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加林:从杜威的教育思想看我国的教育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0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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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加林  


摘要:杜威提出以儿童的心理特征和本能为出发点,以使他们将来能够顺利融入社会为目的。这不仅是整个教育的战略方针,也是各门具体学科的战术方针,它反映了教育的基本规律。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而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可以成为我们进行这场改革的重要的理论资源。


我国目前正经历一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改革,它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和年青一代的成长,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深入探讨教育改革问题。

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教育思想对美国以至整个西方的教育制度有着极大的影响,可以说,美国现今的教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杜威教育思想为基础的。杜威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以学生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理特征和本能为出发点,以使他们将来能够顺利融入社会从而成为合格公民为目的,教育不过是由此出发点而达到此目的的桥梁或渡船。他说:“成人社会是教育的目的,儿童是教育的起点,学校是二者之间一条过渡的桥。教育的目的,是要儿童走过这座桥,到成人社会里去做一个有用的分子。”①

这话听起来很平常,似乎现在的教育都是这样做的,其实不然。不仅中国现在的教育不是这样,美国当时的教育也不是这样。杜威于1919年5月1日至1921年7月11日来中国讲学,作了近百次演讲,其中影响最大的包括《教育哲学》。他的教育哲学思想不仅针对美国教育的时弊,而且也针对中国教育的时弊,即使今天看来也未过时。在此,我们将重温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同时剖析我国教育的现状。


(一)以儿童为教育的起点

关于以儿童为教育起点的问题,他在讲演中谈道:“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学科看做教育的中心。不管儿童的本能、经验如何,社会的需要如何,只要成人认为一种好的知识经验,便炼成一块,硬把他装入儿童心里面去。”②这种不以学生为中心而以学科为中心的作法是本末倒置的,由此导致教学方法的僵化和无效。对此,杜威举了许多例子加以说明,在此仅以地理学科的教学为例。他说道:

“平常教地理的,只是叫人牢记:什么河发源于什么山,往什么方向流,经过那一府、那一州、那一县,到什么地方,与什么小河相会,流入什么海洋;什么山发源于什么山脉,绵延多少里,最高峰多少尺,有什么树木。这些名词,都是很不容易记的,而且没有用处,要用的时候,费几分钟工夫参考一下,就知道了。我们另外还有许多不可少的东西,何必花这么多的工夫在没用的事体上面呢?”③

联想我国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考试内容充斥着杜威所说的无用东西。例如,2000年语文高考试题中有一道所谓的语文常识题,问巴金的原名是什么,而标准答案却是错的,结果教育部考试中心在人们质疑之后不得不宣布此题有两个答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个题目属于语文常识,为什么出题的人还会搞错,难道他们连常识都不懂吗?即使这样的考题没出错,答对了又能说明什么呢?考生们为了答对这类题目需要背下多少作家的原名、字号、籍贯、出生和死亡日期等等,让他们花费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值得吗?

杜威倡导的新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其方法是以学生的特征和本能为依据的,因此要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寓教于乐,寓教于作。对于初等教育,他提出的方法包括:游戏、作工、做戏、工作。后两者类似于前两者,只是更为接近真实社会。杜威注意到,在这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比起西方国家做得还要差些。他说:“游戏与作工,对于身体的机能本来很有关系的。东洋诸国,对于体育,向不注意。西洋以前也是如此,以为身体是精神的仇敌,须先把身体镇服下去,然后可以有精神的发展。教育者先存了这一个根本观念,所以对于儿童一意要他静止,不准活动,然后把他认为宝贝的东西硬装下去。这种根本观念,与新教育的精神恰恰相反。”④

想想看,我国现在的教学方式比起80年前杜威所批评的那种状况进步了多少?就连幼儿园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兵营式”的。让我们来看一个取自《日本、中国和美国三种文化的学前学校》一书的例子。这是美国学者拿着录像机到日、中、美三国的幼儿园录下的真实镜头,然后邀请各方面有关人员观看,并发表评论。作者再把这些镜头和评论汇集成书,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下面是有关人员在看完整盘幼儿园的录像做出的评论。⑤

 一位日本学前学校的管理人员说:

“孩子们看起来是如此的压抑。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发的。学校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冷淡,那样的缺乏欢乐。孩子们被期望的就是变得如此的不像孩子。所有一切都强调:坐要笔挺、要绝对肃静、站队要成直线。这让我想起旧时代的日本学校。我希望中国不要从我们这里学去这些东西!”

另一住在火努鲁鲁的美国学前学校的老师的反应也极为相似:

“这个录像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孩子被迫使按照固定的方式去搭积木,而不允许孩子们自然地、或发挥想像力地去玩积木。他们被迫使像装配工人那样按照说明书去搭积木,这是根本违背玩积木的宗旨的。另外,这所中国学校要所有的孩子在同一时间上厕所的方式,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原因?或者是中国文化的因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虽然在关于幼儿园的录像带中被看到的军营似的严密管理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谴责,但是许多给他们提供资料的中国人却认为,严厉的管理、纪律次序和控制是学前学校的教学法和孩子社会化的精髓所在,并引以为豪。尽管关于幼儿园的录像带可能有一定的表演成分,但中国的学校、中国的教育过于控制人的个性发展,比如不允许左手写字,要求上课时把两手放在桌上,或背手坐直等,过于重共性而轻个性,过于重义务而轻权利,过于重服从而轻自主,过于重外在的纪律而轻内在的能动,等等,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幼儿园的教学过程不正是杜威所说“以为身体是精神的仇敌”吗?看上去似乎他们也在让孩子们搞活动,但那种“兵营式”的管理却是与孩子们的天性格格不入的。我们在国内常常可以看到或听到,一些活泼或调皮一点的孩子在老师或家长眼里被当作坏孩子,甚至被冠以“好动症”的恶名,这实际上是对孩子天性的扼杀,是与杜威的新教育精神背道而驰的。

杜威提倡新教育,并不仅仅限于理论,而是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他与夫人和女儿一起创办了试验学校,在美国以至欧洲取得极大的成功,从最初只有十二个学生变成风行欧美。杜威的夫人爱丽司·齐泊门(Alice Chipman)谈到:“幼稚园教授最要紧的方法,必先要知道儿童爱做什么,要知道什么,再去教他做,教他知道,让他从喜欢的地方入手,一步一步的去试验,一点一点的去求进步,顺着自然的秩序走去,自然有完备的一天。”⑥


(二)以社会为教育的目的

杜威所讲的作为教育之目的的社会是自由民主的社会,这与我国现在的目标是一致的。以自由民主社会为目的的教育是公民教育或平民教育,它不同于以往的贵族教育或阶级的教育。以往的贵族教育或阶级的教育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表述得很明白了。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把教育分为“自由的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机械的教育”(Mechanical Education)。自由的教育是闲暇阶级的教育,格外注重精神上的教育,如文学、哲学、修辞学、论理学、文法、音乐等,以此提高他们所向往的那些能力;机械的教育是劳动阶级的教育,用不着精神上的学问,只要教会他们如何做工就够了。

我国的孔子在两千多年前也有类似的思想。《论语·子路》记载,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樊迟又向他请教种菜,孔子说:“吾不如老圃。”樊迟走后,孔子对别人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岂不知,上等人只要讲礼节、讲情义、讲诚信,百姓就不会不服的,哪里用得着自己种庄稼?(“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8.9)这就是说,对于老百姓,只需告诉他们怎么做就行了,而不可让他们懂得其中的道理;让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杜威指出:“古来的教育有一很普通的性质,就是把教育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治人的;一部分是被治的。治人的是闲暇阶级,只是做官办政治;被治的是劳动阶级,只是制造生活的需要。教育则偏向闲暇阶级,给他文学、历史、地理的知识,希望他教育发达了可以做官,可以治人,但是没有什么实用。所以闲暇阶级的教育是偏于一方的。”⑦为此,杜威提出当代教育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一)怎样可以使特别阶级的教育变成大多数,变成普及;(二)怎样可以使偏重文字方面的教育,与人生日用的教育得一个持平的比例;(三)可以使守旧的教育一方面能保存古代传下来的最好一部分,一方面能养成适应现在环境的人才。”⑧

杜威对于上个世纪之交才兴起的职业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因为这种教育对于当代教育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以往的贵族教育或闲暇阶级的教育是不以职业为目标的,是非职业教育。相比之下,普通劳动过程中的师傅带徒弟式的“机械教育”可算是‘狭义的职业教育’。在此意义上,职业教育并不是新有的,是古代大多数人都受过的。“不过我们的问题,是要打破一部分治人的、闲暇的,与一部分被治的、劳动的阶级,然后再讲职业教育。”⑨

杜威反对狭义的职业教育,但赞成广义的职业教育,因为广义的职业教育是对闲暇阶级教育和劳动阶级教育的一种改造和综合。在现代社会中,闲暇阶级教育的弊端仍然存在,那就是教学内容离开社会实际生活太远,使学生把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一些完全无用的东西上。劳动阶级教育的弊端也仍然存在,那就是教学范围过于狭窄,只限于某个行业的专门技能,而不提供专业技能背后的广阔的知识背景。这使得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将来只能机械地从事本行业的劳动,而难以养成对于本行业的兴趣;此外,万一他们有一天想改行也是很困难的。

在杜威看来,无论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其目标都是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因此其教学内容和范围既不能太泛,也不能太窄。可取的方式是,学校尽可能地给学生展现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让学生能够充分地开阔眼界,从中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教师按照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引导他们向那个方向发展,培养那方面的基本技能,以为将来选择大学专业或者谋取社会职业做准备。杜威说:“人才也是如此,先把教育范围推广,看他对于观察某种事业起什么反动。中等教育是人生态度将定的时候,正应推广范围,供他选择将来职业之用。这种办法,不能单靠学生;教师也应该负责任,看他对于那一种发生兴趣,便引导他向有兴趣的一方面去。”⑩

杜威的这段话对于我国目前进行的教育改革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国现行的高考方案是 “3+X+综合”,其中的综合科目几乎囊括中学期间所学的全部课程。这一高考方案的直接后果就是堵塞了中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和通道,同时也杜绝了教师按学生兴趣引导学生的可能性。它使中学生们难以树立职业观念和专业观念,惟一的目标就是把中学里所学的全部“知识”牢牢记住,以在“丰富全面”的高考中获取高分。至于报考哪个专业或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那是次要的。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考生为了进入一所名次靠前的大学,宁愿放弃自己比较喜爱的专业。有不少考生报什么专业全由父母或老师决定。正如杜威所批评的当年美国教育的时弊:“教育的大病,是不管学生性质相近与否,只是要他及格。”⑪“常人选择职业的大病,在乎选择没有标准,不过是偶然的被动的:不是父母或旁人给他选定的,便是瞎碰来的。痛苦和不经济,都是由此发生。”⑫

从杜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张力,那就是关于教学内容的博与专的张力。这个张力的平衡点取决于如何使学生将来能够找到真正适合于自己的职业。杜威反对当时德国职业学校教学内容过于狭窄的倾向,因为这会限制学生的眼界,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真正感兴趣学科或领域;杜威也反对当时美国教学内容过于宽泛的倾向,因为这会淡漠学生的职业或专业观念,使他们难于学有所长和在社会上立足。杜威的这一思想对于我国现今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关于我国的高考改革

1999年广东省率先实施了“3+X”高考方案。在此之前,广东省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采用“3+2”高考方案。1999年高考之后,广东省教育厅又推出“3+X+综合”的高考方案。其中综合为必考科目,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和政治等。设置这门考试的目的是消除或纠正“偏科”现象,因而被看做是对“3+X”方案的一种完善。为此,国家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开始,“3+X+综合”的高考方案向全国推广。

“3+X+综合”比起 “3+X”高考方案来,其优越性据说是避免“偏科”现象。现在我们要问:“偏科”真的很可怕吗?我们的回答是:其实不然。

首先,每个高中毕业生在高考之前都已通过各门功课的毕业会考,这说明他们已经基本掌握各科所要求的知识;其次,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样样精通,因此,他在中学里显示出对某一门学科的偏爱和侧重,这没有什么不好。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较早地意识到自己的特长所在并着重在这方面发展,是他日后能够有所作为的重要条件。

退一步讲,即使真得出现了偏科也没什么可怕的。历史上不少大学者都是偏科的典型。钱钟书当年考清华时数学只得十几分,要不是当时的清华校长敢于破格录取他,我国很可能就少了一位大学者。大哲学家金岳霖的数学也不好,幸亏那一年数学考题出得太难,大多数人都不会做,他也就“蒙混过关”了。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偏科偏得离谱,他在大学里做物理实验总是很糟糕,而且数学也不是太好;他创立广义相对论时,是先有了物理学思想,然后根据需要现学现用黎曼几何的。

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学有所成的偏科典型。上海18岁的高中生韩寒已经发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三重门》,在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中两度获将,然而他却多门考试不及格,其中包括语文考试。上海17岁的满舟已经发表20多万字的网络专业著作,也是多门课程不及格。河北邢台张启东尽管三年高考物理数学皆满分,却因文科成绩太差而年年落榜,幸亏美国波士顿大学慧眼识才,不仅录取而且让他直接成为博士研究生。

有人说,美国教育同中国教育相比,长处之一就是不偏科,他们的中学教育是不分文理科的。的确,美国中学不分文理科,不过他们这样做恰恰是为了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宽阔的视野,以便他们找到自己真正喜爱的科目。这正如杜威所说,“先把教育范围推广”

然后“看他对于那一种发生兴趣,便引导他向有兴趣的一方面去。”这一点是通过两项措施来保证的:一方面,美国中小学的课程相对容易,学生负担轻得多;另一方面,考试方式和考试内容多样化,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特长加以选择。

然而,在这两方面,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中国的中小学教学内容是越来越难,而中国的高考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学生全科发展,实际是剥夺学生的选择权,也是对学生人格的压抑。无怪乎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当今中国最悲惨的人是高三学生”。这句话也被一位教育界人士在2002年11月30日的“实话实说”节目中说出,它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中国高考的全科要求只是表面上与西方国家的教育相符,而实际上是南辕北辙的。我国中学教育缺少的不是学科的数目和范围,而是学生对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的认识,教师也无法像杜威所说那样注重这方面的引导,只能围着高考指挥棒团团转。这种情况并未由于“3+x+综合”高考方案的实施而有所缓解,相反却有所加剧。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高考方案由“3+x”到“3+x+综合”不是一个进步,而是一个退步。


(四)关于我国的英语教学

杜威提出以儿童的心理特征为出发点,以使他们将来能够顺利融入社会为目的,这不仅是整个教育的战略方针,也是各门具体学科的战术方针,它反映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在教育或教学过程中对它的违反,势必导致不良后果。这一点,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下面仅以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为例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共英语教学所沿用的是"以教师为主"的原则。因此,教师讲解占去了课堂的主要时间,无法给学生的语言实践提供足够的机会,使学生成了语言知识的消极接受者。长期用这种方法组织教学的结果是学生张不了口,尤其不善自由表达思想。我们忽视了英语学科的基本特点,即它是一门实践性课程,其语言技能是需要通过学生个人的实践才能培养和提高的。

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把"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放在首位,而把"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放在第二位。根据"大纲"这个规定,公共英语教学活动主要是围绕着阅读进行,实际上是围绕着语法打转转。而对说和写都没有给予必要的保证和重视。加之为了追求四、六级考试的通过率,师生都泡在题海里,根本无暇顾及口笔语交际能力的训练。我国公共英语教学这种重语法而轻交际能力的状况,造成学生的应用能力普遍较差的结果。

许多大学毕业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到大学毕业时已学了十几年,可还是掌握不了英语。他们仍然失望的发现自己听不懂,说不好,读不快,写不出,更不用说用英语进行交际了。不少考试成绩很不错并拿到了四、六级考级合格证书的学生,因不能用英语与他人交谈,在参加一些企业招聘面试时,无法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而失去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还有许多大学毕业生发现,他们过去所学的偏重于纯语言文学类叙事性方面的英语材料与工作中所需的专业英语相差甚远,于是不得不再花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接受培训或苦练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这就给个人和用人单位带来了诸多不便。

除此之外,我国公共英语教学普遍采用的是文理兼用的《大学英语》教材,学生一学就是四年。他们极少有机会接触本专业的词汇、文献资料等等,许多专业的学生根本没有经受过专业英语训练,更谈不上能较熟练地阅读专业原版书籍、用英语起草规范的专业文件或用英语自如地跟国际同行进行该专业的信息交流。即便有些专业有专业外语课程,但因懂该专业的英语教师师资严重不足,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各个年级和各个专业的英语教学工作。于是乎专业英语课往往流于形式,有时只是让学生翻译一篇专业文章,打个分数就算完成了任务。而事实上,专业外语能力在学生毕业以后的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的国际交流主要是在各个专业上进行的。我们的公共英语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忽视了这一点,致使我们的教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

我国的英语教学之所以成为这般局面,从根本上说,就是违背了杜威以儿童心理特征为出发点,以使他们融入社会为目的的原则。我们知道,儿童学习母语是从听和说开始的,然后进入读和写,这是儿童学习语言的基本规律,也是他们融入社会的基本程序。可是我们的英语教学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从读和写开始,然后进入听和说。由于这样做是违反语言学习规律的,所以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有鉴于此,许多学者或教育工作者提出:英语教育的重点应放在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上,并且首先着重于听说能力的培养,而不应把重点放在语法分析上。我们认为,这后一种英语教学方针是正确的,也是与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相符合的。

总之,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它关系到我们国家未来的命运和前途。而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可以成为我们进行这场改革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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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杜威:《教育哲学》,见《杜威五大讲演》,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③④⑧同上,第157、100、92页。

⑦⑨同上,第162页。

⑩同上,第153页。

⑪⑫同上,第156页。

⑥爱丽司·齐泊门:《初等教育》,载《杜威五大讲演》,附录,第341-342页。

⑤参见黄全愈:《素质教育在美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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