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莫言剧作《我们的荆轲》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之前，曾按院方的要求做过较大的修改，主要增补了第七节“副使”和第九节“壮别”中的“高人论”。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增补和改动，大致可分为适应剧场演出、配合形象塑造和强化批判色彩三个方面。经过修改的剧本增添了一些新的内涵，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人物性格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原作的谐剧属性。
【关 键 词】莫言；《我们的荆轲》；北京人艺；剧本修改；剧作风格
莫言《我们的荆轲》作于2003年，发表于《钟山》杂志2004年第2期。该剧本是应导演王向明之请而作，但未能上演，后经王向明牵线转与沈阳话剧团签约，于2006年10月在沈阳南风俱乐部首演。2010年，莫言将该剧本交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人艺”）。2011年8月31日至9月25日该剧在首都剧场上演，任鸣执导。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将先前所作三部剧作《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结集出版。事实上，在人艺决定排演《我们的荆轲》后，莫言对剧本做了较大的修改，收入文集者即以此修改本为底稿，故该作的《钟山》杂志版和文集版存在差异。其中最明显的是《钟山》杂志版只有九节，而文集版多了一节，共计十节。相应地，两版的篇幅也明显不同，杂志版25000余字，文集版则增至30000余字。那么，莫言为何要对初版《我们的荆轲》进行修改？具体又做了哪些修改？这正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一
《我们的荆轲》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后，时任《艺术评论》副主编的唐凌于第一时间对莫言做了深度访谈，其中就谈到剧本修改的问题。莫言表示和人艺方面进行过两次座谈并听取意见，后对剧本进行了修改。至于做了哪些修改，莫言说：
主要是在立意上，这次是有升华的。在修改这部戏的过程中，实际上很难推进，因为当初写成后，我觉得已经是千锤百炼、字斟句酌了。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切入点，让荆轲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的人之境界，易水壮别时加了一段“高人论”，表达觉悟了的但骑虎难下的荆轲对人生最高境界的向往。这一稿出来后，人艺上上下下，还是不甚满意，主演王斑对我说他感到还不过瘾。接下来修改的时候，就想到了荆轲就是我，我就是荆轲，自己跟荆轲融为一体，后来就又加了一场荆轲跟燕姬的对手戏，这场戏我就把荆轲当成了我自己，把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思索、思考融合到这个情景里去，出来了后来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荆轲”。原来是“我们的荆轲”，到后来变成了“我就是荆轲”。[1]
多年后，莫言在接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摄制组采访时也谈到此事：
人艺的张和平院长，组织专家论证，看这个剧本有没有搬上舞台的价值，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认为还是可以演的。他们也对剧本提出一些意见，认为还应该让荆轲这个人物有一个更高的关于理想、人格的追求。我对剧本又进行了一番修改，添加了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章节。荆轲在易水边上迟迟不出发，太子丹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在等一个高人，跟高人有约，今天在这里见面。到底是真有这个高人呢，还是荆轲的一种托词呢？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借着这样一个情节，荆轲向观众倾诉了他心目中的高人的形象，这也是他自己的理想的关于人的一种理解和追求。加上这个片段，使戏有了本质性的提高。[2]
综合以上莫言所述，可知剧本修改大致的情况。
第一，对剧本进行修改是人艺方面提出的要求。依莫言所说，尽管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仍有意见认为荆轲的形象塑造存在不足。人艺对于剧本能否上演有一套严格的审批程序。大概而言，剧本送到人艺后，先是由院里有关领导如院长、创作室主任和其他业务副院长审读，认可后再提交艺委会讨论。艺委会由十余人组成，包括编剧、导演、舞美、演员等，他们各自发表意见，汇总后交院委会即院领导班子讨论，最后由院长拍板决定。即便认为剧本可以上演，通常也需要原作者进行修改；如果修改后仍达不到要求，那么便不能进入排练。一般说来，大剧场演出的审批较小剧场更为严格，《我们的荆轲》作为大剧场演出，当然也不例外[3]。
第二，人艺艺委会的意见给了莫言修改剧本的方向和目标。客观地说，艺委会的意见并非无的放矢，所谓让荆轲形象有“更高的关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实际上是不赞成原剧本对荆轲侠义精神的解构，尤其不赞成将“求名”作为荆轲刺秦的动机。所以，如何提升荆轲形象便成为莫言修改剧本的当务之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先是在第九节“壮别”中为荆轲增加了一段长达700余字的独白，试图表明此时的荆轲已然超越旧我，洞彻人生，臻于“高人”之境。然而，荆轲的这段“高人论”虽然精彩，却缺乏必要的铺垫，因此莫言又做了第二次修改，增补了第七节“副使”。通过使荆轲、燕姬彼此互为镜像，坦陈心迹，二人在是否刺秦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由此开启了荆轲的反思之路，为后续剧情的发展(包括“高人论”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当然，两次修改之后应该还有所润色，特别是涉及前后照应的若干细节，莫言必须通盘考虑，以便更好地衔接剧情。
第三，修改两稿后的荆轲形象的确有所变化，至少如莫言所说：“荆轲由一个平面人物变成了一个在成长过程当中不断提升的人物。”[4]但既然刺秦没有任何意义，整个行动不过是荆轲借以出名之举；既然荆轲最终仍选择杀死燕姬并在秦宫大殿上将预演付诸实施，那么加入荆轲的自我反思、灵魂拷问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原作的题旨，也难以改变原作固有的谐剧底色[5]。从该剧上演后引发的争议来看，艺委会的修改意见不乏先见之明。然而，对于莫言来说，修改剧本更像是接受一个艰难的任务，只能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依笔者之见，莫言修改《我们的荆轲》，其意义主要不是提升荆轲形象或剧作的思想性，而是通过增补的部分进一步丰富人物性格，使之更为饱满和细腻。同时，一些细微之处的改动也更有助于剧本的舞台呈现，完成从“案头之剧”到“场上之剧”的转变。
二
需要指出的是，莫言的修改并非仅增补第七节“副使”和第九节中的“高人论”。据笔者比对[6]，全剧十节每节都有改动，只是字数多寡不同。其中第五节“死樊”、第七节（修改版第八节）“杀姬”、第九节（修改版第十节）“刺秦”改动最少，数字到数十字不等，余下各节则改动明显。从其功用来看，这些改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适应剧场演出略作修改。这又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修改地名（演出场所）以符合实情。如将第一节开场时秦舞阳台词中的“人艺小剧场”改成“首都剧场”[7]。此种改动意在拉近演出与观众的距离，在制造间离效果的同时更好地实现剧作家讽喻现实的意图。第二，将某些有悖人艺传统的台词进行替换。如旧版中狗屠好用“你丫”“丫”指称他人，修改版中全都改成“你”或“他”。“丫的”或“你丫的”本为旧时北京市井之中的口头语，狗屠既属社会的下层，满口“丫”字自与其身份相符，但是人艺历来不许在舞台上出现粗口，故莫言也不能不遵从这一规矩。第三，修改过长的台词以便于演员表演。莫言剧作的台词素以长于雄辩、富于文采著称，这是其优点，但过长的台词也给演员的表演增添了难度，而且容易导致有话无剧的场面。莫言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修改，如第三节“赠姬”中高渐离讲述曹沫挟持齐桓公的这一段文字（见表1）。
▼表1 《我们的荆轲》第三节部分文字旧版与修改版对照▼
修改版中，莫言将较长的台词拆解，由故事讲述者和扮演者分别说出，并佐以形体动作，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全由一人讲述的单调，使戏剧更具观赏性。接下来讲述专诸刺吴王、豫让刺赵襄子故事与此相类，其中豫让刺赵襄子事较旧版删去细节，只做概述。
二是配合形象塑造进行增补。这也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整段增补，即第九节“壮别”增补的“高人论”。莫言注意到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一处细节：“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8]他由此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在易水壮别时加了一段“高人论”。用莫言的话说：“荆轲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没有意义，也意识到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人活着不仅仅是为成名，到底为什么要刺秦？最后升华成人为什么要活着的思考和对自我的拷问。”[9]第二，整节增补，即第七节“副使”。实际上，由谁担任副使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纳入剧情的问题，故本节虽以“副使”为题，但真正呈现给观众的还是燕姬、荆轲二人之间的试探和斗智。如上所引，在司马迁的叙述中，在易水送别之前荆轲托言等人不发，令太子丹怀疑荆轲有反悔之意。这给了莫言一个思路：原来荆轲也会迟疑，也会反悔，和一个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第七节正是循此思路展开——头痛欲裂的荆轲怀疑自己不配担当刺秦的重任，而燕姬告诉他“大侠也是人，自然也会患病”。荆轲也会有是否退出行动的考虑，只是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退路。同样是死，与其自杀或被太子丹杀死而遭世人唾弃，不如死在秦宫大殿上还能流芳百世。这一节中，燕姬告诉荆轲她的初恋对象是故乡的一个羊倌，而荆轲则交代自己先前做过的不少坏事。在此观众看到了燕姬、荆轲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我就是你，你也是我”（荆轲），“其实都是普通的人”（燕姬）。第三，散见各节的增补。荆轲的迟疑需要一个理由，于是修改版中的荆轲就成了一个严重的失眠症患者，第七节中他的头痛欲裂便是失眠的结果。从第一节开始，作者便借秦舞阳之口告诉观众，荆轲之所以还未现身，是因为“失眠症又犯了”，而且这失眠症“多半是想出名想出来的”。第二节中荆轲以患有失眠症推托：“荆轲患有失眠之症，近日愈发严重……夜晚似睡非睡，白天似醒非醒，如此状态，只怕误了太子的大事。”此后第三节、第四节、第六节、第七节均有与荆轲失眠症相关的对话。其中第四节所写尤能说明问题（见表2）。
▼表2 《我们的荆轲》第四节部分文字旧版与修改版对照▼
在第六节开场时，天幕上甚至悬挂着一只巨大的猫头鹰，仿佛是荆轲的象征。严重的失眠症不仅是荆轲一再迟疑的理由，是第七节得以插入的前提，同时也是莫言将“自己跟荆轲融为一体”，实现从“我们的荆轲”到“我就是荆轲”转换的重要技术手段。据说莫言本人也受失眠困扰[10]，倘是如此，则剧中对荆轲为失眠症所苦的描述，自然得益于莫言的切身感受。
三是为强化批判色彩进行增补。莫言曾说：“文坛就是‘侠坛’。这部剧里我的很多理解都是由我所处的文坛触发的。”[11]如果说《我们的荆轲》在写作之初就有意借古讽今，那么修改版则进一步强化了此种态势。其较有代表性者，如第一节中秦舞阳说荆轲“每到一地，就提着小磨香油和绿豆粉丝去拜访名人。哪里有名人，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之后，修改版增补了以下文字。
秦舞阳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侠士好名，也该成名有道吧？（装模作样的）人，总归还是要有点尊严的！
高渐离 你说得都对，但是，贤弟，侠士是人，荆轲兄也是人，是人就有弱点，不能求全求毁。你知道我最烦的是什么人吗？——就是那种抢占了道德高地骂人的人，自己刚偷了一头牛，转回头来就骂偷鸡贼。
秦舞阳 （尴尬地）就是就是，你偷了一只鸡去骂偷牛贼还情有可原……
高渐离 偷鸡的就有资格骂偷牛的吗？偷鸡和偷牛有本质的区别吗？如果你偷鸡的时候，牛就在旁边拴着，你能保证不顺手牵牛吗？
秦舞阳 高先生，我是个粗人，经不住您绕圈儿。
高渐离 我是说，你可以批评一个侠客的剑术，而不应该去议论他的道德。
秦舞阳 那侠客的道德该由谁管？提着小磨香油和绿豆粉丝去巴结名人总是一件可笑的事吧？总是一件可憎的事吧？总是一件可耻的事吧？
高渐离 其实更是一件可怜的事。
狗 屠 最近绿豆价格大涨，绿豆粉丝的价格也跟着暴涨。
秦舞阳 没你的事，别瞎掺和！
高渐离 侠客的道德问题，自然会有人管，即便是没人管，也自有神来管。至于我们，最好还是切磋武功，讨论剑术。
显然，这些增补带有明显的讽刺和批判，不难看出其锋芒所在。总之，无论是对侠坛种种恶习的讥讽，还是借荆轲之成长写自己的心路历程，莫言确实将自己的现实感受引入其中，既针砭他人，也解剖自己。
三
毋庸置疑，修改版《我们的荆轲》的确增添了某些新的内涵，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版，但这种改变是有限的、非根本性的。莫言说得不错：“荆轲这个人物在旧版本中是没有成长的，基本是在搞笑的层面往前推进，变成了一场刺杀秀，就是要成名。”[12]以“搞笑”的方式在舞台上展示一场“刺杀秀”，正是莫言创作的初衷。与《霸王别姬》被动地插科打诨不同，《我们的荆轲》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小剧场演出，自觉追求谐剧风格，从而有别于同类题材的影视作品。剧名“我们的荆轲”，意在表明此荆轲不是历史上的荆轲，也不是司马迁笔下的荆轲，而是剧作者所设定的荆轲。莫言并不想重新讲述荆轲刺秦的壮举，而是借荆轲刺秦的史事来讥刺世风。应该说，旧版《我们的荆轲》从剧情的设置到人物的语言都已经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构想。也正因为如此，莫言才会表示旧版已是千锤百炼，修改很难推进。
《我们的荆轲》本质上是一出谐剧，或者说是讽刺喜剧，而不是正剧，更不是悲剧。不错，司马迁原作是有强烈悲剧色彩的，但这在莫言笔下已消解殆尽。剧中欲以自杀激励荆轲的田光，自刎前那番与荆轲等人推心置腹的长篇大论，坐实了他也不过是一个追名逐誉之徒。当樊於期拔剑自刎，荆轲命狗屠“赶快取下樊将军首级，放在冰窟里藏起”，而秦舞阳的一句“这是他的看家本事”，悲剧氛围瞬间消散。易水送别，荆轲歌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壮下场后，狗屠戏刺太子丹的滑稽则令观众哗然捧腹，荆轲的千古绝唱遂如风飘逝，略无遗存。修改版增补的部分同样延续了此种风格，如第七节中荆轲与燕姬的相互调侃，更不必说荆轲贯穿全剧的失眠表现。因此，就算荆轲的“高人论”为该剧平添了几分正剧色彩，但终究“无力回天”，不能彻底改变其谐剧的基本属性。
《我们的荆轲》也不是历史剧。诚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眼中的历史，但历史题材的剧作并不一定就是历史剧。既然此“荆轲”非彼“荆轲”，自然不能把《我们的荆轲》当历史剧看。令人遗憾的是，不仅导演任鸣将其作为正剧、历史剧来排演[13]，就连评论界也受此影响，以正剧、历史剧的标准来评判该剧，从而引发有关荆轲形象的争议。“我们历史上见”，这句终场时荆轲喊出的台词其实是导演的二度创作，据说也得到莫言的认可[14]。不过，文集版《我们的荆轲》并未采纳任鸣的增补。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结尾，究竟是画龙点睛还是画蛇添足，恐怕亦如剧中人所说：“我们历史上见。”
除增添的部分外，修改版一些细微之处的变动同样值得关注，这些变动不仅关乎人物性格，而且影响剧情走向，包括对荆轲“高人论”的解读。如第八节（旧版第七节）“杀姬”和第十节（旧版第九节）“刺秦”中的变动（见表3、表4）。
▼表3 《我们的荆轲》“杀姬”一节部分文字旧版与修改版对照▼
▼表4 《我们的荆轲》“刺秦”一节部分文字旧版与修改版对照▼
这两处变动都根源于增补的第七节“副使”。除了展示燕姬、荆轲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之外，第七节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表现两人互通心曲，彼此引为知己。于是燕姬请为副使随荆轲赴秦，荆轲也认为“看来你是最合适的副使”。接下来是两人的一段对话。
燕 姬 这是大事，还请三思。
荆 轲 吾意已决，何必犹疑。
……
燕 姬 你应该想到，也许我会找机会逃走。
荆 轲 那我会嗅着你的气味追你。
燕 姬 我有气味吗？
荆 轲 你有独特的气味。
燕 姬 如果你将我追上……
荆 轲 那就是范蠡和西施的故事了。
看上去两人似乎已经达成默契，准备效法范蠡和西施归隐江湖，去过男耕女织的生活了。如果是这样，剧情的发展就应该是荆轲和燕姬结伴上路，要么刺秦成功，全身而退；要么中止行动，放弃刺秦。但这两者都不可能，因为司马迁早已明言秦舞阳为副使，荆轲刺秦功败垂成。作为历史剧作者，莫言可以重构荆轲刺秦的动机，揣摩历史人物的心理，却不能违背基本的史实，更改注定的结局。所以，燕姬之死是必然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她因何而死。
荆轲之所以杀死燕姬，是因为他始终怀疑燕姬是秦国的奸细或太子丹的卧底，这一点前后两版并无变化。虽然第七节中荆轲、燕姬的表现会让观众觉得二人已经彼此相知相爱，但燕姬的某些台词，如“我怕你路上失眠，更怕你在紧要关头犯了头痛”，以及“我也许在路途上找机会杀你，譬如在你的酒里加上毒药”等，又仿佛在提醒荆轲，她的随行可能暗藏危机——如果是太子丹的卧底，她必须督促荆轲完成刺杀任务；如果是秦国奸细，她必须设法阻止刺杀的发生。因此荆轲最终将其刺杀。然而，燕姬被刺后的话，尤其是修改版中她的台词：“西施……范蠡？”却令荆轲心头一惊。荆轲隐约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了事，却又不知错在何处，由此开始反思。临行之际，荆轲终于想明白是自己错杀了燕姬。旧版中的荆轲唱着“知我心者兮乃红颜，乱我意者兮是婵娟”下场，承认了燕姬是知己；修改版中的荆轲则深感痛悔，一句“呜呼，燕姬”之后，仰望长天，开始呼唤“高人”。
高人是谁？是荆轲先前交过手的剑道名家，还是曾经赏识过荆轲的侠道前辈？都不是。荆轲呼唤的“高人”，其实就是燕姬。修改版里，在荆轲对高人的深情呼唤中随处可见燕姬的身影。如：
高人啊，高人，你说过今天会来，执我之手，伴我同行，点破我的痴迷，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高人啊高人，你为何要将我从梦中唤醒？我醒来，似乎又没醒，我似乎明白了，但似乎还糊涂，我期待着你引领我走出黑暗，但在这黑暗和光明的交界处，你却扔下我飘然而去，仿佛化为一缕清风。……我用自己的手杀死了这个超越自我的机会，我的手不受我的控制。……我知道你不来了，我不配让你来，我不敢让你来，你要真来了我怎么敢正视你的眼睛？我的孤魂在高空飘荡，盼望着一场奇遇，到处都是你的气味，但哪里去找你的踪影？……
这里没有一字提到燕姬，但字字都指向燕姬。“执我之手，伴我同行”，不就是第七节中荆轲与燕姬约定一同赴秦吗？“我用自己的手杀死了这个超越自我的机会”，不就是荆轲对错杀燕姬的追悔吗？“我不配让你来，我不敢让你来”，不就是彼时荆轲愧对燕姬的心态吗？还有“到处都是你的气味”，对应第七节中两人对话（燕姬：“我有气味吗？”荆轲：“你有独特的气味。”）以及荆轲临死前所说：“我已经嗅到了你的气味，我这就去做你的范蠡。”至此，荆轲呼唤的“高人”究竟是谁，已经昭然若揭，不证自明。所谓“高人论”，或者叫“高人颂”，其实更应该看作是荆轲唱给燕姬的一曲挽歌，是荆轲迷途知返后的忏悔。
据剧中饰演荆轲的王斑讲述，莫言曾说过高人“是自己是燕姬”，这表明莫言很清楚高人具体所指。但耐人寻味的是，莫言在公开场合却表示自己并不知道高人是谁，或者只说每位观众心中都有自己的高人。王斑的理解与之相同：“我宁可认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人存在。如果有那也是存在于每个人自己心中的高人。”[15]但是，如果“高人论”意味着荆轲已经否定和放弃了名利，开始去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的人之境界，又怎会让荆轲在秦宫大殿上说出“虽不能生擒，杀之也足可成名”？这是莫言的疏忽，抑或另有原因？
结 语
要而言之，莫言的修改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人物性格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荆轲形象得以发展变化，其与燕姬的关系也更趋复杂，为荆轲杀姬及后来的反思、追悔提供了合理的依据。然而，莫言所做增补、修改是建立在旧版自身人物、剧情逻辑基础之上的，因此与人艺方面的修改要求并不十分吻合。尽管人艺演出版有意删去了一些搞笑的片段，但并未完全抹去其谐剧底色，反倒在剧情的衔接和风格的统一等方面造成了某些缺憾。由此想到唐凌访谈文章的题目“我们的荆轲，以何种面容出现？”如果说人艺版《我们的荆轲》呈现的是正剧或悲剧的面容，那么一个谐剧版的荆轲，是不是也同样值得期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