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历史的忧郁 小说的内爆》——评李锐与莫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8 次 更新时间:2014-12-24 21: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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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进入专栏)  

   在这个世纪的开端,大陆两位重量级作家,李锐与莫言,不约而同地将创作目光投向上个世纪的开端。莫言的《檀香刑》写庚子事变山东地方一场民乱,李锐的《银城故事》则处理辛亥革命前夕,发生在四川的革命风潮。自新时期以来,大陆小说家重写历史的努力已经所在多有,但多半围绕共和国或民国时期打转。莫言与李锐的新作回到世纪彼端,那「现代」行将展开之时,探本溯源的用心,不言可喻。然而他们对现代如何展开的解释,是如此异於制式说法,以致搅扰了现代成为历史的脉络。

   一种令人低回不已的尊严

   本文先谈李锐。李锐祖籍四川,长於北京,文化大革命时期赴山西插队,之後长留斯地。八十年代中期,李锐凭「吕梁山系列」小说崛起。这些小说以黄土高原边上的山乡生活为背景,写尽他当年的所见所闻。山区民生艰苦,山色苍莽荒凉,年年岁岁,彷佛地老天荒,直到永远。人之所以为人的局限与坚韧,因此凸显出来。与彼时盛行的寻根写作不同,李锐下笔不以夸张地方色彩、乡土人事为能事。他更有意从其中反思历史律动、文明兴颓的意义。「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陈子昂的诗句总是回荡在他的字里行间,不是偶然。

   李锐作品量少而质精,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不过有《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等数册。但每一本都能表现作家深思熟虑的成果。大体而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延续李锐「吕梁山」系列的观照,写人与土地、与自然的无穷抗争,残酷荒谬,却兀自有一种尊严令人低回不已。另一方面,《旧址》将焦点拉回李锐的祖籍(四川自贡)所在,藉一个大家族的溃败,叩问人创造酖酖或苟存於酖酖历史,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两类主题当然是一体之二面。以李锐的创作现况来看,後者依然有相当发展的空间。

   连环套般的情节,活扣打出死结

   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李锐推出了《银城故事》。这本小说上承《旧址》的银城场景,讲述城内另一个大家族的离奇故事。时间是大清宣统二年,革命号召风起云涌,帝国的命运危在旦夕。银城繁盛的盐业表面一如既往,但危机的种子早已埋下。至少有四股势力相互纠缠运作:蓄势待发的革命分子、困兽犹斗的地方官吏、精明算计的盐商家族、还有奉农民起义为名的乌合之众。按照俗套的「革命历史」小说公式,这些势力大可以各就各位,演出一场除旧布新的好戏。但是李锐反其道而行。故事里的革命分子有的懵懂躁进,有的优柔寡断;处於劣势的地方官吏却能将计就计,反将一军。老谋深算的盐商机关算尽,反而满盘皆输;呼啸起义的农民虽然一败涂地,却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成为革命者最後的克星。

   该发生的并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倒发生了。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段革命历史?在不算长(十三万字)的篇幅里,李锐其实处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每段情节有如连环套般交相缠绕,活扣最後打出死结。在此之上,李锐却有意急笔缓写,穿插不少闲景,拉天车的水牛,牛粪烧出的炊烟,做牛粪饼的牛屎客,汤锅铺里的屠夫,满山摇曳的竹林,汩汩流过银城的银溪……,不一而足。李锐的小说一向严谨工整,《银城故事》尤其如此酖酖甚至可能留下了太多刻意求工的痕迹,以致显得不够「自然」。但这也正是我的问题所在。何以一个经营得如此面面俱到的文本,处理的却是一个关於「始料未及」的故事?如果李锐希望藉小说看历史,那么它的叙事方式又显示了什么样的历史情境?

   回到现代中国起源的「旧址」

   一切都从一场来得不是时候的爆炸开始。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分子,阴错阳差地点燃了炸药引信,炸死了知府大人,也打乱了起义计画。原来坐等告老还乡的巡防营统领不得不披挂上阵,捉拿叛党。与此同时,前来增防的新军又因为路上农民造反,耽误了行程。爆炸: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将所有的理想与激情,欲望与怨怼抛到一起。在一片血肉模糊、断瓦残壁中,革命与反革命的势力被逼得提前摊牌。但摊什么牌呢?革命者的天真与张皇突然抵消了原有的壮志豪情,而反革命者再怎么逞一时的高明,也难免大势已去的感伤。即使如此,血腥的代价还是得偿付。爆炸炸出来的是错乱的时序,混沌的动机,残酷的杀戮奇观。而这却将要被当作是国民革命的开端,现代历史的前奏。

   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李锐已经藉此点出他的史观。革命与启蒙是中国现代化论述的两大支柱。小说中的进步青年者满腔热情,誓以流血行动和思想改造重铸中国。然而他们事与愿违,终於玉石俱焚。李锐一仍他前此作品的批判精神,质疑革命与启蒙的必然合理性;他回到辛亥革命前夕,现代中国起源的「旧址」,从根刨出革命与启蒙的非理性层面。

   但我更有兴趣的是,这样的史观如何左右李锐的叙事方法。归根究柢,《银城故事》讲的是个有关时间,与时机,的故事。在号称改天换地的时代缝隙里,李锐看到了太多不由己意的误会,无可奈何的妥协。这里有错失良机的遗憾,也有时不我与的叹息。别的不说,一个有关清末的革命故事,却用了唐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诗作为各章标题,已经耐人寻味。当事件结束时,无论是胜利者或失败者,都一起陷入情何以堪的忧郁茫然中。时间错置,历史位移。作为叙述者,李锐要如何强作解人?

   饶有古典话本小说的趣味

   这引导我们重思《银城故事》的叙事结构。如前所述,现代小说一向是被视为革命和启蒙的载体。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象徵活动,小说所要反映或改造的现实,所投射的有机、前进的时间向度,俨然与家国想像的「大叙事」若合符节。相对於此,则《银城故事》的叙事形式与内容显现了一种反差:它在技术层面操作的精准与它所要讲述的历史混乱形成诡异的辩证。

   小说有个相当机巧的架构。盐商的留洋子弟竟是革命党人,清廷新军的指挥原来与农民的头头有至亲关系,巡防营统领要刀下留人,留的却是意外之人。种种线索,牵一发动全身,不由读者不仔细回想这些到底是意外还是巧合,是偶然还是必然?就此,我们可以说《银城故事》已经饶有古典话本小说的趣味,讲命中注定,讲人算不如天算。另一方面,李锐笔下人物的命运轨迹如此玩忽多变,也似乎可以附会後现代叙述的游戏笔法。

   但从李锐的创作风格而言,我认为他锻链文字,宣示自我的决心,毋宁更趋近於一个现代主义者的信念。如小说扉页所言,「在对那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了信心之後,我决定,让大清宣统二年,西元一九一○年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无动於衷地穿过城市,把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面围攻的困境之中。」《银城故事》是李锐一个人的历史,而银城正是他用文字构筑的历史现场。

   精致的文字包装下,「内藏祸心」

   吊诡的是,李锐如此细心书写个人历史,却写出了历史不可解、不可为的结论。这是《银城故事》的症结了。小说虽然丰富紧凑,却完全不能指向明确的意义终点。叙事逻辑与历史事件间的张力一触即发。我甚至要说,《银城故事》虽然以一场爆炸开始,但小说真正的威胁,却是一场「内爆」(implosion):动机与结果,形式与内容,事件与人物,看著合情合理,内里的有机关系却早已四散崩裂,或更可怕的,从头就被掏空。

   由这一内爆所显露的叙事/历史的空虚与空洞,以及因之而生的忧伤、无能为力之感,应是李锐最终要面对的挑战。就此不少当代作家都曾写下他们的心得,而我以为《银城故事》之後,李锐也大可以继续琢磨。在描写革命分子的理想与个人存在处境的两难上,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卢(Andr晹 Malraux, 1901-1976)那本以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第一次大革命为背景的《人间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 1933),仍然值得借镜。而以貌似传统的笔法写不传统的题材,李锐其实前有来者。台湾王文兴的《龙天楼》、李永平的《吉陵春秋》都是在精致的文字包装下,「内藏祸心」。而这一脉作者很可以上溯到张爱玲。

   状写历史的忧郁而逼向叙事的内爆。海峡两岸的小说界像李锐那样,有绝佳的叙事基本功夫,而又愿意严肃思考小说与历史关系的作家,真是不多见了。《银城故事》如果可观,在於显现李锐对小说叙事能量的释出以及其有效性的批判,仍在持续地反省与试验。对关心中文小说动向的读者,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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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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