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这一历史地理单元和区域内的一系列的民族学、历史学的重要问题。经过长期研究思考和查阅文献（包括人类学的实地田野调查），根据郭元兴先生《（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注释1】的论文观点和古文献材料，笔者追随郭元兴先生从古文献、古地理文化上考证：佛典上的北俱卢洲就是古轩辕之国，亦是象雄古国（象雄古国应是夏的主要支系），在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上游。哈拉帕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在这里。由此，笔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看法。下面我们论证，以求教于方家。

前  言

　　 上古中国的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地区，学术界历来认为是各色人种交汇杂居地带。但进入新疆最早的人种是谁？原住民是谁？最近新疆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学者依据大量最新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产生一种推论和看法：认为蒙古人种（黄种人）是最早的居民。新疆考古学界据说找到了新疆最早居民为蒙古人种的考古证据。【注释2】（该文提示：后来的事实和史实也证明，华夏民族是有史以来新疆地区最早的土著民族。如此，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在新疆的地名中常看到“羌”这个字，如阿羌、若羌等等。）作为西藏学的研究者，我认为这种推论或看法很可能是成立的。因为，比邻的昆仑山脉南侧的青藏高原自古基本都是古羌的黄种人。这应该是大量西方白种人侵入新疆后，本地土著的蒙古人种逐步退向了高海拔道路崎岖难以行走的青藏高原。

　　 又例如，母系氏族的女国，有上古文献和人类学田野实际调查有证据的女国，即西王母国，笔者发现：事实上只存在于蒙古人种之中。（1982年，笔者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看到的学术报道：人类学家在太平洋诸岛上发现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部落是严格一夫一妻制。其人种是白种人。）人类上古文献中的母系氏族在青藏高原应分为甘孜昌都一线的东女国，位于玉树、拉萨和阿里之间的苏毗女国，位于阿里、阿富汗和新疆天山山脉的女国。因此我们看到在新疆有西王母石窟的上古遗迹。西边最远的女国，根据汉代的文献推测，可能已迁徙到达中亚的两河流域地区。例如，新疆天山在历史上就曾被称为“西王母之山”。该文认为，天山山脉是亚洲中部最大的一条山脉，横亘中国新疆的中部，西部伸入哈萨克斯坦境内。有学者认为：《穆天子传》记载，3000年前的周穆王曾乘坐“八骏马车”西行天山，西王母在天池接见了他。

　　 那么，西王母之国究竟是在青藏高原上，还是在新疆天山一带？笔者认为，在上古此二地都是西王母之国的世居之地。最东部的西王母国，应该是在今四川雅安地区宝兴县的嘉绒穆坪女土司。穆坪女土司是嘉绒康藏十八土司之一。明史载：明中期嘉绒穆坪女土司受明朝皇帝召见，路过成都举一杏黄大旗上书“西凉女王奉旨朝贡”。四川省在成都的各级官员都去迎送嘉绒穆坪女土司，可见当时地位之高。穆坪女土司自认为是“西凉女王”，从这里可以知道嘉绒藏族上层，完全清楚嘉绒是中国历史上的“西王母国”，与汉族是同宗同源。可以说中国5000年的历史，在嘉绒藏族上层那里是清清楚楚，反到是不断更迭的中央王朝常常弄不清楚，令人感到遗憾。

　　 当三四千年前，西方白种人侵入新疆地区以后，西王母国和古轩辕国的象雄人退向了高海拔道路崎岖难以行走的青藏高原。而华夏（古象雄）的旧族小勃律国人数千年来，固守在此克什米尔基尔吉特的险要地理军事要塞上，让西方来的塞人和印欧人无法侵入青藏高原。这就是证据。青藏高原如此，新疆西域也是如此。因为黄种人是这一地理单元最早的土著居民，这种推论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里，我就不一一举证新疆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支撑这一推论的最新证据。

　　 经过近一个世纪中国大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中国考古界和历史学界的大多数人可能已不再认为《山海经》只是神话传说，已经倾向认为是实录。若要基本读懂《山海经》，确实需要原始宗教学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深厚功底。例如，1957年在陕西神木县发现了一座汉代的匈奴墓，其中出土了非常珍贵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的“汉金怪兽”。近期考古学家发现：此“汉金怪兽”与《山海经》里记载的上古神兽“蛊雕”非常相似。“蛊雕”又称纂雕，是一种似鸟非鸟的食人怪兽，样子像雕，头上长角，叫声像婴儿的哭啼声。据《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是食人”。考古文物的出土，证实了《山海经》关于蛊雕记载的真实性【注释3】。同时也证实了匈奴族与华夏族同根同源的真实性。《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注释4】。

　　 又例如：在四川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上有十只青铜太阳鸟代表十日，与《山海经》等华夏上古十个太阳的传说完全一致。（其上有青铜做的鸟，即是“扶桑”“建木”“若木”掌握灵魂的巫仙出入上下的世界树。三星堆文物填补了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为萨满世界树理念，提供了实物证据。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只有用黄种人萨满宗教的世界树，才能真正解释其意义和价值。从而使我们能理解古代三星堆之蜀国文化的华夏性质。蜀文化与东方印度的阿萨姆，印度河流域的乌仗那从远古就有紧密的关系。三者可能都是华夏萨满世界树的宗教中心之一。）释迦牟尼在树下修行的通天地的菩提树，亦是萨满的世界树【注释5】。

　　 此世界树在蒙古人等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族中，大多都有宇宙开初地上长着巨大神树的说法。大体是说：万物之中心，大地的肚脐上，耸立着一颗最高大的枞树，树梢顶上住着天神。这种世界相，常常被画在萨满的神鼓鼓面上。这些树长期被地下死亡国王9个耶路莱汗所霸占，做了栓马木桩。后来，天神赶走了9个地下魔王，人和各种动物才得以在大地上自由生存。树住着天神和人类生前的灵魂，这无数灵魂都以小雏鸟的形态聚居在树上。【注释6】我们必须感谢乌丙安教授，是他在文革前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内蒙的蒙古族游牧部落里面，收集整理到如此珍贵的原始萨满宗教世界的资料。这里，直接提供了蒙汉兄弟民族同宗同源的证据。这里关于宇宙树的描述和《山海经》里的记载基本一致。因此，原始宗教学是极其重要的。而我国许多从事民族学的专业人士，竟然基本不懂，令人十分遗憾。

　　 关于《穆天子传》记载的真实性，国内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意见分歧巨大。随着近百年中国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和上古文献研究整理工作的进步，学术界大多数人开始认可《穆天子传》是实录，其内容应该基本是可靠的。商灭夏后，夏的后人周窜西羌群中，混居八百年。夏周人本身就是西羌人群，西羌是他们的亲戚，这八百年历史虽周人贵为天子，仍有所讳言，但亦不得不承认夏周源于西羌。有如此众多别的上古汉文献存在，周人撒不了谎的。周穆王西巡，不过是周王室当了天子后，穆王无比威风地回归祖居地，居高临下去走访沿途各亲戚部落。中国是礼仪之邦，天子的威仪，在《穆天子传》中表现地淋漓尽致。因此，我们认为在周穆王时代，周王室史官关于西部（包括青藏高原和新疆、西域）地理人文民族部落的记载，应该是基本可靠的。因此，《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和《穆天子传》等上古文献，在上古历史研究中应该是能够使用的。

　　 《穆天子传》中关于西部和西北部的黄帝之宫、昆仑之丘、庸成氏所守册府、群王之山、小勃律之剞闾氏、周宗室之亲族赤乌氏、沃之野的轩辕之国、乌仗那之西王母之邦、轩辕之丘、王母之山等等的记录都应该是真实的、有据可查的。但千年后，这一切都变得模糊了。

　　 当我们对比中外文献，中国的《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穆天子传》等等的史料记载，显然比《释典》、印度的史诗和西方的史料，时代要早得多……

一、新疆和田地区历史上的于阗国最早居民应为中华夏族（古象雄）黄种人群，而不是现有学术界认为的于阗国居民是塞种人

　　 关于新疆于阗国最早的居民，国内学术界一般都只引用汉代以后的文献，认为是操印欧语系的白种人。其受西学影响太深，缺乏独立研究和思考力。对中国汉以前的史籍文献缺乏理解和信任，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被西人切掉了三千年，仅剩两千年了。这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是不利的。

　　 查百度百科于阗国记载：“于阗国（前232—1006年）是古代西域佛教王国，中国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 ……古代居民属于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1006年被喀喇汗国吞并，逐渐伊斯兰化。11世纪，人种和语言逐渐回鹘化。”【注释7】。又百度载：“于阗国，是塔里木盆地南缘一个古老的塞人城邦，有关于阗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大宛传》，称其在西域之东。”【注释8】

　　 魏书载：“于阗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頗类华夏，于阗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南去女国二千里……。“魏书是公元四世纪的中国重要史籍，列二十四史之一，其记载应该具有某种权威性的。至少说明公元四世纪时頗类华夏，说明于阗国人仍为黄种人。【注释9】

　　 此处有一重大发现：魏书曰“于阗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注释10】。我们知道中国西南部的彝族称其民间巫师为“比摩”，而魏书中称于阗国“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为“比摩寺”，这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彝族的祖居地在西北和西部。解放前西南大小凉山的彝族还在使用“夏小正”的历法，“夏小正”是中国夏朝的历法，每年只有十个月的纯阳历，许多彝族知识分子自认为彝人就是夏人。而中国历史上“老子化胡成佛之所”的传说的时代，恐怕比公元四世纪要早的多。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恐怕不仅仅是传说了。有大量的这类问题需要我们历史学家去认真探索。

　　 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有《于阗国授记》。《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著 陈庆英译53、54页此处之标题原文作“圣帝尼婆罗国之王统”，从内容看实际应为于阗国之王统【注释11】。藏文中记载于阗国古史的资料很多，敦煌古藏文写卷P.T.960即为《于阗教法史》，这些 史料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的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认为：于阗国最早的居民是汉人和印度人。“此时，大海已干，于阗成为空寂之地。达尔玛阿输迦王(当时法王阿育王）来到此地，在现在和田城所在的地方住了一晚上，此王之妃生下一个相貌美好的儿子。看相的人说：‘此儿命相很好，在父王没有转生之前，此儿就就会执掌国政。’国王听后大怒，说：我不要此小儿，可抛弃掉！其母虽然心中不忍，但又不敢违命，遂将小儿抛弃此地。由于此小儿之福得，地上生出一个奶头，小儿吮吸其耐，得以长大。据说，这是因为当初国王的这一妃子在花园洗澡之时，毗沙门天王从空中经过，上下一看，见了此妃，心生爱欲，所以生了此王子。与此同时，汉地名叫周王的国王(原注：咸阳地方之王），为菩萨的化生，当有一千个儿子，已生了九百九十九个。此时周王想，我若在生一子，就让他掌管释迦牟尼曾经践履之于阗福地。于是向毗沙门天王祈请，毗沙门天王取来此吸地乳之幼儿，说：这是我的儿子，将他送给你。此小儿之名，就叫做地乳王。地乳王长大后，汉地之王命他率领一万兵士，寻找于阗，向西方来。当地乳王到达于阗的墨格尔地方时，印度的达尔玛阿输迦王治其大臣亚迦夏之罪，将他和兄弟、仆从等七百人一起流放，向东方来寻地安住，来到和田的上玉河。地乳王的两名随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