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升:“公共领域”概念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3 次 更新时间:2012-02-18 10: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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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升  

  

  来源: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4期

  

  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自从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两个领域:私人领域和政治权力领域区分开来之后,学术界就开始对于如何理解公共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理解公共领域的概念。只有准确地把握了公共领域的概念才能准确地说明公共领域在现代民主制度建构中的作用。

  

  一、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理想建构

  

  要理解公共领域,就必须首先理解“公共”一词的含义。阿伦特说:“公共”(public)一词,“首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1]38。在社会生活中,当我们说,某个东西是公共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它是可以被许多人共同看到或听到。从字面意思上来说,“公共领域”是指人们可以自由进入的领域。按照这样的理解,买卖商品的市场是人们可以自由进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也是公共的。[2]17同样,某些国家机关也是可以自由进入的,因此,国家机关在一定的范围内也是公共的。

  尽管如此,但只有在公共领域中的东西才具有最广的公共性。应该承认,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公共的。比如,市场上所有待出售的商品都是可以被公众看到的,可以进行评价的。市场上销售的产品是供不确定的大众来消费的。就这些意义来说,市场也具有公共性。但是,市场上待出售的东西又都是家庭所私有的。参与市场交换的人是作为私有者(私人)而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而私人所具有的财产是不能被公共使用的。因此,我们把市场领域理解为“私人领域”。哈贝马斯指出:“我们称市场领域为私人领域;称作为私人领域核心的家庭领域为私有领域。”而私人占有的物品都是属于家庭的,家庭也需要依靠市场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因此,私有领域也被深深地卷入市场之中。[3]59阿伦特把这个维持个人生存的领域理解为私人领域。政府的行动常常与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有关,对于所有的人都产生影响。政府的许多行动必须是公开的,议会的讨论也必须是公开的。哈贝马斯强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成为国家机构本身的组织原则”[3]93。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是以公民的身份来参与其中的活动的,他们不能以私人的身份,把私人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目标。但是,政府行动的有效性依赖于一种暴力强制的力量。虽然政府的行动与所有的人相关,但是政府的决策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共同参与的。因此,我们把政府行动的领域理解为公共权力领域,其中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政治权力领域类似于阿伦特所说的社会领域。

  在公共权力的领域中,人是以公民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的,他的职业行动不受私人利益的影响;在私人领域,个人是作为私有者而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而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既是私人,又是公民。作为私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体验,有自己的利益,作为公民,他又会与其他人一起交流生活中的体验、探讨共同的社会规范、评价他人的社会行动、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哈贝马斯强调指出:“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虚假身份的基础上,在其中他们扮演着作为物主和人的双重角色。”(译文有所改动)[3]59在公共领域中,人既是私有者;又是公民。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人作为私有者才具有了公民身份。在此前的社会中,一些人是没有私有者身份的。比如,大量的奴隶和农奴是没有私有者身份的,他们不是公众中的一员,他们也不具有平等的人的资格。有些人虽然是私有者,或者是私有家庭中的成员,但是他们却没有公民的身份,不是社会中的平等一员,他们也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比如,贵族家庭中的妇女。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诞生的时候,那些能够参与公共领域的人都是有财产的人,同时也是有文化的人。那些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没有财产的人也不能参与公共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私有财产,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参与公共领域的必要的文化知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不断扩大。

  这里所说的公共领域是指,人们就他们私人生活中的共同问题进行相互交流的领域。哈贝马斯这样来规定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4]446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人们相互交流而形成的“社会空间”。当然,这个社会空间不是布迪厄所说的那种标志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社会空间坐标系,而是人们之间所产生的话语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个空间原则上是一直向在场的谈话伙伴或有可能加入的谈话伙伴开放的。也就是说,要阻止第三者加入这种用语言构成的空间的话,是需要采取特别预防措施的”[4]447。于是在这个社会空间中,人们交流的方式有许多,两个人相遇是一种交流,一群人的汇聚是交流。这些都是与在场的公众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虚拟在场的交流伙伴(比如,通过电视等大众传媒,散布在各处的听众所组成的交流伙伴,一本书的读者等)也构成公共领域。于是,哈贝马斯说,“公共领域与这种亲身到场的联系越松,公共领域越是扩展到散布各处的读者、听众或者观众的通过传媒中介的虚拟性在场,把简单互动的空间结构扩展为公共领域的过程所包含的那种抽象化,就越是明显”[4]447。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通过话语交流而进行的观点、内容交流的领域都属于公共领域。

  按照弗雷泽的分析,公共性具有如下四个含义:1)与国家有关的;2)所有人都可以进入;3)与所有人有关的;4)与共同的善或者共享利益有关。[5]71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的“公共性”包含了后面三个方面的意思。按照这样的“公共性”概念,公共领域还应该包括公民运动与公民社会。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公共领域主要指人们之间思想交流的领域。

  按照哈贝马斯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建构,公共领域中讨论的问题是从私人领域中产生的,但是,这些私人所讨论的问题,是他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或者与他们的共同利益(共同的善)有关的问题。从人们所讨论的问题的内容来看,公共领域可以区分为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和科学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表达个人生活中的情感和体验,对于美好生活的勾画,对于丑陋现象的批评和解释。在政治公共领域中,人们所讨论的是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的社会规范问题,比如,人们讨论道德和法律规范等。而科学公共领域所讨论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现象、特性以及我们操纵和改变外部世界的技术方法。文学公共领域所涉及的是个人情感的表达以及个人对外部世界的体验的表达,政治公共领域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科学公共领域所涉及的是外部世界。如果我们按照哈贝马斯对于三个世界的区分①,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学公共领域所涉及的是主观的世界和客观的世界,而政治公共领域所涉及的是社会世界,而科学的世界所涉及的是客观的世界。

  哈贝马斯把他对公共领域的这种描述称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他所讨论的主要是政治公共领域。在政治公共领域中,人们要进行集体性的自我理解,他们要讨论,他们共同期待的美好生活是什么。[4]196-197,221-222

  

  二、公共领域:中立的还是非中立的

  

  按照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公共领域是结合为公众的私人,他们是作为平等的人的身份而参与意见交流的。然而,在私人领域里,人都是有社会差别的,这种差别会不会影响人们之间的平等交流呢?虽然哈贝马斯也注意到,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出现的初期,妇女以及没有财富的人是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但是他还是认为,公共领域的其他参与者是作为平等身份的人参与公共领域的。或者说,私人之间的社会差别是被排除公共领域之外的,公共领域是或者至少应当是中立的。在他看来,只是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私人之间社会差别才进入了公共领域,人们之间的利益竞争者才在公共领域中发生。而在早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中,人和人之间在私人领域之中的差别是没有进入公共领域的。哈贝马斯的这个思想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按照自由主义的思想,私人领域是个人之间相互竞争的领域,公共权力领域以及公共舆论领域是用来保护私人领域的自由竞争的。为了保证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公共权力或者公共舆论都必须作为中立者来维持自由竞争的规则。私人身份是不能进入公共领域的。正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把私人之间的社会差别屏蔽在契约范围之外一样,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也具有一种过滤作用,它能够把私人利益的问题排除在公共领域的讨论的问题之外。然而问题在于,虽然公共领域能够把私人问题排除在公共讨论的范围之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私人领域中人们之间的地位差别在公共领域中不会发挥作用。为此,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中,只是把这种社会差别放在括号中暂时悬置起来,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有效地限制这种社会差别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她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商谈性互动是受到风格、礼仪规则的控制的,而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地位不平等的制造者和合谋者。他们发挥微妙的作用而使妇女和平民阶层边缘化,并阻止他们作为平等的人参与(公共领域)。”[5]63应该承认,在现代社会,虽然妇女或者平民阶层也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公共领域,但是他们却是公共领域中的边缘人物。在这里,“控制”被戴上了“商议”的假面具,在“我们”的一致认同中,“我”的意见实际上受到了控制。

  面对着这种批评,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从两个方面作出了回应。第一方面,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应该是受到程序控制的。在他看来,公共的商谈是有“质量”上的差别的。他说:“公共意见的‘质量’,是由它的产生过程的‘程序’属性来衡量的,就此而言,它是一种经验变量。从规范角度来看,它提供了衡量公共意见对政治系统所施加之影响的合法性的标准。”[4]449这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虽然社会影响较大的人会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应该受到商谈程序的制约。只有当这种商谈受到了程序的制约,商谈过程才有可能产生高质量的公共舆论。于是,在这里,他不再简单地强调,人们之间的公共商谈就是要寻求一致的意见。这是因为一致的意见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话语霸权的表现。他强调,高质量的商谈的标准不是人们的意见是否一致,是否能够建立“普遍性”,而在于这种商谈是不是穷尽的商谈,是不是符合程序的商谈。他说:“公共交往之成功本身的衡量标准,也不是普遍性之建立,而是合格的公共意见之形成的形式标准。”[4]449在这里,意见是否一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之间是否能按照程序进行穷尽的商谈。在这种有程序的穷尽商谈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第二方面,一些人在社会生活中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而一些人的社会影响力较小。那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会利用自己的影响而使公共领域中的商谈有利于自己。哈贝马斯承认,社会生活领域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影响是有差别的。但是,他认为:“‘影响’赖以为生的是相互理解的资源,但它的基础是预支的对未经检验之信服可能性的信赖。”[4]449这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产生影响,是因为他能够在未来给人们提供值得信赖的理由。哈贝马斯强调:“但是,活动者通过公共交往所获得的政治影响,归根结底必须建立在一个结构平等的非专业人员公众集体的共鸣,甚至同意基础之上。必须使公民公众信服才行,而使他们信服的,必须是那些有关他们觉得与已有关之议题的可理解的、具有普遍兴趣的提议。”[4]450这意味着,虽然一个人会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要产生令人信服的效果就必须用理由说服人,其所提出的议题必须是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这表明,公共领域中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必须是公共的,人们所提出的理由必须能够被大家所接受。于是,在这里发挥影响的与其说是个人的社会身份,不如说是理由。

  公共领域是否具有中立性的问题涉及公共领域和政治权力领域、私人领域是不是能够真正分离开来的问题。只有前者和后两者真正分离开来,公共领域才真正具有中立性。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强调,私人问题或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不应该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共领域中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公共领域不是用来保护私人利益的,而是要讨论共同的善——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所期待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的。然而,参与公共领域的人又都是私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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