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西江:关于我国人才培养、科技创新问题的一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5 次 更新时间:2014-09-15 16:38

进入专题: 教育改革   科研体制改革  

龙西江 (进入专栏)  


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十一五”规划和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感到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当前社会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和难点,抓得相当准确和科学,应对措施是非常正确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性突破。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8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祖国繁荣的背后隐藏危机。

2006年温总理《政治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并体现了两个着力点,一、着力解决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问题;二、着力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

首先,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粗放型增长

方式未根本改变,生产力不发达,自身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就业矛盾突出,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收入和分配的矛盾突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不少问题亟待解决。部分企业产销不对路,库存增加,经济效益低下,投资盲目。

我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严重缺失,成思危先生说:“一是我们现在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这说明一半以上的技术是靠引进:二是我们现在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全国只有万分之三左右。在中关村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比较集中的地方.拥有自主创新的企业也只有3%:三是综合要素,包括科枝、教育、管理等,对我们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也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是在60%以上。

马颂德:“当前世界高技术与高技术产业基本上被发达国家和极少数跨国公司垄断,即使是传统产业,也大量使用被发达国家垄断的高技术或高技术设备,高技术及其产业成为发达国家占据的战略制高点。中国生产了全世界70%的鞋子,60%的组装计算机、复印机、微波炉等等,但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GDP不到10%,而且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88%来自外资或者中外合资企业。还有,中国每年消耗的水泥占全世界的40%,但是GDP只占全世界的4%。”

尹蔚燕教授说:“中国越来越多的产业沦落到国际产业链的最下端,消耗大却利润低微,还要受制于人。”

“比如在计算机行业,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上游公司,人力和原材料消耗最少,却能获取整个产业链70%的利润;而生产主板、内存、硬盘的韩国和台湾厂商可以获得20%以上的利润;而我们的联想、TCL这样组装电脑只能拿到6%左右。”尹蔚燕说。

“基本上中国现在所有的产业,都面临着陷入技术黑洞的危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企业部主任巨建国对《经济周刊》表达的观点更为激烈。

 “手机这样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竞争行业,状况还比较好一些,它要逃离“黑洞”进而与国际大企业比肩的问题可能不大;而真正国家工业的基础产业,现在很多还是完全依赖引进,这才是更加令人忧虑的事情”巨建国说。

周寰:现在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产品更新的周期急剧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有些领域基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比如我们电子信息领域就是这样,企业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同时,经济全球化浪潮越演越烈,本土优势逐步丧失,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道路已经越走越窄,自主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当前建立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也是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其次,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是,上学贵,上学难;看病贵,看病难;房价贵,住房难;就业难,挣钱难。还有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问题。

2006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就是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上。“转轨”成为“十一五”开局几年的关键。有四大转轨;一、节约能源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二、产业结构调整纳入法制轨道。三、开启新农村建设新局面。四、全面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的问题和难点,是抓得很准的,尤其是对“三农”问题,取消了农业税抓得很好,很及时,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对策,温总理指出;“要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这是一个重大转变。”2005年党中央,国务院向农村投入近三千亿人民币,2006年又将投入三千二百亿。这极大地稳定农村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扩大了内需,为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赢得了时间和机会。温总理认为我国经济社会中五大矛盾和问题,农业居首位。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稳定了整个中国社会。

要解决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国难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上学难,就业难等问题,我认为可以考虑从一些基础方面的改革工作做起,也许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很可能是不正确,我提出供大家批评指正,也许会有某种参考价值。

一、教育体制的弊端:

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存在重大缺陷,可能说违背了全人类在这方面的规律,结果造成全社会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痛苦。    .

我国的工科院校培养的学生没有实际动手的能力,只有书本知识,而且这些书本知识许多已经远离当前工业第一线的生产实际,有些已经过时。我国的工科生培养成师范生了,这种错位导致我国没动手能力的工科学生毕业后,企业不愿意用,找工作很难。因为企业要用他们得投入很长时间和金钱,去重新培训。极不划算。现在读大学费很高,4年大学下来,学费是农村一个贫困家庭几十年劳动所得。这样城市贫困人口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读大学,将给整个家庭造成终身都难以解开的经济负担。现在大学的学费高到城市普通甚至经济较好的家庭要承担一个孩子上大学,都是十分吃力。如若学不致用,教育不能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就会造成人们巨大经济和时间上的损失和浪费。家境贫困的农村孩子,花很多钱读完大学后,又找不到工作,必然使社会再次掀起“读书无用”的错误思潮。

我们知道,我国工科大学生分配到工厂里,是由工人来教会他开机器,使用生产工具和教会他生产的。这样他要成为生产实践中的研发和业务骨干,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迫使国家和社会对他的成长,一再重复投资。可以说教学与生产实践的严重脱节,延误了人才的成长,增大了整个社会工业化和社会进步的成本,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由于轻视人们动手能力的培养和轻视第一线的生产实践的活动。我国的高级技工和技师人才极为短缺。现在上海和深圳,一方面是每一个高级技工可以同时找到四份工作,而且工资报酬很高;另一方面是成堆的工科大学生和其它专业大学生找到不工作。

由于动手能力的缺失和高级技工的严重缺乏,中国制造业要想拥有高精尖的核心技术就非常困难。这就会出现既使我们拥自主知识产权,在实验室能做出样品,在工业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上也制造不出来,也就无法降低生产成本,无法产业化,从而也无法产生经济效益。

我国基础工业的自我创新能力和发明创造能力本身就很弱,就是有了自我创新,在工业上还制造不出来,情况就更惨。因此,许多专家才提出:完整的产业链条是创新的关键。

“除了体制、投入、研发能力等等问题,实际上,自主创新还在存在一个产业链的瓶颈。”计世资讯资深分析师郭海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比如,我们有些芯片的研发能力也很强,但是芯片制造跟不上,设计出来造不出来。”

郭海涛举了“视美乐”的例子,它是几个清华的大学生组成的创业公司,由于它是第一家获得风险投资的大学生创业企业,当时很有影响力。

据郭海涛介绍,视美乐是做投影仪的,产品全部是由自主研发,自己拥有核心技术,而且技术非常好。但是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视美乐却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投影仪上的灯泡,国内没有企业能生产这种灯泡,而到国外生产成本就要2000多块钱。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肯做的,虽然便宜但质量达不到,因为他们的灯泡是用嘴吹出来的,精度很高的投影机的灯泡还是用嘴吹,其质量完全掌握在吹灯泡师傅的能力上,看来很可笑,但是它反映的问题很严肃。”郭海涛说。

《中国经济周刊》对视美乐公司进行了调查,目前该企业仍然存在,但当记者问及那几位当年被称为“学生总裁“的创业英雄时,公司方面称“您说的那几位先生早已经离开公司了,具体去向我们不清楚”。

记者后来了解到,视美乐公司在几年内一直被卖来卖去,几经转手,目前仍在清华旁边的“孵化器”(科技园区)内“孵化”。

“视美乐已经不行了,因为它的产品一直没有很好的产业化。如果它能够成功的话,说不定,我们现在不用花几万钱去买外国的投影仪了。”郭海涛也很无奈。

 “这样的问题太多了,技术很好,在实验室阶段很好,但一到产品化不成了,产业化就更不行了;自主创新很好,但没有产业化的平台,产业链也不完整。要真正做到自主创新,面临的挑战还非常多。”郭海涛说。

目前,我国的工科院校的情况大概是宿舍、教室都建得漂亮、现代化,唯独没有培养工科生动手能力的机器和工业设备及场地。在工业最发达的美国、德国、日本,工科院校都是很紧密地与工业生产与企业行业联系在一起的。学生们是一边学习课本理论知识,一边在生产线上操作实践,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分离的。

我们办工科院校的方法,违反了人类在这个领域内的规律,是错误,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并招致惩罚。

因此,我们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下重大决心,对我国的工科院校进行大规模改革和改造。工科院的回答肯定是:我们没有钱买不起机器,设备,也没有场地。我们建议中央,最好这些工科院校和相关的企业、行业结合起来,由他们去办去管理。虽然国家仍对这些工科院校拥主权,院校可以股份化,可以卖一部分股权给企业,这样学生们实践的机器设备和场地都能较好较快地解决。事实上,工科院校大部分应办在工业区内。根据我国现有的综合实力,工科院校,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生产实践的结合,现在已经能做到了(过去经济实力差可能是存在某种难度)。

另外,建议我国现有的工科院校,一半以上或者三分之二改革为高等技工学校或高级技师学院,为中国制造业培养即有一定工业设计能力和制造能力的工程师。工科院校里国家要多投资建实验室,在实验室里解决学生们动手动脑和证实证伪的能力,实验室要尽可能与工业生产第一线实际相结合。同时企业工业生产第一线的工程师总工程师,总设计师高级技师要经常性(形成制度)到院校讲课,讲工业第一线的生产实践的情况,发展和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兼任院校和科研所的兼职教授。专利发明要以企业为主体,科研所,工科院校与企业配合,因为企业才知道那些专利发明可能拥有市场前景,那些暂时没有市场前景的专利发明,只能作为技术储备放在那里,等待未来的市场机会。

当前,中央和国务院应该给高级技工和高级技师以很高的地位和荣誉,以鼓励人民去努力学习技术。我们一定要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中“劳心者冶人,劳力者冶于人”的错误思想,要鼓励人们培养动手实践的能力。如果不这样,中国的工业和制造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对能解决关键高难度技术问题的高级技工就应拿比教授还高的工资,比教授还高的社会地位。全社会都应表彰和尊敬他们。

二、关于创新能力的培养

关于创新能力:2005年在西方大谈“中国威胁论”之时,一位俄罗斯最著名的汉学家发表了他的看法:中国人并不是有什么特殊优秀品质的民族,中国人很普通,不可能威胁西方和世界。他讲了三点:第一点,他与美国飞行教练交谈,美国飞行教练告诉他;中国人身体不行。他在教台湾飞行员飞F16战斗机时,台湾飞行员怎么也飞不出F16战机的最佳状态,F16的很多潜能在中国人手上都发挥不出来。中国人身体不行。第二点:他本人与中国最好的高等院校的许多学者都有联系,中国的学者告诉:中国人的发表论文95%以上的都是抄袭别人的,互相抄,真正属于有自己内容的论文,也就1%至2%。这位俄罗斯汉学家后来在电子图书馆上对中国人的论文进行了大量查阅,结果证实那位中国学者告诉他的是真实的情况。第三点,他认为,中国人从历史到今天也就是农业上去精耕细作,做得比别人好,有耐心。至于高科技、艺术等其他的中国人都做不好的。因此,他认为,中国人大家不用怕,不用担心。

古代中国人有“述而不作”的传统,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古代圣人把重要的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现在的人怎么说也比不上古代的圣人。因此,现在的人只要重述古代圣人的话和思想就行了。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盲目崇拜古人,盲目崇拜权威,今不如昔,严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这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统治者愚民教育的结果。严重缺乏创新精神和能力,是中国社会在近代不断遭致衰亡、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

缺乏创新精神和能力,是中国科学界所面临问题和难题。这即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良习俗对中国学界创新精神的不利影响,更主要的是中国学术界内部的“腐败”,对创新精神的摧毁。中国学界众多教授为评职称所发表的没有任何创新内容的众多论文,也是对中国科学界创新精神培养的沉重打击。假东西多了,真的事物就会受到压制。

关于教育、科研和工业生产相互的关系,及与此相关联的各类人才的界定,使用和分布,是发轫于希腊,兴盛于欧洲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其间经历了二千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由此摸索和产生出的铁的规律,是全人类的规律,不尊重是不行的。

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创新,不是人人都可以搞的,不是您随手找一个总工或教授来,给他条件,他就可以搞创造发明的,因为他不是创造性人才,虽说,人人都有才能,但是,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在人群中是极为希少的,因此也极其珍贵,在这方面,大自然对人类是吝啬的。

根据西方人才科学家的研究;像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样的极富创造力的科学大师,可以在某种角度上改变甚致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家,人类要在几十亿的群体中要几百年间才能产生一位。象波尔可能是二百年人类才产生一位,象海森堡惠勒这样的伟大科学家,人类一百年间也只能产生一、二位,至于普通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个世纪也只产生几百名。还有一些做出了伟大科学成就,因各种原因没有获诺贝奖的科学家,但数量也不会太多。伟大数学家产生的概率,与上述情况一样。

关于才能、天才等问题,季羡林老先生在《我的人生感悟》一书中的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一章里说:“人类的才能,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一般人称之为‘天才’。有没有‘天才’呢?……根据我六七十年的观察和思考,有‘天才’是否定不了的……即使不谈天才,只谈才能,人与人之间也是相差十分悬殊的。就拿教梵文来说,在同一个班,一年教下来,学习好的学生能够教学习差的而有余。有的学生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梵文这个龙门,这情形我在国内外都见过。季先生在“天资+勤奋+机遇=成功”一章中又说:““天资”,我本想用“天才”:但天才是个稀见现象,其中不少是“偏才”,所以我弃而不用,该用“天资”,大家一看就明白。”

大多数天才,同时又是“偏才”,而天才与人们认为的“疯子”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打进希腊首都雅典,波斯士兵冲进家中把刀架在正在解教数学题的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脖子上,他只回头对波斯士兵说了一句话,你等我把这道数学题解完了,再杀我!波斯士兵没有文化,那听得懂这些,一刀就把他的头切了下来。因此,这些天才和“疯子”对追求真理的执着和热爱,超过对自己生命的热爱。这是普遍人所理解不了的,视之为傻瓜。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最好的大学里集中了一大批这种天才的傻瓜。因此,德国的科技力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强的。而今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等大学也集中了全世界的一大批这种天才的傻瓜,因此,美国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力量,在今天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清华北大能够集中并留住这样一批傻瓜,中国也就强大起来了。

还有一种动手能力极强的天才(也是罕见的)。他根据并消化已有的科学理论(原理),在实验室里发明全新的机器,并在工业制作的生产工艺流程中转换成大批的产品,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将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将人类带入工业时代、发明蒸气机的瓦特和发明无线电的爱迪生,他俩是这类人才(天才)的代表。这类人才在人群中产生的自然概率,要比前一类极度动脑的以牛顿、爱因斯担为代表的天才多一点。但这种多,也只是相对的,与人类社会进步发展需求相比,这类极致动手的人才(天才)又太少。

这两类天才在人群是罕见的,又十分脆弱,他们全身心地浸入在对大自然奥秘和追求真理的沉思冥想中,无力暇顾四周的人际关系,不设防,如若一不小心得罪权势者和靠拨弄是非,搞人际关系谋生存发展的小人,就会被摧毁,并陷灭顶之灾。这两种人才实事上只能生存(或存在)于古代希腊社会和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欧。在其它文明系统里,他们要未被消灭,要未改行从事别的职业。那么,他们还能做别的什么职业?一般来说他们能成为出思想的宗教领袖,或者大政治家。

从人才学的角度,这类天才的特征是1、出思想,2、做事情专注,心无旁骛,注意力高度集中。以毛泽东为例,如果毛泽东生在欧洲,他很可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我们看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诗人肖三在中年时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评价,他说:毛泽东怎么就成了中国人民的政治领袖?他一直都想不通(有点不服气的味道)。他说:毛泽东智力并不是特别高,唯一的特点是:做事很专心,很投入,把别的事全都忘了。肖三不懂人才学,毛泽东这样的专注,就是天才。

当我们明白了科学天才的特征,党和国家要在中国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就得集中一批这样的天才,并遵循其存在的客观规律。而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几乎是不承认有“天才”的。《易经》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即正确又错误。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错误的因素,容易引导人们出现两种错误倾向,第一,不承认,不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蛮干。由于不承认有天才,我们的小学、中学老师给孩子们灌输的理念是,只要努力,做什么都能成功。这种理念被错误引申和理解为;只要努力奋斗,搞科研人人都能成为爱因斯坦:搞政治,人人都能成为毛泽东。这样错误理念在1958年发展成了一个荒谬的口号:人有多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几十万斤的荒唐事就出现了。这种理念导致中国民众之间,孩子之间相互都不服气,也不服输。为什么他考试能考98分?我就一定要考1 oo分。为什么他家今年挣2万?我家今年就一定要挣3万。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不承认有“天才”,也没什么可敬畏的东西,中国人内部相互竞争起来。有时就不择手段。只要努力,想干什么就能成什么的的错误想法,使孩子们在人生生道路上,在成年后,往往撞得头破血流,付沉重代价。例如,有的孩子记忆力很好,重复再现已学过的知识的能力极佳,但事实上,思维平庸,没有任何创造力。这种孩子应试能力很好,常常能考入中国最好的大学,但终身没有任何好的成就。这种孩子往往被家长、老师、学校当局错误的当作神童、天才来培养。进神童班,免试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周围人的追棒和极好的考试成绩,也使这种孩子误以为自己是天才。对自己未来的期望值很高,很骄傲。但成年后,在专业上没有任何见树。怎么努力都一事无成。这样他心灰意冷,心理失衡。可能做一些傻事来。这种应试能力强,创新能力弱的人,正常出路是发表一些没有什么创新内容的论文,成为传授人类已有知识的教授。还有一些偏才类型的天才,极富创造力,但应付考试的能力极差,这种孩子很难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受到培养。进不了大学,在严酷的社会生存环境中,他们很块就被毁灭了。如果社会能充许他们,解决他们吃饭问题。让他们在自己擅长方面的做些工作,他们极有可能做出卓越的创新性成果来。但社会一般的回答是:这群笨蛋,连大学都考不上,凭什么说他们是天才呢?凭什么要让我们拿钱冒这个险。能充许他们自谋生路就不错了,还提这么多无理要求!谁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事实上,三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被埋没的这类天才,是很多的。因为在科举制时,他们也考不上官。但是中国民间的许多科技发明,都是这种偏才搞出来的。

这种只要努力,干什么就能成什么的错误理念,在社会现实中被击碎后,许多中国人又心灰意冷地走向了宿命论,循环论。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努力是这个结局,不努力也是这个结局。消极地对人生奋斗持否定态度。中国人就在干什么成什么的蛮干和宿命论这两个错误理念中来回撞墙。

对《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不都反对,君子自强不息,是正确的,但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有不正确之处。大自然的运行是没有目的,人的运行能没有目的吗?人类不能埋头拉车不看路。前面是悬崖绝壁,你这自强不息,盲动蛮干,使劲一冲,不就掉进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吗?

大自然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也是有规律的,人才的类型和生长也是有规律的。我们不能违反客观规律去行动。否则,人类社会就付出沉重的代价和巨大的成本,仍然发展不起来。就如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我国教育界现状就是如此,第一违反教育的客观规律,第二,为照顾各种利益关系,重大原则问题上也不认真。结果导致大量虚假现象出现。应试教育的高分低能,高学历高职称低能力的现象比比皆是。创新的科研成果很难出来,抄袭现象比比皆是。这将导致我国的工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并付出沉重代价。教育产业化就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人群当中为什么会有天才?为什么就普通人之间,才能悬殊都如此巨大呢?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解释不了,当今科学发展的水平还有限,我们又不能用佛教前世积累来解释。因此这个问题超出了当今科学解释的能力范围。就象“机遇”,季羡林先生说:如果他不是遇到了“机遇”,他现在很可是山东一个识字不多的老农民,或许,早就死掉了。因此,关于“机遇”这个问题他也解释不了,他认为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

季老给出这么个公式;天资+勤奋+机遇=成功。我们可以看到这其中二个成分:天资、机遇我们都解释不了,但是天资和机遇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的认识是;成功=99%的勤奋+1%的天资。季老认为这不对。他认为天赋在成功中,占到20%一30%。而世界四大著名数学家之一的陈省身,在04年接受中央台女主持人采访时讲:在创造性科研中要取得成就,天赋条件占到80%一90%的作用.

第三类人才:这类人才在智力(动脑,动手能力)上与第一、二类天才接近,但又不是天才。他们在尘世中的生存能力比天才要强得多。如若给机遇,这类人才中有少量姣姣者,会发展成天才。天才主要是从这个群体中产生的。这个群体有极好的动脑动手的能力。是科研创新和工业创新骨干力量和主力军。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创新,全是靠着这帮人,我国也得这样。他们总的人数也不多,这类人才适宜做基础理论研究。

第四类人才:自主创造能弱.再现复述人类已有知识的能力强。这类人才在人群中数量巨大。这类人才最好的职业是教书育人.传授人类已有知识。这类人才在高级技工学校.各类工科院校、师范院校、普通高校里是大量需要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此类人才我们称为传承知识的师范类型人才。

第五类人才;动脑能力弱,动手能力较强。这种人才在人类群体中数量是最庞大的,最多,最基础的。可以大量培养成技术工人,高级技工、工程师。

第六类人才:这类人才是科研行业中的搅局者,也可说是中国国情的特产。这种人才又分二种,第一种的特点是:智商低,情商高。第二种的特点:智商高,情商高。这二种的共同特点是:都不愿意诚实劳动,都愿意通过搞人事关系去谋取利益,愿意搞人事关系去投机。因为这样干,获取利益,又轻松又快捷,比诚实劳动舒服。这二种人骨子里看不起诚实劳动的科研人员(尽管他们自身是或曾经是科研人员),认为他们笨,认死理,不聪明。由于这两种人情商高,极善搞关系,第二种人极易得领导喜欢,能较快成为科研管理者,也成了领导。掌握了分配科研经费、评定职称、分配住房的权力和人事权。第二种人再使用第一种入,给其科研经费,职称的好处,共同对付通过诚实科研劳动,靠科研成果,在学术上获得成功的学者。因为,正直又在科研上又真正有成就的人,必然看不惯投机取巧者。两者难免发生矛盾。第二种当领导后,首先控制住科研经费的支配权,

然后培植第一种人(智商低,情商高)做死党,令其去攻击对立面。同时利用已到手的科研经费的支配权,去拉拢控制学术委员的各位教授,您听话,就给您课题和经费,不听话,就削减或不给课题和和经费。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再把其培植的第一种人安排进学术委员会任职,就控制住了学术委员会。教授们不得不屈服。一旦控制住了学术委员会,您就学术成就再高,说不让您评上职称,就不让你评上职称。就算考虑到影响,让你评上职称,也不让你进入学术委员会。第二种人培植第一种去对付正派诚实学者的主要方法是:第二种人给第一种人大量经费和课题,第一种人或自己写或组织枪手写许多没有任何创新内容的抄袭的论文,时下学术风气不好,只要手上的课题经费,给杂志的编辑送上一点,论文质量再差,也能在学术物稿上发表出来。因此,在评定职称时,第一、二种人发表的论文数量,就远远超过正派、认真做学问的学者,他们著作等身齐。正派认真做学问的学者,论文如果没有新意,没有创新,是决不发表的,因此,发表的论文数量肯定少。第二种人掌着学术委员会的实权,当舆论要求评定教授,主要应该看所发表论文的质量,不能只看论文数量,要真正有科研能力。第二种人说;质量这个东西不好说,你说你的要论文质量高,有创新,他说他的论文质量高,我还说我的论文质量高。所以评职称,还是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做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所发表论文的数量,这是唯一的标准。结果在科研院所和高校,第—神人被大量评为教授,研究员。他们发表许多质量低,相互抄袭的论文。在这种不良风气影响下,许多真正有科研能力的研究人员,也不认真研究了,因为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认真,前面艰难险阻;只要不认真,不坚持原则,许多关系反到好处,好协调了。尤其是跟第一、二种人的关系好处了。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有不讲是非的中庸之道。教授们遵循中庸之道,不说是也不说非。第一二种人高兴了,反倒给他们一点小好处。双方关系融洽了许多。这样有很强科研能力的人也灰心了,发展一些质量一般的应景论文,应付每年的年终考核。同流合污吧!况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淌之。”但即使在这种不良的风气的环境里,中国仍有一些正直有才华的科研人员,在做一些有些的科研工作,发表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只是他们的人数还太少。

第二种人还有一招,当学术界对论文质量要求压力大时,他会找与他关系不错,有科研能力又急于要从他那里得课题经费的教授那里搞私下交易。他给某教授课题和经费,但某教授必须在发表的论文上挂上第二种人的名字,并且还排在第一位,有时他甚至直接出任课题组组长,活由某教授带学生干,思想是某教授出的,但名字是第二种人的,某教授和学生们就挣到了一点钱。有些聪明的第二种人,他不要要求论文排名排第一,他要求排第二。这样他很安全。当他挂名的较高质量的论文在较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出来后。他也成了学术界骨干学术权威,这样他更能控制局面,指挥一切。况且,他本身就是教授,博导。他可以招硕士生和博士生来给他干活,写论文。只是论文都是没有任何创新低质量的论文。


06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指出:我国高水平博士生不多导师有问题。”张保庆说:“我们现在高水平的博士生不多,是因为导师有问题。导师水平不够,给博士生指导方向有误,不能把博士生带到领域前沿去,这很麻烦。”今天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说,“有些导师没有科研项目,没有项目怎么带博士生,这不是瞎带吗?”

张保庆说,博士生是学校培养的高学问的创造性人才。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博士生必须有几个条件:由本科生、研究生作为基础:有好的导师:有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一个国家的拔尖人才,应该大部分或主要部分从博士生里面出来。在西方国家,几篇好的博士论文就可以组成一个前沿学科,就可以一下子跑到世界科研水平前列,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水平。

他说,目前很多博士出来就当官,很多当官的也要弄个博士头衔,这种现象不利于整个国家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

04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发言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不讲对与错,是与否。这种文化传统极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发展也,不于科学的发展。最终将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

这位代表的意见是正确的。中庸之道用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政治外交的某些技巧方面,是正确的。但是用在人类对大自然的奥秘探索、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和研究上,无疑是荒谬的。带来的只能是灾难。

在我国学术界,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专业水平较高的学者内部,谁的专业水平高,谁的中等,谁的低下,大家内心都很清楚,明镜似的,自有公论。但是在本单位,在本单位的学术评审委员会里,一旦涉及个人利益,公正的评审就很难产生。尤其在掌权的第二种人的调度下,第一种人恃有后台,横蛮搅局,学术评审往往不公道。水平高的被评为中下,水平低的第一种人往往被评为上等(因为发表的论文多)。多数学者只能忍气退让,不敢讲真话。(他们尤其怕掌权的第二种人用各种合法的“规章制度”减少夺去他们的课题经费)。这样专业水平高的业务尖子,只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本单位以外的学术界名气很大,评价很高,在本单位则反之,本单位的评价是;这人不行,傻的!

评审体系的不公正,严重挫伤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成果必然出不来,导致我国学术界平庸化。结果只能是出现大量质量低下论文的发表。

6月13号光明日报;中科院党组成员,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日前做客“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时说,培养创新人才必须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但我国目前文化环境“该松的不松,该严的不严!导致出现论文重量不重质,科研经费管理不严,学术造假等弊病。”

郭传杰说;科研必须充许失败,但是目前有些科技评价体制对科学研究太过严苛。不能营造宽容,开放的学术氛围,导致科研人员压力过大。

“但该严的事情又不严”郭传杰随后举出了“该严不严的”三大弊病,一是“有些单位简单地追求论文数量,不注重质量,甚致出现了把一篇文章,拆成两、三篇发表的情况,国外某些学术期刊的主编已经提了这样一个观点,”凡是来自中国的论文首先打一个问号,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我认为郭传杰先生只说到了现象,实质是;这些弊病都是由于学术评价不公正,违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造成的,也可以说是腐败造成的。

杨振宁先生说:清华本科生的综合水平已超过哈佛的本科生,但是清华的研究领域的水平,距离美国同行和世界同行的水平,还距离很远。杨先生讲得含蓄,杨先生还讲过中国的教育体制在培养基础知识扎实的本科生方面是成功的。半个多世纪来,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本科生科技人才,为中国今天的巨大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对培养我国当前急需的高精尖的创新型的高级科技人才,却无能为力。

杨先生道出了中国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的优点和弊端。优点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很注重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注:这种掌握主要是对书本知识的掌握,对学生动手能力的掌握并不注重)采用的方法是反复背诵、反复做习题,强制性填鸭式灌输。这种教育方法的好处:对大多数能力低、平庸的学生,这种强制性反复磨练,能增强他们的能力。因为熟能生巧,能使他们在应试教育和高考中过关。使他们在今后工作中从能力较弱的技师和工程师增长成能力较强、或能力强的技师和工程师。但是,对学生创新性能力的培养,是毫无用处的。严格讲:创造性能力用任何人为或人工的培养方式,是培养不出来的。这一点大自然对人类是严酷的,无情的。我们只能遵循顺从大自然的规律。

弊端:首先中国的这套教育科研体制没有能力把极少的有创造能力、有天赋的学生,从数量庞大的普通学生中挑选出来。由于不认识他们,也就不能给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和科研条件和环境。这样只能任他们在鱼龙混杂的职场和商海中去沉浮,他们中大多数在残酷的谋生路上被埋没毁灭了,只有极少数能幸运地存在下来,并做出成绩。

因此,一位研究中国制度的西方科学家讲:中国的教育科研体制只产生“工具”(执行任务的工程师)不产生“大脑”(创造型科学家)。此话虽说太绝对,但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有人讲:中国这套教育科研体制,让大多数矮子长高一点,把少数能解决问题高个子,全砍成矮子。如此“大锅饭”做法,社会进步不了,科技也进步不了,创新精神难以提倡。

陈省身先生的学生世界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教授讲:他很难在中国的高校里寻找到有潜力,有创造力的数学苗子来培养。学生们太实际,眼界窄,缺乏想像力,思想被禁锢。有一位台湾籍的世界知名基因生物学家在清华执教二年后,发出评价:“清华学生只对考试分数感兴趣,对实验室的动手能力培养不感兴趣,对科学原理也不感兴趣,不能举一反三,还在学校读书,就只对利益感兴趣。这样科学是搞不上去的。”他很生气。事实上,这是中国应试教育的恶果。

这一恶果还在扩大,有人在06年3月13日在网上发出号召;给大家一个公告,随着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考研大军正在形成。应试教育的阴影开始从中小学弥漫到大学。而结果,你们将丧失作为学者的基本素质训练,荒废你们的宝贵年华,成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悲剧性人物。请记住,独立思考,敢于怀疑,自己去证实或证伪,做搏击科技风浪的“海燕”,而不要做分数至上的“乘之男”、“乘之女”!

据说,现在教育部的有些规定也是不太正确。上世纪八十年代硕士和博士生考试,只要总分够,导师有权录取其中任何一名,包括最后一名。因为,考试分数只能体现学生复述再现知识的能力,致于想象力、创造力等能力,考试分数基本表现不出来,因此导师可以有选择的权力。进入九十年代教育部规定硕士博士的录取,完全根据分数顺序来,导师不再有选择的权力。这样就把中国的硕士博士生教育完全等同于本科生教育,教育质量大面积下滑。据说,教育部现在有所松动,允许校方自己录取部分学生,当然这种松动,根据国情,也可能为校方和导师们走后门提供机会。在中国,任何一项措施都可能有正负两种作用。问题是怎样增大正作用,限制和减少其它作用。

中国科技界缺乏创新能力,除科研成果和人才评价系统不公正,压制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兴趣外,还存在大量不适宜从事创造性研究工作,而又占据大量科研岗位和领导岗位的人员,这些人中有不少拥有研究员,博导资格,其实,人人都是有才能的,这些人员如果能调整去从事他们适合的工作,很可能会干得很好。例如,前述的第六类人才中的第一种人,就很适合到企业做公关部经理或公关业务员,或做企业产品销售员。第二种适宜到私企做老板,或者做股票,期货投机生意。可能会做得很好。这二种人都不适宜到党政府部门做公务员。因为时间一长,他们难免不搞腐败,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另外,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大中型军事科研机构已取得很大的进步,但与市场和国民经济的结合度,仍然不够。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仍然十分巨大。1 998年以来,国家下达了不少军品的设计任务给他们,他们有经费,有活干了,但仍有大量设计资源被闲置。我国军工在航天,电子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些成就已进入世界最选进行列。但整体来说,我国与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园还存在很大距离,与美国在高科技方面的差距还在拉大。

战略性的尖端军工产品,常常是战略性高科技的集中体现。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题条件下,怎样将国家巨额投资的军工的创新型的高科技成果转为民用,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形成新的产业群和产业结构,收回国家的巨额投入并赢利,使我国民经济沿可持续发展方向健康发展。这需军工科研机构、军品生产单位与国企和民企紧密合作,打开民用的国内和国际市场。我国在这方面一美国相比,差距还十分巨大。高科技的经济效益在国民经济中还不能有效的释放出来。    .

我国军工的科研和生产单位与市场经济的对接,与民企的对接等重大体制问题,现在解决得还不是很好。

军工科研和生产单位的内部的改革还需深化。例如有些部门存在激励机制不建全:1、科研设计人员不存在于多少活拿多少钱的事,混日子没本事的人和有本事累死累活的人一起吃大锅饭,长期没有奖优汰劣。2、仍有许多不懂技术不懂管理的人占着岗位,浪费国家资源,因此留不住人才。

目前,我国高校扩招后,大量本科生毕业面临就业难,找工作难。而教育又出现过错误的产业化倾向,上大学的费用大增,城市贫困家庭和大量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就是考上大学了,也读不起大学,中国新一轮“读书无用论”再次泛起。

我认为,就是再穷,也要让孩子们上大学读书。教育是社会公共产品,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和长远战略发展出发,应全力设法把当前高校的高额学费压下来,在仔细核算成本后,在充分考虑国家,学校,学生三方的利益和承受力,以较低的学费,减轻整个社会的沉重压力。教育,即使是高等教育,也不应该以以赢利为目的。对于已考上大学的广大城市和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建议国务院应该全力以赴、大力发展农村远程教育网络,吸收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上电大和夜大学。现在电子和I T行业非常发达,政府和教育部门可以只化很少的钱,结合当前新农村建设,在偏远和城郊的每个村庄都配上宽带和几台电脑,配上一名大学生做辅导员,进行远程高等教育。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日前正在偏远农村的每个村庄拨款建图书室,农村的远程高等教育网络应该和这个图书室建设结全起来,费用可降低一部分。另外,上远程高等教育的学费应该尽可能低,一个学期只收200至300元钱,只收书杂费就行了。让贫困

家庭的孩子们能边打工,边干农活,边接受远程高等教育。现代电子技术l T行业的发达。让教育部门可以把全国大学最优秀的数学、物理、生化老师上的授课过程,刻录下来,做成光碟和u盘,这只花费几元钱或十几元钱,学生们都能买得起。这样全国偏远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就可以和每年要花费几万元学费的全国重点大学的大学生一样,在电脑的远程高等教育上享受到全国最优秀教师所讲授的理工科基础课程的教育,这样由高额学费所造成的知识垄断就被打破。电脑远程高等教育网络上,教育部门还可办职业教育和办农校,给贫困家庭的孩子们传授科技含量高的实用农业技术和其它实用技术。电脑远程高等教育网络,如果办好了,就是一场学习知识的社会革命,可以用很少的成本,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培养有科技知识的人才和劳动力大军,其中涌现出来的科技天才,就有可能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项工作,党和政府应该下大气力去做。

农村贫困人口看病的问题,也可以考虑低价收费的这种方式。

2006年6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世界科技发展看,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科学进步不断突破人类认识的已有境界……科学发现正在为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以信息科技,生物科技为主要标志的高技术及其产业快速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科技制高点和经济增长点,成为科技创新和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智慧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运用能力。”

胡总书记接着又指出:“‘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员。没有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作支撑。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的。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谁能够培养、吸引、凝聚、用好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谁就抓住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实现发展目标的第一资源。这里,我想专门讲讲加紧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的问题。

古往今来的科技创新实践都表明,创新型科技人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是科技新突破、发展新途径的引领者和开拓者,是国家发展的宝贵战略资源。抓紧并持之以恒地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加紧建设一支宏大的创新科技人才队伍。”

谈人才与科研,就得谈人才的规律和科研的规律。顶尖的创新型人才,就已是天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某些不太优秀的部分里,只认可勤奋,不认可天才的存在,这有个面子问题,在心胸较狭隘的同行群体里,你说xxx是天才,就等于说他是笨蛋。邻居家的鸡下的蛋比他家的大,他也生气,嫉妒。不承认天才的存在,某种角度讲,也就是不承认人才的规律和科研的规律。不承认大自然的规律。面子的事都小。关键是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极其巨大。例如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十分巨大的科研难题,难题一旦解决,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那么,我们是组织几个天才的科技专家,拨一部分经费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组织一百万个没有创新能力的平庸科技专家,化费大量资金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说采用第二个方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这类问题上,数量不等同质量。而往往是第一方案,只动用少数人和部分资金,就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常常是采用第二方案,造成

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创新不能搞人海战术。

天才和接近天才的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这种人才数量本来就少,是人类珍贵而又脆弱的思维花朵,必须要给予保护。我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必须要允许他们存在,并允许他们发挥巨大作用,社会才能进步。

我国科技队伍和科研体制,必须进行瘦身式改革,建立尖塔或人才结构体制。前面,我们把人才分为了六类。第一、二类罕见天才,是可遇不可求。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塔尖上只能现实的置放上第三类人才,即在智力(动能动手能力)上与天才接近,是我国科研创新和工业创新的骨干力量和主力军。这类人才在数量上也是不多的。他们是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可以带出高水平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和团队,可以创造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全新的产业。在我们的院士队伍里,就不乏这样的将才和帅才。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这类人才还不够多。培养造就新型科技人才,首先要抓紧培养造就这类人才,尤其要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领军人物。同时,我们还要培养大批各个层次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在学术和技术梯队中形成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和符合科技创新需求的人才结构,以推动科技活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创新实践。”

胡锦涛同志还指出了这种人才的培养渠道:“第四,要进行开放式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特别是领军人物,关起门来是培养不出来的。在世界科技水平总体领先于我国的形势下,不采用开放式培养,难以尽快培养造就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有效途径,我国两院院士以及一些杰出的科技工作者,大都曾留学海外或经常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既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也汲取了先进的创新理念和最新的科技知识。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强同国际科技界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积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海外研究开发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究开发中心,支持在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协议框架下实施国际合作项目,支持我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研究开发机构或产业化基地,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究开发机构。要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和国际学术组织,支持我国科学家和坚持自主培养开发和引进海外人才并重,立足国内进行人才资源开发,坚持自力更生培养人才,同时加大引进人才、引进智力工作的力度,采取多种方式吸引广大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尤其是要积极引进海外高层人才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

第四类人才:根据我国国情,建议中央,国务院把我国的教授分成二类,一类是创新工作的教授研究员,另一类是自立创新能力弱,再现复述人类已有知识能力强,即传授知识的师范类型人才和教授,正是我们分类的第四类人才。这类人才在各类技校高校的需求量都非常巨大。他们数量也非常巨大,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非常巨大。只有把教授们进行这样的分工,各司其职,各不干扰,社会才能进步。

第五类人才:动脑能力较弱,动手能力较强,这类人才是我国工业制造业的基础,数量最庞大,是技工、高级技工、工程师的主力军。是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才。

第六类人才:应该在社会经济的进步中,逐渐从高校、科研院所调整到市场上去搞经营,发挥他们的长项。

党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企业要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这是完全正确的根本方向。成思危先生就促进自己自主创新提出五个方面:第一就是要发展教育事业。二是要推进风险投资,实现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结合。要使一个创新真正能变成产品、技术变成生产力,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三就是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第四就是我们培养创新的文化和鼓励探索的价值观。第五就是要容忍失败,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合理的失败可能比成功更重要。

今年初,国务院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我以为,国务院还需要制定这一纲要的实施细则。就是我国在哪些基础产业方面,哪些核心技术还没有掌握,哪些需要消化掌握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哪些方面需要创新?国家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由国企或民企组织科研院所、高校的科技专家来应标。经费可分三块:企业自己组织一部分资金,政府扶持一部分资金,金融界的风险基金业进入一部分。这样风险就分散了。招标要公开,在报纸上、网上公布,要给企业足够的准备时间。不允许组织非法围标。要有舆论媒体的公开监督和同行专家组较为科学的评定。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也才会聘请真正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专家来进行科技攻关。企业也要正确评价其间的风险,自己能否承受。此间也是要防范诈骗。防止诈骗企业资金、金融风险基金和政府的科技资金。如若科技创新攻关成功,就应到国家专利局申请专利保护。

同时,从现在起国家就应大力培养国际商法和国际专利法的大批律师。为今后中国科投创新转轨成功后,中国的专利产品产业化和走向国际国内市场做好法律上的准备工作。

另外,党中央、国务院要下大决心对中国的工科院校进行大幅度改革。一定要设法改变工科生没动手能力的局面。

目前我国一面是成堆的没有动手能力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一面国严重匮乏高级技术人力资源。我国正处在一个及其严重的技术人才匮乏之际。

网上报道:在军事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激光数字化数控机床技术,中国目前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俄国。但是,在中国能够操作这种机床的人员不到技术力量的0.1%。也就是说中国可以研制世界级先进的激光数控技术机床,但是,却没办法去使用它。这不能不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悲哀!

因此导致了中国军事产品领域的研制与制造严重脱节的现象。其一个在湖北的国营造船厂,目前拥有的“中国标准”的高级工人技术制导师不足其操作工人的1%。在美国目前至少不低于3%,欧洲则是5%。日本更加充足,达到8%。

 建议;我国现有的工科院校,一半以上或三分之二改革为高等技学校或高级技师学院。文凭与大本同等,一定要解决工科生的动手能力。

                                                            

  2006-6-18


进入 龙西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教育改革   科研体制改革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教育学 > 教育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790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