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永:师者 道也——孟子师道论之探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5 次 更新时间:2022-09-22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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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永  


摘要:孟子直接论述教师的文字不多,也未直接提出“师道”的概念,但其言语及行为中实含着师道的精神。面对纷乱的天下,他欲以大道来相救,并自视为道之化身,故而与诸侯相处,既不愿“自鬻”,更不受其征召,而是以师的身份教导他们。对于求学的弟子,他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所选择。他认为师职具有正当性,育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概言之,师道既是他的教育哲学,也是他的政治哲学,更是其生存哲学,且上承孔子,下启荀子,实为教育文化之关键枢纽。

关键词:孟子;师道;教育哲学;政治哲学; 生存哲学


或许有疑,孟子曾明确提出“君道”与“臣道”【1】的命题,并对两者的内涵有所阐述,至于“师道”,似乎要另当别论。因为尽管他有一些讨论师者的文字,如“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如“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之类,但这离“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庄子·天地》)的“道”,抑或“万物之始,是非之纪”(《韩非子·主道》)的“道”,似乎都还有比较远的距离,故而文题有拔高的嫌疑。然而,孟子虽未明确提出“师道”的命题,但其言语及行为却时常体现出“师道”的精神,不仅是对弟子如此,对重臣也是如此,甚至对国君亦然,是故虽未言道,却处处有道。只是此观念从何而来,又有怎样的表现,现今的研究不甚了了。一般的教育史著作或教材中,往往都辟有孟子教育思想的专章,但甚少谈孟子的教师观,抑或本着“古为今用”的思路漫谈几句,如“想教导别人,必先使自己首先明白,然后才去教别人明白”【2】就算交代了,并不知晓孟子所言的“师”并非普遍意义上的教师,自然也就不能认识到孟子师道论的内涵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难题在于,究竟该怎样来阐述呢?最古老的做法是先举《孟子》的原文,后以笺注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宋儒司马光就是这样做的,他阐发得较为深刻【3】。近人康有为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阐发得要简单一些【4】,此可谓“历史的作法”。相对的是一种“逻辑的作法”,将孟子师道论分为若干个方面,如孟子论尊师、孟子论为师、孟子论求师之类。两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第一种立论较有根据,但在《孟子》书外以及文字之外的部分就难以阐述;第二种虽有问题意识,但难以看出时间性的要素,是以成熟期或晚年孟子为分析对象,忘却了孟子这些观念的形成本身也是成长的结果。因此之故,本文拟结合两法的长处,按照孟子的生命进程,以其与道的关系之转变为分期标准,分为学道时期、通道时期、卫道时期和传道时期,来考察孟子对师道的体认与建构。

一、学道者

孟子是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市)人,名轲,字子舆,被统治者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圣人孔丘。两个人的家乡相距不远,所以孟轲自称“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尽心下》)。孔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曾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遗憾的是,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死了近一百年,其嫡传弟子也都已魂归道山。汉儒曾言孔子的孙子子思是孟子的老师,但是从时间上推断,两人没有什么交集,所以还是司马迁的判断“受业子思之门人”【5】更可靠一些。

尽管无法得到孔子的亲炙,但孟子还是愿以孔子为老师,《孟子》书中提到孔子者81次,另外还有6次提到孔子的字,即仲尼是也,而尧只有58次;他对孔子的评价也很高,说什么“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故而孔子的言语及行为都成为他学习的对象,孔子的部分言论也成为他的证据,如论及“君道”时,直引孔子“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之言,后述“不仁”之后果,“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他对于孔子的“极端”行为,尤其是世俗所不可认可者,也特别能够理解。如孔子在鲁国做司寇,得不到国君的信任,不被重用,不甚得志。当年度大戏祭祀大典开始时,孔子还是跟在国君后面出席了,毕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嘛。然而令孔子感到诧异的是,“燔肉不至”,这未免太过失礼,于是匆忙退出了。不懂得实情的人,还以为孔子是为了一块祭肉而赌气,事实上是因为国君不重视礼,孔子才中途离开的。所以说是“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子下》)

另外,孔子弟子,即“仲尼之徒”亦是他取法的对象,书中曾子出现了22次、子贡出现了7次、子路有6次、子夏3次、宰我3次、有若3次、子张2次、子游2次,更晚一辈的子思则出现过17次。由此可见,曾子及子思是孟子心目中的主要取法对象【6】。从他向弟子们解释曾子与子思都遇见了寇,而应对不同、却又是殊途同归一事中亦可窥见: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

康有为认为此章意在阐明:“师道之尊在教诲,而不在守御;臣道在守御,各有责任。”【7】概括得比较到位,只是说法较为凝练,今人不易明白,故而不得不予以赘述。据章中的意思,曾子是“师”,地位与“父兄”等同,越人来攻,若留在城内,武城大夫自然要重点照顾,既要分心,又要分兵,万一城破,出现差池,那罪名可就大了,所以曾子远避,不与其共赴难;子思就不同了,他是卫国之臣,国有难时,他必须共赴难。孟子以为若将曾子与子思对调一下,子思在武城遇见越兵,他也会选择远避;曾子居卫遇见齐兵,他也会选择守城。孟子还以曾子不肯侍奉有若一事来做比较,批评劝他改弦易辙的陈相。可见,他对孔门掌故的熟悉。孔子及其弟子对于“师”的看法及做法,自然也会影响到孟子。

孟子将上述这些经历总结为:“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由此,他在教育史上也创造出“私淑弟子”的美名,对后世不少学者都有影响,如明代的罗洪先,自少年时代便崇拜王守仁,思想上也有所继承,却没有机会成为入室弟子。王守仁去世以后,弟子钱德洪等为其修撰年谱,想将罗洪先列为门人,以了其心愿,不料罗却拒绝了,他更希望尊重事实,“使仆有不得及门之叹,将日俯焉跂而及之,亦足以为私淑之助”【8】。足见孟子思想之穿透力。

二、通道者

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详,各代学者们各有推测,各有说法,久而未决,已成历史之悬案,如此只好采用钱穆的态度,“知人论世,贵能求其并世之事业,不务详其生卒之年寿”【9】。

孟子在邹地出生及成长,发蒙识字,出就外傅,私淑孔子及其名弟子,终于贯通儒家的精义——《孟子》一书中引《诗》有26处、论《诗》有4处、引《尚书》1处,引《礼》亦有数次,还两次提及孔子作《春秋》。因是书中未直接言《易》,故而有后儒认为“孟子不言《易》”【10】。对此明人温璜认为“当时杨、墨、庄、列之徒,已浸浸谈玄说妙”,若孟子也说《易》,是“以空灭空也”【11】。清人李光地则认为“孟子竟是不曾见《易》,平生深于《诗》《书》《春秋》,《礼经》便不熟。”【12】但是也有人觉得“孟子真深于《易》者”,从表面上看孟子似乎不言《易》,然“孟子之言,无非《易》也”【13】。近人唐文治亦持是说:“孟子不言《易》,而七篇中多寓有《易》理。”【14】李光地虽有误会,但他也认可孟子的学问:“直溯源头,掘井见泉,横说竖说,头头是道。”【15】

当然所举这些是就孟子一生而言的,不能认为孟子在周游列国之前,学识就已经如此淹贯精微了。学者的成长,肯定是在与对手的辩论之中,在与弟子的讨论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但无法否认孟子在开门授徒及周游列国之前,对儒家基本的学术概念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了,司马迁说他“道既通,游事齐宣王”【16】,后人考证出他首次到齐是在齐威王当政之时,两说虽有几十年的误差,但可以相信的是孟子在道通之后,方才出游各国。

孟轲一生的轨迹与孔子的轨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开门受徒、周游列国、宣传思想、闭门著书等。不过,正如孔子所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孟子周游列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而且处处受到礼遇,比孔子当年的境况要好得多。然其时也,“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16】孟子对此非常担忧,“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这真是一个大变革、大混乱的时代,上一次的天下大乱,即夏商鼎革之时,伊尹本“耕于有莘之野”,以尧舜之道为个人的快乐,后觉此举不妥,“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伊尹自认乃是“天民之先觉者也”,得用尧舜之道使人民也能够有所觉悟,并且这件事情他若不去做,又有谁去做呢?(《孟子·万章下》)先贤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给了孟子以莫大的鼓舞,他自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他也曾自信:“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对如何为政确有不少精到的见解。如子产主持郑国时,用自己的专车帮助别人渡河。孟子认为这种小恩小惠偶尔行之还行,若一直依靠的话,显然没有掌握行政的精髓,因为能帮的人终归有限,最好的办法是修桥,百姓就不会再为渡河而发愁了。行政者只要能真正解决民众生活上的难题,出行之时哪怕鸣锣开道,大家也不会有意见(《孟子·离娄下》)。孟子言土地、人民、政事才是宝贝,如只认珍珠美玉为宝,那么灾祸一定会到来(《孟子·尽心下》)。从这几个例中可见孟子对于为政的理解,非泛泛而谈,而是能够抓住背后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

三、卫道者

经过百年新学的激荡,“卫道”及“卫道者”已成贬义词。然在古人观念里,卫护儒家道统乃是正义之举,其人亦是有功之人,实为一褒义词,如宋人刘爚就认为朱熹“卫道之功莫大焉”【17】。众所周知,道统的论证是由韩愈完成的【18】,但实滥觞于孟子,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隐然以继承者自任。在与诸侯的交往中,更是渗透着这一理念。

(一)以师教君

孟子处在纷乱的岁月里,欲以大道来挽救天下,但自己只是一介书生,身边也只有一些慕名而来求学问道的青年学生,若想实现心中的理想,必然要借助于各国的诸侯。然他对诸侯的态度颇暧昧——欲迎还拒。所拒者,有二:

一是不主动兜售于诸侯。万章曾拿民间盛传的百里奚自鬻于秦国牧人,后被秦穆公以五张黑公羊皮换回一事向孟子求教。孟子说,这是好事之徒捏造的,在晋人兜出借道伐虢的计划后,百里奚已经察觉到了其中的阴谋,但他没有像宫之奇那样去劝阻虞公不要接受,并不是他不愿尽臣子的本分,而是虞公眼界太低,嗜财如命,肯定会全盘接受晋国的主张,虞国注定是要亡了的,于是早早地抽身离去;在秦国得到重用时,也已经是一把年纪了,但他知道秦穆公是能够有一番作为的,于是不顾年老体衰而前来相助,建立了功勋;他的所行所为,无不渗透着智慧,可以说是一位贤人。“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孟子·万章上》)孟子亦不愿“自鬻”,但是对于国君赠送的给养,他是接受的,因为这是应该的。至于赠送金钱,孟子则是看情况而定,如齐王送了一百上等金,孟子拒绝了,因为没有任何的道理;宋王送了七十金,孟子接受了,因为宋王是以盘缠为名,孟子正准备远行;薛君送了五十金,孟子也接受了,因为路上不太平,孟子准备买些兵器,薛君也是以此为由来赠送的(《孟子·公孙丑下》)。

二是不接受诸侯之征召。他与诸侯相处,如果对方待之以礼,他亦回之以礼;如果对方有所轻视,他亦有所抗拒。其书中载,齐王派人来传话,“我本应该来看您,但是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您肯来朝,我也将临朝办公,不晓得您是否愿意让我看到您呢?”孟子对来使宣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第二天,孟子准备去东郭大夫家里吊唁,公孙丑提醒道:“先生昨日托辞有病,谢绝王的召见,今天又出去参加,恐怕不妥吧?”孟子答道:“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公开活动呢?”从中似乎又见到了百余年前孔子是如何来应付阳货的——“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论语·阳货》)与孔子被阳货截在路上一样,孟子亦被堵在归家的路上,不过不是国君所派,而是孟仲子,他带话给孟子,无论如何,一定要赶紧上朝去。孟子无奈,只好躲到了景丑的家中。景丑也来劝解孟子,并且搬出了《礼》中“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的说辞。孟子解释道,行为之所以如此“孟浪”,乃是因为“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有什么要事需商量,应该走到臣子那里去。如商汤之于伊尹,再如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学焉而后臣之”,自然是“不敢召”(《孟子·公孙丑下》)。后来万章问他:“不见诸侯,何义也?”因是师徒之间的交流,孟子说得就比较直白了:“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孟子·万章下》)也就是孟子是以师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

在与国君的交谈中,更是如此。首见梁惠王,王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答话并没有顺着梁惠王的逻辑走,也没有先让梁惠王暂时满意、再叙述自己的主张,而是直接反驳:“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接着说了一通行政唯利会带来的弊端。在朝堂之上如此对答,足见孟夫子的耿直,但言之有理,故还有机会。二次交流,梁惠王换了地方,从众臣相伴的朝堂之上移到了只有随侍在旁的花园之中。这花园有树、有水、有鸟、有兽,梁惠王还是很满意的,带有几许得意之情问道:“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答道:“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孟子·梁惠王上》)接着以文王和夏桀之事,一正例、一反例来告诫君王之乐应该建立在百姓之乐的基础之上,不能反其道而行之。齐宣王也在名为“雪宫”的别墅里接见过孟子,宣王也带着几许得意问道:“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答道:“有。”但孟子的认识与宣王不同,乃是“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孟子·梁惠王下》)。他与齐宣王在讨论音乐与治国时,对此有详细的阐述,宣王承认自己爱好音乐,但只好“世俗之乐”,不好“先王之乐”,孟子说:不妨碍,您爱好音乐,齐国还是有富强希望的。这样的回答,倒引起了齐王探究的动机。随后话锋一转,孟子问道:“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宣王答:“不若与人。”孟子追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王再答:“不若与众。”接着孟子阐发了一通“与民同乐”的高论(《孟子·梁惠王下》)。他与齐宣王的另一次对话,弄得宣王无法应答,留下了“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的成语。还有一次对话,讨论“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异同,弄得宣王勃然变色,几乎无法谈下去(《孟子·万章下》)。今日再看这些谈话,几乎都是在教导宣王如何正确为君。

孟子为何把关注点放在国君身上呢,主要是因为其相信“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这是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孟子将自己定位为宾师,他以师的身份来教导君主,难免有时令人不快,书中就有“王变乎色”(《孟子·梁惠王下》)“王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的记录。“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一句为孟子亲言,理学家多视为警醒之语,王夫之则认为此乃是阅世之评。然此言未尝不是孟子晚年之自嘲【19】,他与国君如此相处,“迂远而阔于事情”【20】的评价自然也就难以摆脱了。颇为可惜,这些诸侯似乎不懂得“得师者王”(《尚书·仲虺之诰》《荀子·尧问》)的历史经验,也不明白“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荀子·儒效》)的道理,孟子付出的一番热忱也就难免付之流水了。

(二)以师待臣

孟子在大国宣传他的思想,除了获取国君的信任之外,朝中重臣,甚至佞臣的支持也很重要。然夫子非俗人,更不会为了行道而自降身段,仍保持着宾师的作风,所以有时难免会遭遇阻碍。他的弟子乐正子在鲁国做事,极力向鲁平公推荐孟子。平公心动了,准备依礼来拜访孟子,结果被佞臣臧仓以“孟子之后丧踰前丧”为由加以阻碍,孟子也很无奈,只好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似乎不善于处理这种关系。

孟子对待季任和储子的态度不同,也可为一例。当时孟子还居住在邹国,任国的季任送来礼物和孟子交友,孟子接受了,但没有回报。后来孟子迁到平陆居住,齐国的卿相储子送来礼物,想和孟子交友,孟子也接受了,同样没有回报。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孟子从邹国来到任国,回拜了季任,从平陆到临淄时,却一直没有回拜储子。孟子的区别对待,弄得弟子们莫名其妙,故而有所质疑:是不是季任为任国的国君,而储子只是齐国的卿相?孟子答道:“不是的。《尚书》里说:‘享献之礼可贵的是仪节,仪节不够,礼物再多也没有意义,因为进献的人并没有把心思放在上面。’我不回拜储子,是因为他没有遵照享献的规矩。”听到这番引经据典的解释,屋庐子非常开心,可还有弟子不太明白,于是屋庐子解释道:“季任虽代行国政,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要镇守一方,有保民守土之责,不能擅离职守,因此派人来送礼是可以的;而储子是臣子,可以因国事去到其他国家,但他也派人送礼,而不亲自过来,足见其缺乏求教的诚意,他既然诚意不足,也就没有必要回访了。”(《孟子·告子下》)孟子此举后被宋儒陆九渊引为奥援,拒绝婺源郭氏邀其坐馆的动议:“某家居,乃欲坐致于千里之外,古之尊师重道者,其礼际似不如此。储子得之平陆,而孟子不见。某虽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学,如遂独行千里而赴其招,则亦非彼之所求者矣。”【21】为师者,在来学与往教之间的取舍,有时能够反映其自尊的程度。

齐国大夫公行子遭遇丧子之痛,大臣们都去吊唁,孟子也去了。时任六卿之长、齐王身边炙手可热的权臣、右师王驩也来了,当他刚进门,就有人走上前与之打招呼,待其坐定之后,又有人走到他身旁与之说话,只有孟子没有任何表示。而高高在上的王驩大人居然对这点非常在意,更是当场表达出了不满:“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也。”认为孟子是故意简慢他。孟子听到了之后,表示自己的做法完全依据的是朝廷之礼,“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右师却以为“我简慢了他,不是很奇怪吗?”(《孟子·离娄下》)其实二人始终不大合拍,王驩没有高升、还是盖邑大夫时,曾与孟子一道出使滕国,二人朝暮相见,往返于齐滕两国之间,却没有一起谈论过公事。公孙丑不解,于是向老师求教,孟子也借机稍微发了点牢骚:王大夫喜欢一个人独断独行,“予何言哉?”(《孟子·公孙丑下》)

齐国蚳蛙去职的风波中,也可见到孟子所持之师道。蚳蛙是齐威王的至亲心腹,在西北边邑、军事要塞灵丘担任邑宰。蚳蛙对孟子的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灵丘加以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灵丘毕竟是边陲,蚳蛙想要获得更大的成绩,于是“辞灵丘而请士师”,到都城去做典狱官了。这个职务跟齐王接触较多,能够有机会向威王进谏。孟子与他做了个约定,可是几个月过去了,蚳蛙还是没有进谏,所约之事自然毫无进展。孟子行道心切,批评了蚳蛙。蚳蛙深感惭愧,不愿辜负孟子之托,于是向齐王提出谏言,但齐王并没有接受。加上蚳蛙进谏时比较直接,惹恼了齐王,只好辞官归家。齐国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有所议论。有人讥讽道:“孟子为蚳蛙想得颇为周到,但是他怎样替自己考虑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孟子为推行仁政之道,害得蚳蛙进谏不成,辞官而去,而孟子屡屡进谏,威王始终不肯采纳,可是他为何还赖在临淄,而不速速离去呢?”公都子听了之后,十分气愤,便将这些议论加以转告。孟子说:“我并不是厚颜无耻,死皮赖脸,我的做法都是有凭有据的呀。我曾经听说过:处在官位上的人,如果无法尽他应该履行的职责就应该辞官不干;既然作为一个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他的进言不能够被国君采纳,他的计谋也得不到国君的重视,就应该辞职不干。至于我,既无官位,又无进言的责任,那我的进退去留,岂不是非常宽松而有自由的回旋余地吗?”(《孟子·公孙丑下》)这是孟子对“师—君”与“臣—君”的关系不同所作的解答,不意千余年后,宋代学者为此事起了争执,甚至打起了笔墨官司【22】。

记录显示,孟子在齐国并不是一直都是“无官守,无言责”,他也出任过卿,正如公孙丑之言“齐卿之位,不为小矣”(《孟子·公孙丑下》),但这并非孟子之本意,他是为了行道方才出仕。对于这一职务,他自己定位:“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也就是绝不恋栈。后来齐宣王不听孟子之劝,军事上遭遇重大失利,宣王表示“吾甚惭于孟子”(《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只好辞职,宣王不舍,但孟子之意甚坚。宣王想另寻他途,继续留孟子在齐国,请人传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也拒绝了。

四、传道者

当是时也,“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23】,然而孟子却一再宣扬三代之德,又自居宾师之位,自然难以被当世所用。于是乎,他与孔子一样,回到家乡一心教学和著述。

(一)最大乐趣

孟子对于教职也抱有一些特别的认识。当其盛年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基本上都由对方负责。时间久了,名为彭更的弟子不太好意思了,孟子表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彭更表示自己只是对“士无事而食”感到羞愧,孟子指出社会是有分工及交换的,我们的工作是“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自然应该有属于份内的报酬。公孙丑也问过相似的问题,与彭更不同的是,公孙丑搬出来经典,《诗》中有“不素餐兮”的说法,而他们却是“不耕而食,何也?”孟子告诉他:“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这个职业作用很大,正当性很高,各位不用怀疑。

晚年对此认识似乎更进一步,他说人生有三大可喜之事情,一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也就说子欲养、亲尚在,且兄弟手足都全,可以充分享受天伦之乐;二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三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这三大可喜,即便是“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人生的最大乐趣了。前两个作为普通人亦能获得,但第三可喜一定是教师才能享有的。

孟子门下的弟子也有很多,其中著名的有万章、公孙丑、乐正克、屋庐子等,是当时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堪称传道者也。这是他愿学孔子的又一大表现。

(二)“来者有拒”

孔门之教一直被视为“有教无类”,连带着孟子之教亦被认为是去者不追、来者不拒。此说书中确实载有明文,即“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尽心下》)但问题在于这话是孟子自言还是滕国馆役所言,是赞扬还是批评,存有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究竟是“夫子之设科也”,还是“夫予之设科也”,“子”与“予”字形太接近了,而表达的含义完全不同,在没有更早的出土材料面世前,似乎很难下一定论。但从《孟子》书中的其他事例中倒也可以获得一些相关信息,孟子似乎并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来者有拒”。如他曾当面拒绝过曹交的拜师之请。

关于孟子为何拒绝曹交,经学家也有过分析,说法各异【24】,也难以查证。其实这并不特别重要,关键的是在这里似乎又见到了孔子行事的作风:即使孔子真持“有教无类”的主张,但他拒绝过孺悲,且比孟子做得还要过分,他先推脱有病,后“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孟子至少还劝曹交“归而求之,有余师”。夫子之门并不是那么容易进的,更不可能是想进就能进的。

孟子即便是对已经入门的弟子,有时也拒绝回答及指导。如公都子就说:“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孟子答道:“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孟子对于弟子是否讲求师道也是在意的,滕更虽然是滕国国君的弟弟,但他不能虚心求教,所问有挟,故而孟子不答。

(三)“教亦多术”

孟子的一生,从政方面并不成功,但在教育实践方面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在长期的私学教育中,积累了深厚的教育与教学经验,所以他在为师之道上是有相当的发言权的。

孟子还继承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注重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针对修养好、悟性高、才能优的学生,应及时点化,用春雨润物般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进行教育。针对品德好的学生,应注重道德修养教育,使之成为德行完美的君子。针对有才能的学生,应注意其才能的特别培养。对于善于思考的学生,采用问答模式,释疑解难。对于不能及门受业的学生,应注重身教。

对于如何引导弟子,他也是富有经验的。一方面是树立规矩,规本是制圆的工具,矩则是成方的工具,能干的工匠教人学艺,一定要用规矩,学者也必须用一定的规矩,否则,方圆也就没有了标准,孟子觉得教人也必须有规矩。公孙丑曾抱怨:“先生的道很高、很好,但像登天一般,不可企及,为什么不把要求降低一点,使人觉得有盼头,因而每天努力去争取呢?”孟子答道:“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孟子·尽心上》)。工匠师傅不能因为徒工笨,而改变或废弃用来划直线的绳墨,因为如果弃其绳墨,舍其规矩,不坚持标准,一定是教不好的。另一方面,孟子又觉得“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如何才能够变得巧呢?关键还在于学习者的努力,而教导者要做的是“引而不发,跃如也”(《孟子·尽心上》),即张满弓,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却并不把箭射出去,让弟子自己去主动。孟子还提出“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这一观点充满了辩证的色彩,当然,若对方不能领会到背后的良苦用心,只怕会加剧“师徒相与异心也”(《吕氏春秋·诬徒》)。

(四)“不应倍师”

孟子在周游列国时,与陈相有过一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即可以见其与农家观点之不同,也能窥见其师道的另一重要主张,即不应倍师。

陈相与他弟弟陈辛都是陈良的弟子,陈良是楚国人,却羡慕周公、孔子之道,不远千里来到北方求学受教,当时北方学者求学更方便些,行动上却没有陈良迅速,所以他是一位“豪杰之士”。二陈跟着陈良学习十年,收获应当不小。可是老师死后,二陈听说滕文公能行圣人之政,于是自楚至滕。当时农家后学许行也慕名而来,带着他的几十个徒弟“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二陈一见,颇为倾心,思想上也起了大变化,于是“尽弃其学而学焉”,到了后来更是成为其学说的鼓吹手,陈相还跑来劝孟子改弦易辙,受到了孟子的强烈批评: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对二陈的转变——由儒家后学成为农家的信奉者,自然也是不满意的,他以曾子维护孔子的故事为例,说明师道的重要,不可倍师。晚于他的荀子亦持这种观念,且表述得更加直白:“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荀子·大略》)问题在于,孔子之门亦曾“三盈三虚”,全靠为师者的相互竞争,而不是诅咒谩骂,这一点上孟荀似乎不如孔子。再有孟子的“用夏变夷”保守思想,在清末剧烈的社会变化中,常被保守者引为证据,用来阻扰变革,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结语

孟子对中华文化有巨大影响,是史学研究里不可或缺的部分,诞生了不少成果;惟多年来,限于学术分科的视野,学者们更乐于探究其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等,稍具综合性质的哲学,亦往往喜欢谈其人性论,这些成果对认识孟子自然有帮助,然有时也会对认识真正的孟子产生妨碍。以师道来观,我们能够发现孟子视己为先王治国安民大道在现世的化身,即得道者也,甚至喊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也向国君兜售自己的政治思想,但始终保持着“师”的自尊与体统——“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孟子·万章下》)与国中重臣、士大夫相处时更是如此。这一观念的形成,孔子、曾子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有时,他也会像孔子那样,为了行道而出仕,当发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孟子·万章下》)之时,深以为耻,绝不恋栈,这是“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的又一表现,堪称卫道者的典型。他愿学孔子还有一大表现,就是在政治理想不见当世之用后,想念家乡的“狂简小子”【25】,通过退修诗书、相互问难、如切如磋等方式来教导后进,也借机将政治理想传之后世、以待来者【26】,是为传道者也。只是其传道并不像传说中“来者不拒”,而是“来者有拒”,且“有挟不答”,开“师严道尊”【27】之先河。因之,师道之于孟子,既属其政治哲学之一端,亦是其教育哲学之一端,更是其生存哲学之写照,对于后儒颇多启发,千载以后亦有生命力,可谓是传统师道中的重要一环。如此叙述,也就有别于一般的教育史及文化史中的探讨,不知方家以为然否?


注释

1《孟子·离娄上》:“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2 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84页。

3 (宋)司马光著,李文泽编:《司马光全集》卷73《疑孟》,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86-1494页。

4 康有为:《孟子微》卷7《师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4-148页。

5 《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847页。

6 齐宣王曾问孟子有关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迹,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孟子·梁惠王上》)亦是一证。

7 康有为:《孟子微》卷7《师文》,第146页。

8 (明)罗洪先:《论年谱书》,见《王阳明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12页。

9 钱穆:《孟子生年考》,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16页。

10 (金)赵秉文:《性道教说》,见《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四部丛刊景明抄本,第4页a。

11 (明)温璜:《孟子不言易说》,见《温宝忠先生遗稿》卷5,清顺治贞石堂刻本,第15页b。

12 (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5,见《榕村全书》(5),陈祖武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

13 (清)陈确:《性解下》,见《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50页。

14 唐文治:《孟子〈周易〉学》,见《唐文治国学演讲录》,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8页。

15 (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5,第112页。

16 《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第2847,2847页。

17 《宋史》卷401《刘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178页。

18 “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原道》)

19 张礼永:《“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别解》,《书屋》2020年11期。

20 《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第2847页。

21 (宋)陆九渊:《与王德修》,见《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2页。

22 率先发难者为北宋名臣司马光,他在《疑孟》篇中言:“孟子居齐,齐王师之。夫师者,导人以善而救其恶者也,岂得谓之无官守、无言责乎?……余惧后之人,挟其有以骄其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世称“五峰先生”的胡宏在《释疑孟》中表示司马光“不识孟氏心,而未知所以为师耳。”余允文也撰《尊孟辨》,认为“谏之不行,则当去,为臣之道,当如是也。为王之师,则异矣。”后来朱熹也加入到这场论争中,见《读余允文〈尊孟辨〉》。南宋诸儒基本上都赞同孟子是举,而反对北宋司马光的见解。

23 《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第2847页。

24 朱熹认为“曹交事长之礼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笃,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业。”(《孟子集注》卷12)朱熹的意见影响较大且远,但清儒黄宗羲指出:“曹交亦有志之士,何以见其事长无礼、求道不笃?《集注》无乃深文欤。”(《孟子师说》卷6)

25 《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26 《孟子·万章上》九章均是这种性质,《孟子·万章下》亦是九章,至少有六章为这种性质之明证。

27 《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张礼永,男,1983年生,江苏扬州人,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基础教育改革与研究所专职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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