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西江: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79 次 更新时间:2022-10-10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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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西江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族。


[关键词]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嘉”(夏)部落;夏王朝;藏汉民族;共同渊源



笔者于1995年发表了《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一文。同年读到多识教授于1993年和1994年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的连载论文《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笔者以为多识教授的研究将藏汉民族同根同源的历史亲缘关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已基本解决。在仔细研读多识教授的论文和其他藏汉古籍的基础上,笔者的研究又有所进展。下面论述自己的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一、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Y——DNA染色体、藏汉古籍文献中关于藏汉同源的证据


王闿运《尚书笺》的《康诰》篇释“肇造我区夏”句云:“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地”。这里的“西夷”应是指西羌。多识先生指出:“藏语称汉人为‘嘉’,藏学家黄奋生先生说‘嘉’同‘夏’,此说很有道理。《集韵》:‘夏,举下切,音贾。’《释名》:夏,‘假’也。《辞海》释‘夏:1、中国之人也。2、大也。’这与藏语的含义完全相同,如‘嘉木’(‘夏人’即汉人),‘嘉兰木’(大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称呼是这两个民族最初接触时代的标志。从‘嘉’这个名称断定,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夏朝(公元前1786~前2205)藏汉民族已有交往。”①


藏族这个称呼出现有数十年,在此之前称为“蕃”。学界考“蕃”的来源有数种说法:


1)古代藏族宗教“苯”的音变。


2)源自青海唐古拉山脉一带的发羌,发和“蕃”古音近。


3)王忠先生在《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中说:“拉萨一带,古称‘博’,今为藏族和西藏地方的统称”。②


4)吐蕃王族源出西南夷濮,即“蕃”源自“濮”。③


5)亦有不少学者认为“蕃”源自古羌人中的“僰”,僰人从上古就分布在河湟、横断山区到云南一线。“僰”亦有学者认为是南方濮僚系统的民族,古代四川宜宾称“僰道”。“蕃”、“僰”古音近,含义也一致,都是“白人”的意思。笔者认为,从古文献上分析,“蕃”是松赞干布所在的山南雅隆部落的自称。因此,需要研究山南雅砻河谷蕃部落的来源。


1980年以来藏学界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吐蕃是源自西藏土著居民,与青海河湟一带的西羌,以及今四川藏区的各个藏族先民的古羌部落没有关系,更与中原和内地没有关系。但我们查阅大量藏汉古籍文献后认为这种看法实难成立。


出现这种看法,是与当时西藏发现新石器时代考古相关联,依据是新发现的拉萨附近的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器皿带有较多的地方特色,但他们却忽略了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间的明显联系。④关于西藏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属性,笔者认为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安志敏、苏秉奇等人的定性是科学的。考古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西藏细石器时代文化源于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细石器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此外,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也有密切的关系;拉萨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从考古学上讲,西藏基本上是属于中国考古文化的范围,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以及不久前印度北部山区发现的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等等,都是重要的例证。⑤


另外,据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血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藏民族属于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从而为藏民族的起源问题再次提供了新的科学信息和依据。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这是西藏的两位医学专家——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自治区级专家孙新甫和现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江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的。他们是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实验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的。⑥


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已经有了切实可靠的科学证据。2001年5月23日《北京晚报》载的《藏汉同根》一文中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生命院及美国德克萨斯——休斯敦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教授金力先生和他的几位合作者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的新的研究成果:通过DNA的研究,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远古时期,汉藏民族原本是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同一种群,只是在约五六千年前,由于子系的分离、迁移,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族和藏族。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共同祖先。因此,金力教授等的研究结果是:原始藏缅群体在五千年前离开黄河故乡。


他们在题为《Y染色体单倍型揭示指向喜马拉雅山的史前迁移》的论文中,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概括起来说,关于汉藏群体的起源和流布问题,在Y染色体单倍型分布上的遗传学证据为我们描绘了这样有趣的图景:汉藏群体的祖先最初来自东亚的南部。大约2万年至4万年前,Y染色体带有M122C的群体最终到达了黄河中上游盆地。关于汉藏群体最初定居的精确地理位置仍然是未知数。大约1万年以前,随着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在这个地区得到蓬勃发展。汉藏语系的两个子系的分离在大约5000至6000年以前。原始汉藏群体的一个分支,现在我们称作原始藏场群体的人们,离开了他们在黄河的故乡,向西然后又向南远行,指向了喜马拉雅的居住地。原始藏缅群体的这次远古迁徒,可能是沿着被称为“藏缅走廊”的路线进行的,这是从东南进入喜马拉推地区最经常使用的路线。这条路线从黄河上游地区开始,首先向西到达青海地区再向南进入喜马拉推,Baric分布继续向南运动,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喜马拉雅南部地区,形成了居住在不丹、尼泊尔、东北印度及业部云南的人口。


接下来,经过了可能来自中亚或西南、西北利亚的一个YAR+的群体的混合后,Bodic分支进入了喜马拉雅地区并且最终扩展到西藏。Burmese-lolo和karen两个分支则向南行进进入到西北、西南,并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最终到达越南、老挝和泰国。在过去的5000年里,汉藏群体的汉族分支则主要向东、向南扩展。


关于语言,语言学家早有定论: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所长潘悟云先生向记者介绍说:早在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就注意到了汉语和藏语之间的相似性。著名的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藏语系的概念。此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等先生的研究都证实,在周代汉语和7世纪的藏语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潘悟云所长进一步解释:7世纪藏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从这些文字可以推测到当时的藏语读音。藏族居住在雪域高原,与外地隔绝,语音变化比较慢。大量研究发现,当时的藏语读音大致相当于汉语上古的发展阶段,与上古汉语读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此外,从词族比较和形态比较诸方面都可以看出汉藏语之间的亲缘关系。目前语言学家们都认为,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的。


根据语言学家俞敏的统计,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就达500至600多个。⑦


下面以分子遗传学进行解释:金力教授的合作者即云南大学遗传研究中心主任肖春杰教授指出:如果说在蛋白质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是大炮,那么分子水平(DNA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就是精确制导导弹。分子遗传学是在分子水平(DNA水平)上研究基因的结构和功能以阐明生物遗传和变异的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人类基因组(DNA)中存在大量的非编码序列,这些序列的突变是近乎中性的。在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基因组以惊人的稳定速率积累着这类突变,比较研究相应的DNA区段的变异速率和序列间差异,可以获取无比丰富的进化信息,为人类起源、进化和人群的迁移提供遗传学证明。


肖教授介绍说,在研究早期人类进化和迁移问题上,对于Y染色体非重组区遗传标记的研究是目前公认的最理想的工具。原因很简单,我们都知道,细胞中的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人的每个个体细胞中含有46条染色体,在女性为22对常染色体和1对XX性染色体;在男性则是22对常染色体和1对XY性染色体。Y染色体仅为男性才有的。通俗地说,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其他染色体都来自父母两方面,并随机进行重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辨认,只有Y-DNA完完全全来自父亲。再通俗些说,如果两个男人共有一个远古的男性祖先,那么他们两个人的Y-DNA就应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分子遗传学检测到藏汉、民族有共同的Y-DNA染色体,因此,分子水平的遗传学分析显示,汉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肖教授又讲,Y-DNA也会有变化,但其序列改变是由突变引起的,而且这种突变率很低并且能够稳定地遗传。也正是由于这一点,Y-DNA可以忠实地记录进化事件。


金力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从中国、印度、泰国等地采集了31个群体的607名男性的DNA样品,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研究结果显示,在M122位点上,一种T到C的突变在几乎所有汉藏群体中都十分普遍(而这种突变在世界其他人群中是很少见的),由此显示了在同一汉藏群体中存在着很强的遗传姻亲关系。而且,在包括西藏和东北印度的喜马拉雅地区,H8——一种源自M122C的单倍型,有着极高的出现频率,表明了原始藏缅群体在向西然后向南的迁移中有着很强的瓶颈效应。由此我们推论,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祖先。⑧


他们的结论是:所有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不论从哪个学科、哪个层面上分析,藏族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西藏考古的情况。


迄今为止,西藏经研究者初步断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地点共有5处。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⑩但西藏这些旧石器均为地面采集的,缺乏原生地地层证据。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石器的形制、制造技术断定,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物。


因此,从考古学的背景上讲,西藏喜马拉雅地区只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出现人类活动的迹象。目前,在西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遗迹是在4000至5000年以前。具体讲,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的上限是距今4655±100年;而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晚于卡若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是3700至4000多年。这些考古学上的证据与金力教授等利用分子遗传学所作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位于青海和陕西之间的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上限是8000年以上,而昌都卡若遗址又与青海黄河上游的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里的迁徙痕迹是十分清晰的。


现在国内公认的夏王朝的起始年代约是公元前2205年(或2070年),即距今约4205年或4070年。如若考虑到先夏(三代以前理念中的中国)的巨型部落联盟时期,那么距今至少约5000多年。


这5000多年刚好是金力教授等依据分子遗传学Y-DNA上的证据,判断出原始汉藏群体的一个分支离开黄河上游故乡,向西然后向南,指向喜马拉雅地区迁徙的起始时间。


在有了上述考古学、语言学和Y-DNA分子遗传学的可靠证据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使用古汉藏史籍进行近距离对勘研究呢?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藏汉古籍文献的对勘比较,以研究藏汉同源的中华民族上古历史,因为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正如多识教授在其《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文中已经做了的工作那样,我们将沿着黄河上游的甘肃、陕西以及青海河湟地区、玉树、果洛、析支河首,四川甘孜、阿坝地区和西藏腹地大面积进行上古和中古藏汉氏族、部落、姓氏及各方面的全面比较研究,以探求藏汉民族真实的历史亲缘关系。


多识教授指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称呼是这两个民族最初接触时代的标志。藏语称汉人为“嘉”,“嘉”同“夏”,是夏的转音。根据笔者1987年在四川木里县的调查和上个世纪50年代初民改时语言学家的调查报告,木里县的藏族支系普米人称汉族为“夏”,发音很准。笔者随马帮在木里县境内行走了三个半月,对普米人进行了大量调查,其调查所得对本文的论证十分重要。笔者在《论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兼论中国文明、民族、国家三大起源,世界“民族”问题及未来》一文中已部分披露,现转载如下:


木里县北部是自称为“噶米”的藏族人居住,中部和南部是一种自称为“普米”的人居住,其中部和南部还有纳西族和少量苗族居住。“噶米”、“噶”是自称,“米”是“人”的意思。从藏文文献看,噶族人是“矮人”六部落之一,是木族的外甥。噶族人是由一个木族女子所生,是组成藏族的一个主要部落。噶族人分布很广,在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藏区的理塘县和木里县北部均有分布。木里县北部的噶米藏族很自傲,因为他们高大勇敢,他们对中部和南部的普米人很看不起,不认为普米是藏族。“普米”之“普”是自称,意思是“白色”,“米”是“人”的意思。从我们的田野调查来看,木里县普米族的上层(主要指干部)都认为自己是藏族,但广大下层的普米群众都认为普米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不是藏族。木里县境内的普米人和云南省宁菠县的普米人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宁菠普米人被识别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即我国56个民族之一,而木里县境内的普米族被划为了藏族。木里县境内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院木里寺是全县最大的寺院,是宗喀巴的弟子到木里普米人处传教后由普米人兴建的。木里土司八尔家是普米族人,在西藏被称为“木里杰布”,意即“木里王”。普米人是木里地方最早的土著居民。噶米是后来从北部迁到木里来的。木里寺和土司八尔家族曾在西藏上层和三大寺里很有地位和名气。


据国际著名的藏语言专家胡坦教授讲:“木里北部的噶米是操藏语康巴方言的藏族。而普米语与拉萨话差不多”。普米是指“白人”的意思,而卫藏等地人也称自己是“拍(蕃)米”,也是“白人”之意。“普”和“拍”发音几乎一样。我们知道康方言与拉萨话区别是很大的,而普米语与拉萨话却惊人的相似。我们刚到拉萨时,一些足不出户的拉萨人认为康巴人不是藏人,他们狭隘地认为,只有拉萨人或卫藏人才是真正的藏族,而在木里操康方言的噶米人却认为操与拉萨语非常相近的普米语的普米人不是藏族。这些现象在文化人类学上是非常有趣的(如上述)。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等的研究证实,在周代的汉语与7世纪的古藏语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下面我们将介绍的普米古歌《我们的故乡在嘉朗(纳)》等中透露出普米人与汉民族先祖夏王朝间惊人的密切关系。


多识教授指出:“当今研究藏汉历史文化关系的大多数人,纵向只注意元明清三代,最多上溯到唐蕃联姻,似乎这以前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相互没有关系;横向只着眼于西藏或者曾经属于吐蕃的这部分藏族,而忽略了许多族源和语言民俗等广义文化特征方面完全属于藏民族范畴的历史上许多部落和民族。这种对历史缺乏整体观念,人为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只把眼光放在某个历史断层侧面上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藏汉民族关系的认识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限于种种偏见,而却忽略了这两个民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千丝万缕的重要关系。如果抛弃种种偏见,开拓视野,充分利用藏汉双方的历史文化资料,把研究的领域放宽到全部历史文化的范畴,就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要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首先要了解现代藏人和古代羌人和汉族先民之间的关系……由于大多数人不了解藏羌关系,不了解‘羌’是古代藏族的名称,在藏族的族源上产生了种种说法,完全忽略了从大量的藏汉历史资料和众多文化现象中足以证明藏汉民族在血缘和文化上存在的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了解藏汉历史亲缘关系时首先了解藏羌关系非常重要。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藏族的历史渊源和藏汉民族之间的历史亲缘关系便一目了然了。根据笔者多年自己对藏汉文史资料和众多文化现象的对比研究。确认‘藏’和‘羌’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并由此进一步得出藏汉民族在人种族源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样一个重要结论。”[11]


汉藏同源是汉唐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传统结论。笔者曾讲:“多识老师的研究结论,与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巨匠,例如王国维的弟子,己故教授,甲骨文专家,中国古代史专家,原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中舒先生,还有已故古藏史学家任乃强老先生,还有写《羌族史》的冉光荣先生、李绍明先生、周锡银先生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藏出自羌’,藏羌同源,汉羌同源,藏汉同源,这是中国古代史的众多学者长期以来依据大量藏汉文献的证据,得出的一个长期的结论。现在又有了生物遗传学在基因上的证据。”。[12]


上个世纪80年代,郭元兴先生用《山海经》、《周穆王传》、梵文典籍《孔雀经》和古波斯文经籍等进行对勘印证:从上古地理的里距方位和语言区划等角度的严格考释中,证实《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崇吾之山——轩辕之丘”间的山系大部在今西藏境内,尾部延伸到今中亚瓦罕以南一带。论证出于我国西部与上古中原夏王朝同宗的上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国在今西藏西部和阿富汗之间。而此处又正是古支那国、西王母和藏文文献中的古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地理方位。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即华夏民族的古昆仑之丘,为黄帝下宫。黄帝来自西藏西部。在太古唐虞之世,藏汉两个地区完全是统一的。藏汉民族同宗同源,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13]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在尼泊尔考察时所发现的资料证明了尼泊尔以北的地区为“支那地”、“象雄、羊同和女国”。[14]与上古汉文文献记载完全勘合。


而周绍良先生对郭元兴的评价是:“郭元兴同志的《<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文章首先解决了历代从未引起注意的《山海经·西次三经》的错简问题,然后利用中国古籍、印度古籍、佛教典籍及西方古地志,从语言学及地区、方位等角度对《山海经》所载的西荒地理作了详尽的考证。指出《山海经》的记载竟然与今天的西藏、印度、中亚等地区的山水实貌丝丝相扣,这是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成果,相信必定会引起研究《山海经》及古代地理、历史的诸位学者们的重视。”[15]


夏、周两个朝代都是来自西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古羌人进入中原建立的。《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关于炎帝,《太平御览》载:“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今四川西部),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嘉陵江上游的一支流),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根据现代民族学家的田野实地调查:现在四川阿坝州嘉绒藏族(即古代牦牛羌之后裔)家中供奉的大神就是“牛首人身”。[16]这正是炎帝族的图腾。该图腾和产生的地望数千年未变,这绝非巧合,是藏汉民族同宗血缘纽带关系在人类学上的证明。


多识教授指出:在藏族古文献《五部遗教·神鬼部》记述的“年”图腾共有七种:1、人身羱头的年陶杰瓦;2、人身公鸡头的年藏托杰;3、人身牦牛头的年喀羌杰;4、人身蛇头的年喀祝本;5、人身牦牛头的年酋共公;6、人身虎头的年达托杰;7、人身猴头的年折达瓦。其中第五位“人身牦牛头的年酋共公”与炎帝的形象完全相当。[17]


多识先生还认为:炎帝是藏族“年”人祖先。炎帝的“炎”的含义,一是炎热——火德;二是姓氏,如《列子殷汤篇》称:“楚之南有炎人之国”。“炎”字的古读音与“念”、“年”相同,读nian,在陕甘一带的汉语口语中仍保持着“炎”字古读音即发“炎”为“念”或‘年’。《辞海》释“年”说“姓也”;齐太公后有“年氏”,《路史》、《明史·年寓传》云“本姓严”,后讹为“年”。这足以证明“严”、“年”同音,由此也可以得知“炎”、“年”同音。藏文的意思:一是动物名“羱羊”即盘羊;二是指炎热,如热症(炎症);三是威严、凶猛、残暴等义;四是姓氏,如松赞干布时代的(年国和松巴国)。[18]


《藏汉大辞典》对念或年的解释相当全面准确,其谓为盘羊;西藏古代一氏族名;妖厉;能使人畜遭受瘟疫的一类凶恶地神名。”“念”或“年”正是以羊为图腾的部落,即羌人。羌,《说文·羊部》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并声”。《山海经·西次三经》载:从积石山、崇吾之山、长沙之山、不周之山到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稷米。”积石山即藏族称的阿尼玛卿山(意为母亲山)山系,位于青海和甘肃交界处,与青海省的河湟地区毗邻。这些山系从青海省的东部一直延伸到西藏腹地,其山神皆人面羊身。根据上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在青海地区的田野调查,从民间巫师处得知青海省境内各山系的许多山神其形象都是人面羊身。这印证了《山海经·西次三经》的记载,是西羌人的图腾。而青海省东部的汉藏交接处是西羌人和夏王朝的起源地之一。


就西藏地区而言,多识先生指出:“如‘年(盘羊)’种的图腾神山中的主要两座神山就在西藏。一座是坐落在西藏中部纳木错南边的念青唐拉雪山;一座是横贯西藏中部,西起当雄,东至昌都八宿的念青唐古拉山脉,除此之外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也有一座称为“阿弥年前”的大山。在年(念)神系列中牦牛图腾的神山在西藏山南琼结县境雅砻江地区,号称‘雅拉香波’”。[19]


从《五部遗教·神鬼部》中我们得知以羊为总图腾的西羌,还有以鸡(鸟)、狼(犬)、蛇(龙)、牦牛、虎、猴等为子图腾的各种氏族部落。


夏禹帝,据《史记·六过表》载:“大禹兴于西羌”。徐中舒先生讲: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落在黄河上游完成的一个统一大国。


《太平御览·帝王世纪》云:“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谯周《蜀本纪》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石纽之所在《括地志》中曰:“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石纽之地望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县的石鼓乡。因为这里是大禹的出生地,羌人对此地非常敬畏。


徐中舒先生在为《羌族史》作序中指出:“魏晋之际常璩作《华阳国志》,他说汶山郡广柔县(即今四川松理茂地区),有一块方百里的刳儿坪,就是大禹诞生的圣地,羌人相戒不敢在这里居牧,羌中有过失之人逃避其内,便没有人敢去追捕。三年之后为人所得,大家也要予以原有。我们如从民俗学考察这个圣地的来源,就是追溯到夏王朝的开国时期也不至于有人能拿出证据来说他不对。”


从上述古文献的引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炎帝族和夏禹族都是从横断山区的汉藏交接处北徙上溯,从洮河流域到达今甘青陕的黄土高原上,进而发展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


西藏的旧石器和细石器文化源于我国华北地区。西北的情况大体相似,只是年代要早得多。细石器文化在欧洲、非洲和中亚都有,但分布于我国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和内蒙的细石器与它们却不一

样。在石料选择、形制特征技术上我国的细石器文化基本相同,自成体系。考古学家认为,我国的这种细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我国华北地区,最早在山西省许家窑旧石器时代,就见到了细石器。经测定,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十万年前。更后,如距今三万年左右的山西朔县峙峪,距今一万八千年的河南安阳小南海等旧石器遗址中,细石器趋向成型,工艺特征比较清楚。经过长时期发展,形成比较成熟的工艺传统,逐渐流行在黄河流域,并进而影响到我国广大地区及蒙古、西伯利亚、日本、阿拉斯加等处”。[20]甘肃、青海、宁夏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距今十万年以上,并源于华北地区。


西北的新石器时期遗存以发现大量彩陶为特征。这些彩陶文化尤以甘肃仰韶彩陶文化为代表。甘肃仰韶彩陶文化受中原仰韶文化强烈影响,是在与中原地区及西北其他地区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其本身是中原地区与其他西北地区文化联系的中介。


甘肃发现的彩陶文化大体可分属三个系统:一是秦安大地湾文化(前仰韶文化);二是仰韶文化;三是马家窑文化。秦安大地湾文化大约是距今七八千年前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主要分布于渭河中下游;仰韶文化大约是六七千年前的遗迹,以河南绳池仰韶村命名,其分布十分广阔,主要在中原地区,甘肃境内则主要发现在甘肃东部和东北部的泾渭流域;马家窑文化又称甘肃仰韶文化,较中原仰韶文化晚,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交界的河(洮河)湟流域,具体讲是“以河湟为中心,东起渭水流域的天水;西至青海省南、河西走廊的武威;北至宁夏南部、甘肃会宁;南达四川汉川县的广大区域。”[21]这三种彩陶文化虽时代不同,但时代上相互嬗递,地域上有重叠,文化内涵上有相当继承关系,例如“马家窑类型遗存的主要特征确是承袭了许多沟——石岭下类型(仰韶文化中期、晚期类型)的因素”。[22]


马家窑文化以后,甘肃还有齐家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这些文化系统遗存的分布是逐步向西。齐家文化的中心地区仍在洮河流域,陇东亦少量发现,而火烧沟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的遗存则逐渐西移,遍布于青海和河西走廊。青海地区的文化类型仍有其特殊性,如以湟中县卡约村命名的卡约文化就是一种具有青海地方特色的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订齐家文化在西部的发展形成了卡约文化;在东部的发展即形成了寺洼文化。


考古学界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是汉族先民的遗存,而齐家文化以后在黄河上游地区出现的几种文化类型,例如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则被认为是古代羌民族的遗存。[23]例如张广立先生就认为:马家窑文化就其文化性质和根本内涵来看,应属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但它的半山、马厂类型出有“被发覆面”的彩塑人头像彩陶壶,以及马家窑类型中有骨灰罐出土,这对以后活动在这一地区的羌族的形成,特别是对羌族披发、火葬等习俗的形成,显然不无影响,至少是有着密切的文化沿袭和影响关系。[24]


笔者认为在上古羌与华夏是一体,只在三四千年以后才分开出来,而且西羌是汉民族的西部文化和血缘的源头,自可称为羌系的华夏集团或华夏系统中的羌民族。


二、西藏诸羌、蕃通过河湟甘陕之羌夏与中原夏商周三代及汉唐诸羌夏汉间建立其血缘、文化等紧密纽带关系


成就黄帝的姬水,学术界大多考订在陕西的渭水;而炎帝所居的姜水在嘉陵江上游的两支流即白龙江、白水江一带。一南一北,两族居地非常靠近,累世通婚。刘起钎先生指出:“整个西羌区域内,可基本以渭水向西北斜接洮、湟一线,为氐、羌二者的粗略分界线。渭以北迄河西走廊大抵为古代氐族区域,渭以南的陇西、青海以迄川、藏大抵为古代羌族区域。至于氏族区域有时也称羌,则是沿用其族的共名,因氐原属羌的一种……”[25]华夏文明是从这一西羌区域发源的。


夏是羌人,汉文史籍并不讳言。下面讨论夏与羌的关系。在《尚书·立政篇》中,周公告诫成王曰:“整顿你的军队,踏着禹的遗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没人不降服。”足见夏朝的开创者禹的武功为后世所推崇。夏朝的部族主要是羌人,夏与羌的联合及战争亦是经常的。正如吐蕃是在兼并了羌人象雄和女国苏毗而发展起来的,夏也是兼并群羌之中发展起来的。从夏禹至桀17帝共14世,据《竹书纪年》载共472年,即公元前2072年至前1600年。


夏王朝的472年中,主要是依靠西部的群羌为后方向东部及中原发展的,当然主要面临与东部夷人的战争。因而大量羌人和夏的方国,例如昆吾、韦、顾等迁往东方,以拱卫夏王朝。


以夏为中心的羌人部族从黄河上游不仅东进中原,也向西、西南和南方迁徙。向西到青海、新疆,向西南则通过青海进入西藏,南则经过横断山区进入四川、云南,再通过长江流域进入两湖地区。


《尚书》和《禹贡》中记录了夏禹修路治水的事件: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即青海果洛的阿尼玛卿山)开始,到达龙门山,再向南经华山向东到底柱山,向东到孟津,经洛水到达黄河。从嶓家山开始向东疏导汉水;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从鸟鼠洞穴开始疏导渭水;从熊耳山开始疏导洛水;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淮河等。上述地区大都处在青海、甘肃、四川藏区和陕西,有一些地带已经非常靠近西藏的东北区域。总之黄河和长江上游是西羌的中心地区。《禹贡》中记录有大禹沿九条山脉修筑贡道(道路)的历史,其中第五条:“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西倾山在甘肃、青海交界处,位于阿尼玛卿山的北侧,海拔4000多米。朱圉山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太华山又名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西南,古称西岳。《禹贡》又曰:“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绩。厥土青黎……厥贡谬、铁、银、镂、砮、磐、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千沔,入于渭,乱于河。”(桓、桓水即白水,《水经注》:“白水自西倾山,流注汉水。”今名白龙江。这里正是炎帝族的姜水,是炎帝族的世居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华山南部到怒江之间是梁州,岷山、嶓冢山治理之后,沱水、潜水也已经疏通了。峨嵋山、蒙山治理后,和水一带的民众也取得了治理的功效。这一带的土是疏松的黑土……这里的贡物是美玉、铁、银、镂,以及做箭镞的石头和磐、熊、马熊、孤狸、野猫。织皮和西倾山的贡物沿着桓水而来。进贡的船只从潜水,然后离船上岸陆行,再进入沔水,进到渭水,最后横渡渭水到黄河。”梁州和西倾山来的贡物,是要送到今山西西南部的夏都去的。据史籍记载和我们的实地考察,西倾山应该是夏、商、周三代育良马的地方,是提供战马(河曲马)的主要区域,当然是由西羌为其提供。


问题在于《禹贡》的记载有多大的真实性?笔者认为基本上是真实的,至于这些贡道在夏代存在的时间有多久问题上,我认为,夏强盛之时这些贡道可能是畅通的,贡物也能源源不断地送来,但夏内部一旦有问题即一有内乱,地方部族的势力就会阻断贡道。因此,即使在夏代此贡道畅通的时日不会太久,或许依据夏的势力之消胀而时断时通。


公元前1600年,商朝推翻了夏朝。徐中舒先生指出:“汤灭夏后,虞夏两族相继西迁,夏称大夏,虞称西虞。虞夏原是古代两个联盟部族,夏之天下,授自有虞。夏既灭亡,虞亦不能自存,所以他们只能向同方向逃亡……”[26]夏虞从中原向西方的逃亡,只能是逃向自己在西方的祖居地,去依附炎黄在那里的遗族。而西土炎黄族的遗子们还在往西慢慢迁徙。


汤灭商后,夏族的分布格局是:许多夏人走不了,大量留在了中原,一些反抗者被征服后成为商人的奴隶。夏人王族中的核心部逃往西土祖居地,去依附那里的亲族——昆仑的黄帝旧族西王母国,还有牛图腾国的炎帝故族。而这些亲族由于受到商灭夏的冲击,也正向西、西南和南方迁徙。至于昆仑、轩辕氏、西王母的所在地,后面再讨论。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奴隶主政权。《竹书纪年》曰:“诸侯八译而来者千八百国。”[27]葱岭以西五百里的“渠搜国”也经常来商都朝贺。西戎、氐、羌都向殷商臣服。羌与商王朝关系密切。《诗·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当时,羌的疆域广大,北面和鬼方、吕方为邻,东面有沚(河南陕县)、吴、易、雀、犬、周等国,东南近击和蜀。大体说,占据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省西部。[28]向东已达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北一带。[29]


《羌族史》认为:从现有的甲骨文资料分析,当时的羌人可能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为“北羌”;二为“马羌”,商对羌地的“方国”或部落,称之为“羌方”。商朝对邻近臣属的部落,常常依据他们原来之名号,给予侯、伯等爵位。如封井方为井伯,犬方为犬侯,虎方为虎侯,羌方被封为羌伯。[30]羌在商朝方国中的地位颇高,有的卜辞把它作为“四邦方”之一。


羌对商是时而臣服时而反叛。因而与商王朝战争频繁且历时最久的就是羌方。商朝对羌用兵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方国。如武丁时曾一次调集一万三千余名之众。《周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31]《后汉书·西羌传》亦载:“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这说明羌的势力很盛。商在战争中大量捕获羌人做奴隶,并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来作为祭祀神鬼和宗庙的人性。


卜辞记录:“龙其执羌?”(乙。3017)“龙来氐羌?”(河。626)是龙将被俘羌人赠送给商王朝。龙与羌靠近,商王朝曾对两者一并用兵,“贞,□弗其□羌龙?”(铁。105.3)从之看,龙应是西羌中的一支。


夏朝时周族活动于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其首领不窑为夏朝农官。夏未致乱,不窑弃官,率族人“奔戎狄之间”。[32]其迁居地在今甘肃省庆阳县。周族在不窑之孙公刘时开始兴旺,又东迁至豳(陕西旬邑县)。从公刘至古公亶父凡十代周人都住豳地。殷商时期周族已迁至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周人最初以游牧为主,后转为农业。传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因野外踏了“巨人足迹”,遂生一子,以为不祥,曾欲丢弃,其后乃名曰“弃”。他好耕农,为尧农师,封于有邰,号曰后稷,姓姬氏。周人的农业是在受到姜人的积极影响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大雅·生民》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迳直把姜嫄也作为周人的始祖。这里明显有母系社会的因素和观念。


《诗·绵》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爱及姜女,聿来胥宇。”岐山位于渭水河谷,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很好的农业区,使周人的农业得以发展,而姜水即在岐山东南。周、姜毗邻,又娶姜女为妻,后称太姜,周和姜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古公亶父受到戎狄侵略,无力抵抗,率族人和亲近奴隶迁居岐山周原。豳和其他地方的自由民说古公是个仁者,都扶老携幼来归附,人口比居豳时更多。古公在周原筑城郭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周国,并在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终于强大到了足以翦灭大国商的地步。


周人在岐山取得划时代进步的原因之一是周得以与母族姜人相邻,姜是周人的主要依靠力量,故相互结合为婚姻联盟。周王累世娶姜女为后,一直继续到周王朝的没落时期。这种关系在周代的政治生活中长时期起着支配性作用。季历时周日渐强盛,商王不得不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周势力继续扩大,文王时不仅保持了西伯名号,还“受天命”称王,准备灭商朝。


西周王朝是由姬姜两族合力建立的,从文献中看出,这互为婚姻的氏族是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形成了。姬姜两族的渊源,在《尚书》诰词中周人称自己是夏人,例如,《康诰》:“肇造我区夏。”《立政》:“我有夏、式商受命”。姬是黄帝族的姓;姜是炎帝族的姓,有共工、四岳、部、伯夷等。《国语·周语下》曰:“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日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半民人也”。《左传·哀公九年》曰:“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又《说文·邑都》曰:“伯夷父生西岳(系四岳之讹),西岳生先龙,先龙始生氐姜,乞姓。”刘起舒先生指出:从文献上看,姬姜的族系渊源,已循夏禹、四岳两族历黄帝、炎帝两族,再追溯到少典、有蟜两族了。再追溯更远,就是古代的氐羌族。[33]


周羌灭商是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商实行包抄而逐步完成的。周本是羌人中的核心部族和方国,与羌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以羌人区域作为周的大后方,取得了充足的人力、物力等后备,使周在渭水流域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周通过艰苦努力,终于战胜并驱逐了鬼方在晋南的各支系,打开商都西面的外围,直接威胁商王朝的安全。同时,周人又利用渭水河谷南褒斜,通江、汉、巴蜀的有利条件,大举向东南一线扩展。王季时,周人在江汉流域建立了许多姬姓小国,其势力远及吴越地区.并与东夷建立了联系,对商形成了夹击之势。周、羌联盟广泛团结了商朝以外的各族力量.终于形成了灭商的条件。


公元前1046年春,周武王率西方八国: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的军队,“率兵车三万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封。”[34]《牧誓》中武王对八国士兵表示敬意和慰问时称:“逖矣,西土之人!”意思是:啊!很远西土之人。”这支克商联军中羌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顾颉刚先生考:此八国中羌、微、卢在渭水及河水流域,其他五国在汉水流域。[35]笔者认为,顾先生此考可能只正确了一半,另一半后议。


出身西羌的周人灭商统治中原后,除分封周姓姬的诸侯国如鲁、晋、郑、卫等外,也大封其母族姜姓的诸侯国,如齐、许、申、吕等,其中齐封在山东,许、申、吕封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在整个周代姬姓国与姜姓国仍屡世通婚不绝,直到周亡。姜姓势力在周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直到西周末年依然十分显著。例如在西方羌人中的姜姓申侯国仍是强有力的,河南南阳戌守之申国乃是其分迁的一部分。《国语·郑语》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缯与西戎方将德申”。说明西戎和缯都要受申侯节制。周幽王时,因娶爱褒姒而立其子伯服为太子,废申后及原太子宜臼,引起申后之父申侯的强烈不满,遂联合缯及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并在申侯主持下,共立宜臼,称平王。公元前770年,平王即位,东迁洛阳。西周告终,东周开始。由周、姜内部纷争,周的统治更加削弱。


刘起钎先生指出:“由此,姬姜两族就成为统治华夏大地的周王朝的两个主族。直到东周以后……主宰华夏大地的姬姜两族才逐渐势衰。”[36]


现在谈姜氏戎。本炎帝、四岳之后,与齐、吕、申、许等同为姜姓。所以称为戎者,极可能是未入中原而生活在戎区的姜姓的一支,故曰姜氏戎。《帝王世纪》引《传》曰“大禹出西羌”。章炳麟先生《序种姓》指出“羌即姜”。而姜为四岳之后,四岳是“九州之戎”的一种。所以,《潜夫论·五德志》称禹为“戎禹”。顾颉刚先生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中指出:禹最初是九州之戎全族的宗神。九州之戎实际上是西方戎族的总名,他们的居住地九州是中国西半部的一个大地名,其境大抵西从今陕甘二省交界处起,北由陇山,南抵秦岭,东达嵩山,而以晋境为其主体。[37]《左传·昭四年》载此九州地境:当时楚向晋求霸,晋侯以晋国有九州之险和冀北之马可恃,而不肯妥协。从《春秋·左传》中看到九州之戎处在晋地者有骊戎、条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北戎、茅戎、东山泉之戎、允姓之戎、姜氏戎等。因此,刘起舒先生赘出:“春秋时,华夏族的晋人和戎人还这样交错地杂居于晋境,那么先夏时期,这里的戎人和夏人杂居情况更可想而知了”。


关于姜姓的“四岳”族之得名,顾颉刚指出:因其最初居在四岳山即陇县的吴岳群山。后来晋南也有太岳山,是四岳族随九州桩戎居晋境移来原山名,后来更演变成国的四岳、五岳。而与禹有不可分割关系的九州也演变成禹划天下的九州,禹也由戎之宗神演化为全土共戴之神禹,更演化为三代之首君。


周代建立的姜姓诸封国还有纪(今山东寿光)、向(安徽怀远)、州(山东安丘)、鄣(山东东平)、厉(湖北随县)。地域上分布很广,确实起到了屏藩周室的作用。


西周后期,同为四岳之后的姜氏戎活动于今山西介休一带,并与周王朝发生战争。《国语·周语》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千亩之战,王师覆灭,周王仅以身免,加速了西周的灭亡。说明此时的姜氏戎是非常强盛的部落集团。


东周以后,属姜氏戎系统的伊雏之戎、陆浑之戎(阴戎)等乘西周之亡而东进,在中原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公元前660年,魏公败犬戎于渭汭。渭汭在今华阴县,此时戎狄已进入关中。公元前658年,虢公败戎于桑田(今陕县),戎狄继续东进。公元前649年,扬拒、泉皋、伊雏之戎伐京师入王城,横行中原。


一些大国主动将陆浑之戎大量向内地迁徙。《左传》载:公元前640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杜预注云:“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至今为陆浑县也。”伊川在今河南嵩县一带。


姜氏戎、陆浑戎或阴戎均来自瓜州,瓜州一说在敦煌,近人考瓜州是四岳九州所在地,今陕西凤翔县一带。


东周以后,以羌主体的诸戎大量涌入中原的广大地区。此时,除甘肃的渭首有狄、(本字无法显示:“豸+原”)、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外,分布在陕西和河南的陕西凤翔有畎戎、洛川有大荔戎、渭南有骊戎,河南伊洛间(洛阳县西南)有扬拒戎、泉皋戎(后为姜氏戎所灭)、嵩县有陆浑戎(又称姜氏戎、阴戎及九州戎)、颖首以西(临汝县西南)有蛮氏戎(又称茅戎),山东戎州(曹县)有已氐戎。这些羌人与诸夏各国互相冲突和盟会,逐渐为晋、楚、秦所融合。例如,公元前585年晋率伊雒、陆浑之戎伐宋;公元前559年姜氏之戎参加中原诸国会盟;公元前525年晋灭陆浑之戎;公元前445年秦厉公伐义渠,虏其王。


藏史专家黄奋生先生指出:“秦人本出身羌人,在西周孝王时,秦的祖先非子(公元前884年?)为周室养马有功,被封给一小块土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当了周室的附庸。”“秦”字可能由“羌”字变音而来。“秦”字从“禾”,大抵在非子的时候秦部落已进到农业经济,加上受周人文化的影响,逐渐变成了华夏族系的一员。[38]秦人传说中的祖先胥轩被称为“戎胥轩”,至中潏时“在西戎,保西垂”,[39]西垂在今天水以南,古代为西戎地。秦族统治者与申长期结为婚姻,秦申曾共同为西戎之共主,周宣王时西戎杀秦仲,秦始与戎不和。后来秦逐渐东迁且大量吸收华夏文化,成为诸夏之一。[40]最近考古学界在甘肃天水西部很偏僻的地方发现了秦祖先的墓地,证明秦人出身于群羌。[41]


公元前688年,秦武公伐邽(今甘肃天水县)、冀戎(今甘肃甘谷县),秦的势力扩展到全部渭水流域。公元前623年秦穆公得到羌人由余部落的协助,向西开地千里,西戎八国臣服于秦。其时,“自陇以西有绵诸(甘肃天水)、绲戎(陕西凤翔)、翟(甘肃临洮),(甘肃陇西)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秦之北)、大荔(陕西大荔县)、乌氏(今甘肃平凉)、昫衍(今宁夏宁武)之戎。”[42]都成为秦的附庸。公元前461年秦厉王灭大荔羌国。“公元前444年秦攻甘肃东部义渠国,俘其王(本字无法显示:“门+仓”)。到战国后期即公元前272年,秦昭王起兵灭义渠王国,设置陇西、北地、上郡。


《后汉书·西羌传》载:“羌无弋爰剑者,秦厉王(公元前477年~前444年)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黄河、赐支河、湟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古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后汉书·西羌传》又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本字无法显示:“豸+原”)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午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午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侯,北都众狄,筑长城以为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存蜀、汉缴北,前史不载口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


这里提到“发羌”,涉及到了吐蕃的由来(族源)。我国学术界有不少人持吐蕃源于“发羌”说,例如,顾颉刚、姚微元、方国瑜、贡乔泽登等。亦有持不同意见者,例如,1988年格勒博在《中国藏学》上发表有《藏族源于发羌的几点质疑》,格勒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现简要概述如下:汉文和藏文史籍文献没有明载吐蕃源于发羌。而持同意者的依据是:“蕃”与“发”近音;两者居地和发生发展的时间都很近。因而,判断吐蕃源于“发羌”。发羌的来源依据汉文文献是爰剑曾孙忍的季父印于“秦献公初立,兵临渭首,灭狄、(本字无法显示:“豸+原”)戎,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这就到达了青海省西部果洛、玉树一带,甚至也到达了西藏的东北部一带。时间在381~361年左右。《后汉书·西羌传》中还有一段史料: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三年(101年)护羌校尉周鲔和金城太守后霸率领3万人马与迷唐羌首领作战,“迷唐遂弱,其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这段文字证实了发羌在西藏东北和青海西部,但这个位置距吐蕃发祥的山南雅砻河谷还有几千公里之遥。或许持吐蕃源于发羌者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代民族的迁徙不可能全部进入史籍记载,没有能进入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亦不在少数,漏载的东西更是不可胜记。


格勒博士指出,唐代史家在《通典·边防典》中记述吐蕃时云:“不知有国之所由”。五代后晋的刘昫在《旧唐书·吐蕃传》中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宋代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虽然提到“发羌”在黄河源头及以西之事,但并没有把“发羌”和吐蕃联系起来,而是慎重地指出:“前史不载口数”。而宋代王钦若等的《册府元龟》中却未提及吐蕃是“发羌”之裔的问题,相反提出了“南凉秃发樊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于是同一朝的两部史籍中出现了显然不同的观点。


从上述古文献中,有一点是基本可以搞清楚的:“发羌”是(本字无法显示:“豸+原”)戎,“(本字无法显示:“豸+原”)”是“盘羊”,即羊作图腾崇拜的羌人部落。


但是讨论到此,要完全否定吐蕃不是源于“发羌”还没有决定性的硬证据,因为历史疏载的东西太多,吐蕃源于“发羌”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


格勒博士进一步指出,“古代与藏族发生联系的羌人并非‘发羌’一支:据汉藏两种文字的记载来看,藏族的先民很早以来就和许多古羌部落交错杂居,共同繁衍生息在千里青藏高原上。”


下面首先介绍隋唐时期出现于史书上的古羌人部落。


(1)“苏毗”藏语中称“森波”或“孙波”,正如《新唐书·苏毗传》所云:“号孙波”。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传纪篇记载:苏毗部落早在吐蕃始祖赞普鹘提悉补野时代,就居住在吐蕃周围,到了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塞时代,苏毗与吐蕃东西为邻,南北对峙,来往频繁,而且所据地域甚阔,按王忠先生考证:苏毗最强盛时之地域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南,西接印度,东北伸人青海玉树自治州一带。几乎包括了藏族的大部分地区(笔者注:苏毗是母系社会之女国)。


(2)“羊同”有大小羊同之分,是以游牧经济为业的一支古代羌人部落。《唐会要·大羊同国条》说:“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贞观五年十二月,朝贡使至。十五年闻中国威议之盛,乃谴使朝贡。”(待续)



注释:


①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载《西北民族学

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


②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田小岫:《吐蕃王族族源新考》,载《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


④⑤⑥参见龙西江:《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


⑦见俞敏:《汉藏同源词谱稿·续》,载《民族语文》1989年第2

期。


⑧⑨王鸿良:《汉藏同根》,见《北京日报》2001年5月23日第9版。


⑩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85页。


[11]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


[12]伍义林、多识、龙西江:《汉藏文化同源》,载《新华文摘》,2001年第11期,第135页。


[13]郭元兴:《<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

志》,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南亚研究增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2月版。


[14]见Tucci Preliminary: Report of Two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Nepal, PP.92-105.


[15]同注[13],见其前言部分。


[16]邓庭良:《甲戎与牦牛羌》,载《社会科学战略》1994年第2期。


[17][18][19]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二),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


[20]王炳华:《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8期。


[21]参见戴春阳:《试论马家窑文化的渊源及有关问题》,载《西北史地》1988年第8期。


[2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文物工作队编《甘肃彩陶·前言》,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23]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

第139~153页;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317~320页。


[24]参见张广玄等著《黄河中上游地区出土的史前人形彩绘与陶塑初释》,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25]刘起钎:《周姬姜与氏羌的渊源关系》,见《华夏文明》(第二集),北京大字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13页。


[26]徐中舒:《夏史初曙》,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27]《竹书纪年》卷上,四部丛刊本。


[28]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


[29]李学勤:《殷代地理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78

页。


[30]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8、19页。


[31]《周易·既济》,第93页。


[32]《史记·周本纪》。


[33]见注[25],第6页。


[34]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35]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篇》、《牧誓八国》。


[36]见注[25],第3页。


[37]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见《古史辨》(第七册)。


[38]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

10页。


[39][40]《史记·秦昭襄王》。


[41]《光明日报》,2002年。


[42]《史记·秦本记》。


[作者简介]龙西江,研究员,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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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西藏研究 2004年第一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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