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升 任豆:论物化批判的四重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 次 更新时间:2022-09-29 0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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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升   任豆  

   摘 要:哲学史上对物化批判的路径主要有四个:卢卡奇、哈贝马斯、海德格尔和阿多诺。这些理论路径之间存在着一种家族相似的关系。从文明史的角度来分析,物化产生的根源在于主客二元对立,如何把握主客之间的关系是他们解决物化问题的关键。卢卡奇和海德格尔只强调了主客体统一,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卢卡奇过度强调主体,走向观念论;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直观把握非同一东西,而试图借此超越主客体。这两者最后都强化了物化意识。哈贝马斯强调客体的地位;这就克服了观念论的路径,但是他的主体被限制在客体中,相当于重构了物化。只有阿多诺的物化批判坚持否定辩证法,在主客体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解决物化。这才是现代社会解决物化应选择的路径。

  

   关键词:物化;批判;否定辩证法;和解

  

   作者简介:王晓升,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4);任豆,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阿多诺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19BZX002)

  

  

   物化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人类要生存就必须用合理化的方法来组织生产、构建社会关系体系。这就必然会导致物化现象。但是在如何理解物化的范围、如何处理物化等问题上,人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沿着卢卡奇的思路来分析物化。他们没有思考物化产生的根源,没有找出对待物化的正确路径。在思想史上,虽然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物化的根源和处理物化的方法,但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没有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一、卢卡奇的观念论路径

  

   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甚至可以说学术史上对物化批判的研究是从他开始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与韦伯的合理化批判理论结合了起来,转换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模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和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取得了第二自然的特征。自然界的关系都是因果关系,可以用理性化的方法加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交换关系也是按照合理化原则建立起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就是一个合理化的系统。但在这个系统中,手段和目的发生颠倒。合理化的管理方式把人变成一种无情感的机器。对劳动者来说,按照合理化规则办事才是唯一选择,情感等非理性的要素则是生产系统中一切错误的根源。在这个系统中,人的肉体要素和精神要素对立起来了。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人是纯粹理性的人。这就是人自身的合理化。这些人也是合理化的消费者。合理化的消费者就是把肉体和精神对立起来的、不受肉体需要控制的消费者。在这个合理化的社会中,人自身被物化了。合理化的经济系统变得极端不合理,变得极端非理性。卢卡奇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过程。物化是人作为主体改造客体时,人的改造活动或者人改造活动所产生的结果,甚至人自身都变成了一种类似于物的东西。如果主客体完全对立,那么人或者變成完全合理化的机器人或者变成禽兽。而人的思想的物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等都建立在主客体抽象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按照卢卡奇的思路,由于合理化原则,物化被推广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而合理化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在主客体对立的基础上发生的。那么,为了限制或者克服物化现象就应该实现主客体之间的和解。但卢卡奇的方法却不是要实现这种和解,而是要强化主体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既然物化是因为人的产物变成了类似于自然的东西,那么这就需要强化人的力量,从而使这种类似于自然的、固化的东西重新流动起来。从卢卡奇克服物化的路径选择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分强调了意识的作用。虽然他利用了辩证法来克服物化意识,但是这种辩证法追随了黑格尔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物化的基础上,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主客体的统一,这种意识可以突破物化。在这个思路背后发挥作用的是黑格尔的观念论。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展现了绝对精神运动的过程。绝对精神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把自身对象化。这个对象化的结果就类似于物化。而克服这种物化的方法就是重新认识到,这个对象化的东西是主体自身的产物。卢卡奇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是如此。无产阶级成为历史主客体的过程是这样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无产阶级在劳动中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客体化,作为商品而出卖,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就是纯粹的客体,只具有商品的自我意识。但是当无产阶级在对象中确证了资本生产的主体就是自己时,无产阶级物化的成果就成为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中介,于是无产阶级就认识到了这是它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超越这个作为客体的自己,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卢卡奇指出:“这种认识使它所认识的客体发生了一种对象的、结构的变化。”1这样,无产阶级就从客体转变为主客同一体,这种转变是历史生成的过程。在无产阶级看来,资产阶级固化、永恒化现存秩序就会导致物化。这种物化符合资产阶级的固有利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看清社会的物化结构,因为无产阶级是“历史过程中第一个能够(客观地)充分认识社会的主体”2。但是,无产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3。无产阶级在市场体系中把自己变成商品而在市场上出售。这就把自己客体化了。但是,与奴隶不同的是,工人阶级是自己把自己作为商品出售的。把工人阶级变成客体的是工人阶级自己。这个无产阶级既是客体又是主体。卢卡奇认为,只要无产阶级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认识到物化表现出来的矛盾,从实践上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就可以破除物化。4可以说,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是绝对精神在生产领域的重新演绎,而卢卡奇在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也承认了自己的黑格尔倾向。5这样,卢卡奇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构建中就导向了观念论。

  

   尤其是他希望通过无产阶级实现对主客体对立的超越,克服物化意识。他让无产阶级意识作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客观物质。按照传统唯物主义的理解,革命成功的首要因素应是客观物质条件,但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对自己历史地位的正确理解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他通过分析俄国和匈牙利革命的区别,认为口号决定革命胜负,革命成功的决定因素在于无产阶级的“正确观点和正确决心”2。观点是认识的产物,强调正确观点的决定作用,就是强调了观念本身具有的能动性,而这种观念甚至可以建构现实,与现实世界相统一。虽然在革命期间,正确的观点确实有利于革命胜利,但对革命胜利起决定作用的应是经济基础,不应该是观念。更进一步,卢卡奇赋予观念以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危机的解决“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3。无产阶级是特殊的主体,是抽象的、超越单个主体的集体概念,也只有这样的主体才能认识总体社会,才能“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4。无产阶级正确认识自己的过程构成了历史,在历史活动过程中成长为自觉的主客同一体。5显然,在卢卡奇所说的这个历史的进程中没有自然界,即只有无产阶级的活动才是历史,纯粹外部自然是没有历史的。这意味着卢卡奇将主客同一体限制在主体活动的历史领域。在这里,卢卡奇忽视了外部自然具有对历史的优先性,既是历史的前提和基础,也对历史具有限制作用。卢卡奇反而给无产阶级意识赋予了自由活动的必然性,只要无产阶级成为同一的主客体,就可以改变世界。他把对世界的认识和改变都寄托于主体。阿多诺认为,正因为这种观念论倾向,这个不受限制的、具有能动性的无产阶级意识有可能陷入狂妄的危险中,走向思想暴力和强权统治的一面,沦为物化的同谋。所以卢卡奇的这种物化批判既有救赎的一面也有地狱的一面。6可以说,卢卡奇的缺陷是,在克服物化的同时否定了物的首要地位。如果无产阶级的意识仍然是合理化的意识,则物化也无法被克服。

  

   二、哈贝马斯的系统和生活世界二元化的路径

  

   如果说卢卡奇不愿承认物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只强调要用辩证法形成主客同一体来反对物化意识,并最终导致观念论,那么哈贝马斯则正相反,他看到了物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必然性,但由于缺乏辩证法,过度强调客观性,最后陷入同一性思维,强化了物化意识。对哈贝马斯来说,在经济和行政系统中的物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承认这种物化现象的合理性。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表现为,系统入侵生活世界,即“使生活世界的合理化”7。哈贝马斯在这里所说生活世界是人和人之间通过对话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如果我们用马克思的历史观来分析这个思想的话,那么系统类似于生产力,而生活世界则类似于上层建筑。系统入侵生活世界就是经济基础的作用超出了自己的范围,对上层建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时代,生活的领域被市场体系、行政体系所控制。本来生活世界是人们通过话语交流而形成一定的社会规范,人们通过这种规范得以整合。如大众传媒本来是进行思想交流的领域,人们可以通过这个领域的交流而实现社会整合。但这个领域被资本控制了,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再比如,家庭生活领域中,家长对于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对于老人的赡养在福利国家中变成了公共事务。国家权力领域直接介入了私人生活领域。 本来,生活世界是人类交往行为得以进行的文化背景,8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可以通过交往行为实现社会整合。在早期社会,生活世界和系统是结合在一起的。随着生活世界的不断复杂化,社会需要衍生出各类制度对人类行为进行系统整合。原本属于生活世界的经济、制度等子系统分化成独立的系统,以权力、货币为纽带追求效率最大化。系統是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应当依赖于生活世界。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工业文明表现为程序化、机械化和标准化。国家行政管理也随之发展,对生活世界的管理日渐加强,系统具有了独立形式,可以通过经济制度和行政命令摆布生活世界,对人们的生活世界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原本与生活世界相互作用的系统成了对生活世界的天然控制。系统具有了制度化和结构化的特征,由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生活世界的行为人按照系统的规范确定自己的行为目标、行为手段和价值意义,人作为对系统命令的执行者而存在。原本在生活世界中人们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失落了,生活世界受到系统的殖民统治。哈贝马斯说:“把社会系统理解为生活世界,就会忽略控制问题;如果我们把社会理解为系统,就不会考虑到……虚拟的有效性要求是实际存在的。”1系统入侵人们的生活世界,不管是把系统当作生活世界去理解,还是将生活世界完全当作系统,都会造成人们生活的矛盾、冲突。在生活世界中按照系统的规则来行动,系统原则又具有准自然的特性,这是哈贝马斯所理解的交往过程中的物化。

  

哈贝马斯的物化批判建立在系统和生活世界二分的基础上。可以看到,系统和生活世界是社会的一体两面,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人类文明要发展就必须利用系统进行资源的合理调配,也就必须要对生活世界进行调节,系统调节的程度越高,文明的合理化程度也就越高。为了使系统对资源的调节更为合理,生活世界就要服从系统,从而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给人类带来高效便捷的合理化生活方式的同时,日常生活也被动地丧失了自主能动性和自我调整的能力,即系统瓦解了原本整体化的生活世界。既然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不可避免,那么对物化的批判、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就应该着眼于对生活世界的重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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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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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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