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 次 更新时间:2014-11-25 21: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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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  

   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前贤多有论及,但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云:“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这是从学术史考虑,对赋为代表的两汉文章有了从“古人学征于文”到“后人即文为学”的认识,其中汉赋擅长运用“典故”以及“典故穷”而有“类书”的关系,即可反证汉赋“即文为学”与取“类”意识的关系,汉赋的“即文为学”与类书的“因学成文”是具共同意义的。而持狭义的观念看待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就是“赋代类书”说。本文试从此狭义说法着眼,兼取广义说法之义理,对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聊申曝芹之私。

   一、“赋代类书”说商榷

   赋代类书,实根源于汉代大赋的取“类”意识,曹丕《答卞兰教》云:“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①“事类”二字,实为“类书”编纂之要则,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正编于曹魏之初,而曹丕以“事类”言赋,其间联系自明。也因“事类”言赋,暗含赋代类书之功用,遂成后人以赋体编写类书之风,其中以北宋吴淑《事类赋》肇始之“事类”赋创作最为典型。继吴氏之编,踵事增华,有明人华希闵《广事类赋》、清人吴世旃《广广事类赋》、王凤喈《续广事类赋》、张均《事类赋补遗》及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亦可称《事类赋统编》)的系列编纂②,其功能是“赋体类事”,将赋体与类书凝合为一。

   而从理论上阐发“赋代类书”说,则是在明清之世对汉赋“穷搜博采”之创作的反思。明人艾南英言及汉赋,即以为“排比类书”(《王子巩〈观生草〉序》),由此推衍,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述屠隆《昙花记》传奇第42出的《天宫赋》,即云:“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其最典型的说法,还是清人陆次云与袁枚的论述。陆次云认为:“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1]从历史地理的观点看赋,其“博雅”、“名物”已明“类”的意识。袁枚《历代赋话序》说得更为明确:

   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必加穷搜博采,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而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采撷数日,立可成篇,而传抄者亦无有也。[2]

   以“类”相从,确是汉赋创作与后代类书编纂近似之处,其要则在体物大赋的取“类”方式。比如袁枚所论及的左思《三都赋》创作,虽然左氏在赋序中批评汉人扬、马、班、张“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自称作赋,乃“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涉及创作的真伪虚实问题,然其所言“美物”与“赞事”,无论“本实”还是“假托”,其取“类”一也。但是,如果从文学创作而言,赋毕竟不同于类书或志乘,尤其是赋的创作主旨与类书编纂意义,差别甚大。因此,清末江宁文士程先甲撰《金陵赋》,于赋序开宗明义云:

   盖京都之作,大氐讽颂两轨而已。乃其铺陈形势,与夫草木鸟兽之瑰异,人物之珍韡,反诸司契,殆犹粃糠。议者谓古无志乘,爰尊京都;志乘既兴,兹制可废。蒙窃惑焉。……窃以为刘向言其域分,变之有涯者也;朱赣条其风俗,变之无涯者也。有涯者,志乘所详;无涯者,志乘所略。苟盛衰之任远,将考镜以奚资。……爰奋藻以散怀,期无盩于古诗之旨,以俟輶轩之使采焉。[3]

   班固《两都赋序》论赋“古诗之流”,要在功用,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程氏取法此说,谓之“讽颂两轨”,而其中“奋藻散怀”,“古诗之旨”,实非志乘所能涵盖,亦非类书所能包括。这也是魏晋以后志书、类书兴而赋不衰的原因。

   虽然,“赋代类书”说是对汉大赋“博物”与“比类”现象的描述,是一种知识系统的认知,与赋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精神扞格不入,但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广义的赋与类书的关系来看,前揭章学诚“两汉文章渐富”以及“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的说法,具有时空意味。就时序而言,由“著作”而“文集”,由“典故”而“类书”,虽为互代,亦含互为,汉赋居其间,前承学术,博采典故,衍递而有类书,也是明显的。同样,从空间意识而论,汉代文章“渐富”,以文涵学,汉赋最为典型,故有“一代之胜”之说,所以汉赋的“博物”之象、“比类”之法,也是为“文”之学发展到一特定时期的现象,由此观察赋与类书之问题,其间应有逻辑的联系。

   这还可以从类书的编纂宗旨来看。唐人欧阳询在叙述《艺文类聚》的编纂动因时云:“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比类相从。……事居其前,文列于后。”[4]此言前朝如《文选》取“文”,《皇览》书“事”,记事为类书要则,然究其根本,仍在有益于文教之发展,所以欧阳询取广义文学观编纂类书,标举的是“文事”宗旨。宋人刘本为唐徐坚等编《初学记》题序又谓:“圣人在上而经制明,圣人在下而述作备,经制之明,述作之备,皆本于天地之道。圣人体天地之道,成天地之文,出道以为文,因文以驾道。……为今人之文,以载古人之道,真学者之初基也。”[5]这又将类书的编纂,提升到“文以载道”的高度。其实,无论重“文事”,还是重“文道”,汉赋与类书都在古人广义的“文”的视域内,这是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的前提。

   二、汉赋物态与秩序

   汉赋为文之法的“取类”,源于赋家对物态的描写,以及对相关物态所作的事类化的处理而呈现出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换言之,正是落实于物态系统描写的礼制社会。

   对汉赋的本质,古人讲“感物造端,材智深美”(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皆突出一“物”字,说明了赋的一个最基本的功用,即对当时物质文明形态的再现,其中又构成了诸如“宫室”、“校猎”、“礼仪”、“山水”、“人物”、“鸟兽”、“游乐”等名物系统。这些因物态的描写而形成的名物系统,固然源于赋家创作“体裁”的选择与“主题”的意识,然究其根本,则在于赋家面临的物质世界与礼制社会。

   从赋家对相关名物系统的展示来看,最常见的是两种方法:一是横向罗列,一是纵向程序。前者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对天子“上林苑”中“山水”、“鸟兽”、“果木”、“人物”诸类的描绘,试举其中“果木”一段:

   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葰楙。攒立丛倚,连卷欐佹,崔错癹骫,坑衡閜砢,垂条扶疏,落英幡纚,纷溶箾蔘,猗狔从风。藰莅卉歙,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还乎后宫。杂袭絫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③

   如此罗列数十种果木,或真或幻,无非是炫耀上林之物态繁荣。然观其对众植物的描写方法,则是以类相从,构成“事类”化的名物系统。如果说这种描写体现于静态铺排,则纵向程序对名物系统地展示,更多体现于活动之中,属于一种动态地描绘。张衡《西京赋》中“百戏表演”一段即如此。在汉代,这类“百戏表演”一般在皇宫的平乐观前广场举行,是迎接外宾的盛大礼仪的一部分,而张衡赋的描写,也是目前所存汉百戏最详尽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赋家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将百戏活动及名物“事类化”,给读者列出了节目程序表,其中包括“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硬气功”、“手技”、“双人走绳”、“化装歌舞”、“幻术”、“杂技”、“魔术”、“驯兽”、“马戏”等一系列的表演活动[6],并通过大量的实物、幻物、真人、神人、道具、动作等词语的堆积,形成了纵向的“类”的名物系统。

   如果勘进一步,探究汉赋关注物态的文学背景,我想有几点最值得注意:一是汉赋与都市文明的关系。汉代的体物大赋作为宫廷文学,首先是都城的文学,而城市文明最突出的象征,就是物质的构造,而以一都邑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也主要是以物质文明来展示的。如班固的《西都赋》对长安城建设的描写,即从建都环境、都市沿革、市区街衢、宫室建筑等方面展开。如写城建规模,则是“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写市区景象,则是“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写宫室建筑,则是“左墄右庭,重轩三阶”,“崇台闲馆,焕若列宿”等等,无不以名物系统展示都市文明。

   二是汉赋与商业贸易的关系。都市是商业会聚之地,古代商业主要特征就是物质的交换,而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有关商业贸易的描写,应该就是都邑赋。如扬雄的《蜀都赋》作为目前存世的最早的一篇都邑赋,作者写都市的风采,已着眼于“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隐轸幽輵”的市廛。到晋人左思《三都赋》写蜀地商品贸易,则更为详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这里对蜀都货物丰盛,商贾富足,市廛喧闹景象的描绘,其实是一种写实手法,是赋体物特征最直接的展示。

   三是汉赋与外交活动的关系。近人刘师培说:“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7]指的是古代外交官(行人)交接邻国,揖让喻志,登高作赋,即赋诗言志之意。而从创作来看,赋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且古代外交之事,又突出于“德化”与“贡物”两端。所谓“德化”,就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贡物”,即物质交流,是当时“国际”间交流的主要形态。可以说,汉赋对朝廷“元会礼”及“百戏表演”的描写,多与外交活动有关,而其所“贡”之物,也丰富了赋的描述内涵。如班固《西都赋》中的物态,则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究其因,正如张衡《东京赋》所说的“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的外交成就。

   由于“物以赋显”(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赋取穷物之变”、“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其中包含了赋重“物态”,诗尚“野趣”的文体差异。虽然,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开篇引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与其说是赋体源于诗体,不如说指赋家承继古代诗人(指《诗经》的作者)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这种责任或关怀,最简要的说法也就是班固在序文中接着写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所谓“抒下情”,就是反映民生;所谓“宣上德”,就是歌颂国家强盛。而赋家这双重功用,正是建立在描写物质文明基础上,所要展示的精神世界。特别值得申述的是,汉赋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宫廷文人,也多是朝廷的礼官,他们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构建文学化的礼制社会,或者是对礼制社会理想的文学化描述。[8]所以,汉赋家对物态的“事类化”处理,与社会礼仪的程式化也是密切相关的。

   三、汉赋修辞与比类

汉赋因大量堆积词汇,尝有“字林”、“字锦”之讥,这也是“类书”说的重要原由,其实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汉赋的创作特性,就是一种典型的修辞艺术。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辨诗》说:“小学亡而赋不作。”饶宗颐又说:“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学所谓Hyperbole者也;夫其著辞之虚滥(Exaggeration),构想之奇幻(Fantasti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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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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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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