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社会质量建设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对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本土省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 次 更新时间:2015-12-18 1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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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  

   【内容提要】 社会质量理论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是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由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质量是其本质所在,具体包括三个面向:一是作为理想社会愿景;二是作为社会发展范式;三是作为社会评测工具。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是欧洲社会质量建设的动力源。在西方国家,规定国家与社会互动原则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成熟。但是在社会质量建设的行动过程中,依然内嵌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一是社会质量增强与国家能力削弱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欧洲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矛盾对于反思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具有重要价值。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的要义或许不在于通过指标体系的调整对中国或区域的社会质量状态进行评测,而在于其对“社会性”的追求给予中国社会建设所刻画的指引,这才是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

   【关 键 词】社会性/社会质量/国家与社会

  

  

当下中国,社会建设开始逐渐摆脱依附于经济建设的传统定位,成为国家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具体建设行动层面上,社会建设的“社会性”何在,或者说建设何种类型的社会,学界依然有诸多争论。有研究指出,社会自治是社会性的体现和根本,国家赋权释利于社会是社会建设的未来趋势①;也有研究者对社会自治趋势充满忧虑,指出为了避免掉入“陷阱”应在国家主导框架下定位社会自治②。在笔者看来,二者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在转型期定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经典而又重要的问题。前一论点延续了洛克式“国家—社会”思路③,即主张“社会先于或外在于国家”,只有将社会从国家中抽离出来,方能使之成为一个自我调整的实体;而后一论点则属于典型的黑格尔式逻辑,强调“国家高于社会”④,否则将会离心国家权威和能力,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我们知道,在西方发达国家,学界对此命题已达成基本共识,且在政策行动上,规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制度架构也已基本成熟。而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经济社会建设远未摆脱“总体性社会”⑤的路径依赖,如何界定国家与社会的行动边界依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当我们舶来扎根于西方制度背景下的“社会质量”理论并尝试以此来审视自身的社会建设时,本体性思考尤为必要。恰如英国学者艾伦•沃克所言,“从起源上,社会质量是一个纯粹的欧洲概念,并且没有想过拓展其相关应用的可能……有必要思考其适用于亚洲环境的可能性”⑥。目前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对社会质量的讨论多是亚洲层面的适应性思考⑦:要么是对社会质量指标体系中的个体指标进行调整和改造,要么是泛泛地用“儒家思想”或“儒家福利体制”对亚洲与欧洲差异进行“简单化定义”⑧。但与迈向一体化的欧洲不同,亚洲各国间在国家与社会模式上的差异性显著,且中国在其中特色尤为鲜明,往往难以简单归类。

   其实,从引入社会质量理论之初,中国学者就已意识到了这种差异并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本土化尝试,如有学者将社会质量理论与中国传统和谐社会思想进行比较⑨,还有学者将社会质量框架调整后运用于检视中国地方城市社会质量状况⑩。可遗憾的是,这些尝试多还是延续了日韩学者的思路——指标体系上的修正或文化大传统的比照,缺乏对社会质量框架理论前提的思考。笔者以为,在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中国社会本土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命题仍然是最重要的理论前提,值得和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内涵分析

   从规范定义上来说,欧洲学者将社会质量描述成一种体现“人的社会本性”的关系状态,是“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祉和潜能”(11)。所谓“社会性”在某种意义上不是那种外在于社会个体的涂尔干式客观存在,而是指“作为社会存在的互动主体的构成”(12)。社会质量理论通过对社会个体间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关注,将个体认定为“存在于社会”,从而完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超越(1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将之与过去影响甚大且获得全世界认可的生活质量理论、人类发展与人类安全理论相提并论,甚至指出该理论实质上是属于“一个综合的元理论方案”(14)。可以说,社会质量理论的价值不只在于其建构了一套评估欧洲社会建设状况的全新工具,更重要的在于,其通过引入“社会性”而超越了市场至上的社会发展逻辑。因而,社会质量理论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是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由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质量则是其本质所在。具体而言,社会质量理论包括如下几个层面的内涵:

   首先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愿景的社会质量。一直以来,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和追求是很多社会科学家终生努力的方向,也是社会学想象力的重要体现。从柏拉图设计的以公正为本的理想国(15),到亚里士多德的“外物诸善、身体诸善和灵魂诸善”三位一体的“优良城邦”(16),从莫尔想象的以公有制和合理分工为基础的乌托邦(17),到马克思倡导的以需求为本的共产主义社会,乃至从理论想象走向现实试验的“新和谐公社”(18),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些理想社会模式尽管多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景,但关键的是,他们刻画美好社会形态过程时所追求的“正义、平等、自由、团结”等理念已经获得普遍认可,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社会建设行动,成为他们制定社会政策的重要价值基础。

   从构成要素来看,社会质量四要素分别对应着四种不同的理想社会理念,这既属于理想社会建设的路径,更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类型的规划和追求:社会经济保障意在追求社会正义;社会包容关注的是减少社会排斥以增强人们的平等权利;社会凝聚向往的是社会个体相互信任的共同体式团结状态;社会赋权要求的是建构为个体提供公平机会的自由环境。(19)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质量理论属于一种理想社会形态的倡导,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但社会个体的人权有制度保障,而且通畅的社会交往和参与渠道能够激发集体认同,增强社会凝聚,使欧洲社会摆脱原子化状态而迈向一种富有归属感的共同体世界,即欧洲社会一体化。所以斯特博直接指出,在欧洲未来的社会建设过程中,社会质量“要成为一个目的,或一个变动的目标”(20),并且始终以维护社会成员尊严为社会建设的立足点。

   其次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范式的社会质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发展范式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发展的理念,即发展的意图是什么;二是发展模式,指涉的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发展的意图。在发展理念上,世界各国纠缠于“物”的发展优先还是“人”的发展优先;在发展模式上,人们又在方式的一致性与多样性上争论不休。(21)时至今日,在经历了“增长极限”带来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阵痛后,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了“华盛顿共识”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弊端,慢慢接受了“人”发展优先的理念。(22)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学者提出了社会质量理论,以取代建立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在发展理念上,社会质量理论强调在“个体性—社会性”之间寻求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调;而在发展模式上,则主张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通过平衡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而提升发展的质量。可以说,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社会质量理论意在克服过去一些发展范式片面性(如经济决定论)或“社会性”关注不足(如生活质量理论)的弊端,试图建构一个整体性的发展框架,既保障社会个体尊严,同时也将(欧洲)社会打造成一个集体认同的共同体世界,如所谓的“社会欧洲”。

   最后是作为社会评测工具的社会质量。从创立之初,社会质量理论所蕴含的政策行动意图就非常明确,即通过社会政策设计治疗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给欧洲社会带来的诸多弊病,比如贫富差距、社会排斥等。因此,社会质量在进行概念化理论建构的同时,也设计了一套操作化指标体系以对欧洲各国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并据此确定政策干预的焦点,从而不断挖掘出社会质量理论在公共决策中的功能。(23)如沃克所言,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为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尺度,同时也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必要的指引。(24)

   在使用社会质量工具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尽管不同国家所采用的具体指标会有所差异,但社会质量指标体系一般可归类为条件性因素、建构性因素以及规范性因素三大部分,具体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团结以及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在操作化时,可以根据各国现实情况,通过德尔菲法及数据校验等方法遴选适合指标并对指标进行赋权(25),然后通过数据采集和统计测算,可以对一国的社会质量进行评估,诊断出其质量建设滞后的环节——发展的“软肋”,进而采取相应的政策干预。如李在烈和张德镇通过聚类分析法画出了社会质量四边形图,并据此对世界各国的社会质量状态进行比较分析,他们发现韩国在社会赋权方面水平较高,但在政治赋权和去商品化水平上则较为落后,所以强化社会保护与政治民主化建设是韩国新时代发展所面临的紧迫任务。(26)除了对一国整体社会质量进行评估外,该指标体系还能够延伸至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状态进行评估,如小川哲夫认为该理论能够开辟老龄化研究的全新视角。

   当然,社会质量理论在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社会质量状况进行评测时,除了指标遴选和赋权要考虑本土社会的特性外,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科学性也是其必须要考虑的,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质量评估,也直接关涉公共决策的效果。这在欧洲社会质量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状况评测时体现得尤其明显。(27)

   欧洲社会质量建设的动力源:国家抑或社会

   欧洲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质量理论的意图非常明显,即从新自由主义浪潮中找回“社会性”的立足之地。因此,社会质量建设逻辑是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共同合作,这显然与市场强调竞争逻辑不同。在欧盟各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尽管市场自由化程度有所差异,但亚当•斯密的“最小国家”原则已取得普遍共识,而且这一原则也辐射渗透至社会建设领域,直到二战后贝弗里奇报告出台,这种情况才有所扭转。

   在这样一个对市场资源配置机制高度依赖且市场竞争原则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质量理论如果想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模式,探寻其中的动力机制显得尤为必要。也就是说,当新自由主义推行的市场原则无孔不入,甚至连社会“公共领域都商品化”(28),那么谁又会去关心社会性呢?社会质量建设实质上是在打造一个外在于社会个体的实体,而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每个具体社会成员所无法决定的。正如沃克所言,社会质量理论涉及两个假设:一是社会质量是为了个人的福祉;二是个人具有参与的动机和能力。所以,只有找到聚焦于社会个体需要上的“激活措施”(29),社会质量建设才能获得动力源。笔者以为,厘清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对其居于其中的角色进行定位,是“激活措施”的根本。

   (一)欧洲社会质量以国家为中心而展开

   近些年来,欧盟提出了“社会欧洲”目标,试图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一体化,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中提出的共同体目标实质上就是此愿景的直接体现。但是,如果欧洲要实现“社会一体化”,那么必须要建立一套跨越民族国家的超国家社会政策体系,这个难度非常大。可以说,社会质量理论试图超越福利国家体制,但在具体政策行动层面上又立足于主权国家,如此复杂的情况具体体现在如下几点:

1.国家是应对社会风险,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安全和生活机会的主体,即建构公民的社会安全网是国家的责任所在。现代社会福利理论一般认为,国家是社会福利的当然责任主体,至少要承担包括问题应对、政策制定、立法执行、资源筹措与再分配以及监督管理等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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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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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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