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8 次 更新时间:2014-11-25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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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  

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前贤多有论及,但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云:“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这是从学术史考虑,对赋为代表的两汉文章有了从“古人学征于文”到“后人即文为学”的认识,其中汉赋擅长运用“典故”以及“典故穷”而有“类书”的关系,即可反证汉赋“即文为学”与取“类”意识的关系,汉赋的“即文为学”与类书的“因学成文”是具共同意义的。而持狭义的观念看待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就是“赋代类书”说。本文试从此狭义说法着眼,兼取广义说法之义理,对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聊申曝芹之私。

一、“赋代类书”说商榷

赋代类书,实根源于汉代大赋的取“类”意识,曹丕《答卞兰教》云:“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①“事类”二字,实为“类书”编纂之要则,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正编于曹魏之初,而曹丕以“事类”言赋,其间联系自明。也因“事类”言赋,暗含赋代类书之功用,遂成后人以赋体编写类书之风,其中以北宋吴淑《事类赋》肇始之“事类”赋创作最为典型。继吴氏之编,踵事增华,有明人华希闵《广事类赋》、清人吴世旃《广广事类赋》、王凤喈《续广事类赋》、张均《事类赋补遗》及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亦可称《事类赋统编》)的系列编纂②,其功能是“赋体类事”,将赋体与类书凝合为一。

而从理论上阐发“赋代类书”说,则是在明清之世对汉赋“穷搜博采”之创作的反思。明人艾南英言及汉赋,即以为“排比类书”(《王子巩〈观生草〉序》),由此推衍,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述屠隆《昙花记》传奇第42出的《天宫赋》,即云:“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其最典型的说法,还是清人陆次云与袁枚的论述。陆次云认为:“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1]从历史地理的观点看赋,其“博雅”、“名物”已明“类”的意识。袁枚《历代赋话序》说得更为明确:

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必加穷搜博采,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而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采撷数日,立可成篇,而传抄者亦无有也。[2]

以“类”相从,确是汉赋创作与后代类书编纂近似之处,其要则在体物大赋的取“类”方式。比如袁枚所论及的左思《三都赋》创作,虽然左氏在赋序中批评汉人扬、马、班、张“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自称作赋,乃“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涉及创作的真伪虚实问题,然其所言“美物”与“赞事”,无论“本实”还是“假托”,其取“类”一也。但是,如果从文学创作而言,赋毕竟不同于类书或志乘,尤其是赋的创作主旨与类书编纂意义,差别甚大。因此,清末江宁文士程先甲撰《金陵赋》,于赋序开宗明义云:

盖京都之作,大氐讽颂两轨而已。乃其铺陈形势,与夫草木鸟兽之瑰异,人物之珍韡,反诸司契,殆犹粃糠。议者谓古无志乘,爰尊京都;志乘既兴,兹制可废。蒙窃惑焉。……窃以为刘向言其域分,变之有涯者也;朱赣条其风俗,变之无涯者也。有涯者,志乘所详;无涯者,志乘所略。苟盛衰之任远,将考镜以奚资。……爰奋藻以散怀,期无盩于古诗之旨,以俟輶轩之使采焉。[3]

班固《两都赋序》论赋“古诗之流”,要在功用,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程氏取法此说,谓之“讽颂两轨”,而其中“奋藻散怀”,“古诗之旨”,实非志乘所能涵盖,亦非类书所能包括。这也是魏晋以后志书、类书兴而赋不衰的原因。

虽然,“赋代类书”说是对汉大赋“博物”与“比类”现象的描述,是一种知识系统的认知,与赋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精神扞格不入,但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广义的赋与类书的关系来看,前揭章学诚“两汉文章渐富”以及“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的说法,具有时空意味。就时序而言,由“著作”而“文集”,由“典故”而“类书”,虽为互代,亦含互为,汉赋居其间,前承学术,博采典故,衍递而有类书,也是明显的。同样,从空间意识而论,汉代文章“渐富”,以文涵学,汉赋最为典型,故有“一代之胜”之说,所以汉赋的“博物”之象、“比类”之法,也是为“文”之学发展到一特定时期的现象,由此观察赋与类书之问题,其间应有逻辑的联系。

这还可以从类书的编纂宗旨来看。唐人欧阳询在叙述《艺文类聚》的编纂动因时云:“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比类相从。……事居其前,文列于后。”[4]此言前朝如《文选》取“文”,《皇览》书“事”,记事为类书要则,然究其根本,仍在有益于文教之发展,所以欧阳询取广义文学观编纂类书,标举的是“文事”宗旨。宋人刘本为唐徐坚等编《初学记》题序又谓:“圣人在上而经制明,圣人在下而述作备,经制之明,述作之备,皆本于天地之道。圣人体天地之道,成天地之文,出道以为文,因文以驾道。……为今人之文,以载古人之道,真学者之初基也。”[5]这又将类书的编纂,提升到“文以载道”的高度。其实,无论重“文事”,还是重“文道”,汉赋与类书都在古人广义的“文”的视域内,这是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的前提。

二、汉赋物态与秩序

汉赋为文之法的“取类”,源于赋家对物态的描写,以及对相关物态所作的事类化的处理而呈现出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换言之,正是落实于物态系统描写的礼制社会。

对汉赋的本质,古人讲“感物造端,材智深美”(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皆突出一“物”字,说明了赋的一个最基本的功用,即对当时物质文明形态的再现,其中又构成了诸如“宫室”、“校猎”、“礼仪”、“山水”、“人物”、“鸟兽”、“游乐”等名物系统。这些因物态的描写而形成的名物系统,固然源于赋家创作“体裁”的选择与“主题”的意识,然究其根本,则在于赋家面临的物质世界与礼制社会。

从赋家对相关名物系统的展示来看,最常见的是两种方法:一是横向罗列,一是纵向程序。前者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对天子“上林苑”中“山水”、“鸟兽”、“果木”、“人物”诸类的描绘,试举其中“果木”一段:

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葰楙。攒立丛倚,连卷欐佹,崔错癹骫,坑衡閜砢,垂条扶疏,落英幡纚,纷溶箾蔘,猗狔从风。藰莅卉歙,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还乎后宫。杂袭絫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③

如此罗列数十种果木,或真或幻,无非是炫耀上林之物态繁荣。然观其对众植物的描写方法,则是以类相从,构成“事类”化的名物系统。如果说这种描写体现于静态铺排,则纵向程序对名物系统地展示,更多体现于活动之中,属于一种动态地描绘。张衡《西京赋》中“百戏表演”一段即如此。在汉代,这类“百戏表演”一般在皇宫的平乐观前广场举行,是迎接外宾的盛大礼仪的一部分,而张衡赋的描写,也是目前所存汉百戏最详尽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赋家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将百戏活动及名物“事类化”,给读者列出了节目程序表,其中包括“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硬气功”、“手技”、“双人走绳”、“化装歌舞”、“幻术”、“杂技”、“魔术”、“驯兽”、“马戏”等一系列的表演活动[6],并通过大量的实物、幻物、真人、神人、道具、动作等词语的堆积,形成了纵向的“类”的名物系统。

如果勘进一步,探究汉赋关注物态的文学背景,我想有几点最值得注意:一是汉赋与都市文明的关系。汉代的体物大赋作为宫廷文学,首先是都城的文学,而城市文明最突出的象征,就是物质的构造,而以一都邑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也主要是以物质文明来展示的。如班固的《西都赋》对长安城建设的描写,即从建都环境、都市沿革、市区街衢、宫室建筑等方面展开。如写城建规模,则是“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写市区景象,则是“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写宫室建筑,则是“左墄右庭,重轩三阶”,“崇台闲馆,焕若列宿”等等,无不以名物系统展示都市文明。

二是汉赋与商业贸易的关系。都市是商业会聚之地,古代商业主要特征就是物质的交换,而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有关商业贸易的描写,应该就是都邑赋。如扬雄的《蜀都赋》作为目前存世的最早的一篇都邑赋,作者写都市的风采,已着眼于“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隐轸幽輵”的市廛。到晋人左思《三都赋》写蜀地商品贸易,则更为详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这里对蜀都货物丰盛,商贾富足,市廛喧闹景象的描绘,其实是一种写实手法,是赋体物特征最直接的展示。

三是汉赋与外交活动的关系。近人刘师培说:“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7]指的是古代外交官(行人)交接邻国,揖让喻志,登高作赋,即赋诗言志之意。而从创作来看,赋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且古代外交之事,又突出于“德化”与“贡物”两端。所谓“德化”,就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贡物”,即物质交流,是当时“国际”间交流的主要形态。可以说,汉赋对朝廷“元会礼”及“百戏表演”的描写,多与外交活动有关,而其所“贡”之物,也丰富了赋的描述内涵。如班固《西都赋》中的物态,则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究其因,正如张衡《东京赋》所说的“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的外交成就。

由于“物以赋显”(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赋取穷物之变”、“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其中包含了赋重“物态”,诗尚“野趣”的文体差异。虽然,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开篇引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与其说是赋体源于诗体,不如说指赋家承继古代诗人(指《诗经》的作者)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这种责任或关怀,最简要的说法也就是班固在序文中接着写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所谓“抒下情”,就是反映民生;所谓“宣上德”,就是歌颂国家强盛。而赋家这双重功用,正是建立在描写物质文明基础上,所要展示的精神世界。特别值得申述的是,汉赋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宫廷文人,也多是朝廷的礼官,他们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构建文学化的礼制社会,或者是对礼制社会理想的文学化描述。[8]所以,汉赋家对物态的“事类化”处理,与社会礼仪的程式化也是密切相关的。

三、汉赋修辞与比类

汉赋因大量堆积词汇,尝有“字林”、“字锦”之讥,这也是“类书”说的重要原由,其实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汉赋的创作特性,就是一种典型的修辞艺术。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辨诗》说:“小学亡而赋不作。”饶宗颐又说:“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学所谓Hyperbole者也;夫其著辞之虚滥(Exaggeration),构想之奇幻(Fantastie),溯源诗骚,而变本加厉。”[9]缘此特性,葛洪认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秽博富也”(《抱朴子·钧世》),刘勰指出“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所以在汉赋创作中,各种修辞方法诸如“比喻”、“摹状”、“仿拟”、“拈连”、“讽喻”、“夸张”、“复叠”、“对偶”、“排比”等等,应有尽备,只是在具体地运用中,更注重比类的意识。

从汉赋的为文之法观其修辞与比类现象及其原由,可撮要作三方面的分析:

首先是小学的基础。汉赋大家多为小学(语言学)家,如《汉书·艺文志》记司马相如、扬雄的小学成就:“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这也造成了“前汉小学,率多玮字”(《文心雕龙·练字》)的现象,这种堆积玮字如同“字林”的现象,又突出表现于汉赋创作中。对此,简宗梧从相如赋篇的异文、文字演化现象、人心好异等方面探讨了汉赋玮字的形成,特别是从语言学原理提出其玮字的大量出现在于“孳乳”、“转注”、“緟益”三法,是精辟而周备的。[10]例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写上林之水“八川分流”一节,其中描写“水声”,则有“沸乎”、“彭湃”、“滭弗”、“宓汨”、“泌灐薄ⅰ澳嬲邸薄ⅰ皾囦!薄ⅰ颁桢ā薄ⅰ拜拜啊薄ⅰ盀崬暋薄ⅰ俺脸痢薄ⅰ耙??薄ⅰ芭榘酢薄ⅰ百甑L”、“潏潏”、“淈淈”“汩X(编辑注:X是氵急左右构成的汉字)”等;描写“水势”,则有“暴怒”、“汹涌”、“偪侧”、“横流”、“转腾”、“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盩”、“踰波”、“趋浥”、“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坁”、“注壑”、“霣坠”、“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漂疾”等。这里用了大量的玮字,以创造一种听、视觉效果,这既是人们往往批评汉赋“诡异”的原因,也是由赋的口诵与描绘性特征所决定的。

同样,汉赋写“山”,于其形状就创造出大量的词语。我们综观相如《上林赋》、扬雄《蜀都赋》、张衡《南都赋》等对山的描写,比如仅写山之“高峻”,就有“巃嵸”、“崔巍”、“崭岩”、“嶻嶭”、“嶊崣”、“崴磈”、“崇隆”、“崔崪”、“峍崪”、“崱屴”、“崛岣”、“岑崟”、“峥嵘”、“藏崔”、“嶕峣”、“峣崯”、“嶜岑”等二十余词语,或同形增益,或同声假借,皆以类相从,在汉赋的名物系统中,又衍生出“形容”词的系统,以凸现铺采摛文、踵事增华的文体特征。

其次是经史的汇集。章学诚说“著作衰而有文集”,换一种说法,可以说经史衰而有诸子,诸子衰而有汉赋,而汉赋家居后,却有兼综之势,故其比类特征,又体现在对前人诗骚、经史、诸子的兼取并容,由于赋家多为礼官,所以创作中汇集经史,最为突出。在汉代游猎、京都、宫室类的体物大赋,引述先秦经史典籍,举不胜举,即如言志类创作,如张衡的《思玄赋》,也好引经史,以助其词。据笔者统计,《思玄》一赋,直接引用和明显仿其句意的文献29种,158处,即《楚辞》63处;《毛诗》20处;《韩诗》1处;《周易》9处;《尚书》5处;《礼记》4处;《左传》10处;《公羊传》1处;《国语》1处;《论语》2处;《孟子》1处;《尸子》2处;《老子》3处;《庄子》4处;《列子》1处;《山海经》6处;《淮南子》10处;《吕氏春秋》2处;《周髀》1处;《史记》1处;《汉书》1处;《逸诗》1处;《太玄》1处;方士书1处;纬书1处;宋玉赋1处;相如《上林》《大人》赋各2处;扬雄《甘泉赋》1处。[11]在数量上看,征引文献达千言,接近全赋文字的一半,其中最多的是先秦经史著作。这种广泛征引经史的方式,也就形成了“事类”的特征,从而使汉代赋家的写作本身就构成了对前人“文”的汇集。

其三是汉赋的修辞法则。如前所述,汉赋修辞方法很多,可与“文”类最直接的是铺陈、典雅与错综。汉赋最突出的修辞法则就是铺陈,由于铺陈也就出现了大量的修饰性词语,诸如形容词、象声词、重叠词、连绵词等。如王褒《洞箫赋》,就铺排了大量的连绵词,如“敷纷”、“扶疏”、“旖旎”、“浑沌”、“潺湲”、“漫衍”、“鸿洞”、“婆娑”、“澎濞”、“慷慨”、“参差”、“彷徨”、“澜漫”、“阿那”、“迁延”、“逍遥”、“踊跃”、“踌躇”、“稽诣”等三十多个词,或双声,或叠韵,摹画出洞箫的声乐。由于汉赋创作是源于口语,多有俗语、俚语及大量方言,而落实于文词,往往又要经过一种修饰性的雅化过程,这也增添了名物词汇和各项事类。其中有两种常见的方法:一是以古代的专用名词代替普通名词使用,如用古代的著名人物指代普通人物,用古代的精良宝物指代一般事物。例如:

伯乐相其前后,王良、造父为之御,秦缺、楼季为之右。(枚乘《七发》)

羲和司日,颜伦奉舆。(扬雄《河东赋》)

由基发射,范氏施御。(班固《东都赋》)

隋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班固《西都赋》)

其中伯乐、王良、造父、羲和、颜伦、范氏等,皆古之神话或历史上识马善驾之人,而隋侯、明月、火齐代指珍珠,悬黎、垂棘、夜光代指宝玉,均属此类。二是用古代传说中的精美名物作现实同类事物的修饰语,以产生联想,增加文词句意的典雅色彩。例如:

驾驯駮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麾)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司马相如《子虚赋》)

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上林赋》)

前写楚王狩猎之装备,后写天子校猎之仪仗,皆借修饰语以骋其铺张之势。而汉赋作家采用的错综之法,也增添了事类和物象。如相如《上林赋》写车马出行谓“徒车之所轥轹,步骑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其“轥轹”、“蹂若”、“蹈藉”皆覆压意;又写宫廷奏乐谓“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其“声”、“乐”、“音”皆指声乐,而因主语不同加以变化,使文词更为雄张而汪秽。由此诸法,在客观上汇聚了大量已有的成语和典故,形成修辞与比类的关联。

正因为汉赋的这种对名物、词语与事象的汇聚功能,我们又可以通过汉赋家的创造看到文章学意义的两大转变,一个转变是由口语到文词,即由口诵到文本写作,这恰是汉赋文学形成的过程[12];一个转变是由散学到汇学,即由汉赋家将很多零散的词语加以汇聚,从而完成了繁富汪秽的新文体。而这两种转变,又取决于汉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文”之发展的贡献。

四、从“文言”到“文类”

文学的主观性在“情志”,客观性在“事物”,汉赋“类书”说的产生,正在于汉人对文学客观性“事物”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在文学创作领域,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礼记·乐记》)、“指事造形,穷情写物”(钟嵘《诗品序》),乃为共性,然汉赋之于“物”与“事”,要在铺陈,即采用“比类”方法,从而形成“文类”现象。

了解汉人作赋的“文类”意识,首先当明瞭汉赋与“文言”的关系。可以说,汉赋正是由“言”(口语特征)向“文”(书面写作)及“类”(铺陈事物)转变过程中的文体形式。关于言与文,清人阮元有《文言说》一篇推述孔子作《文言》之意,并区分言与文云:

《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盖词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辞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13]

正因修饰言词而为文,阮氏又说:“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就汉赋的创作而言,由西(汉)而东(汉),也有多单词为意到多对偶为文的变化,即由口诵向文词的衍进,然从词之修饰为文而论,楚汉辞赋又是早期文人化创作以修辞为艺术的代表。所以后世针对辞赋为代表的“崇尚修辞”传统,往往并不讨论言与文之本源,而尝归之于“言”质致用而“辞”文浮虚的评判。近人刘师培《左盦集》卷8《广阮氏文言说》推阐阮氏“以俪词韵语为文”之说,并通过文字学的证据,认为阮说“推阐弗详”,又提出“文”与“语”的不同,如论“赋”有云:

西汉代兴,文区二体:赋颂箴铭,源出于文者也。论辨书疏,源出于语者也。然扬、马之流,类皆湛深小学,故发为文章,沈博典丽,雍容揄扬。注之者既备述典章,笺之者复详征诂故,非徒词主骈俪,遂足冠冕西京。东京以降,论辩书疏诸作,亦杂用排体,易语为文。[14]

他认为西汉有“文”、“语”二体,并从历史的变迁以说明西汉“文”中有“语”,东汉“易语为文”。就赋体发展的历史而言,其说符合实际情况,再结合其“修辞”为“文”的考源之论,其谓扬、马“非徒词主骈俪”,也“冠冕西京”,主要在“沈博典丽”,其中即含有“文”之确立与“类”化的特征。

汉赋作为文辞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博丽”(文词繁富)的文本形式,实与汉人的“知类”精神及思维方式相关联。冯友兰考察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认为“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15],换言之,是汉人将先秦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完成了一种“类”的意识。其中最典型的是董仲舒所建构的经学化的宇宙图式。他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论天、地、君、臣,即以“天”之“为尊”、“为仁”、“为神”、“为明”、“相承”、“为刚”、“成岁”、“生杀”之用,与“地”之“事天”、“养阳”、“为忠”、“为信”、“藏终”、“助明”、“助化”、“致义”之用,通过“取象”、“比类”之法,形成异质同构联系,并将天、地、人、阴阳、五行合成“天之数”,其中五行(木、火、土、金、水)与司行之官(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空)、行为规范(仁、智、信、义、礼)类比、综合,形成完整的政治社会秩序与道德思想结构。在此大框架中,他于《春秋繁露·玉杯》对六经之用作出结构化的排列: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如果再结合汉人政治观的“三统三正”、“五德终始”说,《易》学观的“四正卦”及“七十二候”说,汉人对知识的类型化,是最为明显而突出的。

由此再看汉代赋家对名物、典故、词语、事类的系统化处理,即《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条所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也有着异质同构的联系。正是这种“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心雕龙·诠赋》)的立赋“大体”,使汉赋创作形成“类型化”特征[16],而中国文学发展到汉赋,也就进入了一个“文类”的时代。缘此,汉赋彰显的是对“物态”与“事象”的描绘,至于文学偏重对“物性”与“事理”的阐发,则有待于东汉以后纯文人化创作的出现。

注释:

①曹丕《答卞兰教》,《三国志·魏志·卞后传》注引《魏略》。

②相关文献详见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清光绪戊子仲春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

③以下所引汉赋作品,均取自《文选》李善注本。

【参考文献】


[1]陆次云.与友论赋书[A].北墅绪言:卷4[M].

[2]浦铣.历代赋话:卷首[M].清乾隆53年复小斋刻本.

[3]程先甲.金陵赋[M].清光绪丁酉年傅春官刊本.

[4]欧阳询.艺文类聚:卷首[Z].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65.

[5]徐坚,等.初学记:卷首[Z].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

[6]叶大兵.中国百戏史话[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7]刘师培.论文杂记:14[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8]许结.汉赋与礼学[A].赋体文学的文化阐述[M].中华书局,2005.

[9]霍松林.辞赋大辞典:卷首[Z].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10]简宗梧.汉赋玮字源流考[A].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M].文史哲出版社,1980.

[11]许结.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J].社会科学战线,1998,(6).

[12]万曼.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J].国文月刊,(59)(1947年).

[13]阮福.文笔考[M].丛书集成初编本.

[14]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A].左盦集:卷8[M].刘申叔遗书本.

[15]冯友兰.别共殊·贞元六书:上[A].新事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6]万光治.汉赋通论·汉赋的类型化倾向[M].巴蜀书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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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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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8年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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