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西江:三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

——上古新疆和田地区古于阗国和位于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之间的古大夏国(巴克特里亚)、乌仗那、印度河上游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勃律等国最早居民应为华夏(或称古象雄)先民之考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6 次 更新时间:2022-10-10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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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西江 (进入专栏)  

本文涉及这一历史地理单元和区域内的一系列的民族学、历史学的重要问题。经过长期研究思考和查阅文献(包括人类学的实地田野调查),根据郭元兴先生《(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注释1】的论文观点和古文献材料,笔者追随郭元兴先生从古文献、古地理文化上考证:佛典上的北俱卢洲就是古轩辕之国,亦是象雄古国(象雄古国应是夏的主要支系),在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上游。哈拉帕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在这里。由此,笔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看法。下面我们论证,以求教于方家。


前  言


上古中国的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地区,学术界历来认为是各色人种交汇杂居地带。但进入新疆最早的人种是谁?原住民是谁?最近新疆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学者依据大量最新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产生一种推论和看法:认为蒙古人种(黄种人)是最早的居民。新疆考古学界据说找到了新疆最早居民为蒙古人种的考古证据。【注释2】(该文提示:后来的事实和史实也证明,华夏民族是有史以来新疆地区最早的土著民族。如此,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在新疆的地名中常看到“羌”这个字,如阿羌、若羌等等。)作为西藏学的研究者,我认为这种推论或看法很可能是成立的。因为,比邻的昆仑山脉南侧的青藏高原自古基本都是古羌的黄种人。这应该是大量西方白种人侵入新疆后,本地土著的蒙古人种逐步退向了高海拔道路崎岖难以行走的青藏高原。

又例如,母系氏族的女国,有上古文献和人类学田野实际调查有证据的女国,即西王母国,笔者发现:事实上只存在于蒙古人种之中。(1982年,笔者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看到的学术报道:人类学家在太平洋诸岛上发现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部落是严格一夫一妻制。其人种是白种人。)人类上古文献中的母系氏族在青藏高原应分为甘孜昌都一线的东女国,位于玉树、拉萨和阿里之间的苏毗女国,位于阿里、阿富汗和新疆天山山脉的女国。因此我们看到在新疆有西王母石窟的上古遗迹。西边最远的女国,根据汉代的文献推测,可能已迁徙到达中亚的两河流域地区。例如,新疆天山在历史上就曾被称为“西王母之山”。该文认为,天山山脉是亚洲中部最大的一条山脉,横亘中国新疆的中部,西部伸入哈萨克斯坦境内。有学者认为:《穆天子传》记载,3000年前的周穆王曾乘坐“八骏马车”西行天山,西王母在天池接见了他。

那么,西王母之国究竟是在青藏高原上,还是在新疆天山一带?笔者认为,在上古此二地都是西王母之国的世居之地。最东部的西王母国,应该是在今四川雅安地区宝兴县的嘉绒穆坪女土司。穆坪女土司是嘉绒康藏十八土司之一。明史载:明中期嘉绒穆坪女土司受明朝皇帝召见,路过成都举一杏黄大旗上书“西凉女王奉旨朝贡”。四川省在成都的各级官员都去迎送嘉绒穆坪女土司,可见当时地位之高。穆坪女土司自认为是“西凉女王”,从这里可以知道嘉绒藏族上层,完全清楚嘉绒是中国历史上的“西王母国”,与汉族是同宗同源。可以说中国5000年的历史,在嘉绒藏族上层那里是清清楚楚,反到是不断更迭的中央王朝常常弄不清楚,令人感到遗憾。

当三四千年前,西方白种人侵入新疆地区以后,西王母国和古轩辕国的象雄人退向了高海拔道路崎岖难以行走的青藏高原。而华夏(古象雄)的旧族小勃律国人数千年来,固守在此克什米尔基尔吉特的险要地理军事要塞上,让西方来的塞人和印欧人无法侵入青藏高原。这就是证据。青藏高原如此,新疆西域也是如此。因为黄种人是这一地理单元最早的土著居民,这种推论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里,我就不一一举证新疆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支撑这一推论的最新证据。

经过近一个世纪中国大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中国考古界和历史学界的大多数人可能已不再认为《山海经》只是神话传说,已经倾向认为是实录。若要基本读懂《山海经》,确实需要原始宗教学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深厚功底。例如,1957年在陕西神木县发现了一座汉代的匈奴墓,其中出土了非常珍贵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的“汉金怪兽”。近期考古学家发现:此“汉金怪兽”与《山海经》里记载的上古神兽“蛊雕”非常相似。“蛊雕”又称纂雕,是一种似鸟非鸟的食人怪兽,样子像雕,头上长角,叫声像婴儿的哭啼声。据《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是食人”。考古文物的出土,证实了《山海经》关于蛊雕记载的真实性【注释3】。同时也证实了匈奴族与华夏族同根同源的真实性。《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注释4】。

又例如:在四川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上有十只青铜太阳鸟代表十日,与《山海经》等华夏上古十个太阳的传说完全一致。(其上有青铜做的鸟,即是“扶桑”“建木”“若木”掌握灵魂的巫仙出入上下的世界树。三星堆文物填补了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为萨满世界树理念,提供了实物证据。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只有用黄种人萨满宗教的世界树,才能真正解释其意义和价值。从而使我们能理解古代三星堆之蜀国文化的华夏性质。蜀文化与东方印度的阿萨姆,印度河流域的乌仗那从远古就有紧密的关系。三者可能都是华夏萨满世界树的宗教中心之一。)释迦牟尼在树下修行的通天地的菩提树,亦是萨满的世界树【注释5】。

此世界树在蒙古人等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族中,大多都有宇宙开初地上长着巨大神树的说法。大体是说:万物之中心,大地的肚脐上,耸立着一颗最高大的枞树,树梢顶上住着天神。这种世界相,常常被画在萨满的神鼓鼓面上。这些树长期被地下死亡国王9个耶路莱汗所霸占,做了栓马木桩。后来,天神赶走了9个地下魔王,人和各种动物才得以在大地上自由生存。树住着天神和人类生前的灵魂,这无数灵魂都以小雏鸟的形态聚居在树上。【注释6】我们必须感谢乌丙安教授,是他在文革前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内蒙的蒙古族游牧部落里面,收集整理到如此珍贵的原始萨满宗教世界的资料。这里,直接提供了蒙汉兄弟民族同宗同源的证据。这里关于宇宙树的描述和《山海经》里的记载基本一致。因此,原始宗教学是极其重要的。而我国许多从事民族学的专业人士,竟然基本不懂,令人十分遗憾。

关于《穆天子传》记载的真实性,国内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意见分歧巨大。随着近百年中国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和上古文献研究整理工作的进步,学术界大多数人开始认可《穆天子传》是实录,其内容应该基本是可靠的。商灭夏后,夏的后人周窜西羌群中,混居八百年。夏周人本身就是西羌人群,西羌是他们的亲戚,这八百年历史虽周人贵为天子,仍有所讳言,但亦不得不承认夏周源于西羌。有如此众多别的上古汉文献存在,周人撒不了谎的。周穆王西巡,不过是周王室当了天子后,穆王无比威风地回归祖居地,居高临下去走访沿途各亲戚部落。中国是礼仪之邦,天子的威仪,在《穆天子传》中表现地淋漓尽致。因此,我们认为在周穆王时代,周王室史官关于西部(包括青藏高原和新疆、西域)地理人文民族部落的记载,应该是基本可靠的。因此,《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和《穆天子传》等上古文献,在上古历史研究中应该是能够使用的。

《穆天子传》中关于西部和西北部的黄帝之宫、昆仑之丘、庸成氏所守册府、群王之山、小勃律之剞闾氏、周宗室之亲族赤乌氏、沃之野的轩辕之国、乌仗那之西王母之邦、轩辕之丘、王母之山等等的记录都应该是真实的、有据可查的。但千年后,这一切都变得模糊了。

当我们对比中外文献,中国的《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穆天子传》等等的史料记载,显然比《释典》、印度的史诗和西方的史料,时代要早得多……


一、新疆和田地区历史上的于阗国最早居民应为中华夏族(古象雄)黄种人群,而不是现有学术界认为的于阗国居民是塞种人


关于新疆于阗国最早的居民,国内学术界一般都只引用汉代以后的文献,认为是操印欧语系的白种人。其受西学影响太深,缺乏独立研究和思考力。对中国汉以前的史籍文献缺乏理解和信任,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被西人切掉了三千年,仅剩两千年了。这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是不利的。

查百度百科于阗国记载:“于阗国(前232—1006年)是古代西域佛教王国,中国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 ……古代居民属于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1006年被喀喇汗国吞并,逐渐伊斯兰化。11世纪,人种和语言逐渐回鹘化。”【注释7】。又百度载:“于阗国,是塔里木盆地南缘一个古老的塞人城邦,有关于阗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大宛传》,称其在西域之东。”【注释8】

魏书载:“于阗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頗类华夏,于阗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南去女国二千里……。“魏书是公元四世纪的中国重要史籍,列二十四史之一,其记载应该具有某种权威性的。至少说明公元四世纪时頗类华夏,说明于阗国人仍为黄种人。【注释9】

此处有一重大发现:魏书曰“于阗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注释10】。我们知道中国西南部的彝族称其民间巫师为“比摩”,而魏书中称于阗国“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为“比摩寺”,这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彝族的祖居地在西北和西部。解放前西南大小凉山的彝族还在使用“夏小正”的历法,“夏小正”是中国夏朝的历法,每年只有十个月的纯阳历,许多彝族知识分子自认为彝人就是夏人。而中国历史上“老子化胡成佛之所”的传说的时代,恐怕比公元四世纪要早的多。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恐怕不仅仅是传说了。有大量的这类问题需要我们历史学家去认真探索。

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有《于阗国授记》。《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著 陈庆英译53、54页此处之标题原文作“圣帝尼婆罗国之王统”,从内容看实际应为于阗国之王统【注释11】。藏文中记载于阗国古史的资料很多,敦煌古藏文写卷P.T.960即为《于阗教法史》,这些 史料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的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认为:于阗国最早的居民是汉人和印度人。“此时,大海已干,于阗成为空寂之地。达尔玛阿输迦王(当时法王阿育王)来到此地,在现在和田城所在的地方住了一晚上,此王之妃生下一个相貌美好的儿子。看相的人说:‘此儿命相很好,在父王没有转生之前,此儿就就会执掌国政。’国王听后大怒,说:我不要此小儿,可抛弃掉!其母虽然心中不忍,但又不敢违命,遂将小儿抛弃此地。由于此小儿之福得,地上生出一个奶头,小儿吮吸其耐,得以长大。据说,这是因为当初国王的这一妃子在花园洗澡之时,毗沙门天王从空中经过,上下一看,见了此妃,心生爱欲,所以生了此王子。与此同时,汉地名叫周王的国王(原注:咸阳地方之王),为菩萨的化生,当有一千个儿子,已生了九百九十九个。此时周王想,我若在生一子,就让他掌管释迦牟尼曾经践履之于阗福地。于是向毗沙门天王祈请,毗沙门天王取来此吸地乳之幼儿,说:这是我的儿子,将他送给你。此小儿之名,就叫做地乳王。地乳王长大后,汉地之王命他率领一万兵士,寻找于阗,向西方来。当地乳王到达于阗的墨格尔地方时,印度的达尔玛阿输迦王治其大臣亚迦夏之罪,将他和兄弟、仆从等七百人一起流放,向东方来寻地安住,来到和田的上玉河。地乳王的两名随从,为寻找走失的黄乳牛到上玉河,与印度人相遇,双方谈起各自的来由。地乳王说:我们二人是从前的王臣的后裔,如今还应为君臣关系,在此和田盆地,新立一国。双方在郭涅东面的叫做杭古则的地方相会,同意建立君臣关系。最初为划分地界而发生争论,后来又毗沙门天王和吉祥天女调解,达成协议。和田下玉河以上,分给亚迦夏的印度随从玉河的中间,由王子和他的印度和汉地的臣民混合掌管。于是,在此安居,建立城堡,这是印度和汉地接触的开始。于阗之语言,与印度和汉地两种语言想通。于阗语最初是由文殊菩萨,化身为比丘毗卢遮那教给小孩门,故称菩萨之语。于阗的文字、宗教多数与印度相同,而世俗的习惯礼仪,大多数与汉地相同。”【注释12】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这一段神话传说版的文字,透露出大量的真实历史科学信息。我们认为于阗国的上古真正居民应该是古羌人,而不是什么操印欧语系的塞人。深入细究:应该是华夏昆仑的古轩辕国,或称象雄国人,在西部上古这两者是一体的。

据敦煌古藏文苯教经卷记载:阿里古象雄王的冬宫在今新疆和田地区于阗一带,夏宫在今西藏阿里狮泉河地区。象雄时期称新疆于阗一带为“黎域(藏Li-yu1)”,藏文经籍中有《黎域悬记》,汉译为《于阗悬记》。【注释13】据藏学家尕藏加的研究:“黎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是指汉文献中的西域这一概念,即现今新疆地区为主的这一区域;狭义即指今新疆和田地区的于阗一带。因此,可以断定西域在藏文史籍中,包含广义的西域和狭义的西域,从这个角度看,与汉文史料中对西域有二义,即广义和狭义的记载相类似。【注释14】

我们认为象雄是夏的一个支系,所以这同一羌部对西域(新疆)都有相同的广义和狭义的地理记录和认识。

“黎域”是象雄和其母国苏毗女国,对新疆地区的总称。“黎”是藏语和田地区口音对卫氏的称呼,在藏语拉萨口音称为“卫”。“域”是指地区。苏毗女国的王卫氏与象雄的王黎氏,是同族同姓,为同一王族。应该说苏毗女国是阿里象雄的母国和后方基地。吐蕃时的象雄王在藏文献中被称为“李(黎)迷嘉”。查《藏汉大字典》:“卫、黎、李”在本教中有两层意思,一、太阳照耀下的中部地区(黄种人萨满原始宗教的“中国”一词概念的最早源头);二、洞穴、蛙和蟾蜍。这一概念在本教中就是指龙,意即卫氏黎氏是龙族。【注释15】从本教关于卫氏黎氏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整个中华民族关于龙和中国的深邃理念。所以,藏汉民族在上古文化理念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中国的中心地区必须要有龙,才能成为中国。这就是中国的龙脉和龙脉为主的风水地理理念,这是源自中国古老的原始萨满(道教和本教)宗教理念。【注释16】因此,从本教文献,新疆地区在中华民族这里就是指龙域,是中华固有地域。黎域的狭义,则是指和田地区的于阗国。这样于阗国与藏汉中华民族是有关系的。

因此,我们这里,在学术研究上出现一系列大面积突破。


1、于阗的语言应是汉藏语系之语言能通中原汉语又能印度释迦族僧侣的藏缅语言


分析到此,我们基本能读懂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所著的《汉藏史集》了。一般以西学理念为主的学界,认为《汉藏史集》是一个公元十四世纪时的萨迦派僧人,从佛教角度讲的一些非科学的不可靠的传说。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下面我们解析:例如,《汉藏史集》中载“和田下玉河以下,朵洛墨格尔和干木襄以上,分给地乳王的汉人随从,从上玉河以上,分给亚迦夏的印度随从。玉河的中间,由王子和他的印度和汉地的臣民混合掌管。于是,在此安居,建立城堡,这是印度和汉地接触的开始。于阗之语言,与印度和汉地两种语言相通。于阗语最初是由文殊菩萨化身为比丘毗卢遮那教给小孩们的,故称菩萨之语。于阗的文字、宗教多数与印度相同,而世俗的习惯礼仪,大多数与汉地相同。从释迦牟尼涅槃到地乳王十九岁做于阗之王,其间过了二百五十四年。地乳王与大臣亚迦夏,是于阗最早的国王和大臣。这以后,有地乳王之子叶吾拉建五城之城。于阗立国后六十五年之时,即叶吾拉王之子尉迟森缚瓦即王位五年时,佛法开始传到于阗国。这是由弥勒佛化身为尉迟国,文殊菩萨化身为圣者毗卢遮那,先教给牧人之子文字和语言,然后佛法才开始逐渐传布。尉迟森缚瓦王修建了札尔玛佛殿,殿内有龙王胡洛尔越过天空中从克什米尔迎请来的有护持力的佛塔这是于阗国国最早的佛殿和佛像”。【注释17】请问《汉藏史集》这段文字该怎么解?

请参见笔者的专著《寻根一一印度佛教源自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2015年8月文化艺术出版社第1版)。阅读过此书,就能有解。

笔者以为:《汉藏史集一一圣地于阗国之王统》中“这是印度和汉地接触的开始”,是青藏高原山川阻断的历史纪录出现的历史误会。因为,实际上,这个“印度”和汉地同为华夏文明和华夏民族。历史往往是经不起认真研究者的深究的。《汉藏史集》中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把于阗国的记载是写在“圣地尼婆罗国之王统”这一章内的,尼婆罗国即今尼泊尔。是作者编辑错误?还是有别的深意?为什么这样?我们不好推测。但释迦牟尼出生在尼泊尔,释迦族二千五百多年来都在尼泊尔。并且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证明释迦族基本都是蒙古人种,这已是全世界都知道公认的事实。《汉藏史集》又载:“佛陀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成佛后有二十一所居住之宫殿,最后一处是于阗国,故于阗较之他处更为功德广大”【注释18】。又载于阗国地乳王之父达尔玛阿输迦王即是阿育王【注释19】。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最早在于阗传播佛教的所谓印度人群,应该是可能有部分东方蒙古人种血统的阿育王治下的摩揭陀国孔雀王朝时,以释迦族为主的各族僧团在于阗国传播佛法。释迦族是黄种人,我们判定是西羌人的后裔,所操语言应该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语言。所谓“印度人”的释迦各族僧团在于阗国操的是汉藏语系的语言,与中原来的汉人的汉语是相通的。这两部分人住在一起交流,几个月后双方的语言自然就能相通,自然就能听懂对方的话。我个人认为:释迦族可能是嘉绒藏人,是中国夏人的一个支系。


2、释迦牟尼最初是禁止佛教僧侣用梵文解释佛的思想的


于阗语是与东北印度释迦各族传播佛法的藏缅语相通,又与中土的汉语相通。虽然,释迦等各族僧团使用的佛经是梵文(僧人当然懂梵文),但印度僧人与于阗僧人交流翻译时用的却是汉藏语系的语言。应该该是藏缅语和梵文交替使用,进行翻译,将经文译成汉文。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一段,佛典《大品》纪载:释迦牟尼佛的几位弟子请示:想用梵文来解释释迦牟尼佛的思想。释迦佛不同意说:用梵文来解释佛法,即无助于己经信仰了佛法的人增加信仰,也无助于不信仰佛法的人来信仰佛法。同时还会让己经信仰佛法的人的信心减退!因此,释迦牟尼不同意用梵文来解释佛法,同意这几位弟子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解释传播佛法。可见最初释迦族使用的语言(母语),与梵文无关。佛还说:谁用梵语解佛法,谁得吐结罗(受到处罚)!【注释20】


3、于阗国和龟兹国是向中原提供和翻译佛经最多最好之中转地


在西域,于阗国和龟兹应该是为中原提供和翻译佛经最多之地,北路佛法由此传播内地。于阗最早也是奉信小乘佛教,后来改宗大乘佛教。佛教最大的经典八十卷的《华严经》,就是由于阗国的僧人实叉难陀译为汉文的。大量佛典由于阗传播中土,或者在于阗译为汉文。从佛教角度,于阗可谓功德无量。另外,东晋时期,庐山慧远大师的弟子支法领在于阗获旧译《华严经》梵文本。北凉时代,沮渠京声在于阗沙门佛陀斯那处领受《禅法要解》、《禅秘要治病经》,内地僧人昙无谶在于阗得《大般涅槃经》。萧齐时,僧人法献在于阗获《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梁代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于阗沙门求得那跋陀赍来《胜天王般若经》,传向中土。武周天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于阗僧人提云般若在魏国东寺翻译《大乘法界无差别论》及华严、密宗方面的经典。唐德宗贞元时(公元785一804年),于阗沙门尸罗达摩将《十地经》译成汉文。【注释21】

近代,于阗的佛教遗迹及许多珍贵资料也陆续被发掘出土。斯坦因和伯希和曾在敦煌千佛洞发现数部由于阗语写成的佛教经典及文书,其中,佛教经典有《大乘无量寿经》、《金刚般若经》、《金光明经》、《一百五十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等。此处还曾发现用印度俗语写成的古写本,其文字包括月氏时代的梵书、古代的佉卢虱吒文字。在于阗的东北的沙漠中,发现许多寺院堂塔遗址,以及古代的壁画、塑像、铸像、钱货、什器、日常用品等。于阗的佛寺遗址,以拉瓦克寺遗址最为重要,大致推定为公元五世纪的遗址。壁塑有八十余躯立佛像。巨大的塔式建筑物和高大的立佛塑像,显示该寺存在着佛塔崇拜与造像崇拜。【注释22】


4、于阗人可能为夏(嘉、象雄)人留和田地区为中原採玉的羌人部落


于阗国最早出现在汉文献中,见于《史记.大宛传》和《汉书》。司马迁是公元前104年开始写《史记》的,说明于阗国在前104年以前已存在。【注释23】《汉藏史记》载:是释迦牟涅槃后的二百五十年后出现的于阗国。释迦牟尼圆寂大约在公元前486年,减去250年,应是公元前236年。是否于阗国出现的上限是公元前3世纪?我认为这只是真实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是否于阗国是由阿育王的大臣亚迦夏和周王的养子地乳王各率一万印度人和汉人组建起来的?我认为此种可能性极大!达仓宗巴在《汉藏史集》中是用神话传说的方式,记录反眏了历史的真实性。从东周时代的春秋战国,是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此时中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统一战爭。西部羌人随时进入新疆地区,那是当时的常态。

前面我们己经提出蒙古人种是新疆最早的土著居民的可能性,这是有新疆近几十年考古发掘证据支持的一种学术观点。顾吉刚先生在《从古藉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一一西羌》一文中指出:中国西部的羌人有十几分支,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进入新疆的天山南北的。【注释24】我个人认为顾先生这一判断时代太睌。肯定有羌部是在公元前八世纪进入天山南北的,但中国的羌人是新疆最早的土著居民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注释25】


5、六千多年前一部分炎黄羌人东进统一中原另一部分炎黄族(轩辕氏)西进西藏新疆创造华夏历史


我们以为约在五、六千多年前,大禹所在的羌部从今天横断山脉的甘孜阿坝出发,北上西北陕西甘肃银川,进而统一全中国。这里20世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从江西转战到此,沿大禹的路线北上陕北,统一了全中国。但宋代的党项羌,从甘孜州北上银川,建立西夏国,试图统一全中国却失败了。中国的战争,首先是国内内部的统一战爭(例如唐与吐蕃的战爭就是中国的国内战爭),然后才是对外部的反对侵略的战争。我们认为:至少是在五千年至八千年(甚至是更早得多的时代),黄帝炎帝为首的羌人分两部分从横断山和陕西出发,一部分黄帝族在大禹的率领下,东进统一中国。另一部分黄帝族(轩辕氏)西进西藏(整个青藏高原)和新疆(西域)。【注释26】一位藏族学者指出:据本教经籍记载,象雄(嘉、夏)的一部分东迁至中原,就成了汉人。这在藏文献中是有明确记载的。至于羌人东进西出的历史进程,可能要比真实的历史记载要早得多,可能数万年前就己经开始,只是没有进入历史文献之记录而已。

那么,于阗地区的汉人是何时进入新疆的?分析有以下几种可能性:1、按照《汉藏史集》的说法,是公元前四世纪周王的养子地乳王从中土率领的一万汉人进入新疆和田的人群;2、按照顾吉刚先生的说法,可能是公元前八世纪进入新疆天山南北的古羌之后裔(顾先生此言是在《尚书》中有依据的);3、我认为,也有可能是更早的时代,藏文献中的象雄(古轩辕氏)羌部留在新疆和田地区的遗国。


6、研究上古史需要原始宗教比较学和原始宗教思想史的基础训练和素养


研究中国上古史,一定要有原始宗教比较学和原始宗教思想史的基本训练,最好还要有长期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实地考察经验。这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需要高智商。不能只读过一点古书就来做研究,其发表的论文惨不忍睹,质量太差。

这里涉及《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和《穆天子传》等中国古籍能不能用的原则性问题。依靠那些受西学训练,只相信中国汉代以后文献才可靠的学者,来做中国上古史研究,只能是缘木求鱼。中国人到了需要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时候了。

我以为,于阗汉人的来历,上述3种可能性都存在。但第3种可能性更大些(第2种与第3种也并不矛盾,只是第3种时代跨度更大)。藏族本教文献中记载:象雄王李(黎)迷嘉,也有文献记为“李迷夏”或“李嘉夏”。这样我们对照《汉藏史集》记载的阿育王派往于阗国的大臣叫“亚嘉夏”,【注释27】。这里面是否有玄机和特殊的联系呢?在藏语中“嘉”或“迦”,就是“夏”,即是指汉人,也是指象雄。象雄和夏是同一种人(同一民族)。这与上古汉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基本可以肯定在源自藏南谷地、尼泊尔和印度之间的释迦族,是华夏西羌之属。释迦牟尼的思想与黄老、庄子的哲学思想应是同源的。当然释迦牟尼的和平主义思想是非常伟大。“释迦”一词用藏缅语解,可能有“树立宏扬夏人”之涵意。【注释28】因此。本文最大的发现在:代表所谓“印度”方的释迦各族僧团,应该是用藏缅语与于阗汉人的汉语在交流,并将梵文版的佛经译成汉文,传向中土。这就能科学地解释《汉藏史集》中称于阗语即能通“印度”语,又能通汉语的问题。感谢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先生保存了如此珍贵的史料,让我们解开如此众多的历史文化之迷。


7、阿育王派往于阗的大臣名叫亚迦夏透露其可能是夏部落的蒙古人种,同时透露印度摩揭陀孔雀王朝中有大量蒙古人种任职


鉴于阿育王派往于阗国的大臣叫亚迦夏。因此,我们推断于阗人与象雄可能存在某种渊源关系。又鉴于《汉藏史集》中有汉地之王统、木雅之王统、吐蕃之王统,却没有象雄之王统。让我们感到迷惑。 是象雄向吐蕃传播了本教、天文历法、医学、文字和冶炼术等。笔者在《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一一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汉人的穆氏与藏人的穆氏是同一种人。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中记载了西藏远古氏族“恰”和“穆”的联姻通婚情况。吐蕃雅砻部落的名号是“恰”;象雄的名号是“穆”。西羌中的这两个部落是藏族的主要组成成分。也是西羌中这两个主要部族的通婚联姻,构成了周王室“左昭右穆”的宗庙制度。“恰穆”就是“昭穆”,藏汉民族自古是同宗同源的紧密关系【释注29】:见《龙西江藏学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0页)。

因此,从藏族本教文献上看,象雄王的冬宫在新疆和田地区的于阗一带。本教文献中狭义的“黎域”是指和田地区的于阗一带,因而象雄和于阗国可能存在某种渊源关系。再者,我以为于阗国的汉人,也可能是夏周王朝在上古时期留在新疆和田地区为王室挖和田玉的羌人部落。如果这种可能成立,于阗人与象雄肯定有渊源。只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彼此相忘了。唐前期吐蕃灭象雄前,象雄王的冬宫在和田地区。我推测,此象雄王的冬宫可能在和田地区南部靠近昆仑山区,距于阗国不远。

一些认为《穆天子传》等文献不能用的学者的主要理由:是西王母国在那里?因为没有西王母国,所以《穆天子传》是伪造的。请见《汉书》“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于阗之西,水皆西流"。又见《魏书》:“于阗国,在且未西北,葱岭之北二百余里。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国二千里,去朱俱婆千里…”。【注释30】这个女国就是藏文献中青藏高原上今日喀则和阿里之间的西女国,是拉萨的苏毗女国和阿里象雄的母国和属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西王母国。在上古藏汉民族是一体的。这些学者对中国古史文献一点都不熟,,怎么能做研究?


8、周本羌人窜西羌群中八百年


周人在夏被商灭后,避祸西窜西羌群中八百年。周本羌人,是回到祖居地与羌人亲戚们厮混。【注释31】 后来周人东归陕西周原地区农耕,并强盛起来。周在上古相当长时期里,是西羌的首领。周的强大与西羌人群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除了周本部的军队主力外,主要依靠的是其亲戚西羌人的西土八国之武力。西土八国是:庸、蜀、羌、微、卢、彭、髳、濮。藏族的先民吐蕃和象雄的军队都在西土八国中,参加了周灭商的战争。因此公元前九世纪,周王做了天子后,周穆王西巡,去拜见西王母和各部落羌人亲戚。有什么不可信的?


二、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间的大夏(鄄韩氏)国(巴克特里亚)最早居民应为华夏(古象雄)古轩辕国之居民


1、大夏国最早居民应是黄种人不是操印欧语言的吐火罗人


查百度百科关于大夏国词条:“ 大夏(T0khgra,T0chari):中亚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古国名。其居民可能是印欧人种的东支一一塞人(又称斯基泰人)的一支,即古希腊文献所见T0chari。【注释32】公元前140年:左右,包括T0chari在内的赛种人诸部自锡尔河南下,灭了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国史籍将主要由塞种人诸部控制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称为大夏。大夏应为T0chari的汉译。”分析查阅中国的上古经籍文献,我们认为百度百科这一段叙述(反映这一研究领域当前学者普遍的观点)有两个错误:1、大夏(巴克特里亚)的最早居民不是操印欧语系的塞人,而是操汉藏语系的夏(古轩辕国人或古象雄)人。是后来才被塞人化了。2、大夏不是T0chari的汉译。大夏(巴克特里亚)是这块地方最早的地名,最早居住的是华夏轩辕氏人。所以,称为大夏。后来希腊人来了这里才被称为“巴克特里亚”。T0chari是译自大夏这一汉语词根,而不是相反。这一切都给搞颠倒了。

《史记.大宛列传》:“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西有身毒国。”【注释33】《史记》载:大夏都蓝市城(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居民一百多万,以务农为主,善于经商,兵力薄弱。约前139一前129年,依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西迁,大夏遂臣服于大月氏。汉张骞于前128年左右抵此时,月氏臣畜大夏。后大月氏越过妫水(今阿姆河)南下,占领蓝市城丫,大夏退至妫水(今中亚阿姆河流域)上游之南。而且,此地公元前522一公元前486年古波斯大流士大帝曾占据此地,碑铭作巴克特拉。公元前329年,希腊一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占领此城。公元前250年,狄奥多德定都巴克特里亞(大夏)王国。以此城富庶,被称“城市之母”。此地是东西方各种势力反复入侵占领之地。


2、大夏(古轩辕之国)的南方就是西王母之邦的乌仗那


我们认为:至少是在五千至一万六千多年以前,华夏的轩辕氏(古象雄)早已经到达此地。并以其族名国名命名了此地,所以称“大夏”。而其南边是乌仗那(今迦毕试)的“西王母之邦”。此处位印度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的哈拉帕遗址亦在此处。


3、两处积石山的考证:青海果洛的阿尼玛卿山和祁连山脉的拉脊山


在这一研究方向,郭元兴先生首先解决了《山海经.西山经》的错简问题。郭先生指出:“ 我们发现,《西次三经》的23山应分为二经,即西三(1一12)力一经,西三(13一23)为一经。由于刘歆(约前50一后30)的误编,使昆仑之丘及西王母等西荒之地移在积石山以东,因此自东汉以来史地学者大多在金城、临羌(兰州一西宁)一带领域寻找昆仑及西王母的位置,而在东汉以前的古人却是没有这种误会的。”【注释34】积石山即青海省果洛州的阿尼玛卿山(母亲之山)。周绍良先生在评价郭元兴先生这一成就时指出:“郭元兴同志的《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文章首先解决了历代从未引起注意的《山海经.西次三经》的错简问题,然后利用中国古籍、印度古籍、佛教典籍及西方古地志,从语言学及地区,方位等角度对《山海经》所载的西荒地理作了详尽的考证,指出,《山海经》的记载竟然与今天西藏、印度、中亚等地区的山水实貌丝丝相扣,这是十分感兴趣的成果,相信必定会引起研究《山海经》及古代地理、历史的诸位学者的重视。”【注释35】。周绍良先生对这一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关于《穆天子传》能不能用的问题,郭先生在:“四、穆天子传之证据”一章中指出:“《穆天子传》于晋太康二年自汲郡出土后千百年来多以其为小说家言或伪作,晚近中外学者大多趋向认定其为实录,进行考释者多家。诚如岑仲勉先生所说:疑《穆传》为伪作者不少其人,……,无非全凭臆想而不接合实际所致,试问有日期、方向、地名、里距以及语言、部落、物产种种交织的事实,岂易作伪?即作之亦必罅漏百出也。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1959)。岑先生这个精卓之见当然也适用于《山海经》【注释36】。郭元兴先生还指出:《穆传》和《山海经》自无互助因袭剽借之可能。


4、从政治军事角度考虑周与亲戚西羌群的真实隐密关系周王室不愿外泄


我认为,《穆传》作为周王室的内部绝密档案记录,周人不对外公布,是有政治军事上的考虑和原因的。周王室做了天子,建立了一系列尊王的儒家礼仪制度和分封制度。周王室的主要精力,用于治理经营富庶的中部东部地区(东夷)和富裕的南部地区(南蛮)。这样才可以让周王室获得大量的粮食、各种物质和金钱。而西部羌人亲戚那里地方荒凉贫瘠,牧区经济上不可能对周王有什么大的帮助。况且,西部羌人亲戚还处部落制度,对亲戚周王当了富人当了官,又讲天子威仪又摆谱,对周礼很不适应。时间长了难免产生矛盾和隔阂。从政治军事的考虑,当年周灭商时,商纣王率领商的主力在东夷地区镇压叛乱,东夷的军队是很强大的。周人是乘商朝在西方军事防务的空虚,突然率西土八国羌人的军队,偷袭商朝成功,推翻了商朝。前车之鉴,周人不愿意让东部和南部的人知道西部羌人的内部情况(部落分布、地理位置、物产文化等),怕东部南部的人与西方羌人联合起来谋反,抄了周人的后路。周人的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周王坐天下后的一百多年,周王室在西羌中最亲的亲戚犬戎,就同周王打了起来。当时的犬戎王还是周王的老丈人。这样周人的后方西羌,某种程度变成了前线。由于周王与亲戚犬戎的矛盾,导致后来周平王东迁。

下面我们用本教经籍文献资料、《穆传》和《山海经》对勘,复原出三千年前沿巨大的昆仑山脉南北两侧,周王室的亲戚羌人部落大致的分布情况。羌人的部落上万年前早己越过葱岭,到达中亚南亚诸地。【注释37】


5、周穆王自洛阳出雁门关宴会犬戎王河套河宗氏䣙国祭神河神西征


根据郭璞等对《穆天子传》的考证,周穆王是在公元前九世纪某年的3月从洛邑(今洛阳)出发,北渡黄河和漳水。漳水在今河北省邯郸市【注释38】。从邯郸到石家庄的井陉山,再到山西省雁门关与犬戎王宴会(当时犬戎在山西)。然后从雁门关西征。周穆王率六师,在黄河河套地区的东岸,祭祀了黄河河神。然后又在黄河西岸河宗氏的䣙国,再次祭祀黄河河神和山神。河宗氏䣙人是夏朝的大臣,控制着黄河上游地区,主管天子祭祀黄河的职事。看来周王室是承认䣙国继续这一职守的。周穆王在河宗氏的帮助下,祭奠了黄河,并以黄河河神授权的名义,向昆仑山黄帝之宫出发,向西方巡视,并去拜祭祖先【注释39】。周穆王从河套地区的黄河西岸笃行55日到达古昆仑山。这个古昆仑山在那里?这里涉及两处积石山。河套之西就是纵横千里的河西走廊。这里有三座大山:贺兰山、祁连山和巴颜喀拉山。贺兰山不是昆仑山,祁连山谭其骧先生等学者认为是昆仑山,但是这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山海经》记载:“河出昆仑”,而祁连山附近没有黄河。此说不能成立。从古至今,有许多学者认为,青藏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为古昆仑山。包括近期进行考证的《银雾影社》的白洁女士也持此说。我以为,此说比较接近事实,可能能够成立。

关于两处积石山。郭元兴先生校正了《山海经.西山经》的错简,指出:积石山在昆仑山的东面【注释40】。《山海经》中的积石山不是《穆天子传》中的积石山。《山海经.西山经》中的积石山,就是《尚书.禹贡》中大禹治水的积石山。位于甘肃与青海果洛州之间,即藏语阿尼玛卿山(母亲之山)。而《穆天子传》中的积石山,白洁女士指出:是祁连山脉的拉脊山。此处位于青海省湟水与黄河干流间,其地理位置应是适宜的。


6、两处昆仑:青海藏区的巴颜喀拉山或昆仑之丘和黄帝之宫;西藏岗底斯为昆仑


在巴颜喀拉山上,“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丰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囗昆仑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注释41】在昆仑之丘,周穆王瞻仰了黄帝之宫,亲手为黄帝陵封了土。青海省的藏族同胞称巴颜喀拉山为“祖先之山”。因为,历史上藏汉民族同宗同源,这是巴颜喀拉山是昆仑之丘的一个佐证。有学者认为,周穆王下了巴颜喀拉山后,率六师通过柴达木盆地向西北方向去了。有一些学者考证《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越过此柴达木盆地,沿此路线,很近的距离,就到了新疆的阿尔金山和罗布泊。三千年前,这些地方气候温暖,水源丰沛,植物茂盛,动物繁多,物产富饶。此时,柴达木盆地和罗布泊都是大湖泊,是一片汪洋泽国。

这里对《穆天子传》、《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外西经》和《大荒西经》的考证,尤其是郭元兴先生对《山海经•西次三经》和《穆天子传》,的考证和里程计算:“由此可知穆王自积石山至昆仑之丘用时56日(戌寅一一辛酉),自昆仑之丘至西王母之邦用时60日(甲子一一癸亥),两段时间大略相当。又据(穆传)卷四末所载里程,自阳纡西(积石山)以至昆仑之丘凡行4700里。现在我们再看《山海经•西次三经》,(1)‘积石一翼望’段为2130里,(2)‘崇吾一昆仑之丘’为2410里,两者合计4540里,与《穆传》的4700里可以说非常接近了。以上《穆天子传》的资料也证明我们发现西次三经的错编和所作的改正是正确的”【注释42】。


7、《山海经•西次三经》中33座山脉大多在今西藏境内


郭元兴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又‘崇吾之山一轩辕之丘’段山路崎岖和‘积石一翼望’段沙漠居多和一马平川不同,我们还是采用平均数好些,即(170+320)/2=250里为1度。这一段凡4210里,相当于4200/250=17度的东径距离,即轩辕之丘应在东经72度(89一17=72)左右。”“又崇吾之山约在翼望之山南1100里(见上文),以170里1度计约合6度。翼望之山的位置不出北纬36度一40度间的东经89度线左右,故崇吾之山的位置南移6度求之,即在北纬30度一36度之间,这就深入到西藏内部的念青唐古拉山一带了。这当然还是个估测,也可能虽不中不远。”“至于昆仑之丘的位置,因‘崇吾一昆仑’段虽然为2410里,但其中1510里为45度的倾斜走向,故应折算为1060+900=1960,这和后一段(昆仑一轩辕)的1800里接近,故昆仑之丘应在适中位置,即东经81度附近。总之,这‘崇吾之山一昆仑之丘’一线大部分在今西藏境内,只尾部延伸到今中亚瓦罕以南一带。这个结论的后半是由比较印度、释典和西方的古地志得出的。”【注释43】。

从上可以看出,郭先生是依据巜山海经•西次三经》的山势走向、里距和方位,得出西次三经的33座山脉,大多在今西藏境内的正确结论。


8、从本教寺院得知念青唐古拉山脉一线山神为羊身人面,与《山海经西次三经》记载完全相符


又“凡西㳄三经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稷米。”【注释44】。这表明此二十三山的山神形状皆羊身人面。多识教授指出:念青唐古拉山的“念”,就是“年”神,或称“娘”氏,就是指盘羊。盘羊是整个西羌的的总图腾。有藏学家在念青唐古拉山附近的本教寺庙中调查得知:念青唐古拉山附近的大山山神形象,都是羊身人面。这证明《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关于这一带山神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


9、康缠•卓美泽仁正刚教授指出:本教道教同源。拉萨苏毗女国“农”氏就是甘肃省简称“陇”的来源,上古其民一半为拉萨藏人一半成甘肃汉人


又唐代拉萨的苏毗女国,是从青海湖和玉树方向迁到拉萨的。苏毗女国三大姓:卫氏、娘氏、农氏,这第二大姓娘氏,就是盘羊。是羌人的总图腾。同时,多识教授还指出:娘(或称年)氏,在藏语和本教中还有“炎热”、“暴戾”和“瘟疫”之意。也就是指炎帝的意思。中华炎黄子孙的炎,就来自此处。【注释45】藏族学者康缠•卓美泽仁正刚教授在其论文《本巫同源考》中指出:藏族的本教和汉族道教是同源关系。昆仑山应是甘肃省的陇山【注释46】。有本教文献记载:苏毗三大姓的卫氏和农氏,是从汉藏交界的甘肃省的天水,经玉树果洛迁徒到拉萨去的。还个“农”就是“陇”,就是甘肃者的简称。陇是西羌的一个部落,是夏(嘉、象雄)的一部分。【注释47】夏人上古时在青海西宁、甘肃和陕西集结成第二块夏的政权时,陇是其组成部分。陇后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随夏本部东征,到了中原成了汉族,一部分留在甘肃陇山一带(部落名也是地名山名),成了汉族,一部分跟象雄(夏)西进到了拉萨,成了藏族。昆仑这一地名,也被东征的夏人带到了山东,当成了泰山。又被西进的夏(嘉、象雄)带到了西藏和新疆了。这样昆仑山就横贯整个中国。【注释48】

论证到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载的一系列山脉,从西藏念青唐古拉山延伸到中亚瓦罕走廊以南地区了。一条按《穆天子传》载的路线,经柴达木盆地、罗布泊去了和田地区,再到帕米尔高原瓦罕走廊。这两条线即互相有重迭,又互相映证,又全然不同。因为,一个是地理山系的记载;一个是穆王西征的路线。【注释49】


10、周天子越柴达木过罗布泊见赤乌氏部落封长肱氏进入和田地区


下面叙述,周穆王穿越柴达木盆地,到达罗布泊附近的阿尔金山。《银雾影社》的白洁女士认为,阿尔金山就是《穆传》上记载的舂山。至少这是一种可以供参考的考证。穆天子在舂山上居住了5天,然后继续西行。行走了两天后,到达居住在和田地区的赤乌部落。赤乌与周王室同宗。《穆传》载:“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长季卓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赤乌氏向周天子敬献了酒肉和大量牛羊马匹,“赤乌之人囗其献酒千斛于天子,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穄、麦百载。天子使祭父受之。”《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谷,稷之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此赤国,应是赤乌氏。【注释50】

后天子北征,济于洋水,入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后“壬午,天子北征,东还。甲申,至于黑水,西膜之所鸿鹭。”“西膜”一词,郭璞不懂,认为是沙漠之意。实际上,“西膜”一词在藏语安多方言中,就是指“西王母”。显然藏语是正确的。“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鸿鹭之上,以为周室主。是曰留国之邦。”在这里,穆王册封了长肱氏。【注释51】


11、周天子和田地区群玉之山见容成氏、取玉三乘,载玉万只


“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有学者考证是和田地区古代的一条河)。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曰:‘群玉田山,囗知,阿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之所谓策府。寡草木而无鸟兽。”郭璞曰:策府乃帝王藏书的地方。此处应是周王室宝藏书籍和档案的地方。推测是竹简还是什么?此处寡草木无鸟兽,应该气候干燥,便于保存竹简。容成氏为周王室守卫此群玉之山。此处产美玉。周穆王在此“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注释52】四天后,周穆王再北征,潜时部落在羽林地方接待宴请周天子,并派人为周天子制作玉器。看来这些部落,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的可能性极大。和田玉是天下著名的。


12、玉石之路远远早于丝绸之路数千年,同样穿起昆仑山脉


青海省作家龙仁青《昆仑山:隆起在多元文化地带的中国脊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前世》一文讲:“从青海到新疆的昆仑山系之中,产出着大量光泽细腻的玉石。一条条蜿蜓的小道,在昆仑山间不断地环绕,最终指向了早期文明的繁盛之地。古代先民从新疆和田及青海玉珠峰一帯采挖、捡拾、购买玉石,再将所得王石向东经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山西,运入河南,抵达中华早期文明的腹心之地;也有部分向南入古象雄和吐蕃,向西经今乌兹别克斯坦,至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各国。这些先民们运输玉石的、密如蛛网的道路,就成了后人所称的玉石之路。文献研究及考古证明,玉石之路远远早于同样穿越了昆仑山的丝绸之路。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玉石之路,它由近及远地不断延伸,才有了丝绸之路。有关专家通过对河南殷墟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器等的分析,认为玉石之路比丝绸之路早了几千年。而在《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巡的线路也正是这条玉石之路上。昆仑山麓,道路纵横,古代先民赶着马牛在这里行走,踩踏出的远不止丝绸之路”【注释53】。

因此,笔者认为:新疆和田地区于阗国最早的汉人,是夏代以前就留和田地区边农耕放牧,边开採玉石的西羌人群,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穆传》的剞闾氏即为克什米尔上象雄的勃律为夏周之属国


1、周天子葱岭上见勃律(剞闾氏)之兄弟国


《穆传》又载:“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闾氏。天子乃命剞闾氏供食六师之人,于铁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铁山,祀于郊门。乃彻祭器于剞闾之人。温归乃膜拜而受。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注释54】根据郭元兴先生的考证:剞闾氏在唐代还存在,应是唐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勃律国。我认为郭先生这一考证结论是真实,能够成立。勃律是象雄王国的一部分,甚致是象雄的一主体。【注释55】吐蕃灭象雄后,暂时保留了象雄的名号,亦保留了其下属的大小勃律的名号。吐蕃利用卫氏,在拉萨近郊的本教火祭会上突然袭杀了象雄王李迷嘉后,吐蕃又利用拉萨苏毗女国王族卫氏(象雄王和苏毗女王为同一王族)用其兵符,将镇守在西方阿里的三十万象雄骑兵,调往东部攻打唐的云南、青海和四川松茂等地。随后吐蕃又灭掉了大勃律,小勃律保存了较长时期。历史上小勃律的地理位置,在今巴控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应该说勃律就是象雄,又称羊同或金氏国。【注释56】此处剞闾氏(勃律)地方的铁山,应该是克什米尔地区西部,从瓦罕走廊边上通往南亚的重要交通关隘。这处铁山关隘在后来的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看来此铁山公元前九世纪已进入了《穆传》的记载,周穆王还对铁山举行祭祀,并将祭器赠送给剞闾(勃律)的首领温归。随后,周穆王西征。


2、吐蕃令苏毗卫氏用兵符调阿里象雄三十万骑兵东征,葱岭失守


从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七四七年,唐高仙芝征小勃律,己经过去一千六百多年。勃律就是夏(嘉)人 ,也称象雄。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之间上古的大夏国,就是勃律这种夏人组成的。最早是黄种人,不是操印欧语系的白种人。我推测勃律作为象雄的组成部分,最早应该占据着青藏高原阿里、克什米尔、葱岭(帕米尔高原)和新疆和田等大片区域。至少勃律是长期在和田地区的南部昆仑山区和西部的葱岭山区生存,如果是只在新疆北疆和南疆腹地生存,恐怕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散了!正是依据昆仑和葱岭山区,随时可以退向高原据守,勃律(象雄)才能够存在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二十多年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藏学家卡尔就曾向笔者指出:历史上,正是由于藏族的象雄人长期守在阿里克什米尔葱岭的险要地段上,让中亚的伊斯兰进入不了中国。后来我们查阅了许多史料文献,某种程度证实了卡尔的观点。如果不是公元六四五年,吐蕃将象雄三十万骑兵调向东方,伊斯兰教要进入新疆可能要困难得多。事实上,夏(象雄)人在阿里克什米尔葱岭的存在,只阻挡住了操印欧语的白种人上到青藏高原上,而新疆却门户大开,守不住。因此,卡尔先生只说对了一半。

在两汉的汉文献中,没有查有关象雄(夏、嘉)的记录,《史记》和《汉书》的西域列传中似乎没有他们的记录。但春秋战国以前的汉文献《山海经》、《尚书》、《竹书记年》、《穆天子传》里显然是涉及到的。曹魏以后的汉文献记载了象雄绕过青海诸羌,一直努力和中原王朝中央保持紧密联系和朝贡关系(准确的说应该是两汉以来)。但这种隶属关系是经常被战乱阻断,经常被西宁金城附近的诸羌阻断。从阅读大量文献上判断,夏人远在青藏高原和西方的支系象雄、勃律和于阗人是知道他们与中原汉人的同宗同源关系的,反到是中原的中央王朝常常不知晓。应该说是中央有部分史官是知道的,掌权的高官常常不知道。【注释57】


3、考古表明:汉魏时阿里象雄人使用有汉字“王侯羊王”字样的铭文禽兽纹丝绸


2006年,在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本教寺院古如甲木寺的门前,发现一座墓葬。其中出土方形箱式彩绘木棺,随葬品物有汉字“王侯羊王”字样的铬文禽兽纹丝绸及马木器和青铜器等。201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墓地进行了测绘和试掘。过一块带有“王侯”铭文和复杂的鸟兽图案的丝绸,是青藏高原迄今发现的最早丝绸。考古学家判断该丝绸的年代大概应为公元3世纪至5世纪。有学者认为,阿里噶尔县这批文物与新疆塔里木盆地汉晋时期墓葬葬出土文物相似。这个判断基本是可靠的。我们认为,使用这些丝绸、马木器、陶器和青铜器的人群,应该是象雄本部人群。1995年10月,考古学家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一处古墓发掘工作中,发现一块织有天象图案和11个汉隶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织锦。被认为是汉宣帝时期的物品。这种汉代织锦与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本教寺院前的那座古墓出土的那块有汉字“王候羊王”字样的铭文禽兽纹丝绸,可能是同一类汉代物品。结合藏文献记载的象雄王的东宫在新疆和田地区,我们推测,象雄汉魏时期与中原是有某联系的。就我们看到的藏汉文献,象雄历来与中央(中原)的关系好。汉讨南羌,可能是讨羌人的别的支系。我国考古学界的有些同志对中国西藏地区的历史和藏汉文献长期不熟悉,有人竟然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写道阿里地区不产黄金,因此这块金面是从中亚和印度来的。这不闹大笑话了吗?请问阿里那条河流不产金?谁都知道阿里遍地都是金矿,就他考古学家不知道。


4、唐将高仙芝征克什米尔小勃律(剞闾氏),岂知是数千年夏的兄弟国


唐初,小勃律国就唐朝的藩属国,两国关系非常好非常密切。开元初年,小勃律王没谨忙来朝贡唐朝,唐玄宗把他当儿子待,小勃律王也像对待父亲那样待唐玄宗。见《新唐书•吐蕃上》:“始勃律王来朝,父事帝”。唐把小勃律地方设置为绥远军,视为心腹。小勃律地近吐蕃,经常遭到吐蕃攻击。公元722年,吐蕃夺小勃律九座城,没谨忙向唐北庭求救,北庭节度使奉帝令派兵救援,斩吐蕃兵数万,夺回九城。后十几年吐蕃不再入侵勃律。唐玄宗下诏册封没谨忙为小勃律王。至公元740年吐蕃再次入侵勃律,和亲小勃律,小勃律王苏失利娶吐蕃公主。小勃律为吐蕃所控,西域二十多国归附吐蕃。公元747年,唐将行营节度使高先芝率兵攻破吐蕃连云堡,过婆勒川攻占小勃律孽多城,使小勃律等国再归顺大唐。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恒罗斯之战中被大食击败后,小勃律等国又都失去。作为历史学家也是遗憾诸多!看看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都己消散,勃律为夏朝周朝时的剞闾国,又有几人知呢?当唐军攻占勃律都城孽多城时,知不知道勃律是自己夏朝时兄弟国呢?而今天勃律早已消失千年了……。


5、公元前九世纪,周天子到达鄄韩氏之轩辕古国,就是葱岭上的大夏国(吐火罗、巴克特里亚)


随后,周穆王从剞闾氏(勃律)又向西行5日,到达鄄韩氏部落。据郭元兴先生之考证:鄄韩氏就是轩辕之国。鄄(古音“见元”Xiwan)韩(古音“匣元h一(u)an)为轩(古音“晓元”Xiwan,kh(u)an)辕(古音匣元hiwan)之异文殆无可疑。鄄韩氏的地方,就是轩辕之国沃之野。【注释58】。《穆传》卷二曰:“丙午,至于鄄韩氏。爰有乐野温和,穄麦之所茂。犬、马、牛、羊之所昌,珤玉之所(在)。”《穆传》中关于轩辕之国(鄄韩氏)沃之野的记载虽然简赅,其意旨与《山海经•西次三经》中描述的轩辕国沃之野的情况完全一致。所以,周穆王在此地大休三日,举行大朝大享两次盛大典礼。此地正是中外上古文献记载的大夏国(后来称巴克特里亚),即上古华夏民族的古轩辕之国。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其地应在阿姆河(黑水)上游喷赤河源附近,或者即在罕萨邻域。


6、本教文献记载的象雄最西的三个地名,均在葱岭上轩辕国和西王母之邦的地域范围内


最近这些年,随着敦煌资料和藏文本教文献的公布,又例如意大利藏族学者南坎罗布教授和中央民大的才让太教授等对象雄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古代藏汉文献关于古象雄(夏、嘉)的记载,是完全相同契合一致的。这样充足的藏汉史料文献,让我们弄清楚了上古的夏人就是象雄人。根据本教《阎浮洲境释》一书所载:象雄可分里、中、外三部。中部在岗底斯山西一日程之外,这就是《魏书》上所载“南三千里女国”的位置。外部之东北到达上安多,即今青海有海南州和果洛州两个藏族自治州。里部到达岗底斯山西(应为西北)三个月程之外的Par一jig,Bha一da一shan,和Bha一lag一带。此三地现在藏学家尚未能确指。【注释59】

Par一jig有人认为是古波斯。郭元兴先生指出:不可能是波斯。三个月的山地行程最多三五千里,如何能远抵波斯呢?郭先生认为:Par一jig在 Bha一da一shan附近,Bha一da一shan即阿富汗的巴达克山。即是《大荒西经》中的白氏国的Bhadag一Shan,即今日之Ba一dakhshan。也是《魏书》上之跋底延或弗敌沙,《西域记》之钵铎创那国。《海外西经》曰:“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 《淮南子•地形训》说:“后稷垄在建木西”,又说“建木在都广”。《海内南经》曰:“建木在猰㺄西弱水上”,则在娑夷水(Gilgit勃律)上游处,又云“氐人国在建木西”。这氐人国和氏人国应是《海外西经》“白氏之国”及《大荒西经》“白氏之国”之讹误。这建木、都广、氐人国、白氏之国都是在剞闾(勃律)国和古轩辕(鄄韩氏)国境内或附近地区。大约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交接之地。【注释60】

而Bha一lag显然是梵语ValhiKa,ValhaKa(BalKh)的音变,即通称之Balkh或Bactria,古大夏国之都城。《北史》作薄罗,《西域记》作缚喝。

玄奘自巴达克山行千余里而到达达摩悉铁帝(今瓦罕),南越山至商弥国,商弥之东即钵露罗(Bolor,Baltistan)。【注释61】


四、位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间的乌仗那即《山海经》、《穆传》中的西王母之邦


1、佛典中的北俱卢洲就是巴基斯坦阿富汗间的大夏国之古轩辕国


又《穆天子传》卷三:“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壁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口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口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注释62】根据我的考征:此西王母之邦应在乌仗那地。在大夏国(吐火罗、巴克特里亚)的西南边上,其南部应在今巴基斯坦境内。这里也是佛典中的北俱卢洲和汉文献的古轩辕之国沃之野(古象雄)的所在之地。西王母国(女子国)是轩辕国或称大夏国(古象雄)的母国,两者关系非常紧密,有浓厚的亲情。

郭元兴先生指出:北俱卢洲(Uttarakuru)与轩辕之国(大夏国)完全可以视为同一区域。《山海经•海外西经》将轩辕之国列在女子国(西王母)的北面,是正确的。《海外西经》又曰:“其不寿者八百岁”。说此地为诸沃之野,“鸾鸟自歌,凤凰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百兽相与群居”。《大荒西经》名之为“沃之国”、“沃之野”,并做了更多描述。《吕览•本味篇》曰:“流沙之西,月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这个“沃之野”就是梵文Uddiyana,就是法显、宋云和玄奘西域记中的乌萇、乌场、乌仗那国。宋云行记对这一地区的描述几乎与《山海经》一样:“土地和暧,民物殷阜,匹临淄之神州;原田朊朊,等咸阳之上土”。“土地肥美,人物丰饶,五谷尽登,百果繁熟”。“土饶异花,冬夏相接,高山笼岚,危岫入云,嘉木灵芝,从生其上。林泉婉丽,花采曜目,山谷和暖,草木冬青。鸟呜春树,蝶舞花丛”。玄奘《西域传》说其地“林树翁郁,花果茂盛,寒暑和畅,风雨顺序”。并说乌仗那,“唐言苑,昔轮王之苑囿也”。是美妙居处。

前面我们看到有学者把昆仑之丘黄帝之宫,定在了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而郭元兴先生是把其定位在西藏西部的岗底斯山。我以为,这两个定位法和观点都是正确的。因为西羌的黄帝部落在漫长的上万(甚至数万)年的时间段里,分很多波(批)次从不同路线向西方迁徙。有些黄帝部落从陕西甘肃青海、从柴达木盆地到新疆和田地区,再登上帕米尔高原。有些黄帝部落从陕西青海西藏的阿里地区登上帕米尔高原,在上万年前就控制了这块南亚、中亚和东亚的交通要道。有西方文献表明,有女子国及相关的羌人部落也深入到了中亚腹地,最后消失在了异域。【注释63】见【正义】曰:“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长老传闻而未曾见。后汉书云:大秦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处,几于日所入也”。是误载?还是怎么的?己不可考。


2、昆仑之丘、阿耨达山、计罗娑山和岗底斯山的认同


郭元兴先生又指出:“如果我们不囿于《山海经》是神话书的成见,如果我们解除了对佛教经籍文献记载的偏见,如果我们扩大一下我们的视野注意一下西藏、印度和西方的古代和史料,则我们对昆仑之丘、阿耨达山(Anauatapta)、计罗娑山(Kaiiasa)和岗底斯山(Gan一ti一se)的认同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这是因为,这种同一性早就有汉末的成光子(公元205年),初唐的王玄策(公元643年、647年、659年、663年),晚唐的刘元鼎(公元822年)和清朝派赴西藏勘绘地图的官员的实地考察所证实。奇怪的是,太史公因听了未致其地的张骞的话而起疑,而后世的人对这么多次官方使者亲历其地的考察结果却不能起信,真令人不可理解!”【注释64】。

关于昆仑的位置,自东汉以后对于佛教徒来说已经肯定地解决了的。这不仅因为大乘经典大多编辑写定和保藏于中亞的雪山和印度河谷一带,而且由于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秦州刺史遣成光子访印“从鸟鼠山度铁桥而入”(即入印之吐蕃道)进行过实地勘察。初唐文成公主下嫁后,唐朝使节(王玄策等)和大量僧徒都经过吐蕃道往来受到文成公主的礼待。据唐道宣统计,自张骞西使至玄奘东返可考者二十多人,留有记传者八家(释道宜:《释迦方志》)其间还有大量自罽宾等地东来译经的高僧。他们的口述和笔录当然都确凿可信。故晋释道安(公元312一385年)的《西域记》曰:“阿耨达大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水经注》卷一引)。【注释65】。唐释道宣(公元596一667年)的《释迦方志》也说:“《水经注》云:‘无热丘者即昆仑山’。又《扶南传》云:“阿耨达山即昆仑山”。并且释道宣勘定这个昆仑山的位置“在香山南大雪山北,南当印度洲尖,北当葱岭龙池迤北千泉,东南为屈露多,西南为罽宾国(指Kasmira),北去钵露罗(大勃律,今Baltistan)减千里(不足千里)。所述方位虽不太精确,然其山为西藏本教及佛教史籍中所述与印度文献中Kailasa山相当的冈底斯山则无疑。道宣的著作明显可以看出其多处取材于王玄策的《中天竺行记》和《中天竺国图》(如上引的阿耨达山方位)。【注释66】

郭元兴先生指出:“道传和道宣是中国佛教史上两位最渊博的大师,闻见之广大大超过前汉的太史公和光禄大夫,这两位佛教学者的意见理应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但是佛教典籍的史地资料历元来没有受到史地学者应有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偏见,另一方面也由于理解的参商。在一般人看来,什么阿耨达山无热恼池还不是和昆仑山西王母同样渺茫,同样难以置信。因此,唐刘元鼎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使吐蕃时记述大羊同国的闷摩黎山即‘古所谓昆仑者也’这一实勘资料学者也都熟视无睹,弃置不道了。【注释67】


3、炎黄西羌部落西进,将陕甘肃青海云南的许多地名河水名通过青藏高原带到葱岭和西北印度河流域


我们仔细研读这一领域的史料可以发现:在炎黄的西羌部落从青藏高原东部的周边地区穿越新疆西藏,到达西部的帕米尔高原,西羌部落也把其在东部的地名、河流名和部落名称带到了西部帕米尔高原等地域。例如,唐代小勃律地区的连云堡,东部的甘肃泾川县西历史上就称连云堡。唐蕃第一要塞青海西宁,也曾称为连云堡。又例如关于月山,印度史诗认为月山在北方大雪山(Hindu  kush)中。而青海也有日月山。《大荒西经》在轩辕之国及西海陼后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所以此山应在轩辕国的邻域或西海陼旁。西海渚中之神名弇兹(奄兹),与梵语之Asta(西方日月落处之山)音义俱相当。郭元兴先生认为,后代人将此处葱岭上的日月山附会为青海日月山,是谬误。我认为不是。是西羌中的古轩辕之国,把青海日月山的山名随轩辕部落西迁,带到葱岭上去了。这种情况历史上很多。又例如弱水,四川藏区的雅砻江历史上就被称为弱水。黄帝的后代昌意,就是降居弱水。这个弱水名称,也随着轩辕部落西迁带到帕米尔高原上了。又从公元747年高仙芝西征小勃律得知弱水这一名称,《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年:“娑夷水,即弱水也(注小勃律王居孽多城(Gilgit),临娑夷水(今瓦罕河),其水不能胜草芥”。【注释68】郭先生指出:唐史译为娑夷水而又认同为弱水,可云精当。这个名称数千年不变,真是考古的幸事。笔者认为,这是轩辕氏西进的必然结果。可以说轩辕氏部落是帕米尔高原和印度河上游最早的人类居民。这些都是炎黄子孫发展开拓人类文明署光的区域。

在葱岭小勃律(剞闾氏)境内的诸多地名:播密川、特勒满川、娑勒川、孽多城和苴咩城,在青藏高原东部许多地方都此相似或一样的地名。例如在云南纳西族地区就有勃弄川、勃律和苴咩城等地名。纳西族在上古就是象雄最重要的一支,有此地名不足为奇。也应该是炎帝黄帝族西进西迁之结果。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意大利人类学家图齐在尼泊尔考察发现大量史料,证明尼泊尔以北有SuvarnagoTra(金氏)Strirajya(女王国)Shan一Shun(羊同、象雄),Suvarnabhumumi(金地),Cinabhumi(支那地)等异名。(见Tucci,Prelimiuary Report of Two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Nepa1,pp•92一105)【注释69】。藏语安多方言称西王母是西膜,是奶奶和祖母的意思;而藏语康方言和卫藏方言称西王母就是金母。因此,金氏和金地就是指西王母之地。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早就指出:释迦族是支那人中的一支。【注释70】《罗摩衍那》的这一记载是可靠的。


五、发现:《山海经》《穆传》记载的古轩辕国(大夏)西王母之邦(乌仗那)剞闾氏(小勃律)、本教文献记载的象雄最西部的三个地名和唐玄奘记录的四个嘉迦人为国王的梵衍那国乌仗那四摩咀罗国商弥国地理位置完全重合。说明象雄就是夏人,释迦族就是华夏人。


当叙述至此,就将揭示出本文最大的学术发现和突破:前面我们讲到1、《穆传》中的剞闾氏,就是唐代克什米尔地区及阿姆河(黑水)上游喷赤河源附近一线区域的小勃律,包括今之吉尔吉特。2、《穆传》中的鄄韩氏是,就是《山海经•西次三经》中的轩辕之国沃之野,也是《大荒西经》中的大夏国(巴克特里亚、吐火罗)。位于中亚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大概在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地区。公元前九世纪,周穆王在此举行大朝和大享两次盛大典礼。3、乌仗那,此地即是《山海经•西次三经》中的西王母之邦。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在大夏(轩辕之国)的西南方。郭先生指出:此西王母之邦,只可能是在乌苌(Uddiyana)之西迦毕试(Kapisi)境内。4、再往西往南,还有轩辕之丘和王母之山等地。就不再具体考证了。附近还有健陀罗、罽宾和商弥国等关联之国。

当我们把上述几个重要地名搞清楚,我们再来看:公元前六世纪,太阳王族侨萨罗国的琉璃王灭释迦族时,后残存的释迦族四散,少数逃向东方,多数逃向北方和西北方。多数逃生的释迦族不去东方,估计是不愿把灭顶之灾引向自己的母邦阿湿波(阿萨姆)的亲戚,怕琉璃王会追杀过来,连累了亲戚部落。因此,大多释迦人逃往北方大雪山(喜玛拉雅山)的山麓和西北方向的大雪山中。这是琉璃王追杀不到的高山谷地。同时,这些地方估计应该有亲戚,能够收留帮助他们落脚生存。在佛教文献有明确记载,残余的释迦族逃向大雪山山谷藏匿。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载:谓迦毗罗卫以外释族,凡四国:一、梵衍那国,在雪山中,即今兴都库什山脉之西部(今阿富汗巴米扬一带)。二、四摩咀罗(雪山下)国,在巴达克山南。三、商弥国,在葱岭西南境,约在今巴基斯坦之契特拉地方,即白夏瓦之北、兴都库什山之南。四、乌仗那国,在今印度西北边省(应是今巴基斯坦)之北部,其故都直逼葱岭下。此四国悉非雅利安人也。唐玄奘是公元六世纪的人,此时距释迦牟尼涅槃(公元前六世纪),已经一千年了。查阅《大唐西域记》此四国的王族是释迦族,其国民不一定是释迦族人,但有可能是释迦族的亲戚部落。《西域记》第396页载:四摩咀罗国,国王是释迦种人,曾收伏过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度。由于这国家的领域和突厥相邻……。【注释71】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大要素,集聚在了同一区域。这是我们的重要学术发现,绝非偶然的。说明发现了规律性事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需要发现的。

这三个重大要素:1、《山海经•西次三经》、巜尚书•禹贡》和《穆天子传》等汉文史籍记载的西王母之邦、古轩辕国和剞闾国,就是位于今印度河上游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伊朗之间的古代乌仗那、大夏国(巴克特里亚、吐火罗)和大小勃律。2、根据本教文献记载的象雄的里、中、外三部,其最西部的三个地方Par一jig,Bha一dag一shan(阿富汗巴达克山)和Bha一lag(在大夏国都城),都在乌仗那(西王母之邦)、大夏(轩辕之国)和勃律国(剞闾氏)的境内。所以,结论:象雄为夏人的主要支系。吐蕃称象雄为“嘉(夏)莫绒”(汉族女人王国)。二者同一。3、唐玄奘记载是四个释迦族为王族的四个国家:梵衍那国、四摩咀罗国、商弥国和乌仗那国,都在上古西王母之邦、轩辕国的大夏(西夏)地域范围内。

这三大要素集聚,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释迦族避祸是避到亲族地方上来了!这远在西北印度高海拔的葱岭之上,仇家侨萨罗国的人追不上来的。所以笔者讲到:“我们前面谈到乌仗那(巴基斯坦境内)是嘉(夏)人的‘都广之野’,是黄种萨满教的‘建木(宇宙树)’所在地,是群巫上下的‘沃之野’。从唐代乌仗那还在释迦族手里,我们基本可以判断释迦族是那一支蒙古人种。释迦族可能应该是建立中国第一个夏王朝和西藏阿里的古象雄(古支那)国的夏(嘉、迦)人”


1、跋底族与释迦同族,跋底族也存在于西北的大夏(轩辕古国),释迦族被灭余部投奔西北大夏的跋底族


《增一阿含经》说毗沙鬼在跋底国中。《增一阿含经•高幢品(二)》(卷一四)中:有释迦佛降伏“毗沙”恶鬼的故事。然而䟦底族为恒河以北、雪山以南的主要民族,与释迦同族。它向东伸展,南与央伽相接,就是古代独立的阿萨密(Assam)。佛陀在世时,曾隶属跋底族。下面我们可以看跋底族也存在于西北印度的大夏国:《山海经•大荒西经》的白氏国Bhadag一Shan即今日之Ba一dakhshan,就是《魏书》之跋底延(跋底族)或弗敌沙,亦是《西域记》钵铎创那国。Bha一lag显然是梵语Valhika,Valhaka(Balkh)之音变,即通称的Balkh或Bactria(巴克特里亚),古大夏之都城。此处,我们看到跋底族也存在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大夏(轩辕之国)国中,应该是夏(嘉)的部落。释迦族避琉璃王追杀,躲到西北印度来,就是投奔大夏的跋底族来的【注释72】。

在《寻根》一书中笔者指出:唐代在东北印度的迦摩缕波国有两个同族来源。一个来源是从东方中国迁徒到此地;另一个来源是在帕米尔高原上的象雄的勃律王福授,福授是雅利安人俱卢族(月亮王族)国王持国儿子难敌的女婿,他在公元前八世纪率象雄人南下德干高原,参加了雅利安人月亮王族和太阳王的战争,这就是形成印度的所谓摩诃婆罗多大战。福授王曾率支那人(Cina)、吉罗多人(Kirata)参战,帮助其亲戚月亮王族一方。战败后退向东北阿萨姆的迦摩缕波。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讲:在西北(帕米尔)过了娑夷水(Sailoda)即“弱水”,就是“北俱卢洲”(Uttarakuru)。可以说,三、四千年前,雅利安的月亮族从中亚经五河流域向印度迁徙,就和这里的原住民黄帝轩辕之国(象雄勃律)住在了一起,通了婚。所以,郭先生指出:北俱卢洲和轩辕之国完全可以视为同一区域。《山海经》记载:“身毒国,轩辕氏居之”。这句话,历史上中国的史学家长期是读不懂的。现在可以懂了。与原住民黄帝轩辕氏和达罗毗茶相比,身毒这些词都是晚起的。释迦族在政治上依附的雅利安太阳王族(般度族),琉璃王是太阳族。乔达摩•悉达多是太阳族的名号,不是释迦族真正的名号。


2、道教是密宗的源头,东北迦摩缕波和西北乌仗那(西王母之邦)同为密宗圣地,莲花生来自乌仗那


乌仗那是夏(嘉)的轩辕氏西王母之邦,此意义重大。唐时乌仗那的王族是释迦族,其主要居民肯定还是蒙古人种的夏(嘉)人。大乘佛教兴起后,东北的迦摩缕波和西北的乌仗那都佛教密宗的主要发源地。张毅教授论述过:道教从四川经滇缅一线传入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因而促成密宗产生的史实。【注释73】唐代迦摩缕波王童子王告诉王玄策:“先人神圣,从汉地飞来,王于此土,已四千年”。童子王还请王玄策回国后把《老子》译成梵文送去。这个任务后来由唐玄奘完成。乌仗那的情况恐怕也同迦摩缕波差不多,一样的。乌仗那本身就是夏(嘉)人西王母的属地,上古其居民基本是夏人,道教(萨满教)的基础雄厚,到佛教大乘时代密宗很快就能兴盛发达起来。道教和本教本来就是同源的,是一回事。因此,乌仗那就成了佛教密宗的二大发源地之一。还有一个关键的事,莲花生大师就是乌仗那国人,很可能就是个黄种人。他从尼泊尔到西藏传播佛教,是藏传佛教的创始人。对于迦摩缕波张毅教授就指着:佛教密宗的根源虽在中国,但是在迦摩缕波才形成密宗这一大教派。不仅迦摩佳女神的圣地青山寺在迦摩缕波国都附近,而且密宗的许多圣地都在该国。如《成就华鬘》一书中曾列出四个密宗圣地:即迦摩缕波(Kamarupa),Srihatta,Purnagiri,以及乌仗那(Uddiyana)。其中Srihatta,据考证即今阿萨姆的昔尔赫特。至于Purnagiri也有人认为是普那,但更多人认为该地在阿萨姆境内。【注释74】我们引李约瑟先生的话:“乍视之下,密宗似乎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但仔细探究其(形成)时间,倒使我们认为,至少可能是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


3、乌仗那(西王母之邦)旧王城达丽罗川地近青藏高原,说明乌仗那可能从青藏高原而来的


乌仗那国(西王母之邦)有5座大城池。乌仗那的旧王城达丽罗川位于新王城瞢揭厘城的东北,必须翻山越岭,逆印度河而上,走上千余里才能到达。这中间的路途十分难阻险恶,山谷深远险崚,有的方甚至要蹑悬网索才能过河。有的地方则是以铁锁为桥,下不见底,旁无挽捉之处,若稍一失神,恐怕给将身投万丈悬崖了。所以我们以为由此证明:此处西王母之邦(乌仗那),是西羌人从青藏高原和葱岭上迁徒而来的。旧都达丽罗川路途的险恶,应该是一证据。乌仗那与中国中原的关系历来十分亲密。乌仗那国与罽宾(今克什米尔)皆为密教圣地,在当时都曾为中原的属国。唐玄宗曾于天宝四年册封乌仗那国王。据佛教密宗史载:大圆满教法是由汉地祖师吉祥师子在乌仗那地方,传授给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又传法给西藏的弟子们。据传有好几代出身释迦族的乌仗那国王,都很景仰中原地区。希望今后来世能转生中国。而中国的上古史籍和历代高僧,都对乌仗那地方充满了歌颂和崇敬。因为,知情的史家和僧人知晓:这里是西王母之邦,祖母国的地方。只有是充满敬意。但今天这一切都不复存在,早已消散……。

佛教上讲乌仗那与中国因缘极深。历史上乌仗那(西王母之邦)有许多高僧在中国传法,倒如,大阿阇黎马胜论师(据传是从汉地投生到乌仗那出的家)、沙门昙摩罗、大成就者那连提黎耶舍和在我国新疆传密法的卢伊巴等等。在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21年),洛阳僧人惠生与宋云远涉西域,越葱岭,到达乌仗那,并给乌仗那国王带来了唐朝皇帝的诏书,国王向东方膜拜接受诏书,并热情接待中国僧人。也有许多佛经是经由乌仗那传向中原的。


4、克什米尔的罽宾国和健驮逻国最初可能均是以黄种人为主的国家


关于罽宾这一克什米尔古国,其原住民之绝大多数,估计极可能是夏(嘉)的蒙古人种。是西羌人之后裔,同时也是象雄人(藏族的先民)。罽宾也是古老的佛教国家,佛教从其发源地尼泊尔释迦族那里,经乌仗那和克什米尔的罽宾,通过新疆诸国,传向大乘归处佛教文化的母体一一中原。龟兹的鸠摩罗什就是在罽宾学习的佛法,最终为佛典翻译成中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六、印度河上游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新石器时代文明应是中国华夏文明的南方蒙古人种建立


1、达罗毗荼人与中国南方蒙古人种有共同体质人类学遗传基础的证据


印度河上游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文明,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西方考古学家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城市文明。其遗址发现了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统城市设施和印章文字(约有二千个字符)。近一百年来,对它的理解和解释莫衷一是,互相矛盾,各种观点都存在。学术界基本无法达成共识。印度河文明约在公元前2500年时进入全面繁荣期,约在公元前1700年衰落灭亡。关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原住民的人种过去学术公认的是部分蒙古人种,大多数(主体)是达罗毗荼(棕种)人。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指出:近20年来大印度教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印度河文明是印欧语系的发源地。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雅利安人从中亚经兴都库斯山脉进入印度,是公元前1400年的事。此时哈拉帕己灭亡近3百年了。因此,近期有印度学者指出:印度河流域的上古文明与当代印度文明,没有一点关系。有基因学和考古发掘证据表明,达罗毗荼人数万年来就同黄种人混居一起。他们的起源可能是中国的浙江广东广西等地方。达罗毗荼人的原始文化和宗教同黄种人是一样的,据信是达罗毗荼后裔的泰米尔人,至今仍然信仰佛教,不信印度教。这就很能说明问题的性质了。其体质人类学上的依据是:浙江余姚河姆渡O1a系居民颅骨具有类似澳大利亚一尼格罗人种的性状。因此,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贝尔德姆认为,奥大利亚士著居民的祖先是河姆渡人。【注释75】中国社会科学院院考古所的韩康信、潘其凤在《人类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一文中指出:“本文对距今约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两具人头骨进行了观察和测量,认为这两具头骨在蒙古人种形态的发育上比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更明显,同时具有某些类似澳大利亚一尼格罗人种的性状……在我国南部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头骨上,既有与蒙古人种相比较的性状,又可以存在同太平洋尼格罗人种相比较的特征。这种形态类型又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原始蒙古人种。据此推测,某些现代太平洋尼格罗人种的祖先类型与亚洲大陆的原始蒙古人种类型之间,有过共同的遗传基础”。因此,笔者认为:达罗毗荼人与蒙古人种之间,可能就存在这种共同的体质人类学学遗传基础。所以才出现两者有着共同的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这一现状。


2、对印度哈拉帕印章文字用甲骨文金文水书彝文的释读破译


上世纪初,捷克语言学家赫罗兹尼声称他己破译出了125个印章文字,并认为该文字,属于印欧语系,己由图画文字演进到带有表音性质的文字。到了20世纪70年代, 大多数研究者却认为哈拉帕印章文字应属于古达罗毗荼语。又20世纪80年中国学者刘志一宣称:他用了十几年时间,用中国古彝文释读通了印度哈拉帕印章文字。刘志一认为哈拉帕应该是中国文化。彝族是中国夏的部落,1950年以前,大小凉山的彜族还在使用夏朝的十月太阳历。但刘志一先生的研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注释76】

近期又有中国人亚布(笔名)宣称:哈拉帕印章文字和中国甲骨文有许多类似之处。通过把印章文字与甲骨文、水书对比,认定:印章文字是伏羲书契,哈拉帕遗址是昆仑虚。亚布先生还称:哈拉帕印章共出土2500多枚,亚布先生自称破释了其中70枚。这70枚中还不能排出破译错误,或切读错误没能真正破译的。这70枚印章中就发现了从黄帝到夏朝的26位帝王中的6枚印章。他们是:高辛氏帝喾、帝挚、丹朱、虞舜、大禹、伯子杼。亚布先生将印章文字和甲骨文对比,1、发现“一、二、三、四”完全相同,只是甲骨文横写,印章文字竖着写罢了。2、印章里出现中中国上古爵位封号“帝、王、公、侯、伯、子”。3、亚布先生选取了10个印章文字与水书、甲骨文和金文进行对比,以说明印章文字与水书、甲骨文同源。这10个字是“水、鸟、天、犬、人、桥、曲、神、雨、谷”。另外,还有人声称:破译了哈拉帕文化中最为典型城市朵拉维那古城城北门楼上那9个字,这是迄今为止印度河文明中唯一发现的成排的文字遗迹。此人用哈拉帕《印章文字单子破译表》,查得这9个文字译作现代现代汉语为:子中华子因[未译文字]子子蝇。认为此9个字是夏朝太康五个儿子中四个儿子的名字:子中(仲)、子华、子因、子蝇。这个“子中”,就是“子仲”,他就是后来的帝仲康。【注释77】问题是亚布先生等人的破译可靠否?科学否?能否成立?这需要国内国际学术界组织有能力的语言专家,进行权威学术鉴定。最近中国社科院新成立了历史研究院,可否来做此事呢?但是,至少亚布先生等人的研究成果,作为一种有一定依据的学术观点,是可以存在的。有关部门可否组织科学家使大型计算机,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帮助下进行破译。现在甲骨文还有大量的字没有读懂的,可否借助现代科学,做做此事。既使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也应该展开探索。我猜想在大数据面前的一百年以后,肯定能解决此类问题。


3、印度哈拉帕文明可能为华夏文明的考古学证据


考古学家陈星灿还曾指出:“印度河文明区域的矿藏资源比较丰富,主要要有铜、天青石、锡和玛瑙。铜矿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乔里斯坦(Cholistan)。天青石矿藏存在于阿富汗的巴达克山(BadakhShan),巴达克山附近还存在一座比较孤独的印度河文明的边远城市,以便控制该地区的天青石资源。”如前所述,这个阿富汗的巴达克山自古就是在夏(象雄)的轩辕古国的境内。那么,这段资料提供了哈拉帕文明与夏的羌人存在关系的直接证据。天青石,又名青金石,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宝石。哈拉帕人开採这种宝石,可能是销往中亚两河流域和东方中原地区。陈星灿还指出:“印度河文明的先民会使用硷水在开採的玛瑙上制作花纹。印度河文明对区域内的矿产经过加工制作后,向两河流域输出,这些输出物是印度河文明的重要工艺品代表”。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一区域的红色玛瑙石,也是输向中原地区的。综合以上诸条:我们以为,哈拉帕文化是夏文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蒙古人种是极大的参与了哈拉帕文化的兴起。哈拉帕文化的基础是华夏文化的可能性,可能是不能否定的。而哈拉帕文明与雅利安人没有一点关系。所有的问题都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另外,请看一些考古学方面的发掘成果。从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式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注释78】克什米尔扎霍姆新石器时代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注释79】以及不久前,在印度的北部山区发现的公元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注释80】这此考古发掘,证实了至少数千年以前,中国羌人向印度河流域迁徙的历史事实。


近年,考古界在藏北尼阿底发现了3一4万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是青藏高原第一次发现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此之前,中国考古学家发现过5一8处没有地层关系的地表採集的旧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判断为3一5万年。这8处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採集点虽然没有地层关系,只能在学术上作参考。但由于此次藏北尼阿底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有了明确地层关系,使前面8处青藏高原旧石器採集点有了基础和映证,有了大的科学价值。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安志敏等指出:考古发掘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注释81】【注释82】【注释83】。西藏细石器文化源自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细石器文化同样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注释84】我们认为,此次藏北尼阿底旧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映证了安志敏等老一辈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对一些学者把旧石器时代西伯利亚考古和旧石器时代中国考古分开,这是错误的。此两者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不能分的。西藏新石器文化即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等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注释85】


4、印度女学者关于古代印度河流域为古华夏文明的论述


近期印度女学者米尔卡丹妮就古代印度流域文明的归属和人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古代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是中国南方的古代华夏黄色人种迁徒到印度河流域创造的,与现代印度文明没有关系。公元前十四世纪居住在中亞的黄白混血人种中的一支,进入到南亚次大陆印度流域征服了原先那里的华夏人种。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纪,从中国广西、淅江和福建,进入印度的阿含人活动的地区并不局限现在的阿萨姆邦,而包括了东北七个邦和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从对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发现研究探索的近一百多年来,这一历史事实排在世人和学者面前,上述历史事实越来越清楚了。米尔卡丹妮呼吁中印两国学者正视这一事实,才能处理好中印关系。印度女学者关于古代印度河流域为古华夏文明的论述”。【注释86】从这里看,印度女学者是认为达罗毗荼人是中国南方人种。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依据。。在科学上,达罗毗荼人为中国南方黄种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需要国际学术界作出科学判断。据印度学者的统计:印度雅利安人只有五千万,主要居住西北印度。其余近十三亿人口是其他各人种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是文化和血缘关系的亲戚,两国人民要永远友好和平。


七、老子西出函谷关预示沿青藏高原环形地带古华夏两大思想体系道教和佛教的汇合交融


1、西周东周因战乱两次官修古史典籍和档案的散佚殆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大损失


公元四世纪的《魏书》记载:“于阗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距今已约一千七百年了。今天我们可能已不能仅认为是传说了!于阗西五百里已近帕米尔高原了。中国的彝族同胞称其萨满巫师为“比摩”,这个称呼至少在魏书上已保存一千七百年以上,这恐怕不能只视为偶然。公元前551年,楚人老子任周守藏室史。公元前535年至前516年,老子两次被罢免周守藏室史职务。最后一次是老子因守藏室典籍被王子朝掳至楚国,被罢免守藏史职务,回故里居住。历史上周王室的典籍礼器,两次因战乱被散佚殆尽。第一次是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犬戎之乱,周幽王以前官修古史典籍散佚。或被战火焚烧成灰烬,或被犬戎劫掠一空。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第二次是公元前507年,王子朝被周敬王派人刺杀,他姜随身携带的大批周典神秘失踪(楚国并没有收到这批典籍档案),中华文明再次形成断涯,中华文化遭受巨大损失!老子作为周守藏室史,被迫得承担责任,被罢免职务。老子做了35年周守藏室史,对周朝的典籍和历史非常稔熟,对周人在西羌亲戚群中的关系和秘密肯定知晓很多。周朝再衰落,作为长期中国的中心,边疆羌人的许多部落仍然是要同周保持长期隐密联系的。这些部落存有幻想,万一周人那天又出个贤君,周人又会强大的。现在周落难时,和周保持关系,周人若再次强盛后,给自己部落一个封号,就可称霸一方。

老子作为周守藏室史,知晓不少与周保持隐密关系的部落和方位。老子西出阳关,可能是与这些羌人部落联系,得他们的帮助,去寻祖先之地一一古昆仑之丘(黄帝下宫)去了。老子看不惯春秋不义战,看不惯各国凶恶的相互杀伐。老子是有想法的,他向西方去找祖宗的理想之国昆仑去了。从公元前九世纪周穆王西巡到公元前516年,三百多年过去,时间还不算太长,与周有亲戚关系的许多羌人部落还在,还联系的上。况且,新疆西藏和河西走廊的部落战争,远远没有中原的战争的规模巨大和残酷。因此,老子西行是具备条件的。我们可以看到沿着昆仑山脉新疆西藏和喜玛拉雅山脉的整个青藏高原,全都环形分布着炎黄子孫的小部落和小方国,他们都还保留着上古夏人的淳朴,老子去他们那里,可以拂慰他那棵因战争受伤的心灵。因此,老子西行,不全是传说,是一个中国文化必然的现象,导致在这个整个青藏高原的环形带上,都源自中国文化的佛教和道教两大思想的交融和汇合。从老子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释迦牟尼的思想和想法!事实上,诸夏(也可称诸羌)不光是西迁和西进,也有东返的。例如有古楚人,至少是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就已从中亚的伊朗边境上(有可能是从大夏国)越过葱岭和青藏高原,东返中原同周人一道参加爭霸,最初楚国还只是周人的下属,周人很吝啬,只给楚人一个子爵爵位。这方面楚辞专家史学家姜亮夫先生有专著论述。


2、中国古代冷兵器战争规模巨大、欧洲十九世纪末才具此战爭规模


事实上,中国公元前战国时代的巨大战争规模,欧洲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近代科技条件下(来复枪、马克沁重机枪和炮)才具备。中国是在冷兵器时代就具备这样的战争规模。因此,中国今天是在强力强制计划生育40年后还有14亿人口(中国已进入老龄化),而今日欧洲只有5亿人口。其中的意义和不同请大家思索。例如,公元前260年的秦赵之战,秦军一次坑杀40万赵军降卒。请大家思索这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人类应热爱和平。


3、公元前后新疆不同人种的大致分布和意义


关于新疆不同人种进入的时间、其分布和相互融合的问题,是应该探讨探索之课题。我们认为新疆地区最早的人种,可是蒙古人种。大约在四千年(甚至更早)以前,中亚以西的雅利安人和塞人进入新疆,并越过葱岭南下进入西北印度,和这里的土著蒙古人种混居。在秦汉时,亚欧大陆北部的叶尼塞河与阿尔泰尔,就是是阿尔泰语系的黄种人和印欧语系白种人的分界线。例如龟兹国,位于今新疆库车县境内。龟兹国的人种应该是黄白人种混血的。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天山南坡的温宿县发掘一座公元元年前后的游牧民墓葬,这个墓葬共出土10例颅骨(男二女八),经人类学专家进行24项观察和65项测量得出的结论称:“从形态观察和测量结果可以看出,该批颅骨即具有黄种人的大部分特征,也有一些白种人的明显特征”。又如于阗人,我们认为主要应是黄种人,中后期可能融入了部分吐火罗人的血缘。但主要仍是黄种人。从甘肃河西走廊西徙的月氏人,我们认为肯定是黄种人,与羌是有关系的。是西迁葱岭中亚后,才与白种人融合了。至于匈奴肯定是黄种人,与夏同宗。司马迁《史记》明载,匈奴是黄帝第二十五子的后代。乌孙是今哈萨克人的主要祖先,肯定是黄种人。著名古史专家刘起纡先生认为:哈萨克的祖先,是夏虞的虞人,与汉族的祖先关系极其密切,是同宗同源的关系。后来迁中亚。乌孙是汉朝在西域的战略伙伴,长期帮助汉朝在军事上钳制匈奴。今天匈奴已在历史上消失,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国家仍在,与中国关系友好。《汉书》载:于阗“南与婼羌接”。说明诺羌在于阗国的南面,婼羌已靠近昆仑山区了。婼羌肯定是黄种人,是羌人的一支。西夜、无雷、东且弥、戎卢、依耐和蒲犁等都是氐羌类的黄种人。致于丁零、柔然、突厥和回鹘也都是黄种人族群,后来也都与白种人混血了。楼兰、大宛、安息、康居、焉耆、且未、车师、浩罕、坎巨提、乌戈山离、疏勒和莎车等国,可能都是操印欧语系的白种人。在公元前后西域的这些国,基本都是信仰佛教的人群。上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向日本佛学家池田大作表示:若有来世,他愿意出生在两千多年前新疆那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龟兹地区。汤因比是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偏见的少数伟大学者,他的意见是值得人类重视和参考的。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伟大的和平倡议,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这是一倡导各人种各国各民族友好、公平、自由、相处相交流的伟大和平倡议!代表着人类的理性和未来!一个自私自利、动不动就给别国搞破坏要扔原子弹的人类是没有前途的!


4、中国青藏高原藏文化数千年保存完整对中国历史学研究意义重大


从西伯利亚到蒙古草原、从蒙古草原到新疆北疆,再到中亚和欧洲,这一路在地理地形上基本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和草原。这里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从来就是各种游牧民族的表演的大舞台的。万年以来,东方的蒙古人种之游牧民族不停征战西方并迁徙向西方;而西方的闪米特塞人和雅利安人游牧人,也不停的向东进攻渗透,他们中间少数人群也曾到达过远东。把彼此的物质文化,互相学习交流给了对方。数千年来,这一大通道上的游牧民族的特点是,一个游牧人群从聚结到消失消散,短的时间几十年,长的几百年就消失不见,融在别的族群中。直到十六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后,这一情况才改变。而这一大通道游牧人舞台的南方,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南方中原的农耕区,其民族文化存在是比较长期的,变化远没有北方牧区那么快。但与平均海拨四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相比较,变化已是很快的了。在巍峩雄浑的昆仑山脉和高耸入云的喜玛拉拉雅山脉的护卫下,青藏高原上中国古羌一藏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保存很好,也很完整。举列:有考古学家告知,从汉墓中发掘出土二千多年前汉代汉族的服装和房里家俱,和今天藏族的传统服装和家俱几乎是一样的。在内地中原地区二千多年来,早已变换无数遍了。而藏民族还保持着二、三千年前的传统服装,文化保存也是一样的,传统文化青藏高原上藏族保存得最久长,数千年未变化,受外界影响小。这在历史文化上的意义,从藏族本教文献的记载,与汉族上古历史文献记载完全勘合相符。这在科学研究上的意义极大。


5、四川凉山冕宁县西番象形沙巴文字是象雄解释本教经典的文字的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变化。因政治更迭因素,象雄(嘉、夏)的象形文字,就被吐蕃废弃,并派吞米•商布扎到印度去学习梵文,并运用梵文字母重新创了新的拼音文字。至少从目前的文献来看,纳西族的“穆”氏与藏族汉族的“穆”在上古是同一种人群,同一部落。象雄的“穆”向“恰”的吐蕃人传播了本教、天文历法、文字、医学和治炼技术等。使吐蕃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象雄最早的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与后来吐蕃用梵文字母拼写的藏文完全不同。1980年日本语言学家西田农雄在四川凉山州冕宁县西番村落中发现一种象形文字,称为沙巴文。这种文字的归属一直弄不清楚。后来西昌大学的藏族学者王德和教授,找到本民族还在使用沙巴文的九十岁的老巫师,巫师讲:沙巴文是嘉绒人解释本教经典的一种文字。该意见后来发表在《凉山藏学》上。这就需要研究沙巴文与纳西东巴文的关系,也需要研究这两种象形文字与汉字的关系。我个人推测:应该是同源关系。据说,沙巴文在甘孜州的九龙县、甘巴县,阿坝州的马尔康的本教寺庙都有发现。这就需要中国社科院新成立的历史研究院拨出经费,展开田野调查……。

因此,郭元兴先生指出:“ 作于唐虞时代的《山海经》给汉藏共祖同源的关系提供了无可爭议的证明。昆仑之丘有黄帝之宫但也是西王母所居,轩辕之国也就是以后的西王母之邦(龙西江注:苏毗女国和象雄就是这种关系)。贾谊《新书》修正语上说尧‘身涉流沙,地封独山(当即钟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风俗通》说‘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官’(《太平广记》203引)。可见,在五帝时代,汉藏两个地区是完全统一的。佛典中的古地志的记载和Tucci在尼泊尔考察发现喜马拉雅山北一带自古称为Cinbahumi(支那地)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山海经》把昆仑之丘,西王母所居玉山,及轩辕之丘列入《五藏山经》部分,当然是其地为海内的王畿之区。和海外大荒是有本质区别的”【注释87】


八、佛典须弥山四大洲的说法源自支那(黄种人)的原始萨满宗教神话


关于《阿含经》所载佛教世界的须弥山和四大洲:以须弥山为中心,东部,胜神洲;西,牛贺洲;南,瞻部洲;北,俱芦洲。研究这些佛教资料,我们以为,这是居住在大雪山(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以释迦族为核心部落的支那(黄种)人,对当时的地理世界和地理方位位置的认识,也是源自当地支那人的原始萨满宗教世界观的认知和想象。须弥山有学者认为是喜马拉雅山脉;南瞻部洲被理解为释迦出生的东北印度,人口民族众多。人身多长三肘半,人寿百岁。中夭者多。东胜神州,人身长八肘。人寿二百五十岁。西牛贺洲,人身长十六肘。人寿五百岁。北俱芦洲,人身长三十二肘。人寿一千岁。命无中夭。类似上面的叙述,笔者在1987年写硕士论文做民族学田野调查时,在四川木里县俄亚大村的纳西族80岁的民间巫师东巴英扎次里就听说过。不过他讲的是东西南北的四方大地,其余的都差不多。我不认为英扎次里老人读过《阿含经》,他只懂东巴象形文字。我是跟着马帮骑马从木里县城走了二个半月,才到达俄亚大村。当时木里县到以下各区都不通公路,只能跟马帮走,才能下到村里。横断山脉的山太大了。以下是我记录下来的英扎次里老人告诉的东巴的神:萨依俄德,属虎,寿命7万岁。萨依俄德的爱人名叫歪角活木,属蛇,有7千岁。是东巴的神。赫依克占,属马,31万岁。打拉名布,属猪,32万岁。东巴的王子,名叫东巴先揽,属猴,6千3百岁……。英扎次里老人告诉我:西方有金色的不死之国。【注释88】我认为:佛教的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洲的世界说法,与中国的以昆仑山为中心的的四方大地的世界的说法,可能是同源的。源自于黄种的支那人的共同原始萨满宗教神话世界。佛典中关于北俱芦洲的记载与汉文献的记载几乎是一致的。前面我们论证了北俱芦洲就是轩辕国和西王母之邦,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早期佛典中用许多美好的描述了北俱芦洲,他们物产丰饶,寿命千年,生活幸福。也记录了其母系社会(西王母)的特征。但同也指出他们没有佛法。后来琉璃王灭释迦族后,残存的释迦族给北俱芦洲带去了佛法,成为佛教胜地。

1995年笔者在发表于《战略与管理》的论文《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中指出共有四块夏依据前述的资料,笔者认为,这两条考古消息,有力地支撑了笔者这样的学术观点:在四、五千年以前,我国西部的古羌人所建立的夏国至少是分三块同时存在着。第一块是郭元兴先生等学者和两汉以前中国经籍上确认存在的,位于今巴基斯坦、阿富汗、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和新疆和田一带的大夏国;第二是甘青河湟地区之夏;第三块是山西河南间的二里头考古文化之夏。这三块夏通过考古学上的和田玉联系在了一起,至于这些亲属族落之间的相互迁徙显然是不言自明的。第四块乃中国东南沿海禹帝所建的越之夏。【注释89】

2019年2月8日完稿

注释:

【注释1】:见《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注释2】:见路生观史《今日头条•新疆人最早是古羌人,人

种黄白混合,维吾尔等均为后迁而来的民族》

【注释3】:见《山海经·南山经》

【注释4】:见《史记·匈奴列传》

【注释5】:见龙西江著《释迦及佛教之古华夏渊源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注释6】:见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6月第1版,第63页】

【注释7】:见百度百科‘于阗国’词条

【注释8】:见《史记·大宛传》

【注释9】:见《魏书西域传》

【注释10】:同上

【注释11】:见《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著 陈庆英译53、54页此处之标题原文作“圣帝尼婆罗国之王统”

【注释12】:见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第P.55-56页】

【注释13】:见藏文本教经籍中有《黎域悬记》,汉译为《于阗悬记》。

【注释14】:见尕藏加《吐蕃佛教与西域》1993年《西藏研究》第1期

【注释15】:见《藏汉大字典》

【注释16】:见龙西江著《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古支那)古象雄、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西藏研究》2004年第一期至第三期连载

【注释17】:见《汉藏史集》第56页一57页)

【注释18】:见《汉藏史集》第53页)。

【注释19】:见尕藏加《吐蕃佛教与西域》1993年《西藏研究》第1期

【注释20】:见佛典《大品》

【注释21】;见百度百科:于阗国词条

【注释22】:同上

【注释23】:见于《史记·大宛传》和《汉书》。

【注释24】;见顾吉刚先生著《从古藉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一一西羌》

【注释25】:见路生观史《今日头条》《新疆人最早是古羌人,人种黄白混合,维吾尔等均为后迁而来的民族》

【注释26】:见龙西江著《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

【注释27】:见陈庆英译《汉藏史集于阗国王统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注释28】:见龙西江著《寻根----印度佛教源自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

【注释29】:见《龙西江藏学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0页)。

【注释30】;见《魏书》和《汉书》

【注释31】:见柱下史《今日头条》《周人灭殷商后,对自己在“戎狄之间”几百年的黑历史讳莫如深》

【注释32】:见百度百科关于大夏国词条

【注释33】:见《史记.大宛列传》

【注释34】:见《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印度宗教与中国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第222页

【注释35】:同【注释34】第4页

【注释36】:同【注释34】第225一226页

【注释37】:见《穆传》和《山海经》

【注释38】:见《穆天子传》卷一

【注释39】:见《穆天子传》卷二

【注释40】:同注释34

【注释41】:见《穆天子传》卷一

【注释42】:见《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印度宗教与中国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第226页

【注释43】:同注释40,227页

【注释44】:见《山海经西次三经》

【注释45】:见多识教授1993年至1994年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连载的藏汉同源的论文。

【注释46】:参见康缠•卓美泽仁正刚:《本“巫”同源考》1987年第3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注释47】:同注释16

【注释48】:同注释26

【注释49】:参见《山海经西次三经》、《穆天子传》

【注释50】:见《穆天子传》卷二

【注释51】:同上

【注释52】:同上

【注释53】:青海省作家龙仁青《昆仑山:隆起在多元文化地带的中国脊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前世》,《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18年6月版

【注释54】:见《穆天子传》卷二

【注释55】:见《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印度宗教与中国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

【注释56】:参见杨正刚《苏毗初探》

【注释57】:参见汉文献《山海经》、《尚书》、《竹书记年》、《穆天子传》

【注释58】:同注释42:见P239页

【注释59】:参见本教《阎浮洲境释》

【注释60】:见龙西江著《寻根----印度佛教源自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

【注释61】:同注释42:见P235页和P238页

【注释62】:见《穆天子传》卷三

【注释63】:见【正义】

【注释64】:同【注释42】231页。

【注释65】:(释道宜:《释迦方志》)

【注释66】:王玄策的《中天竺行记》和《中天竺国图》

【注释67】:同【注释42】239页

【注释68】:《资治通鉴》卷215

【注释69】:见Tucci,Prelimiuary Report of Two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Nepa1,pp•92一105

【注释70】:见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注释71】:见《西域记》第396页

【注释72】:同注释28,见P41页

【注释73】:见张毅《试论道教对印度的影响》见《南亚与东南亚资料》1982年第二辑

【注释74】:见张毅《试论密宗成立的时代与地区》、《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6页

【注释75】: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考古所的韩康信、潘其凤在《人类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

【注释76】:见参见199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刘志一:《中国古彝文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

【注释77】:见百度原创亚布《遗失的哈拉怕》《哈拉帕印章文字与甲骨文的对比分析》《古印度哈拉帕文明古城遗址出土大量华夏帝王印章》

【注释78】:见1992年第1期《中国藏学》:侯石柱《西藏考古工作述略》第47页

【注释79】:见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第7页

【注释80】:见1982年8月7日《光明日报》第4版《国外考古集锦》

【注释81】:见197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几万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

【注释82】:见1979年第6期《考古》: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

【注释83】:见1985年4卷1期《人类学学报》:黄慰文《柴达木盆地发现旧石器》

【注释84】:见1979年第6期《考古》: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

【注释85】:见1985年,文物出版社、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1983年1期《民族研究》:童恩正、冷健《西昌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1985年9期《文物》;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

【注释86】:见《今日头条•小尚说历史》印度女学者:印度古代文明实际是中国人建立的,与现代印度人关系不大

【注释87】:同注释24:见第244页

【注释88】:见龙西江研究员1987年写硕士论文做民族学田野调查笔记

【注释89】:见龙西江《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一一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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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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