话语。由此而调查和统计出来的结果是超级真实的社会状况。社会学把这种超级真实社会状况再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把它自己再生产出来。

   20世纪以来,人们面临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状况: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如果用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J. Baudrillard,1929-2007)的话来描述,这种急剧的变化可以概括为“社会性的终结”(the end of the social)。[1]在这里,社会结构解体了,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也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以稳定的社会结构为对象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受到了挑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为基础的社会行动理论失去了解释力。

   一、社会性的终结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一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血缘关系(亲属关系)、经济关系以及不同成员之间用明确的符号来标记的权力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作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分离开来。这三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依赖于三种社会关系来维持着,即血缘关系(亲属关系)维持着家庭关系,商品的交换关系维系着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使国家作为一个暴力体系的存在成为可能。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在《法哲学原理》中把这三种关系概括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伦理”关系。而20世纪以来,这三种伦理关系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变革作了这样的描述:人们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2]。在《资本论》中,他又指出,在商品交换关系的背后都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被理解为商品交换的关系,理解为物的关系。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为“拜物教”[3]。20世纪初,卢卡奇(C. Lukacs,1885-1971)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与韦伯(M. K. E. Weber,1864-1920)的合理化理论结合起来,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物化”现象。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取得了一种物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交换关系是物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卢卡奇则进一步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都按照合理化的原则来进行交换、组织生产、建立权力关系。在这种合理化地组织起来的体系中,人就是一个被规定了的角色,就如同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人在这个机器系统中物化了。在这个系统中,人不能有情感、意志等人性的东西。这些人性的东西在这个系统中“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4]。人和人的社会性联系丧失了,而只有物的关系,只有功能性的社会关系。尽管如此,人们在物化系统中,仍然是一个角色,还进行着经济的、政治的交往。

   然而,鲍德里亚所说的“社会性的终结”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也越来越成为形式上的关系,而没有实质的经济意义。他认为,1929年的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现象,一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完成,一是生产过剩的出现。当卢卡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的时候,他认为,人在机器系统中是一个零部件,人物化了。这是机器大工业批量生产的时代所出现的现象。在“泰罗制”(Taylorism)的生产体系中,人不过是一个物。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泰罗制”的生产体系已经被打破。由于生产的自动化,许多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已经由机器所取代。人的活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这是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霸权”[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者在生产体系中越来越成为可有可无的角色。既然劳动者在生产体系中是可有可无的角色,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雇佣劳动呢?这是为了维持经济系统运转的需要。1929年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由于商品被大规模地、批量地生产出来,这些被大规模和批量地生产出来的东西超出了人们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经济的运转,人们就需要刺激需求。国家所采取的刺激需求的方法就是加大社会公共开支、国防开支、社会福利开支,加大对教育、就业培训等的资金投入。但是,商业企业也需要刺激需求。比如,通过广告,通过虚假的降价促销等等。于是,人们就购买了一些对于自己来说可有可无的东西。所有这些刺激措施,都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系统的运转。人们要刺激需求来扩大再生产,人们要刺激需求来保证就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的工作岗位不是生产中所必需的,而是为了维持生产系统的运行而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在这里,“资本把劳动给予劳动者”[6]。资本家不是劳动力的雇佣者,而是施予者,即他恩赐劳动者一个就业岗位,给予他一个身份,让他感到,他在这个社会中是有用的人。而实际上,在生产自动化的今天,在生产过剩的今天,他的工作岗位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为了维持生产系统的运转,工人需要被“赐予”工作岗位。当然,这不是说,发达社会中人们被刺激起来的需求是虚假的需求;但也不能说,被刺激起来的需求就是真正的需求。用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说,这只是一种“仿真”(simulation)的需求。同样的道理,人们在这里所进行的生产也是“仿真”的生产。这里进行生产的工人与机械化生产时代的工人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看上去像是工人,但是却没有进行实质意义上的生产。这个时候工人之间的关系看上去似乎也像机械化大生产时代的工人那样存在着功能性的关系,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功能意义。于是,卢卡奇所说的那种“物化”的功能关系已经由“仿真”的功能关系所取代了。

   如果我们用更加形象化的说法来说明这种“仿真”关系的话,那么就可以说,工人在工厂里的生产、资本家雇佣工人都像是在演戏。在戏剧的表演中,所有的人都要模仿现实生活中的“生产”、“雇佣”关系。虽然模仿得很像,但这种模仿毕竟没有真实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鲍德里亚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处于“政治经济学的美学阶段”[7]。在这个系统中,虽然人们也生产,但是这种生产却没有切实的目的,而类似于戏剧中的表演。这里的劳动不过是要给人们带来审美的愉悦,带来一种“自恋”的享受。在这里,工人感到自己是这个社会中有用的人。

   不过,人和人在这里所建立的社会关系还与表演不同。在表演中,演员和观众之间是有距离的,表演者都知道自己是在演戏。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表演中却不存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人们在这里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人在这里,自我陶醉,自我表演,而且还不知道自己是在表演。这种表演是一种自我欣赏,是“受到诱导的自恋”[8]。于是,在鲍德里亚的眼里,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是人们进行“自恋式”表演的舞台。这个舞台上的戏剧表演,可以被模拟为“超级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在这个舞台上,演戏的人们所表演的戏剧太真实了,以至于舞台上的演员无法区分自己究竟是在演戏还是在生活——他们已经无法区分演戏和生活了。换句话说,在发达国家的生产体系中,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在演戏还是在真正地进行生产。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或许就如同演员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当一个演员在生活中谈对象的时候,他深情地对自己的女友表达自己的爱意,但是他的女友却无法相信他。因为,他的女友无法把他的行动与舞台上的表演区分开来。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社会问题:当我们无法把表演与生活区分开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进一步来思考,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追问,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权力关系以及家庭关系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当出现生产过剩的时候,以满足需求为基础的经济交换关系被一种仿真的经济关系取代了。经济上的交换关系究竟是真正的经济关系还是虚假的经济关系已经无法区分了。比如,当一个人花费一万元的人民币购买某个名牌的手提包(我们假设三百元左右的手提包能够同样满足实用的需求)的时候,这种购买行动就不是实际经济意义上的购买行动,而是一种仿真的经济行动。其中虽然有经济的意义(因为手提包毕竟还是有使用价值的),但是更多地具有表演的意义。因为,这个手提包是用来展示的,用来吸引眼球的。在这里,人们的购买行动究竟是生活还是表演呢?当然,这只能在过剩、积累和结余大规模地出现的情况下纔会出现。因而,这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纔会普遍出现。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名牌产品的价格一般来说比发展中国家奢侈品价格更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和表演已经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人们无法区分演员和观众了,表演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而发展中国家却不是如此,只有少数富裕人士纔能成为“演员”,而大多数人不过是“观众”。而为了获得更大的审美效果,人们必须努力把观众和演员区分开来,而能够把观众和演员区分开来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货币。在这里,某些东西越贵,少数富裕人士就越要购买。这种购买行动与经济原则无关,而与表演有关,与“审美效果”有关。比如,某个商人花费十万元购买一个机会,在温泉开幕的那天,第一个进入温泉“享受”。这里的购买行动取得了巨大的“审美效果”。

   如果说在发达国家中经济活动成为一种表演行动,那么政治活动又如何呢?在发达国家,政治越来越表现出“去政治化”的状况,而越来越成为一种表演。[9]

表演行动最重要的特点是模仿(仿真),无法区分真假的模仿。这种模仿无疑也影响了家庭中的社会关系。本来,家庭成员关系是以相互之间的爱来维系的。这种爱的关系是在他们之间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中体现出来的。但是,在发达国家中,商业企业为了刺激社会需求发明了许多新的节日——“父亲节”、“情人节”、“母亲节”等等。于是,在节日期间,饭店爆满,鲜花售罄。许多人学会了模仿,模仿用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这里所显示出来的爱是表演还是生活呢?在这里,“爱”被显示出来,在鲜花中,在一起吃饭中。人们可以直接看到“爱”。这种可以被直接看到的“爱”具有戏剧的效果。过去,人们在生活中,在私密的生活中相互表达自己的爱。这种爱是在人们之间相互需要的时候纔出现的。比如,在被爱的人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去关心她,爱护她。然而,今天,人们学会了模仿,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爱大声唱出来”。这种爱不是满足需要的爱,而是爱的表演,是爱的展示。我们不能说,这是真爱或者是假爱。这里的真和假已经无法区分。现代传媒已经开始把各种爱的范本传播开来。它们大规模地把各种爱的剧本生产出来,供人们模仿。许多人也按照这种爱的剧本而把“爱”大规模地生产出来。许多人学会了按照这样的剧本显示“爱”、生产“爱”。这里的“爱”已经转化成为消费品,供人们享用的消费品。太多的模仿,太多的爱出现了。当“爱”被大规模地生产出来,并且超出了人们的需要范围的时候,就成为无意义的“爱”,成为纯粹的“爱”的符号。这就如同,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那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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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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