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国家认同与家国天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5 次 更新时间:2014-11-30 22: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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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中国的国家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只能放在“家国天下”的谱系之中来理解,而且它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华民族”又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不是只有一种,中原王朝与边疆王朝所建构的国家形态,一个侧重普世天下文明,另一个侧重多民族、多宗教的王权大一统。二者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国家观念和国家形态的二元性,这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之后的国家转型。

   我还是第一次听我们历史系三位70后的代表集中讲授,他们都从各自角度来阐述了自己对国家的理解,非常精彩。我们这代学者如今已经成为“老同志”了,前几天另外一个会上一个年轻学者说:“老同志想的问题就是比较大。”这话的意思有赞有弹。我们这代学者就像五四一代一样,是开风气的一代,“但开风气不为师”,风气是我们开的,但学问的细部还是年轻一代做得好。

   三位都是从本科一直到博士都在历史系,基本上思维、叙述、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历史叙事式的。但是我一直欣赏马克思所追求的一个风格,叫历史与逻辑的一致,顾颉刚先生、余英时先生、王汎森先生等我们非常敬佩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历史叙事背后有逻辑,有大历史观。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孟钟捷讨论的是德国历史中的国家观念与形态。对欧洲历史中的国家演化,有一个熟悉的说法,说欧洲近代的历史是从传统的帝国转化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甚至也用这样的二分法来套中国历史。考察近代中国是如何从传统的帝国转向现代民族国家。但孟钟捷的研究,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这样一种二分法未必是完全适用的。近代德国的国家形态,既是民族国家,又是帝国。帝国的传统镶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里面。帝国不是被克服、被超越的,而是内化到民族国家之中。帝国与民族国家的相互镶嵌,至少对于德国和中国一些近代国家来说,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德国的历史显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他者,而这个他者是一个具有相似性的他者,而不是一个像美国那样是一个如基辛格所说是“互为例外”的他者。我很希望孟钟捷的德国历史中的国家研究,能够挑战那套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转型的主流范式。

   李磊和瞿骏的报告,一个从古代,另一个从近代叙述中国历史中的国家。这几年我也围绕着国家认同的问题,在研究与国家认同有关的天下、世界、地方和家族认同。国家观念一定要放在家国天下的系列里面,才能真正看得清楚。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面说“中国古代没有国家”,没有国家是指没有现在所说的nation state。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明确的主权、疆域和人口的民族国家。古代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却不是近代的民族国家,而是王朝国家。历史上的王朝经常更替,但有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其不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有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明一惯性,这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就叫做“中国”。从地理概念而言,古代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央王朝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地域,包括直接治理的郡县,也包括那些间接统治的册封、羁縻、土司之地。在中国的疆域之外,那些朝贡藩属国,如历史上的越南、朝鲜、琉球、暹罗(泰国) 、缅甸、苏禄( 菲律宾) 等,虽然不属于中国,却是天下的一部分,通过朝贡体系参与到中国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然而,在现有中国版图之内的古代历史之中,在大部分时期不是只有一个王朝国家,而是有多个王朝政权。魏晋六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且不论,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时期,在汉朝的北方有匈奴、鲜卑政权,与两宋王朝并存的,有辽夏金元。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是单线的、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但在今日的中国疆域之内,历史上各个时期除了正统王朝,还有众多并存的王朝,他们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的一部分。历史上的中国,具有双重的内涵,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但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地理空间之中,始终存在着多民族、多地域、多种制度的王朝与政权。他们之间争夺的不仅是土地、人口和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正统,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拥有中央王朝的地位,获得历史上的正统。正统之所以重要,乃是与天下有关。欧洲乃是列国体制,一个上帝,多个国家;但中国是天下大一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个天下,而能够代表天下的,只有一个“奉天承运”的正统王朝。一个天下,多个王朝,因此,无论是魏晋六朝,还是五代十国,不同的王朝都要争夺天下之正统。

   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国天下”之中,天下是最高的理想,不仅是适合华夏—汉民族的特殊价值,而是对包括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都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天下即代表普世的文明,但文明只是灵魂,它需要一个结构性的肉身,那就是“国”。这个“国”,是与文明共同体相重合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但这个“中国”,并非现在我们所说的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民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由前后相继、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一个个王朝国家所形成。古代中国人对抽象的“中国”之认同,乃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认同表现出来。

   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认同”意味着什么?从“家国天下”之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只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抽象的文明价值与典章制度,另一种是具体的正统王朝,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nation-state。近代意义上的nation,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着自然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的民族,比如汉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傣族等等,而是与state紧密相关的、与国家合二为一的民族,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人为建构因素,与近代的国家同时出现和打造,因此nation在中文翻译上,可以翻译为民族,也可以翻译为国家或者人民,总而言之,近代意义上的nation,是一个整体性的人民—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与只具有自然属性的传统民族是截然不同的。严格而言,古代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认同”,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而只有文明的认同或者王朝的认同。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其出现不早于晚清,最早是由杨度和梁启超提出来。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就像美利坚民族一样,是与近代国家一起打造的国族(state-nation) 。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有可能出现在古代中国吗?显然不可能。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族想象,只是“倒放电影”式的今人对古代的理解框架,是一个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而非有实证依据的、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实体”。虽然中华民族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但华夏—汉民族不等同于中华民族。古代中国有华夏—汉民族,却没有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视为多元一体,这一经典性观点很有道理,“多元”意味着中华民族由汉、满、蒙、藏、回等多民族组成,所谓“一体”就是与近代民族国家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就像美利坚民族是由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族群所共同构成的那样。然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有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在古代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到了近代产生了民族意识之后,成为自为的民族,这一看法却有值得讨论的空间。我们不能将历史上的华夏—汉民族直接等同于中华民族,事实上在任何朝代里面,有具体的汉族、满族、藏族、蒙古族、苗族等存在,却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华民族的实体。不管其是否具有民族的本体自觉。

   清朝建立了一个与现代中国版图基本吻合的多民族国家,其通过双重的治理体制和多元的宗教信仰,将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分而治之,并整合在同一个王朝秩序之中,但清朝并没有试图打造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所觉悟的,只是汉民族的种族与文化意识,而不是中华民族的本体自觉,虽然汉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文化脉络。真正的中华民族本体意识,作为主流的汉民族意识是重要的,作为支流的其他民族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是在多元性的民族意识之上,打造和建构一个与国家同一性有关的民族同一性,而这一政治的同一性,绝对不可与汉民族画上等号的。

   古代中国是一个复线的中国。既有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草原、森林和高原少数民族的中国。他们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一部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其中有以夏变夷,也有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后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

   在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是通过文明的认同和王朝的认同实现的。姚大力教授指出:“宗庙社稷”,也就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最基本的核心。支撑着元初的宋遗民和清初明遗民的精神世界的,主要是王朝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旅美的中国学者赵刚的研究也表明,在清代汉族士大夫讨论“华夏”与“汉人”的时候,发现他们对“汉人”的心态是平和乃至冷漠的,好像不是在谈论与自己同一族群的人群,而当他们谈及王朝的时候,其情绪却是格外的热烈,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特别对已故王朝的眷恋和忠诚,尤为如此。与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他们不在乎这个王朝是否是异族统治,真正在意的是其是否有良好的治理、是否体现了天下的文化秩序。

   不过,王朝认同是表象,文明认同是内核,王朝认同是有条件的,文明认同是绝对的,在王朝认同的背后,是对其所代表的天下价值观的肯定。王朝只有代表了天下,才是一个在士大夫心目当中拥有合法性的正统王朝。

   何谓正统,何谓合法性,在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之中,是有微妙区别的。所谓正统,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以天下为中心的历时性解释,注重的是对中原文明的历史脉络传承,另一种是空间性的大一统,强调的是天下归一和疆土的开拓。天下与大一统,在儒家思想里面二者互相包容和镶嵌,天下是一套礼治的价值观和制度,所谓的春秋大一统,乃是统一于天下归一的周礼之中。而法家的大一统却抽去了儒家礼治的价值内涵,只剩下一统天下、富国强兵、提升国力、开拓疆土的政治内涵。《史记》中记载秦始皇“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议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在儒家那里,天下的理想包含了大一统,大一统之中有王道,但法家的大一统却未必有天下的文化情怀,唯有暴力征服的霸道。不过,自秦亡之后,汉武帝之后的历代王朝,大都儒法并用、外儒内法,因此其王朝的合法性背后有儒家的天下文化,也有法家的大一统政治。

   从秦汉到元清,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大一统王朝,一种类型是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如秦汉唐明,另一种是边疆民族所建立的征服性王朝,如辽金元清。虽然都是大一统,但汉族为皇帝的中原王朝的合法性背后有天下,以中原文明为中心,吸引四方内聚,形成华夏中心主义。而边疆民族当君主的征服性王朝虽然部分地为中原文明所同化,但其正统性更多地不是来自代表天下,而是开拓疆土、威震四方的国力。这两种类型的国家认同,都以王朝认同为表象,但其区别非常微妙。中原王朝以文明而自大,征服性王朝以国力强盛而自傲。自秦汉、盛唐到蒙元、大清,“天下中国”逐渐演变为“大一统中国”。

姚大力教授指出: 古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有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种是秦汉中原王朝的郡县制,另一种是蒙元和满清边疆帝国创造的多元宗教和双重治理体制。以往的中国历史,过于强调秦汉体制的正统性和重要性,但秦汉的郡县制,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更无法解决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抗问题,倒是由边疆民族创造的、到清代成熟的多元宗教和双重治理体制,有效地解决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并存共生,并最终将农耕民族视野之外的广袤的边疆,从草原、戈壁到高原森林,统统列入了中国的版图。当然,这两种国家治理模式,没有严格的界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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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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